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和刘雨霖:作家父亲和新锐导演的父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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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1月,改编自刘震云矛盾文学奖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同名电影,将在全国上映。其实,执导该片的正是刘震云之女刘雨霖。作为第一个获得奥斯卡最佳叙事片奖的中国本土导演,女孩却将她的成就归功于“慈母冷父”——
  陪爸爸“泡”鞋摊儿跟妈妈去维权
  刘震云与妻子郭建梅是北大同学,又是河南同乡,结婚30年一直感情甚笃。1987年,时任《农民日报》编辑的刘震云做了父亲,难忘童年时家乡因干旱而闹饥荒的他,给女儿取名“雨霖”。
  16岁以前,刘雨霖是在《农民日报》家属院里度过的。她形容自己的成长过程,一直是“散养”。小时候,当其他孩子被陆陆续续喊回家吃饭或写作业,她永远是院子里玩到最后的那个。因为作业已经早早完成,肚子饿了她自然会跑回家。刘震云对女儿的教育思路是,为什么要把这道题做对,是因为能省出更多的时间去玩儿,去干别的你喜欢干的事情!
  刘震云曾是河南省文科状元,妻子郭建梅则是当年河南安阳地区的文科状元。按说这样一对北大毕业的高知夫妻,应该对孩子的学习环境和成绩特别重视,可他们不是这样。眼看小雨霖到了上学的年纪,别的家长都绞尽脑汁把孩子送往条件优越的学校,刘震云却把女儿送到一家普通小学。而且,夫妻俩既不给女儿请家教,也不给她报什么兴趣班,更不请求老师对女儿特别关照,而是任由刘雨霖按自己的方式快乐地学习。
  刘震云不太看重女儿的成绩,只是培养她对学习和思考的兴趣,比如父女俩手拉手上街散步时,他会时不时给她出道数学题,问她几句古诗,或交流一下对某个问题的看法。这位作家父亲对女儿的要求并不高:善良,有修养,会思考就行。
  刘雨霖从小就愿意跟父亲一起,一人啃根冰棍儿,傍晚了在哪儿一坐,开始观察街头众生的生活。父女俩老去菜市场的一个修鞋大叔那儿,别人家修拉锁两块钱,这大叔收4块,别人家修的拉锁管3个月,他修的能撑3年。工作时,他戴一个套袖和手套,将摊铺打理得干干净净。后来,刘雨霖将这个印象,用在了《一句顶一万句》的人物牛爱国身上,同样是修鞋匠,同样干净齐整,享有绝对的职业尊严。
  在农村长大的郭建梅乐于助人,热心公益。女儿9岁那年,她辞去公职,组建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成为中国第一位公益律师。
  每到节假日,刘震云和郭建梅就会动员女儿,去法律研究中心做志愿者,他们希望女儿能通过这个窗口认识社会,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刘雨霖正式成了母亲的得力小助手,利用课余时间从事拍摄、翻译、案件材料整理等方面的工作,从没叫过一声苦。
  在刘雨霖的成长过程中,除了能随父亲去冯小刚、陈道明等大腕家串门外,并没有名二代的优越感,“小时候两个礼拜能吃顿麦当劳肯德基,我就觉得生活特幸福了。所谓名人,是社会对他们的认可,而不是对我的。”
  刘震云时常告诉女儿,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真理就藏在生活实践中。于是,她每年,都会与父亲回河南老家住一住,或跟着母亲办案子跑“老少边穷”地区,在那些地方,为每天两毛盐钱而发愁的家庭,怀胎九月还要去田间干活的女人,因不能生男孩而承受家暴的产妇……刘雨霖都见到过。她看到那些人会掉泪,会难过。
  在陪母亲出差办案的过程中,母女俩经历了很多。一次在西北小城,郭建梅与当地法官交锋激烈时,差点被戴上了手铐。还有一次在南方,因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事,母女俩竟遭到几十个手执棍棒的人围堵……直到警察赶到才被解救。
  高中毕业时,刘雨霖梦想当一名主持人,于是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象牙塔时光,喜欢电影的她经常拿个DV拍录生活万象。
  女儿崩溃边缘却遭父亲“棒喝”
  大三暑假,刘雨霖随母亲来到一个遥远的小山村,见到了母亲所代理案子的当事人——23岁的农家女红玉,她结婚后经常遭受家暴,怀孕时因拒绝与丈夫过夫妻生活,而被老公打瞎了一只眼睛!这个故事残忍而血腥。刘雨霖则用镜头捕捉到了之外的一丝暖,在红玉向郭建梅母女含泪诉说自己的经历时,不满两岁的儿子乐乐,伸手为失去一只眼睛的母亲擦眼泪……刘雨霖将拍摄下来的素材剪辑成了一个23分钟的纪录片,取名为《眼睛》。
  刘震云和郭建梅看了微电影《眼睛》后,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妞妞(刘雨霖小名),你怀着善良和悲悯之心,才得以完成这部高质量的作品。《眼睛》里,倾注了你对这个纷繁世界的深层次思考,有一股冲击心灵的力量。”
  夫妻俩都没想到,刘雨霖的兴趣和奋斗目标会因这部《眼睛》而改变。读大四时,她突然想出国学电影。形象、气质、口才都非常出众的刘雨霖,本是一个做主持人的好料子,很多人对她的选择很不理解。
  母亲虽然默许了她的选择,却担心妞妞的“朝秦暮楚”,会触到丈夫刘震云的逆鳞,引发他的怒火。别看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刘震云机智幽默,对读者和观众都很随和,但生活中的他极其寡言,做人做事认真、固执、讲原则。雨霖读高一时,曾因为在女同学家玩到了深夜,回家就挨了父亲一巴掌。
  当天,刘震云听了妻子的转述,却并没有发怒。“我对女儿的人生规划不干涉,她做饭不错,可以当厨师,如果能把羊肉烩面做好了,我去吃的时候还能免单,也不错;她喜欢当导演,这当然也是可以的,只要能忠于自己的选择,心别太活就好。”父母对自己的宽容和尊重,让刘雨霖很感动。
  当得知女儿要报考的竟是大名鼎鼎的纽约大学,而其导演系每年才招生30人时,郭建梅有些不安了:“妞妞,托福很难考,你的英语成绩又不冒尖,倘若名落孙山,岂不是很受打击?要不换一所学校吧!”刘雨霖摇头,说她考的就是最好的学校。


刘雨霖与父亲刘震云

  随后,刘雨霖就进入了一种“魔怔”般的托福备考状态。她关了手机,把自己宅进房间,每天蓬头垢面,胳膊和手背上写满了英文单词,一边洗脸刷牙,一边能看到洗漱台镜子旁贴着的各种例句和英文单词……直到读书读得眼睛看什么都重了影,把刘震云都吓得够呛。“她的定力,以及执着劲儿特别像她爸。”郭建梅说,父女俩都是“不把活干到最漂亮不愿吃饭的主”。   最终,刘雨霖凭借102分的好成绩,以及面试时对20多个有关人性和人生问题的犀利回答,考上了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该校以培养了李安、马丁·斯科塞斯、伍迪·艾伦等多位大导而声名远扬。
  但对于女儿的成绩,刘震云从不表扬。接到纽约大学的录取电话后,刘雨霖第一时间向父亲报喜,刘震云听后,安静了三秒钟,特别冷静地跟她说:“哦,我这正忙呢,回家再说吧。”说完“咣当”把电话挂了。
  对于女儿的困境,刘震云同样保持着一种不慌不忙的钝感。初入纽约大学,刘雨霖遭遇到了强烈的文化冲击,同辈压力、语言磨合、课业负担……一块纷至沓来,这让她感觉一切都不在自己掌控中了。孤独和抑郁,几乎让首次出国生活的刘雨霖崩溃。
  先是郭建梅接到了刘雨霖的纽约来电。当时她正在韩国开会,一听女儿的哽咽声就觉得有问题了。因为马上就轮到她发言,她赶紧给刘震云打电话,让他去电话安慰女儿。结果,刘震云说,打什么呀,让她自己去面对。
  三天后,父女俩才通了电话,刘雨霖说自己状态特别不好、不知道该怎么办,刘震云劈头盖脸把她骂了一顿:“刘雨霖,当时想要去美国,是不是你自己的选择?要选择学电影,是不是你的选择?如果遇到困难就退缩,哭鼻子,那你将一事无成。”末了,刘震云又说:“我再送你一句话,好儿女,志在四方。”说完,“啪”一声挂了电话。
  这顿当头棒喝很奏效,竟将刘雨霖“从那个抑郁倾向的状态里一下解救了”。留学期间她特别能吃苦,不仅拿到了最高奖学金,还在租住1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组装家具,洗衣做饭,甚至还接一些中英文翻译之类的零活儿赚钱。
  2013年,得知冯小刚要拍父亲的《温故一九四二》,刘雨霖决定休学,去《一九四二》剧组实习。这次,父母依旧没有异议,冯小刚则给她安排了场记的工作。所谓场记,就是每天守在导演和演员身边,捧着剧本读。
  这部戏拯救了刘雨霖,在剧组待了一年后,再回到纽约大学,她发现以前的课程难题完全变成了小事情,内功大涨的她自信了很多。
  夺得奥斯卡奖 执导《一句顶一万句》
  2013年春节陪父母回河南老家过年时,刘雨霖从乡亲们贴门神的习俗上受到启发,决定拍摄一部微电影。随后,她写出了1万多字的《门神》剧本,并精心修改。
  《门神》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小女孩的妈妈因受不了贫穷离家外出打工,却一去不返。女孩日夜盼望妈妈归来,奶奶骗她说,贴门神的时候春节就要到了,那时妈妈就回来了。她苦盼到贴门神这一天,看到的却是几年未见面的小姨,为了安慰她而冒充妈妈回家。女孩发现真相后,为了不伤家人的心,装作很快乐的样子……看了女儿的电影剧本,刘震云称赞故事很感人,谎言背后有大爱。有了父亲的赞许,刘雨霖信心更足了。
  很快,由刘雨霖编剧并执导的《门神》,在刘震云的家乡河南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开拍了。有一次,郭建梅去探班,见刘震云在那儿烤火,就搡着丈夫说:“你怎么不去帮帮妞妞,她没经验,一小孩,啥也不懂。”刘震云回:“成功失败都是她的。如果我帮她,她就不知道将来哪个地方需要改进。”
  拍摄期间,刘雨霖的双手和耳朵冻得红肿,胃也出了毛病,时常痛苦地捂着肚子盯监视器。刘震云看着心疼,却不愿表露过多的关爱,只是把他托人去镇上买来的药递给女儿,面无表情地说:“照顾好身体。”
  2014年,刘雨霖凭借首部微电影《门神》,入围了30多个国际电影节,并夺得了包括第41届美国奥斯卡(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在内的8个国际奖项!她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本土导演,也是继李安之后第二位获奥斯卡奖的华人导演。
  然而,一鸣惊人的刘雨霖,并没有从父亲脸上读出太多惊喜,看到领奖回来的女儿,刘震云只是和她握了握手,简短地说:“祝贺你,再接再厉!”
  事实上,当天刘震云刚和冯小刚、王朔等人喝完“刘导演的喜酒”,女儿的成就怎能不令他感到欣慰和自豪。但他不愿在刘雨霖面前流露这种心情,以免年轻人有了点名气就“飘”。
  2015年初,从纽约毕业回国的刘雨霖对父亲说:“我想拍您的《一句顶一万句》,行吗?”刘震云黑着脸问:“凭什么?”刘雨霖早有准备,说出了她和其他导演的不同之处,以及改编思路,噼里啪啦讲了25分钟。
  最后,女儿凭两点打动了刘震云:一是,她说想做的每一个电影都要见不到导演的痕迹,见不到演员的表演;二是,原著里的100多个人物,令她和别的导演一样头疼,但她想到了只拍小说下部《回延津记》里牛爱国和牛爱香姐弟俩的故事,刘雨霖选择的角度是“中国式结婚和离婚”,一边是牛爱国和妻子因“说不上一句话”而产生的婚姻危机,一边是牛爱香和厨子宋解放因为“有话说”而最终喜结连理。
  刘震云觉得,“刘导演选择的这个结构很巧妙”。于是,曾将《手机》《温故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等小说悉数交给冯小刚拍成电影的他,第一次把自己的作品给了女儿,同时也放下狠话:“敢砸老子的招牌,以后杜绝与你合作!”刘震云对女儿一向是这样“公私分明”,有事儿说事儿,而且所有的事儿都是讲道理,撒泼或撒娇向来无效。
  虎父无犬女,刘雨霖同样有固执和讲原则的一面。电影筹备期间,父女俩经常在屋里关着门咕咕唧唧。郭建梅屡次听到两人大声争吵,有一次刘雨霖气愤地问:“我是导演还是你?”又听到刘震云拍着桌子吼:“但我是编剧!”幸好,吵到最后,他们中的一个人总能用道理说服对方,最后父女俩又像没事儿人一样,面带笑容回到餐桌上。
  刘雨霖的紧张感一直贯穿到开机前。这是她第一次执导长电影,父亲担当编剧,且剧组里80%工作人员的年龄都长于她。对抗这种对未知的恐惧,她采取的方法是下笨功夫。她有一个特别厚的导演笔记,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这场戏该准备什么道具,美术怎么布置,服装什么样,人物关系什么样。她还会随身携带另一个小本子,每天去哪儿、要干什么都写得一清二楚,一天下来最爽的时刻就是“咵咵咵”把所有干完了的事全给打上勾。这种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习惯,和父亲如出一辙,纸和笔,也是刘震云出门必带的东西。
  和《门神》一样,刘雨霖花费近两年时间筹备拍摄的《一句顶一万》,同样取景于河南老家,同样关注的是小人物。但这部电影更丰富,也更有力度。
  2016年9月,受邀为这部电影作曲的高晓松看过样片后,感动得泪眼朦胧,他很惊诧,刘雨霖那么年轻,也没吃过什么苦,还在国外待了很多年,竟能导出“那样贴近普通人民的非常细腻的戏”!刘震云给《一句顶一万句》的票房预估是10亿以上,可见对女儿的作品十分欣赏。
  对此,刘雨霖坦陈,她从未把自己当成名二代,而是“农二代”。和父母看到农民工就当兄弟一样,根在河南延津的她,也想为农民思考,为弱者代言,关注他们的真实生活。刘雨霖也不认为自己拍的是小人物,“他们是被我们忽略的人,是我们每天都能碰到的人,他们无处诉说,但他们心里存的事,何尝不是天大的事?”
  2016年10月,在《一句顶一万句》影片发布会上,刘雨霖动情地说,父亲对她的所有“冷漠”,其实都是一种父爱无言的激励和鞭策。是啊,如果没有家庭这座伟大的学校,没有父母言传身教的熏陶,我们很可能会失去一位将令全球瞩目的新锐女导演!
  编辑:成小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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