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老师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语文老师叫吴柳云。他一直教我到初二。吴老师是城郊的人，他家离我校二十里。听说他是公立老师，因成分高，才下放到我们乡下来。每两个星期，他就回家背点米和菜来校。他一般不多说话，什么课都带。
　　 大队批判地主李金发，叫他把李金发过去怎么剥削劳动人民，如今怎么放鸡猪糟蹋生产队的稻谷，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等罪行，画出来。他擎着毛笔蘸墨汁在白纸上画出很多画，用麻绳牵着挂一大排，让大家观看。
　　 开门办学，破除迷信，挖坟，有的同学捏着没烂完的棺材板边走边敲打，或拿骨头向天上抛，还往饲养场的猪嘴撒尿让猪喝。吴老师摆着头，小声对他们说：“如果这是你家的祖坟，你会这样么？你们从小就该干正事，长大成为有用的人才。”
　　 吴老师给我作业本封面写名字时，把我名字中的“朋”写成“鹏”。我一见“鹏”，就感觉有气势，他的字写得雄壮有力，像钢铁铸造的。但我不明白“鹏”的意思，有时习惯性地写“朋”。到我高中毕业，决定学高尔基，当一名伟大的作家，这才明确地定了“鹏”，一直用下来。现今，我才醒悟吴老师对我寄予的厚望。
　　 每次出墙报批林批孔，评《水浒》，吴老师总把我的作文贴到墙上。好多句子是吴老师教我们的，比如我们文章的结尾老用一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吴老师每节课讲一个《水浒》中的故事，我们都睁圆眼，盯着吴老师，课后争着复述。吴老师还给我们看报纸上批判“四人帮”的文章：“风中的雪，瓦上的霜，反革命小丑命不长。王张江姚搞复辟，一枕梦黄粱。”
　　 记得一天寂静的午后，突然听说“毛主席逝世了！”我大吃一惊。我曾与小伙伴们在村旁池塘边吹：我细舅当兵时，毛主席来我外婆家吃席。他太高，进不了门，就把八仙桌抬到家门口吃。
　　 随后每天一大早，大家站在操场上，低头向镶着黑边的毛主席相默哀三分钟，连续好几天。我们同学站长了时间，便扭头瞄别人。我见有人低头抿嘴，脸上的肌肉扭曲，一脸苦相，样子很滑稽，不禁“噗哧”一声。而大家还是照旧默哀不动，我这才感到自己的莽撞、可怕，立即咬住嘴唇不作声，担心吴老师整我，甚至判我为“现行反革命”。因为有人把《毛泽东选集》撕了擦屁股，就被抓坐牢。而吴老师只叫我“今后注意！”
　　 我读初二时夜里上自习，常常肚子饿。有的老师同学去学校菜园扯白菜萝卜煮着吃，没油，只放点盐，大家蹲着围成圈，吃得吧嗒吧嗒响。吴老师主动把他从家里带来的菜拿出来给我们吃。学校菜园一般是吴老师做，他常在课余浇粪、泼水、扯草。
　　 那时课本缺乏，吴老师便借一本来，教我们抄。一次，吴老师扬着报纸说：“这篇文章是我们校新来的喻老师写的。”我非常惊喜：“原来报纸上的铅字文章，我们学校的老师也能写！”吴老师常和喻老师说我的作文写得好。
　　 大队评模范老师，我代表同学们投票。校长提前把我叫到旁边，让我投他的票。而会场上，我投了吴老师。校长的脸耷拉下来。我母亲向他说了好几次：孩子不懂事，你别计较。

大哥

　　 大哥病故时，我十一岁。两个部队的干部，把军帽挂在我家土砖墙的钉子上，不多言语，开口不外是劝我父母保重身体。
　　 大叔等一群年轻人，抬着桌板厚实、四脚粗大的八仙桌，放到村前古老的大枫树下，把漆黑闪光的小方盒，摆在桌子正中。盒子正面安着玻璃，嵌着哥哥那英武端庄的照片。我们左瞧瞧，右摸摸，不觉弄开了盒盖。瞅见盒内是系紧了口的黑色丝绸小袋，颤抖着手赶紧盖好。
　　 父亲在人前咬着牙，没流泪，还特地帮生产队粉了仓库的水泥门框。大队书记说他坚强。但他每次洗脸，毛巾上都沾着不少头发。不久，人们看到他的头顶发亮，秃了。
　　 母亲一直号啕大哭，常提一篮纸钱，哭到大枫树下，捡起枯枝，在大哥坟前的地上对坟划插箕口，把一沓又一沓大印纸钱就插箕口内点燃，用枯枝拨动着。纸钱都化成灰，被风吹净了，母亲还坐在坟前，哭诉着。母亲说大哥出生三天就破坝，全家上山搭棚，她搂着大哥，坐在遍处漏雨刮风的破棚里打颤。
　　 母亲责怪父亲不管事。曾祖母出殡时，别人把两岁的大哥抱在棺盖上坐着，哄抬出门，惊吓了大哥，沾了阴气。父亲有时申辩，这是“孝子坐棺”，“抬我状元出门”，图吉利。但父亲终究低头不语：一棵茁壮的大树，毕竟被一炸猛雷轰了，天塌了下来。
　　 母亲还时常数落父亲无能，脾气坏，六七岁的大哥每天放学后，放下书包，还得捡一大篼猪粪，才能吃饭。
　　 大哥在五里庙上小学六年级时，学校常不上课，而开批斗会。每次他说：“娘，今天学校开会。”母亲说：“儿啊，斗老师是有过的，我们不能干。今天你别去。”大哥便跟母亲割谷。小小的手，总向母亲这边伸得长长的，帮母亲多割几株稻。
　　 扯早稻秧的时节，天还很冷。清晨赤脚下田，干惯了农活的大人都感觉泥水冰冷刺骨，咧开嘴倒吸冷气。还是嫩伢的大哥，便穿上高统靴。父亲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扯秧的凳子，向九岁的大哥腰间砸去。大哥“哎哟”一声，倒在水田里。从此落了恙，变天下雨，他的腰就发疼。母亲常责骂父亲，不让他再碰我们一根指头。
　　 大队学毛选比赛，大哥总得第一。他往往半夜还亮着灯，把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
　　 一次开会，与我家有矛盾的队长，故意从大哥扯的秧中找出几个，提到稻场中间一丢：“大家看看，草都夹在里面，一个大泥团。这也是个种庄稼的干的？”母亲埋怨父亲不申辩：大哥当时还只十四岁，也只是扯秧边时，马虎了一点。而从此后，大哥不管干什么，都不声不响地干好。大家谈他，都禁不住咂嘴。
　　 大哥十八岁参军。人们惊奇：泥里水里，起早摸黑地干，餐餐清菜粥，竟能养出一米七的个头，一百三十八斤，长得有红有白！接兵的首长，拍着大哥的肩头：这小伙子不用考。
　　 大哥在部队喜欢看《雷锋日记》，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着：“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他寄回的信，常不能到达父母的手上。父亲问队长，队长说：“不知道。”后來，通过舅舅转，才收到。而大哥还劝父母别与队长计较。 　　 中午休息，别人睡两个小时，大哥只睡半个小时就起床，悄悄地把那营房边山野的竹子，劈成篾，编出大菜筐。司务长问他：“你是篾匠？”“没学过。在老家时，也是自己弄着玩儿。”大哥还用剩竹枝扎大扫帚，把营地的条条道儿，扫得干干净净。
　　 领导很爱他，叫他带着大伙儿跑步练操，准备培养他入党。
　　 大哥入伍的第二年，领导就决定叫他七一建党节宣誓。可他四月份就病了，五月份就去了。
　　 他开始是头突然发疼。领导送他到巢湖军医院。母亲去医院时，他起了床，说不久就会好的。抹澡时，还拍着背叫母亲看：“都长得厚实了。”没料到，不久又躺倒，去了。
　　 临去时，他还挣扎着，抓紧母亲的手：“实在想争气！”气断了，眼还睁着。母亲用裂满口的手掌，抹了又抹：“我一定教弟弟们学你争气，有出息！”大哥的眼才闭上。
　　 母亲奇怪：部队这好的条件，天天大白馍、白米饭、大鱼大肉，大哥总是笑眯眯的，常唱歌，竟故去了！
　　 母亲刚去部队时，大哥没见大嫂，便问母亲：“凤呢？”“慌忙得很，没带她来。”大哥没说什么，把头偏向床里，抹泪。
　　 大哥十七岁与大嫂定亲，逢时遇节，就接大嫂来玩几天。他在大嫂家，见水缸空的，就满上;遇地没翻，便拿锹。大嫂在我家，大哥总把洗脸水倒好，还连连往大嫂碗里夹菜。大嫂回去时，大哥总要送她很远。一路上，他俩不远不近相跟着，相敬如宾。
　　 大哥病故后，大嫂常来我家，搂着母亲，哭肿了眼，哑了嗓。后见她来一回，母亲就得多哭一回，便没再老来。但四十多年过去了，她现在已是兒孙满堂，见了我那当时给她做媒的姑妈，还是一口一声：“姑妈！”叫进肉里。
　　 部队领导本来说，我家可派一人顶大哥的班。但我当时太小，我的头上，又是姐姐。
　　 大队每年给我家一些工分。母亲不时五十、一百的买鸡蛋，或提一包米，换回当干部舅舅的补脑汁，给我吃。我没学费，民兵连长叫我父亲把那病故军人证书，拿到县民政局，看能否有点帮助。
　　 民政局每年给我父母一些补贴，开始是父母每人每月两块，后来是五块、八块，现已加到一千多块。细想来，我们这些兄弟还有些脸红。
　　 我的写东西，开始还是从大哥的信里学的。他每次回信，父母总叫我一遍又一遍地读，还仿他信的样子给他写信。见他受了什么奖励，我也向他汇报我学习的长进。就是我们弟兄几个，现在混得可以，村里有些人说是大哥的坟葬得好，占了风水。
　　 多年来，母亲坐在大哥的坟前，总免不了唠念：“保佑几个弟弟。”母亲多次梦见大哥升了什么干部，显得很忙的样子。匆匆地来，一晃就走了。
　　责任编辑 白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