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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未出现所谓的西方科技史是中国科技史研究中长期受到关注的核心问题,中西方学者近来就该问题提出了几种主要的解释理论。纵观各种理论,基本上都是从一个水平层面上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类分析。综合中西方科技发展的差异,作者认为对该问题的分析不是进行简单的原因归类,其产生的原因中还存在一定纵向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中国古代 科学发展 比较
中图分类号:K02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中国未出现所谓西方科技史的问题的解答,学者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观点,笔者就该问题发表一些浅薄的意见。
1 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对科技发展的深远影响
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是一种源头式的影响。春秋初至春秋末,是西周以来敬德保民思想发展的时期,仁、礼、法、刑、忠、孝等重要的政治思想范畴,都是这一时期提出的。儒家和道家的出现,使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和内容丰富、充实的发展阶段。至战国时期,又出现了名家、法家、墨家、农家、杂家、阴阳家、纵横家等思想学术派别,诸子百家各自著书立说,招收学生,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到先秦时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社会哲学为思想界的主体,自然哲学则为依附部分。中国思想家较多地干预社会,介入政治,形成了重社会而轻自然,重人生而轻物理的倾向。泰利斯、赫拉克利特、德漠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大批哲学家所探索的基本问题是世界本原、运动形式以及人类思维等问题。在这点上,即便是西方的哲学家对社会问题的探讨也多是从理念角度,并没有积极地介入和干预社会。所以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直接受到当时政治的左右,呈现出与社会兴衰趋于同步的特征,缺少一种独立的理论(科学)方式。
即便是作为西欧中世纪的统治思想的基督教神学体系中也存在一种宗教哲学,即认为上帝根据机械和数学原理创造世界的观念,而科学家能通过模仿上帝创世的行为揭示世界秘密。这种哲学能够以力学和数学的原理为研究自然和解释世界提供论证。而此后在西欧科技的反宗教倾向过程中,以事实来反驳神学的虚妄,从而产生出了经验自然科学,即直观地对自然现象进行分门别类研究,为创立以实验为基础的近代科学架起了桥梁。
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宗教神学一直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儒家思想始终是统治阶级的正宗。这种以伦理道德为主体的封建统治思想,使非宗教的神学思想和科学技术揉为一体,致使科学技术不能超越封建主义的框框,扭曲了科学的本来面目。许多科学见解、创造发明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从而不能产生划时代的作用。
可以看到中国与西方在最初的社会意识形态上就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也就决定在以后的发展中中国会因缺乏各种各样内部和外部的因素而无法形成像西方一样的科技史。
2 在已有的社会思想意识形态上,中国未出现所谓的西方科技史的原因
2.1 封建制度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束缚
中西方的封建制度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异。在中国,秦朝时封建制度建立(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虽然推翻了奴隶制度,但是完全利用了其原有结构,在政治制度、统治方式诸方面,中国较多地保留了奴隶社会形式。在西方,新的封建社会通过外族入侵形式重新组建政权,没有继承奴隶社会的多少东西。所以中国的科技发展在这样的封建制度的限制下呈现出一种缓慢而相对保守的特点。
(1)直接的制度束缚。早在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时代,学术之争就基本集中在对伦理的讨论方面,其后重文轻理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隋朝开始采取古中国的 “八股”取士制度,在加之“重农抑商”,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智完全集中在语言、修辞及伦理知识方面,以及与农业社会有关的课题上,而不是自然科学知识和各种工业生产问题上。
在中国封建制度的统治下,一方面人们的思想受到束缚,社会也表现出远远超乎欧洲社会的闭塞,同时文化生活也随政治而呈现出鲜明的王朝特点。在12世纪,私立学院在中国和西方兴起,这表明对科学的兴趣在增长。由于社会的开放和文化生活的分散性使得科学技术史在西方开始一系列传承和批判的发展历程。比如,在14和15世纪中,西方不少大学在数学、天文学、哲学领域中设立了教授职位。在意大利,对科学的兴趣使伽利略和其他学者不顾教会的责难,而在旧的学术圈子之外建立了一个新的学术社团去从事科学研究。但是在古中国,对科学的追求未能突破中国式封建制度的束缚,从而没有成为其后的思想主流。
(2)学术传统的偏差。在前面已经提到为了迎合政治,古中国的科技史是与社会兴衰趋于同步同时具有重社会而轻自然的特征。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的科技必然是能够为王朝统治而用。这一点儒家思想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在西方自古希腊开始,对自然的探究就具有独立价值,甚至在中世纪,西方的大学课程中也包含自然科学知识传授:含语法、修辞、逻辑的艺术课,以及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四门学科。这些基本上都是在古中国不曾开设过的课程,所以在后期的发展中由于没有好的基础,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研究也就远远落后了。
(3)哲学思想的缺乏。这里所指贫乏的哲学思想是指缺少一种追求揭示现象的深层结构的哲学认识论倾向(何平,2006)。即中国科学家不注重对自然现象和机械奥秘的解释理论化,大多数科技著作仅是对当时生产经验的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描述,臆测性的讨论代替了严密地寻找规律的实力,过分依赖于形而上学的思想,而缺少以试验验证假设的传统。这种哲学思维的缺乏是中国人在对事物的把握上更多的通过“直觉”领悟,而不是在于重视事物人是事物的结构。
在封建制度的束缚中,上文中所阐述的三点内容也是存在一定的联系。初始的社会意识形态成就辉煌的中国式封建制度,从而对科技的发展造成了一系列直接的制度束缚,并且没能形成偏好自然重视实验的学术传统,这样就使在中国古代在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整个社会哲学思想的缺乏,也就没有了像西方一样辉煌的科技史。
2.2 中国古代科技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中国自然哲学家认为世界的产生与变化与人类相似,天人感应。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许多人会认为冥想和超验的体验,而不是实验,是揭示宇宙隐秘模式的方法。“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科学以实用为基调。但是所谓的实用更多的是为政治功利性和整个社会所追逐的急功近利,所以它导致的仅仅是着眼于现实实用性,其结果只能是连同现实应用一起丧失掉。
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家对待实验的态度问题并不是所有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家都不关心实验。例如墨家曾通过实验论证来提出他们对光学和力学的解释.在天文观测仪器、沙漏时钟、浑仪等的制作,弦的共鸣现象,桥梁的结构强度,水轮联动擒纵机构,织布机和火药等的发明和发现应该都是反复实验的结果。从汉代起就确立了以日食观察作为检验历法的标准。这应该都是建立在反复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宋以后,朱烹和方以智等强调自然现象背后存在可辨别的模式,“物之所在,无不有理”,中国自然哲学思维出现重要发展。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未能再前进一步,认识到试验在发现自然现象因果联系的重要作用,从而主动对自然提问。
在中国早期的科技发展在早期确实出现过一些辉煌的经历,包括现今最让人引以为傲的就是四大发明,还有在农业上面一些先进的方法和技术等。但是这些技术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但是在后期中,中国传统的科学家并未发展出一套实验论的哲学,并充分了解探究自然秘密时实验的重要性,从而使中国古代科技仅仅停留在定性与经验水平上,没有系统化和规范化,也没有进一步量化而达到自觉运用数学的阶段,所以在达到一定的极限后便裹足不前了。这种缺陷造成了中国古代科技难以产生革命性的飞跃。
参考文献
[1]陈卫权.中西科技发展差异之比较——从中西人文环境说起[J].池州师专学报,2003(6).
[2]张密生.科学技术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3]何平.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产生?——评近年来中西学者的若干解释理论[J].史学理论研究,2005(4).
关键词中国古代 科学发展 比较
中图分类号:K02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中国未出现所谓西方科技史的问题的解答,学者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观点,笔者就该问题发表一些浅薄的意见。
1 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对科技发展的深远影响
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是一种源头式的影响。春秋初至春秋末,是西周以来敬德保民思想发展的时期,仁、礼、法、刑、忠、孝等重要的政治思想范畴,都是这一时期提出的。儒家和道家的出现,使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和内容丰富、充实的发展阶段。至战国时期,又出现了名家、法家、墨家、农家、杂家、阴阳家、纵横家等思想学术派别,诸子百家各自著书立说,招收学生,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到先秦时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社会哲学为思想界的主体,自然哲学则为依附部分。中国思想家较多地干预社会,介入政治,形成了重社会而轻自然,重人生而轻物理的倾向。泰利斯、赫拉克利特、德漠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大批哲学家所探索的基本问题是世界本原、运动形式以及人类思维等问题。在这点上,即便是西方的哲学家对社会问题的探讨也多是从理念角度,并没有积极地介入和干预社会。所以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直接受到当时政治的左右,呈现出与社会兴衰趋于同步的特征,缺少一种独立的理论(科学)方式。
即便是作为西欧中世纪的统治思想的基督教神学体系中也存在一种宗教哲学,即认为上帝根据机械和数学原理创造世界的观念,而科学家能通过模仿上帝创世的行为揭示世界秘密。这种哲学能够以力学和数学的原理为研究自然和解释世界提供论证。而此后在西欧科技的反宗教倾向过程中,以事实来反驳神学的虚妄,从而产生出了经验自然科学,即直观地对自然现象进行分门别类研究,为创立以实验为基础的近代科学架起了桥梁。
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宗教神学一直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儒家思想始终是统治阶级的正宗。这种以伦理道德为主体的封建统治思想,使非宗教的神学思想和科学技术揉为一体,致使科学技术不能超越封建主义的框框,扭曲了科学的本来面目。许多科学见解、创造发明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从而不能产生划时代的作用。
可以看到中国与西方在最初的社会意识形态上就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也就决定在以后的发展中中国会因缺乏各种各样内部和外部的因素而无法形成像西方一样的科技史。
2 在已有的社会思想意识形态上,中国未出现所谓的西方科技史的原因
2.1 封建制度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束缚
中西方的封建制度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异。在中国,秦朝时封建制度建立(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虽然推翻了奴隶制度,但是完全利用了其原有结构,在政治制度、统治方式诸方面,中国较多地保留了奴隶社会形式。在西方,新的封建社会通过外族入侵形式重新组建政权,没有继承奴隶社会的多少东西。所以中国的科技发展在这样的封建制度的限制下呈现出一种缓慢而相对保守的特点。
(1)直接的制度束缚。早在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时代,学术之争就基本集中在对伦理的讨论方面,其后重文轻理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隋朝开始采取古中国的 “八股”取士制度,在加之“重农抑商”,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智完全集中在语言、修辞及伦理知识方面,以及与农业社会有关的课题上,而不是自然科学知识和各种工业生产问题上。
在中国封建制度的统治下,一方面人们的思想受到束缚,社会也表现出远远超乎欧洲社会的闭塞,同时文化生活也随政治而呈现出鲜明的王朝特点。在12世纪,私立学院在中国和西方兴起,这表明对科学的兴趣在增长。由于社会的开放和文化生活的分散性使得科学技术史在西方开始一系列传承和批判的发展历程。比如,在14和15世纪中,西方不少大学在数学、天文学、哲学领域中设立了教授职位。在意大利,对科学的兴趣使伽利略和其他学者不顾教会的责难,而在旧的学术圈子之外建立了一个新的学术社团去从事科学研究。但是在古中国,对科学的追求未能突破中国式封建制度的束缚,从而没有成为其后的思想主流。
(2)学术传统的偏差。在前面已经提到为了迎合政治,古中国的科技史是与社会兴衰趋于同步同时具有重社会而轻自然的特征。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的科技必然是能够为王朝统治而用。这一点儒家思想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在西方自古希腊开始,对自然的探究就具有独立价值,甚至在中世纪,西方的大学课程中也包含自然科学知识传授:含语法、修辞、逻辑的艺术课,以及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四门学科。这些基本上都是在古中国不曾开设过的课程,所以在后期的发展中由于没有好的基础,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研究也就远远落后了。
(3)哲学思想的缺乏。这里所指贫乏的哲学思想是指缺少一种追求揭示现象的深层结构的哲学认识论倾向(何平,2006)。即中国科学家不注重对自然现象和机械奥秘的解释理论化,大多数科技著作仅是对当时生产经验的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描述,臆测性的讨论代替了严密地寻找规律的实力,过分依赖于形而上学的思想,而缺少以试验验证假设的传统。这种哲学思维的缺乏是中国人在对事物的把握上更多的通过“直觉”领悟,而不是在于重视事物人是事物的结构。
在封建制度的束缚中,上文中所阐述的三点内容也是存在一定的联系。初始的社会意识形态成就辉煌的中国式封建制度,从而对科技的发展造成了一系列直接的制度束缚,并且没能形成偏好自然重视实验的学术传统,这样就使在中国古代在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整个社会哲学思想的缺乏,也就没有了像西方一样辉煌的科技史。
2.2 中国古代科技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中国自然哲学家认为世界的产生与变化与人类相似,天人感应。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许多人会认为冥想和超验的体验,而不是实验,是揭示宇宙隐秘模式的方法。“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科学以实用为基调。但是所谓的实用更多的是为政治功利性和整个社会所追逐的急功近利,所以它导致的仅仅是着眼于现实实用性,其结果只能是连同现实应用一起丧失掉。
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家对待实验的态度问题并不是所有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家都不关心实验。例如墨家曾通过实验论证来提出他们对光学和力学的解释.在天文观测仪器、沙漏时钟、浑仪等的制作,弦的共鸣现象,桥梁的结构强度,水轮联动擒纵机构,织布机和火药等的发明和发现应该都是反复实验的结果。从汉代起就确立了以日食观察作为检验历法的标准。这应该都是建立在反复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宋以后,朱烹和方以智等强调自然现象背后存在可辨别的模式,“物之所在,无不有理”,中国自然哲学思维出现重要发展。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未能再前进一步,认识到试验在发现自然现象因果联系的重要作用,从而主动对自然提问。
在中国早期的科技发展在早期确实出现过一些辉煌的经历,包括现今最让人引以为傲的就是四大发明,还有在农业上面一些先进的方法和技术等。但是这些技术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但是在后期中,中国传统的科学家并未发展出一套实验论的哲学,并充分了解探究自然秘密时实验的重要性,从而使中国古代科技仅仅停留在定性与经验水平上,没有系统化和规范化,也没有进一步量化而达到自觉运用数学的阶段,所以在达到一定的极限后便裹足不前了。这种缺陷造成了中国古代科技难以产生革命性的飞跃。
参考文献
[1]陈卫权.中西科技发展差异之比较——从中西人文环境说起[J].池州师专学报,2003(6).
[2]张密生.科学技术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3]何平.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产生?——评近年来中西学者的若干解释理论[J].史学理论研究,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