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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课题，作为外发型现代化的代表，传统文化在西方文明的碰撞下产生的“疼痛”是持久的。本文作者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四次反思，提炼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最后提出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矛盾的最终出路。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化；文化反省；综合创新
中图分类号：G0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261-02
一、几个概念的阐述
文化是一个包括广泛内容的综合体，它既是历史传统的积累，也是现代经济生活的表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最早是指统治者对天下人以文教化，与以武力征服相对立。《易》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说治国者必须观察天道自然规律，以明了时序的变化，又必须观察人伦社会规律使天下人均能遵守文明礼仪，做到行为符合规范。到了汉代，“文化”成为相连的常用词，多为以文德治天下之意。
“传统文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与“现代化”、“现代文化”相对应的。传统文化属于过去，属于前现代化的那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为依托的社会形态，是从过去的历史发展而来的。传统文化的观念、原则、形式、体制等等，都带有自然经济时代人们实践活动的特征和印记。而所谓现代化，首先就是要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传统文化里面走出来，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世界。就是说，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抗。因而，现代化一开始启动，就面临着与传统文化的尖锐对立、矛盾和冲突。
所谓“现代化”，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全面地改造自己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过程。现代化开创了新的生产方式，改变了社会物质生产的面貌，同时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因此，现代化是一种“宏观社会变迁”，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全新时代。在现代化变迁中，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全新的文化形式。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立、对抗、冲突，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普遍性的文化矛盾。这个文化矛盾在中国近一百多年历史中表现得特别突出；特别明显、特别尖锐、特别激烈。
二、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反省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自从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在炮火中逐渐清醒并深刻反思自己的文化，近代以来的文化反省先后共有四次：
第一次文化反省，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主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化。从那时起，中国人开始承认自己在枪炮、技艺、练兵之法等方面落后于西方，但在政治体制、礼仪文化方面认为不必向西方学习。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层为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论的核心精神就是不改动国家的根本的传统体制，以西学来弥补中学的不完美，因此，它仅限于学习西方文明的表层的东西。更由于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具有的封建性、依赖性、买办性，就决定了他们很难学到西方真正先进的东西，这次文化反省也逃不了枯萎的命运。
第二次文化反省出现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主要学习西方的制度文化。在经过甲午战争的剧烈创痛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微信变法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只学习西方的皮毛枝叶，是不能实现富强的根本大计的，强烈要求改弦更张，去陈用新。他们要求政府设新式学校，开报馆，创学会，成立立宪团体，建立革命组织。可见，这次文化反省是从制度文化方面学习西方，不流于表层了。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环境里，长期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次文化反省最终也成为昙花一现。
从民国初年到五四运动前夕是第三次文化反省，以学习西方的精神文化为主，产生的背景是辛亥革命失败，新文化运动兴起。自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力图挽救民主共和，继续进行军事斗争。与此同时，文化先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从思想文化层面对假共和的本质和人民的麻木进行深刻揭露，力图改造国民性、开民主、新民德，他们通过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发动了一次类似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启蒙运动，这就是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但由于行动上很少与国民接触，只是局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因此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五四运动后，中国有了共产党，党用马列主义将中国人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第四次文化反省发生在国民党统治前期，围绕“全盘西化”的主张，在文化人中间展开了比较激烈的争辩。这次文化反省是在国民党政府尊孔复古的背景之下发生的。国民党新军阀控制了全国政权后，它一方面疯狂镇压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又抬出封建文化，麻痹人们的斗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1928年借修孔庙的机会，大搞尊孔祀孔，这场闹剧显然与五四运动开创的新时代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对此知识分子大为恼火，“渴望着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降临”①，这时，以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出现了。他与陈受颐、卢观伟，轮流在校园内作演讲，宣传他们的“全盘西化”的主张，后又写了《东西文化观》和《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文章，从东西文化人类学关于文化是一个整体的学说出发，系统阐述了该理论。至此全国发起了中国要不要全盘西化的大论战，后遭到何炳松、陶希圣等十位教授的猛烈批驳。在这次文化反省中，鼓吹“全盘西化”论的，是一些受过欧美教育的知识分子，但由于此次文化反省参加者圈子不大，后又爆发华北事变，人们的注意力转移，第四次文化反省也就到此结束了。
总之，由于处在“外发型”现代化的特殊条件下，即是一种被动的、强制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变成了一种“中西文化之争”的特殊形式。现代化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②
三、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
综观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历程，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 化的关系问题上，尽管众说纷纭，但是，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三种观点，即“中体西用”论、“西体中源”论和“西体西用”论。 （一）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论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洋务派的文化主张。其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当时，主张“自强新政”的洋务官僚根据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器可变道不可变”的道器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体西用”论，试图以此回应由西学东来而引起的文化挑战，回答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是“体，是关乎国家命脉的根本，它不会变，也不能变；而西方近代的器物之“用”可以“用”来固“体”强“本。这 是一种强“西用”以就“中体”的文化主张。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这种 文化主张是旨在以中国传统文化来抵制现代化，因此可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所面临的历史课题是：变封建主义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发展 民主与科学就成为中国近代的两大主题。因此，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必须反对为封建主义服务的“旧文化”，建设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与此相反，洋务派的“中 体西用”论强“西 用”以就“中体”，目的在于维护为封建主义服务的“旧文化”，抵制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文化选择，其失败是必然的。
（二）西体中源。
“西体中源”论出自19世纪90年代维新派的变法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康有为。他把西方近代的民主制与所谓的“孔子改制”联系起来，认为在儒家经典中已经有行“共和”、“开议院”的主张。在他看来，西方近代的民主政体，中国古已有之；只要对儒家文化重新加以 诠释就可以从中找到西方近代民主政体的原型。这种“西体中源”论，实质上是主张中国传统文化无须现代化，因为它自身已经具备着实现现代化的内部机制。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保守主义，可称之为新文化保守主义。
维新派是一个反映从地主、官僚和商人转变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政治派别。他们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但又与封建主义势力有很深的联系，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和妥协性，反映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就表现出明显的二重性。他们的“西体中源”论就是这种二重性的产物：一方面，他们宣传西学，主张实行西方的民主政体（“西体”）；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忘“中源”，认为所谓的“西体”中国古已有之，不切实际地夸大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现代意义，以至倡言立孔学为“国教”，最终向“旧文化”复归，这与洋务派的文化选择可谓殊途同归，其失败也是必然的。
（三）西体西用。
“西体西用”论是一种“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它是“五四”时期反传统主义的向右 发展，旨在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代表人物是胡适。他根据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 明的文化观，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认为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概“不如人”，即不如西方。因此，他主张“全盘西化”，走西方自由主义之路，而“不要怕丧 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在西化派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等于“封建糟粕”，只有负面的意义，必须全盘否定，彻底反对；而所谓“现代化”就是“西化”，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全盘西化”。显然，这是一种文化虚无主义。
西化派“西体西用”论，是不顾中国国情全盘照抄照搬西方模式的“全盘西化”论。这 种文化选择背离了民族独立的原则，其后果将使中国沦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而在政治上则成为西方大国的附庸，因而这种文化选择理所当然地遭到炎黄子孙的唾弃。
上述三种观点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在文化发展方面的不同的文化选择。然而，实践表明：这些不同的文化选择无不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抓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本质，在中国近代，中西文化冲突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但文化冲突归根到底是经济冲突的反映。“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时代文化方向的选择，不是哪位思想家灵机一动构想出来的，也不是哪位思想家照搬外国的某种模式就可以决定和奏效的。文化方向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各种政治经济结构变动的结果。中国文化方向的正确选择，应该与中国当时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大趋势相一致。”③
四、“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传统文化的出路
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到底要走向何处？如何定位？这些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下面笔者且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们要注重文化的综合创新。金耀基认为，西方“内发型”现代化更多属于“创造”类型，而非西方“外发型”现代化则主要属于“适应”类型。④但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含有“创造”和适应的因子，文化主体如果不“创造”只是消极“适应”外来民族的文化，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文化的适应过程本是也是创造的过程，它不仅需要把外来民族的文化吸收为自己的内在力量，而且通过将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进行整合，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个过程并不是盲目的，而是一个能动的选择的过程，它不是不加取舍的消极模仿，而是本民族文化的有目的的积极借鉴，其实这就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不仅是本民族文化的再生，而且是文化的综合创新。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创造过程。
其次，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矛盾将会加剧。这对于我们来讲，既是困境，又是出路。中国现代化越向前发展，就越要对中国的历史传统进行再认识。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去看，似乎传统与现代就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我们应该打破那种把“传统”等同于“过去”的思维方式。“传统”应该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这整个时间轴中的一种“过程”，它的真正落脚点在“未来”而不是“过去”。传统是“尚未被规定的东西”，它永远处在制作、创造之中。⑤换句话说，传统并不是固定已死之物，它超出时间的界限，与我们每个人、每代人紧密相连，并通过我们每代人在具体时间内对它们的理解、改造、创造所构成的。同样，传统文化就是在我们对它的重新解读中获得新生，赋予新的意义。
注释：
①何格恩：西洋文化与今日的中国：，《学术论文集》第62页，广州思思学社，1929年5月
②高力克，《历史与价值的张力——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1992年5月第1版，第22页
③李毅、张凤江，《选择与裂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历史探索》，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12，第17页
④高力克，《历史与价值的张力——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1992年5月第1版，第20页
⑤李毅、张凤江，《选择与裂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历史探索》，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12，第31-32页
参考文献：
[1]李毅、张凤江：选择与裂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历史探索[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12
[2]高力克：历史与价值的张力——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M]1992.5
[3]马恩选集[M]第1卷
[4]袁慧玲：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几个问题的思考，[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3.6
[5]王正、李宁：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0.11
[6]郑敬高：寻找传统文化的价值，[J]文化丛论，1997.2
[7]卢钟锋：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作者简介：李晓语（1992.06-），女，山西朔州人，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研究生。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化；文化反省；综合创新
中图分类号：G0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261-02
一、几个概念的阐述
文化是一个包括广泛内容的综合体，它既是历史传统的积累，也是现代经济生活的表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最早是指统治者对天下人以文教化，与以武力征服相对立。《易》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说治国者必须观察天道自然规律，以明了时序的变化，又必须观察人伦社会规律使天下人均能遵守文明礼仪，做到行为符合规范。到了汉代，“文化”成为相连的常用词，多为以文德治天下之意。
“传统文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与“现代化”、“现代文化”相对应的。传统文化属于过去，属于前现代化的那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为依托的社会形态，是从过去的历史发展而来的。传统文化的观念、原则、形式、体制等等，都带有自然经济时代人们实践活动的特征和印记。而所谓现代化，首先就是要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传统文化里面走出来，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世界。就是说，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抗。因而，现代化一开始启动，就面临着与传统文化的尖锐对立、矛盾和冲突。
所谓“现代化”，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全面地改造自己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过程。现代化开创了新的生产方式，改变了社会物质生产的面貌，同时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因此，现代化是一种“宏观社会变迁”，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全新时代。在现代化变迁中，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全新的文化形式。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立、对抗、冲突，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普遍性的文化矛盾。这个文化矛盾在中国近一百多年历史中表现得特别突出；特别明显、特别尖锐、特别激烈。
二、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反省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自从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在炮火中逐渐清醒并深刻反思自己的文化，近代以来的文化反省先后共有四次：
第一次文化反省，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主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化。从那时起，中国人开始承认自己在枪炮、技艺、练兵之法等方面落后于西方，但在政治体制、礼仪文化方面认为不必向西方学习。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层为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论的核心精神就是不改动国家的根本的传统体制，以西学来弥补中学的不完美，因此，它仅限于学习西方文明的表层的东西。更由于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具有的封建性、依赖性、买办性，就决定了他们很难学到西方真正先进的东西，这次文化反省也逃不了枯萎的命运。
第二次文化反省出现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主要学习西方的制度文化。在经过甲午战争的剧烈创痛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微信变法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只学习西方的皮毛枝叶，是不能实现富强的根本大计的，强烈要求改弦更张，去陈用新。他们要求政府设新式学校，开报馆，创学会，成立立宪团体，建立革命组织。可见，这次文化反省是从制度文化方面学习西方，不流于表层了。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环境里，长期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次文化反省最终也成为昙花一现。
从民国初年到五四运动前夕是第三次文化反省，以学习西方的精神文化为主，产生的背景是辛亥革命失败，新文化运动兴起。自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力图挽救民主共和，继续进行军事斗争。与此同时，文化先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从思想文化层面对假共和的本质和人民的麻木进行深刻揭露，力图改造国民性、开民主、新民德，他们通过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发动了一次类似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启蒙运动，这就是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但由于行动上很少与国民接触，只是局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因此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五四运动后，中国有了共产党，党用马列主义将中国人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第四次文化反省发生在国民党统治前期，围绕“全盘西化”的主张，在文化人中间展开了比较激烈的争辩。这次文化反省是在国民党政府尊孔复古的背景之下发生的。国民党新军阀控制了全国政权后，它一方面疯狂镇压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又抬出封建文化，麻痹人们的斗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1928年借修孔庙的机会，大搞尊孔祀孔，这场闹剧显然与五四运动开创的新时代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对此知识分子大为恼火，“渴望着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降临”①，这时，以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出现了。他与陈受颐、卢观伟，轮流在校园内作演讲，宣传他们的“全盘西化”的主张，后又写了《东西文化观》和《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文章，从东西文化人类学关于文化是一个整体的学说出发，系统阐述了该理论。至此全国发起了中国要不要全盘西化的大论战，后遭到何炳松、陶希圣等十位教授的猛烈批驳。在这次文化反省中，鼓吹“全盘西化”论的，是一些受过欧美教育的知识分子，但由于此次文化反省参加者圈子不大，后又爆发华北事变，人们的注意力转移，第四次文化反省也就到此结束了。
总之，由于处在“外发型”现代化的特殊条件下，即是一种被动的、强制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变成了一种“中西文化之争”的特殊形式。现代化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②
三、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
综观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历程，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 化的关系问题上，尽管众说纷纭，但是，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三种观点，即“中体西用”论、“西体中源”论和“西体西用”论。 （一）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论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洋务派的文化主张。其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当时，主张“自强新政”的洋务官僚根据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器可变道不可变”的道器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体西用”论，试图以此回应由西学东来而引起的文化挑战，回答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是“体，是关乎国家命脉的根本，它不会变，也不能变；而西方近代的器物之“用”可以“用”来固“体”强“本。这 是一种强“西用”以就“中体”的文化主张。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这种 文化主张是旨在以中国传统文化来抵制现代化，因此可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所面临的历史课题是：变封建主义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发展 民主与科学就成为中国近代的两大主题。因此，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必须反对为封建主义服务的“旧文化”，建设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与此相反，洋务派的“中 体西用”论强“西 用”以就“中体”，目的在于维护为封建主义服务的“旧文化”，抵制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文化选择，其失败是必然的。
（二）西体中源。
“西体中源”论出自19世纪90年代维新派的变法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康有为。他把西方近代的民主制与所谓的“孔子改制”联系起来，认为在儒家经典中已经有行“共和”、“开议院”的主张。在他看来，西方近代的民主政体，中国古已有之；只要对儒家文化重新加以 诠释就可以从中找到西方近代民主政体的原型。这种“西体中源”论，实质上是主张中国传统文化无须现代化，因为它自身已经具备着实现现代化的内部机制。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保守主义，可称之为新文化保守主义。
维新派是一个反映从地主、官僚和商人转变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政治派别。他们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但又与封建主义势力有很深的联系，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和妥协性，反映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就表现出明显的二重性。他们的“西体中源”论就是这种二重性的产物：一方面，他们宣传西学，主张实行西方的民主政体（“西体”）；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忘“中源”，认为所谓的“西体”中国古已有之，不切实际地夸大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现代意义，以至倡言立孔学为“国教”，最终向“旧文化”复归，这与洋务派的文化选择可谓殊途同归，其失败也是必然的。
（三）西体西用。
“西体西用”论是一种“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它是“五四”时期反传统主义的向右 发展，旨在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代表人物是胡适。他根据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 明的文化观，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认为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概“不如人”，即不如西方。因此，他主张“全盘西化”，走西方自由主义之路，而“不要怕丧 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在西化派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等于“封建糟粕”，只有负面的意义，必须全盘否定，彻底反对；而所谓“现代化”就是“西化”，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全盘西化”。显然，这是一种文化虚无主义。
西化派“西体西用”论，是不顾中国国情全盘照抄照搬西方模式的“全盘西化”论。这 种文化选择背离了民族独立的原则，其后果将使中国沦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而在政治上则成为西方大国的附庸，因而这种文化选择理所当然地遭到炎黄子孙的唾弃。
上述三种观点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在文化发展方面的不同的文化选择。然而，实践表明：这些不同的文化选择无不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抓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本质，在中国近代，中西文化冲突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但文化冲突归根到底是经济冲突的反映。“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时代文化方向的选择，不是哪位思想家灵机一动构想出来的，也不是哪位思想家照搬外国的某种模式就可以决定和奏效的。文化方向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各种政治经济结构变动的结果。中国文化方向的正确选择，应该与中国当时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大趋势相一致。”③
四、“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传统文化的出路
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到底要走向何处？如何定位？这些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下面笔者且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们要注重文化的综合创新。金耀基认为，西方“内发型”现代化更多属于“创造”类型，而非西方“外发型”现代化则主要属于“适应”类型。④但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含有“创造”和适应的因子，文化主体如果不“创造”只是消极“适应”外来民族的文化，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文化的适应过程本是也是创造的过程，它不仅需要把外来民族的文化吸收为自己的内在力量，而且通过将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进行整合，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个过程并不是盲目的，而是一个能动的选择的过程，它不是不加取舍的消极模仿，而是本民族文化的有目的的积极借鉴，其实这就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不仅是本民族文化的再生，而且是文化的综合创新。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创造过程。
其次，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矛盾将会加剧。这对于我们来讲，既是困境，又是出路。中国现代化越向前发展，就越要对中国的历史传统进行再认识。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去看，似乎传统与现代就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我们应该打破那种把“传统”等同于“过去”的思维方式。“传统”应该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这整个时间轴中的一种“过程”，它的真正落脚点在“未来”而不是“过去”。传统是“尚未被规定的东西”，它永远处在制作、创造之中。⑤换句话说，传统并不是固定已死之物，它超出时间的界限，与我们每个人、每代人紧密相连，并通过我们每代人在具体时间内对它们的理解、改造、创造所构成的。同样，传统文化就是在我们对它的重新解读中获得新生，赋予新的意义。
注释：
①何格恩：西洋文化与今日的中国：，《学术论文集》第62页，广州思思学社，1929年5月
②高力克，《历史与价值的张力——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1992年5月第1版，第22页
③李毅、张凤江，《选择与裂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历史探索》，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12，第17页
④高力克，《历史与价值的张力——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1992年5月第1版，第20页
⑤李毅、张凤江，《选择与裂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历史探索》，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12，第31-32页
参考文献：
[1]李毅、张凤江：选择与裂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历史探索[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12
[2]高力克：历史与价值的张力——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M]1992.5
[3]马恩选集[M]第1卷
[4]袁慧玲：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几个问题的思考，[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3.6
[5]王正、李宁：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0.11
[6]郑敬高：寻找传统文化的价值，[J]文化丛论，1997.2
[7]卢钟锋：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作者简介：李晓语（1992.06-），女，山西朔州人，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