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父亲焦裕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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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焦守云,是焦裕禄的二女儿。
  爸爸在兰考工作的时候,我们姊妹都还小,常常好多天见不到他,但他对我们严格的教育和亲切的教诲,至今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不能搞特殊”
  爸爸不仅对干部要求严格,对家人和亲属要求更严。1962年冬天,爸爸刚到兰考工作时,我们家和其他领导的家属一样,住在县委院内,打开水、到食堂买饭、照顾孩子都很方便。但院里住的人多,大人呼小孩叫,对县委机关的工作很有影响。爸爸就提出,县委院内不能住家属,必须尽快搬出去,但大家都不愿意。爸爸首先做妈妈的工作,说:“为了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咱们先搬家。”第二天下着小雨,我们家就搬了出来。看到我们搬家,其他领导的家属也都很快搬出了县委机关大院。爸爸常跟妈妈说:“咱作为领导干部,要处处事事以身作则,不能搞特殊。”
  在那个年代,粮票、布票都是国家计划供给的。我们姊妹多,天一冷妈妈就为过冬穿的衣服发愁。你要棉衣,他要棉裤,常常是顾得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家里的被子都盖了多年,里外都是补丁。组织上看到爸爸成天东奔西跑,身上的棉衣比较单薄,便决定照顾俺家3斤棉花。妈妈拿着棉花票,高兴得不得了,想给爸爸做件新棉裤,免得他在乡下受冷。爸爸回来知道后,开口就说:“不行。”他耐心地跟妈妈解释:“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这棉花咱不能要。虽说我的棉裤破点,但还能穿,比灾区群众强多了。”在他的坚持下,妈妈只好把棉花票又送回了救灾办。
  舅妈对我家帮助很大,她一直在我家帮忙,缝补浆洗、做衣做饭,非常辛苦。一天,舅妈对妈妈说:“你侄儿高中毕业在大队当会计,能写会算的,你跟他姑父说说,给孩子找个工作吧,哪怕是给他当个通讯员,也比用别人强吧。”妈妈就硬着头皮向爸爸提起这事,她话还没说完,爸爸就打断她:“国家招工是有计划的,我虽然是县委书记,但也不能随便安排人。咱要完完全全按照党的政策办事。”
  1963年春节前夕,县委机关党支部书记拿着年终机关人员救济名单叫爸爸审阅。他一看有自己的名字,就说:“我个人没有申请,比我困难的同志有很多,再说整个兰考都很穷,咱要把救济款用到最困难的地方,用给最困难的同志。”说着就将“焦裕禄”三个字划掉了。
  “要跟别人比学习、比进步”
  爸爸是山东淄博人,他皮肤黝黑,高大英俊,多才多艺,风趣幽默。生前他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强烈地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爸爸拉得一手好二胡,还喜欢唱歌,解放初期搞土改时,他在歌剧《血泪仇》里扮演的男主角,曾经把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感动得泪流满面。1955年,爸爸在大连起重机厂实习期间,每逢周末厂里举办舞会,爸爸娴熟的舞技总让外国专家们赞叹不已。爸爸的文笔很好,时常在报上发表文章,他在兰考当县委书记时,许多文件都由他亲自撰写,他还经常指导通讯员写稿。爸爸的乐观、幽默也是出了名的,即使在除“三害”最艰苦的时候,他依然谈笑风生。他还擅长编顺口溜来鼓舞大家,经常不假思索就溜出一段令人发笑、又鼓舞人奋进的段子来。
  爸爸非常喜欢孩子,我们也都喜欢他。只要他一进家门,我们就一个个都扑上去,他背上驮一个,怀里抱一个,胳膊上挎一个,教我们唱歌,给我们讲故事。爸爸很爱我们,但他的爱是爱护而不是溺爱。他经常告诫我们:“不要以为你们是县委书记的孩子就可以搞特殊,就跟人家比吃、比穿,要跟别人比学习、比进步。”在爸爸的严格要求下,我们的作业本都是用了正面用反面,铅笔用短了手拿不住,就套上个笔套接着用。
  1963年,大姐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待着,情绪低落,不愿出门。当时,妈妈想让她在县委当打字员。爸爸说:“一出学校门就坐办公室,不行。年轻人要多参加劳动,不劳动就会忘本。”他告诉妈妈:“守凤的工作我已经考虑好了,有三样工作她可以做,一是在县委大院打扫卫生,打扫厕所;二是可以去学理发,理发也是一门技术;三是可以到酱菜厂腌咸菜。”妈妈听后很不高兴,说:“县委书记的女儿打扫厕所,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后来,大姐还是去了酱菜厂上班。担水、推磨、洗辣椒,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有时还要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酱油、卖酱菜。尽管这样,爸爸还特地找到厂长交待:“我女儿在这里劳动,你们不要对她另眼看待,要对她严格要求。”
  一天,哥很晚才回家,妈问他上哪去了,他说到礼堂看戏去了。爸接着问道:“你是买票进去看的?”哥说:“戏院门口很多小孩挤着想进去,收票的阿姨问我爸爸是谁,我说是焦裕禄,那个阿姨一听就让我进去了。”爸听后说:“国庆,你可知道,剧团的叔叔、阿姨在舞台上又演又唱,那也是劳动。你今后可不能再看白戏、占便宜了。”说完,从兜里掏出两毛钱给了哥,说:“明天上学路过戏院门口,把钱送给礼堂的阿姨,再认个错。”
  当年兰考县城内有个大水坑,爸爸发现后经努力办起了城关镇养鱼场。他一有空就去看看,关心鱼场有困难没有、鱼长多大了。有一天,鱼场同志用水桶装了10多条活鱼送到俺家,说:“焦书记为鱼场没少操心,他身体不好,这几条鱼让他补补身体吧。”我们姊妹看到鱼,一个个都高兴得直嚷着“要吃鱼”。爸回到家,问清情况后,耐心地对我们说:“鱼场是集体的,咱们不能要。想吃鱼,明天我赶集去给你们买。”说罢,就让大哥把鱼送回了鱼场。
  “从我这儿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
  爸爸的一生,是律己、助人、奋斗、付出的一生。
  1964年春天,爸爸的病情越来越重,他带病坚持工作的情景,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用刷子一头顶着藤椅、一头顶着肝部的背影,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脑海里。在肝部疼得厉害的时候,他从椅子上蹲到地上,一个高大的山东汉子,整个人缩成了一团。即便被肝病折磨成这个样子,他也不愿离开工作岗位。妈妈为了劝他去看病不知流了多少泪,可爸爸总是说:“现在是兰考治理‘三害’最关键的时候,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后来他病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县委有位老同志给他找了个偏方,他一看每剂中药要30元钱,就说:“兰考是灾区,这么贵的药,我咽不下!”
  随着病情不断加重,爸爸已经不能骑自行车下乡了。肝痛时,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脸上滚落下来,开会做记录时,他甚至疼得连手里的钢笔都拿不住。组织上安排他去北京检查治疗,临走时,他还对县委的同志们说:“只要能吃下两三口饭,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然而,他这一走,竟是和他无限热爱的兰考人民的永别,和他深深眷恋的兰考大地的永别!
  在北京,爸爸被诊断为“肝癌后期,皮下扩散”,他的肚子里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瘤子,大的有鸡蛋那么大,小的也有黄豆那么大。医生吃惊地说:“病情这么严重才来医院,就是个铁人也熬不住啊。”医生沉重地告诉随行人员,爸爸的生命最多还有20天。
  1964年4月底,组织上把爸爸转到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继续治疗。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与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时的爸爸已经不能正常进食,仅靠一点豆浆和输入的葡萄糖维持着生命,随行的同志看他病成这样,都很难过,但都尽量表现得平静,生怕他知道自己真实的病情。爸爸也从来不主动向任何人询问自己的病情。肝痛的时候,他常常大汗淋漓,秋衣脱下来都能拧出水来。医生要给他打止痛针,他艰难地说:“止痛针只能止痛不能治病,能省一针就省一针吧。”为了止痛,他用烧烫的烟嘴来灼烧肝部的皮肤,烧出一圈圈的伤痕。
  爸爸弥留之际,我们一家人围在他病床前。爸爸拉着大姐守凤的手,叫着她的乳名,吃力地说:“小梅,我走后,你们从我这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你们姊妹几个,你是大姐,以后要帮助妈妈带好弟弟、妹妹……你参加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送给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送给你的礼物吧……那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说着,他又从自己的手腕上摘下手表给姐姐戴上,说:“戴上它上班不要迟到。”站在一边的妈妈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爸爸艰难地扭过头,断断续续地对妈妈说:“俊雅,不要哭,我没想到我走得这么早……这么多年来,你跟着我没少操心、受罪……我走了,咱们家还有两个老人、六个孩子,这个担子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了……困难会有的,但不要随便张口向组织上要钱、要东西……要教育好孩子,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有用的人才……”
  1964年5月14日9点45分,爸爸带着对兰考、对家人的无限牵挂,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一年,他年仅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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