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世纪的某个黄道吉日，老太爷的六世祖从山阳县迁家至涟水县，把后代定在了此地，老太爷就生死于此。从家谱可知，原始的韩家人生活在中原南阳，后几经迁徙经陕西韩城县等地到达苏州府地。风转水移，生生若根。到了我老太爷这一辈子，已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过后，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清末，洋事洋物包括洋布、洋油、洋火、洋皂还有洋神父渗透到江苏各地。他是个干体力活的村民，属于农匠艺工一类，靠着编草席、柴席、笆斗之类的手艺过活，赚些碎银子和铜板，购买洋布洋油洋火过活，慢慢积聚了二十来亩农田而立家成户。老太爷不遗余力地供我爷爷读新式学堂，把他栽培成了前后四村八庄比较稀罕的识字先生。别讲我了，我父亲都说不清楚我老太爷的样子，所以我连他一寸影子也没有见过。
　　我爷爷十九岁就开始教书，早先教小学后来教中学。他教的不是经书，而是新式的语文、算术之类，学生中有不少人年纪比他大，还得弯腰颔首地叫他韩先生，四村八庄的人们都恭恭敬敬地称他韩先生。抗战时期，爷爷以教书做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干上了共产党。爷爷教书靠的是文化知识，无需填写家庭情况的政治表格，爷爷干共产党搞的是地下活动，就得对党组织交代家庭背景：父母务农。确切地说，解放后爷爷在干部履历表上填写的家庭出身是：下中农。
　　小的时侯我去乡下老家，听小姑奶奶说过：“你爹爹（爷爷）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受了不少罪，他一天到晚在外头教书、干共产党的事情，二黄（汉奸、土匪）们三次到家里来抓他，他都先得到消息躲了。腊月里的一天半夜，一群二黄又你摸到家来喊门，‘韩先生在家吗？’你爹爹知道是坏人来了，翻下床裹上棉袍子躲在门后面。你老太太（曾祖母）磨蹭磨蹭地打开家门，责问他们半夜三更找人做什么？就在门板半开的挡子，你爹爹从门后面窜出来就往外跑，被一个二黄一把揪住了棉袍子，你爹爹把棉袍子一甩，光溜着身子滑跑了。你爸爸精灵啦，跑到屋子西头大喊大叫‘贼来了！贼来了！’西庄的村丁们闻声就放枪了，赶紧往这边赶。二黄们听到枪声，马上都跑了。”
　　这段故事我后来从父亲的口中得到了证实，从老家的二堂奶奶口中得知了后面的情节，二堂奶奶九十多岁了还在县城里活得好好的。她唏嘘着告诉我，那天半夜我爷爷光着身子，游过一条小河，跑到西庄躲在小姑奶奶家里。小姑奶奶的丈夫跟爷爷是一头的人，他年纪轻轻血气方刚敢做敢当，明里暗中帮着共产党和我爷爷做事，和土匪汉奸结下了公仇私怨。土匪汉奸们早想干掉我的小姑爷爷，后来他们用欺骗手段绑架了他，把他绑在村外的老柳树上，用机关枪扫死了他。我小姑爷爷真是千里挑一的铁硬汉子，决不服输讨饶，死前大骂土匪汉奸，有本事把他松绑了二对一和他打。机关枪把小姑爷爷的身体打成了蜂窝，这帮汉奸土匪们竟还不解恨，还挖出他了胸膛里的心肝做菜下酒。我爷爷为此对小姑奶奶抱愧一生，对她特别的爱护，在我爷爷做了区长后，区政府为小姑爷爷立了一块烈士碑，至今还立在老家的陵园里。
　　有一位叫陈伯伯的，是我父亲的老乡，在他做市政法委书记时，给我上过不少政治课，其中最大的道理就是：“没有共产党哪有你，你爹爹（爷爷）你爸爸都是共产党。”陈伯伯回忆说，他在解放前入共产党很简单，干共产党却是提脑袋。他在老家村子南面的大沟里，面对入党介绍人——我爷爷，举起拳头宣一下誓，就是共产党了。他举拳头的时候，大沟外面的马路上开过去一队日本鬼子的摩托车，飘过去了太阳旗。
　　老家的天地变成红色后，爷爷先后做了两个大区的区长，穿灰黑色中山装，腰上挂着盒子枪，与他穿长衫做教书先生时的模样大不一样。不知道我爷爷打过这把盒子枪没有，被爷爷的二堂弟——我的二堂爷爷放过一枪。二堂爷爷本是乡农会主席，真正是玩枪的主子，枪毙过汉奸恶霸。他看爷爷回家来把枪放在桌上，就拿起来到外面放一枪试试枪法。爷爷听到枪响跑出屋，当着众人的面左右刷了二堂爷爷两个大耳刮子：“混蛋，我的枪你也敢动！”
　　爷爷不当区长后，回到他曾教过书的那个小有名望的红色中学做校长。他一辈子教了多少学生，其中成长了多少将校军官，他培养了多少大小干部，干了多少革命工作，所有这些情况我都未予细究，不甚了然。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从京城和地方离了休的老干部，称自己是他的学生或部下，同时提高聲调说一段我爷爷老韩先生过去的事儿作证。我对爷爷没有印象，爷爷死后给我父亲留下了几张个人照片，小时候我常盯着照片上的他看，粗浓的扫帚眉，眼睛不但不大而且有三角形倾向，目光狠狠的，紧绷着脸，戴帽子不戴帽子都不英武，只能说是威严慑人。据我高大魁梧的三叔讲，爷爷个头中等，个性严谨，不开玩笑，对内苛刻武断，对外一团和气，在生活中严厉得让三叔恐惧。我顾及三叔的情面，不举他儿时在县城读书生活时受爷爷高压管理的事例。
　　在人生的最后几天里，爷爷走在县城的大街上，想到他的一个老部下家谈什么事情。他发现白球鞋的鞋带松了，就弯下身来系鞋带，一个路人擦身而过碰到了他，他歪倒在地，脑溢血突发，抢救无效去世，终年六十岁。人们得知老韩先生死了，纷纷前来吊唁，缅怀他的过往事迹，称颂他的做人精神。那时我不到两周岁，跟着父亲远在皖南，根本不可能懂得爷爷的死亡，这些都是三叔后来说给我听的。
　　爷爷去世后的那些天大雨不断，父亲从安徽赶回来奔丧时摸错了路，等他一身泥泞摸到家时，爷爷已经下葬。父亲大哭半天，联想生母早逝，悲不能立。我的亲奶奶死于抗战时期的病困交加，爷爷去世没有留下钱财，却留下了一些马列毛书籍和文史哲书籍，给我不识字的继奶奶。
　　不久，继奶奶带着三叔离开县城，把户口安到乡下老家，靠生产队分配的口粮生活。爷爷的土坟就在村外的田野里，继奶奶按时按节地上坟扫墓。
　　我和爷爷共生在世上不到两年，也没有和他在一起生活过，却好像很熟悉他就像熟悉自己的家史，总觉得他是文武双全的人，既能穿长衫作教书先生和中学校长，也能挎盒子枪做地下党和一区之长，而且认为他那一代能吃苦敢革命的人，是了不起的，有着子孙后代取之不竭的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