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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比较高的增长，因此，尽管2007年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不少人认为只要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调整，经济发展就会重返康庄大道。本文认为，目前经济繁华似锦的背后长期矛盾愈加突出，如果不尽快进行制度性的建设而只是就短期问题进行宏观政策调整，可能作用有限。
[关键词]经济政策 经济问题 经济制度
[中图分类号]F0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623（2007）04-0010-05
[作者简介]胡少维（1965—），山西人，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
2007年，中国经济继续延续近年高速增长的势头，宏观调控关注的“三过”问题也一如继往，同时，新的形势下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资产价格上涨加快、CPI有逐步走高趋势、股票市场波动加剧等。由此，宏观经济政策动态不仅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成为普通大众街头巷尾热议和关心的焦点话题。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少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调控药方。无疑，这些短期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校正扭曲的增长（发展）曲线会产生一定的功效，但是否能够真正如预期般那样成效显著，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还是不要寄太高的希望（尽管宏观调控艺术不断提高是不容否认的）。笔者认为，要想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梳理发展思路，更多地从解决经济发展的长期问题着手，从夯实“路基”做起，从制度建设做起。
一、长期发展问题更为突出
2007年上半年，我国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动力，消费结构升级引导投资结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城乡居民收入、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较快，基本延续了近年来又好又快的发展态势，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的问题有所改善。而且，与其相对应的是，大多数消费品仍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加速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支撑经济发展的物质保障方面，前几年困扰经济发展的基础物质如煤、电、油以及运输问题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并没有出现紧张加剧的局面。特别是在目前的经济增速情形下，不同行业的经济效益也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在39个工业大类行业中，大多数行业利润同比增长。这说明经济增长的效率并没有下降，宏观经济增长受到微观经济的有力支持。从短期角度看，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似乎一切看起来均十分美好，问题似乎也将在发展中逐步得到解决。
不过，若我们站在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似乎在短期内美好的事情就让人有些苦涩了。我们知道，党中央倡导科学的发展观，在追求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追求短期利益，更重要的是要达致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合理匹配，要保持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但从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数据看，一个明显的不和谐就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央政府一再强调的节能减排并没有明显改善甚至不排除恶化的可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目标困难重重，高耗能产业仍是经济增长的主力且增速较高。尽管我们说，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我国处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发展模式具有客观必然性，其他国家、地区也有类似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是，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已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对环境、能源问题的关注已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面对的环境又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无论是从环境的角度还是从能源供给的角度，目前的发展显然不具可持续性。套用一句大家常说的话，那就是以目前这种发展模式发展下去，我们是在吃子孙饭，是在透支未来的发展潜力，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就不能不对目前的发展表示担忧。
显然，站在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会得出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如果我们仅从短期角度看问题，有可能使未来发展的矛盾更为突出，也有可能失去化解矛盾的机会，增大解决问题的成本。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功效不能寄望过高
既然问题已然存在，就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手段，目前看，大家把目光主要集中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上，一系列的“药方”也是如此。不过笔者认为，“冷敷”固然有利于“体温”的降低，但若不解决发热的“病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难题就难以真正得以化解，寄希望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来化解目前的问题是不大现实的。
1.货币政策对化解流动性过剩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由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和金融机构持有的库存现金构成，是金融机构创造货币的基础。造成流动性过剩的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银行放款约束性不够，贷款发放过多。二是人民币升值预期被反复炒作，大量国际热钱涌入国内。除了放贷过多以及热钱涌入的原因外，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以及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也是造成目前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人民币没有实行自由兑换，所有的外资对华投资和巨额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收入，包括通过非正规渠道进入中国的热钱，都需要由央行拿出人民币来收购。为此，央行每年都要“配套”增发大量的基础货币，其实质是在制造更多的流动性。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的外汇占款已占到总货币发行量的70%。更严重的是，只要汇率政策不变，出口和顺差继续增长，央行每年就不得不继续拿出更多的钱来收购外汇，使得流动性越来越泛滥。
同时，近年我国货币政策内生性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验证，通常通过分析货币供给的变动与货币乘数之间的关系来进行。根据货币银行理论，货币供给存在M=m×B=（Rc+1）/（Rd+Rc+Re）①的数量关系。一般来说，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控制基础货币，但对货币乘数的控制能力有限。央行虽然可以通过调整Rd来影响货币乘数，但Rc、Re则主要取决于银行和居民的行为选择，央行不能随意控制。
2000～2002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持续执行6%的标准，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货币乘数应该不会改变，但实际上货币乘数在这三年不断扩大。2003年以来，央行连续十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理论上货币乘数应相应下降，但实际结果却是货币乘数仍在不断扩大。从另两个影响货币乘数的主要因素——超储率和提现率来看，2000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的超储率和提现率均呈现持续下降之势，正好可以解释货币乘数持续扩大现象。这说明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不能完全控制货币乘数，货币乘数受其他不可控因素的影响更大。
这样，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就大大降低，从影响货币供给方面出台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而从影响货币需求方面的政策——利率来看，即使提高名义利率使实际利率为正，但在目前我国资本回报率比较高的情况下，也难以真正抑制货币需求。
2.目前体制下，投资冲动难以抑制。控制投资过热一直是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2006年，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投资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规模过大等问题，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和改善了固定资产投资调控。在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综合作用下，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开工项目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遏制，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增幅比上年下降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投资增长24.5%，增幅同比下降2.7个百分点。但进入2007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又出现逐步走高之势。
投资增幅之所以出现反弹，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是利益诱惑，二是政府推动。
从微观上看，近年来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上企业的盈利水平的确在直线飙升。从1998～2005年，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从1.34%上升至6.05%，净资产利润率也从3.70%强劲上升至14.39%水平。特别是2002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连续五年出现持续的高增长。工业企业利润的持续大幅度增长，既意味着企业的自有资金更加充裕，同时也意味着企业对利润预期保持较快的增长，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进一步推动投资的高增长。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42.1%。钢铁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20%，建材行业增长70.1%，化纤行业增长220%，化工行业增长69.4%，电力行业增长60.6%，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29.8%，煤炭行业增长43.1%，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65.3%，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60%。在资金来源充裕和投资回报良好的背景下，企业投资意愿不减。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贷款需求景气指数创新高，本季度达到68.9%，首次超越2004年第1季度的68.8%原历史高点。这正如一句老话所言，利之所在，趋之若骛。
而从政府方面看，由于中国存在的“官本位”制，通过行政手段进行配置、协调和管理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投资的盲目高增长。各地政府均希望通过大上投资项目实现GDP的高增长，地方政府普遍具有重投资、轻消费的利益偏向，客观上刺激各地政府不计成本、不顾风险、不惜资源和环境代价地追求投资和生产规模扩张。
可以说，如果高投资的体制性根源不发生根本性转变，企业短期投资回报率居高不下的话，投资增速出现反复也就难以避免。
三、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制度的不断完善
宏观调控，是针对市场的缺陷而言的，是第二次的调解。但是，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毕竟是第二次的，是市场的第一次调解之后的“修正”，不应当太“积极”，太“主动”，而且频频的宏观调控也会影响人们稳定的理性预期，助长短期行为。因此，把目光和精力更多地放在长期制度建设上，才是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为此：
1.通过改革逐步减弱地方政府靠投资发展经济的冲动。投资增长压不下来的病根，关键是制约投资增长的约束条件不到位。从投资管理体制角度看，投资过热的根源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作用的结果，政府作为投资调控者与投资主体，一方面作为监管者要适时出台政策，调控投资活动，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另一方面作为投资者(尤其是地方政府)又要直接或间接参与到具体投资活动中来，其行为目标又是GDP(或财政收入)的最大化。这种双重角色关系模糊和定位不清，很容易导致调控政策大打折扣，所以有效遏制投资过快增长的核心问题是能不能解决政府的投资冲动，政府能不能从投资主导位置上退出。可以说，在分税制下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只要有持续的财政和银行资金支持，已经内化的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将不可避免成为国民经济波动的长期隐患。在没有解决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时，随着路径锁定和进一步进行体制改革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只能使治理危机更加恶化，最终代价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损失以及市场化改革偏离轨道。为此：一是要研究税收制度的改革，消除地方政府直接上项目、搞投资的基础动因。二是加强对各级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方面的收支管理，防止地方政府一方面拖欠公共产品投入，另一方面搞形象工程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特别是要继续严格控制好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逐步弱化地方政府动用资源上投资项目的能力，实现釜底抽薪。三是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让政府的功能回归到创造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等属于政府本身的功能上来，逐步减少、最终取消政府对非公共产品直接投资的功能。四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切实改变干部的政绩考核方式。要建立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和体现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的、全面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
2.尽快打破“官本位”。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这是自然经济使然。遗憾的是这种“官本位”的观念延续至今，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继续强化。“官本位”的诱导信号，把几乎所有聪明的人都引导到了对官趋之若鹜的地步。其严重后果是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使我们的社会不堪重负。尽管国家采取了精简机构的措施，但由于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岗责匹配，现实中出现了有的机构人员紧张，有的机构仍然人员富余。这除了权力、义务等设置等方面的问题外，“官本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有必要修正我们的社会价值体系，尽快打破“官本位”，促使人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从而使社会健康而有序。
3.打破垄断，平抑行业投资回报差距。应该承认，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最终要通过企业来实现，尽管由于风险评估和承担机制不健全，特别是隐含在经济运行中的潜规则的作用，企业很难对地方政府说不。但是我们也注意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自我约束的能力在不断增强，利益最大化原则体现得越来越明显。事实上，企业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投资，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在目前的环境下，投资回报是比较高或者说起码短期内投资回报是比较诱人的。这表明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一定程度上是受利益诱导而产生的，有其客观必然性。
但若从宏观层面看，我国的投资效率又十分低下。比如，一是投资效果系数低下，2006年，我国1元投资仅能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232元，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二是资本生产率逐步走低，根据有关专家的测算，资本生产率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而且从1995年开始我国资本生产率出现持续下滑的势头。三是增量资本产出率有走高的趋势，目前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明显高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四是中间投入使用效率不高，与国际水平相比，增加值率明显偏低。
中国企业的微观盈利水平直线上升与宏观层面上的投资效率低下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问题在于企业或单个项目的利润多寡往往是与众多因素相关的，如投入的要素价格（土地、资本，甚至还包括各种税收和准入等行政优惠安排）。如果要素价格是扭曲或低估的，甚至根本没有成本，那么微观上一个项目的效益就可以高得惊人，但在宏观上这却是很不经济的。即企业利益的获取某种程度上讲是在损害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基础上取得的。同时，我们注意到，在企业利润高增长的背后，企业利润分化、集中现象明显，即一些垄断性的资源类企业的高利润率起到了放大作用。纵观这些年来利润率高的行业，大多不是资源垄断性的，就是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
为了有效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反弹，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目前国家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调控措施。金融部门除了发挥信贷窗口指导作用外，还对投资资金来源进行控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把钢铁、电解铝、铜冶炼、铁合金、电石、焦炭、水泥、煤炭、电力等产能过剩行业，特别是新上高耗能项目投资关。严禁投资新建或改扩建违反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准入条件和缺乏能源、资源支撑条件及环境容量不允许的高耗能项目。无疑，这些政策的实行有助于抑制目前投资增幅的走高。不过我们认为，为了促进投资的健康增长，提高投资效率，除了采用法律、行政手段外，还需从经济手段入手，从投资回报率方面采取措施。无论是经济学理论、还是国内外的具体实践都表明，价格手段是最有效的手段。价格手段并不仅仅或主要指提高商品的价格，它的根本内涵是控制行业的利润水平。而这就需要在打破垄断，将环境等社会成本更合理地纳入投资成本中等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4.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如前分析，仅仅依赖传统的短期宏观调控政策，一些问题的解决似乎很难达到预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有很多，笔者认为其中有一条是国民收入的增长结构明显向工业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倾斜，居民收入项目的增长相对缓慢，这是一个对调控政策效率具有基本性制约的重要因素。根据计算，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21.1%上升到2006年的24.2%，企业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15.1%上升到2006年17.5%，居民收入的比重由63.8%下降到56.5%。如果考虑到统计中政府收入还不包括土地出让金等非税收入，实际的政府所得份额可能要大于统计数据。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企业可支配收入主要是较高的利润率带来的，而在高利润的驱动下，企业必然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和增加投资。
而分配矛盾导致生产过剩，是市场经济国家200多年以来反复验证过的规律，中国的高速工业化过程虽然有全球化的背景，外需也的确吸纳了中国很大一部分过剩产能，但即使在净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也只吸纳了中国总供给的很小一部分，全球化可能只能减缓或拖延中国产能过剩矛盾表面化的程度与时间，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这个矛盾。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笔者认为，从收入分配制度变革和收入分配政策入手，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进而达到投资、消费的合理匹配，可能是一个长久之计。为此：
（1）要理顺分配关系，消除人为的不合理因素。拿城乡差距来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超过3：1，处于历史高位，如果将住房、社会保障等隐性福利考虑在内，中国的城乡差距无疑是世界之最。而城市工人比农民收入高得多并不是因为工人比农民具有更高地创造GDP的禀赋，而是因为农村劳动力不能享有同等的就业权利。地区差距和部门差距也是如此。西部居民收入远远低于东部沿海居民，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受良好教育和自由迁移的机会。同样，垄断部门的高收入正是因为其垄断地位。因此，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保证同等质量的要素获得同等报酬，这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除上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2）落实资源税征收，体现国资收益权，改变国有企业不分红的现实。在世界上任何市场经济国家，要开采全民所有的资产，首先必须通过竞价交一笔特许权费，另外要缴资源税。而我国企业开采资源成本不高，收益大都成了企业的利润，再加上能源、资源的价格在上涨，企业利润不断增加。这种现状应尽快改变，切实落实资源税征收制度。同样，要想解决垄断行业收入与贡献的匹配问题，真正体现其劳动价值，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国资收益权要落到实处。因为在国家不建立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的情况下，企业拥有国有资本收益自由支配权。那么，效益好的企业职工收入就会不断膨胀，而困难企业的职工却收入下降，由此产生企业内部分配秩序混乱的弊端，会导致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并将积重难返。国资收益权落到实处，一方面可以体现国有资产的权益，一方面也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对于国有企业的盈利，作为资本出资方，应参与分红，将所得用于居民人人享受的公用事业或充实社会保障。
5.提高劳动力素质。2006年，我国外贸顺差为1774亿美元，增长了74%。这是继前年顺差激增2.2倍逾千亿美元后再次创下的新高。今年以来，人民币仍在不断升值，国外利益集团压力不断增大，但就是无法阻止中国外贸顺差的上升势头。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中国外贸顺差不断攀升的主要推动力是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这种推动力短期内不会有减弱的趋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劳动力数量大，二是低素质劳动力比例高。一方面是大量失业和潜在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却是人才紧张。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调查表明，今年一季度总的就业情况好于往年，就业再就业工作取得新进展。但总体而言，劳动力的供给仍大于需求。103个城市中，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各类人员约338.5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约347万人。求人倍率约为0.98。在本季度与上季度相同的85个城市中，本季度的需求人数、求职人数分别比上季度增加了31万人和14.7万人，各增长了11和4.9个百分点；而与2006年第一季度相同的88个城市相比，本季度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基本持平。可见，我国就业压力并未缓解，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根据知识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的趋势，经济学家所获得的一个较为一致的结论是，一些低技能的劳动者将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因此，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教育、培训等手段提高劳动力的素质，那么，劳动力就很难随着产业结构变化、升级而顺利转移，从而使大量的劳动力拥挤在相对狭窄的就业空间，使就业问题变得更为棘手，外贸顺差的解决也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从长期看，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是解决就业问题、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真正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的根本之策。因此，目前，首要的是加强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同时，下大力气调整我国目前的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加大政府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投入，建设一批高质量的中高级技工学校，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应主要面向农村。要大力改革现行中等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教师，更新教材，缩短教育年限，最大限度地降低学费，调整专业，使之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相适应。此外，为解决农村青年无力承担学费的问题，可考虑将助学贷款扩大到中等职业教育。
[参考文献]
[1]王梦奎.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R].内部报告，2007.(1).
[2]李义平.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深层问题[N].中国经济时报,2006-02-20.
[3]盛浩.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政策——背景、现状与问题[J].中国流通经济，2007,(1).
[4]张卓元.用约束性指标制约盲目攀比GDP[N].人民日报，2007-07-06.
(收稿日期:2007-07-23 责任编辑: 张书启)
[关键词]经济政策 经济问题 经济制度
[中图分类号]F0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623（2007）04-0010-05
[作者简介]胡少维（1965—），山西人，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
2007年，中国经济继续延续近年高速增长的势头，宏观调控关注的“三过”问题也一如继往，同时，新的形势下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资产价格上涨加快、CPI有逐步走高趋势、股票市场波动加剧等。由此，宏观经济政策动态不仅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成为普通大众街头巷尾热议和关心的焦点话题。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少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调控药方。无疑，这些短期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校正扭曲的增长（发展）曲线会产生一定的功效，但是否能够真正如预期般那样成效显著，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还是不要寄太高的希望（尽管宏观调控艺术不断提高是不容否认的）。笔者认为，要想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梳理发展思路，更多地从解决经济发展的长期问题着手，从夯实“路基”做起，从制度建设做起。
一、长期发展问题更为突出
2007年上半年，我国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动力，消费结构升级引导投资结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城乡居民收入、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较快，基本延续了近年来又好又快的发展态势，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的问题有所改善。而且，与其相对应的是，大多数消费品仍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加速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支撑经济发展的物质保障方面，前几年困扰经济发展的基础物质如煤、电、油以及运输问题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并没有出现紧张加剧的局面。特别是在目前的经济增速情形下，不同行业的经济效益也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在39个工业大类行业中，大多数行业利润同比增长。这说明经济增长的效率并没有下降，宏观经济增长受到微观经济的有力支持。从短期角度看，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似乎一切看起来均十分美好，问题似乎也将在发展中逐步得到解决。
不过，若我们站在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似乎在短期内美好的事情就让人有些苦涩了。我们知道，党中央倡导科学的发展观，在追求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追求短期利益，更重要的是要达致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合理匹配，要保持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但从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数据看，一个明显的不和谐就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央政府一再强调的节能减排并没有明显改善甚至不排除恶化的可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目标困难重重，高耗能产业仍是经济增长的主力且增速较高。尽管我们说，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我国处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发展模式具有客观必然性，其他国家、地区也有类似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是，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已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对环境、能源问题的关注已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面对的环境又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无论是从环境的角度还是从能源供给的角度，目前的发展显然不具可持续性。套用一句大家常说的话，那就是以目前这种发展模式发展下去，我们是在吃子孙饭，是在透支未来的发展潜力，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就不能不对目前的发展表示担忧。
显然，站在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会得出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如果我们仅从短期角度看问题，有可能使未来发展的矛盾更为突出，也有可能失去化解矛盾的机会，增大解决问题的成本。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功效不能寄望过高
既然问题已然存在，就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手段，目前看，大家把目光主要集中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上，一系列的“药方”也是如此。不过笔者认为，“冷敷”固然有利于“体温”的降低，但若不解决发热的“病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难题就难以真正得以化解，寄希望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来化解目前的问题是不大现实的。
1.货币政策对化解流动性过剩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由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和金融机构持有的库存现金构成，是金融机构创造货币的基础。造成流动性过剩的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银行放款约束性不够，贷款发放过多。二是人民币升值预期被反复炒作，大量国际热钱涌入国内。除了放贷过多以及热钱涌入的原因外，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以及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也是造成目前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人民币没有实行自由兑换，所有的外资对华投资和巨额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收入，包括通过非正规渠道进入中国的热钱，都需要由央行拿出人民币来收购。为此，央行每年都要“配套”增发大量的基础货币，其实质是在制造更多的流动性。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的外汇占款已占到总货币发行量的70%。更严重的是，只要汇率政策不变，出口和顺差继续增长，央行每年就不得不继续拿出更多的钱来收购外汇，使得流动性越来越泛滥。
同时，近年我国货币政策内生性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验证，通常通过分析货币供给的变动与货币乘数之间的关系来进行。根据货币银行理论，货币供给存在M=m×B=（Rc+1）/（Rd+Rc+Re）①的数量关系。一般来说，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控制基础货币，但对货币乘数的控制能力有限。央行虽然可以通过调整Rd来影响货币乘数，但Rc、Re则主要取决于银行和居民的行为选择，央行不能随意控制。
2000～2002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持续执行6%的标准，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货币乘数应该不会改变，但实际上货币乘数在这三年不断扩大。2003年以来，央行连续十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理论上货币乘数应相应下降，但实际结果却是货币乘数仍在不断扩大。从另两个影响货币乘数的主要因素——超储率和提现率来看，2000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的超储率和提现率均呈现持续下降之势，正好可以解释货币乘数持续扩大现象。这说明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不能完全控制货币乘数，货币乘数受其他不可控因素的影响更大。
这样，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就大大降低，从影响货币供给方面出台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而从影响货币需求方面的政策——利率来看，即使提高名义利率使实际利率为正，但在目前我国资本回报率比较高的情况下，也难以真正抑制货币需求。
2.目前体制下，投资冲动难以抑制。控制投资过热一直是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2006年，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投资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规模过大等问题，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和改善了固定资产投资调控。在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综合作用下，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开工项目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遏制，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增幅比上年下降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投资增长24.5%，增幅同比下降2.7个百分点。但进入2007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又出现逐步走高之势。
投资增幅之所以出现反弹，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是利益诱惑，二是政府推动。
从微观上看，近年来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上企业的盈利水平的确在直线飙升。从1998～2005年，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从1.34%上升至6.05%，净资产利润率也从3.70%强劲上升至14.39%水平。特别是2002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连续五年出现持续的高增长。工业企业利润的持续大幅度增长，既意味着企业的自有资金更加充裕，同时也意味着企业对利润预期保持较快的增长，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进一步推动投资的高增长。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42.1%。钢铁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20%，建材行业增长70.1%，化纤行业增长220%，化工行业增长69.4%，电力行业增长60.6%，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29.8%，煤炭行业增长43.1%，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65.3%，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60%。在资金来源充裕和投资回报良好的背景下，企业投资意愿不减。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贷款需求景气指数创新高，本季度达到68.9%，首次超越2004年第1季度的68.8%原历史高点。这正如一句老话所言，利之所在，趋之若骛。
而从政府方面看，由于中国存在的“官本位”制，通过行政手段进行配置、协调和管理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投资的盲目高增长。各地政府均希望通过大上投资项目实现GDP的高增长，地方政府普遍具有重投资、轻消费的利益偏向，客观上刺激各地政府不计成本、不顾风险、不惜资源和环境代价地追求投资和生产规模扩张。
可以说，如果高投资的体制性根源不发生根本性转变，企业短期投资回报率居高不下的话，投资增速出现反复也就难以避免。
三、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制度的不断完善
宏观调控，是针对市场的缺陷而言的，是第二次的调解。但是，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毕竟是第二次的，是市场的第一次调解之后的“修正”，不应当太“积极”，太“主动”，而且频频的宏观调控也会影响人们稳定的理性预期，助长短期行为。因此，把目光和精力更多地放在长期制度建设上，才是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为此：
1.通过改革逐步减弱地方政府靠投资发展经济的冲动。投资增长压不下来的病根，关键是制约投资增长的约束条件不到位。从投资管理体制角度看，投资过热的根源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作用的结果，政府作为投资调控者与投资主体，一方面作为监管者要适时出台政策，调控投资活动，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另一方面作为投资者(尤其是地方政府)又要直接或间接参与到具体投资活动中来，其行为目标又是GDP(或财政收入)的最大化。这种双重角色关系模糊和定位不清，很容易导致调控政策大打折扣，所以有效遏制投资过快增长的核心问题是能不能解决政府的投资冲动，政府能不能从投资主导位置上退出。可以说，在分税制下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只要有持续的财政和银行资金支持，已经内化的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将不可避免成为国民经济波动的长期隐患。在没有解决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时，随着路径锁定和进一步进行体制改革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只能使治理危机更加恶化，最终代价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损失以及市场化改革偏离轨道。为此：一是要研究税收制度的改革，消除地方政府直接上项目、搞投资的基础动因。二是加强对各级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方面的收支管理，防止地方政府一方面拖欠公共产品投入，另一方面搞形象工程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特别是要继续严格控制好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逐步弱化地方政府动用资源上投资项目的能力，实现釜底抽薪。三是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让政府的功能回归到创造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等属于政府本身的功能上来，逐步减少、最终取消政府对非公共产品直接投资的功能。四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切实改变干部的政绩考核方式。要建立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和体现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的、全面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
2.尽快打破“官本位”。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这是自然经济使然。遗憾的是这种“官本位”的观念延续至今，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继续强化。“官本位”的诱导信号，把几乎所有聪明的人都引导到了对官趋之若鹜的地步。其严重后果是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使我们的社会不堪重负。尽管国家采取了精简机构的措施，但由于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岗责匹配，现实中出现了有的机构人员紧张，有的机构仍然人员富余。这除了权力、义务等设置等方面的问题外，“官本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有必要修正我们的社会价值体系，尽快打破“官本位”，促使人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从而使社会健康而有序。
3.打破垄断，平抑行业投资回报差距。应该承认，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最终要通过企业来实现，尽管由于风险评估和承担机制不健全，特别是隐含在经济运行中的潜规则的作用，企业很难对地方政府说不。但是我们也注意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自我约束的能力在不断增强，利益最大化原则体现得越来越明显。事实上，企业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投资，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在目前的环境下，投资回报是比较高或者说起码短期内投资回报是比较诱人的。这表明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一定程度上是受利益诱导而产生的，有其客观必然性。
但若从宏观层面看，我国的投资效率又十分低下。比如，一是投资效果系数低下，2006年，我国1元投资仅能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232元，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二是资本生产率逐步走低，根据有关专家的测算，资本生产率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而且从1995年开始我国资本生产率出现持续下滑的势头。三是增量资本产出率有走高的趋势，目前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明显高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四是中间投入使用效率不高，与国际水平相比，增加值率明显偏低。
中国企业的微观盈利水平直线上升与宏观层面上的投资效率低下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问题在于企业或单个项目的利润多寡往往是与众多因素相关的，如投入的要素价格（土地、资本，甚至还包括各种税收和准入等行政优惠安排）。如果要素价格是扭曲或低估的，甚至根本没有成本，那么微观上一个项目的效益就可以高得惊人，但在宏观上这却是很不经济的。即企业利益的获取某种程度上讲是在损害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基础上取得的。同时，我们注意到，在企业利润高增长的背后，企业利润分化、集中现象明显，即一些垄断性的资源类企业的高利润率起到了放大作用。纵观这些年来利润率高的行业，大多不是资源垄断性的，就是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
为了有效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反弹，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目前国家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调控措施。金融部门除了发挥信贷窗口指导作用外，还对投资资金来源进行控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把钢铁、电解铝、铜冶炼、铁合金、电石、焦炭、水泥、煤炭、电力等产能过剩行业，特别是新上高耗能项目投资关。严禁投资新建或改扩建违反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准入条件和缺乏能源、资源支撑条件及环境容量不允许的高耗能项目。无疑，这些政策的实行有助于抑制目前投资增幅的走高。不过我们认为，为了促进投资的健康增长，提高投资效率，除了采用法律、行政手段外，还需从经济手段入手，从投资回报率方面采取措施。无论是经济学理论、还是国内外的具体实践都表明，价格手段是最有效的手段。价格手段并不仅仅或主要指提高商品的价格，它的根本内涵是控制行业的利润水平。而这就需要在打破垄断，将环境等社会成本更合理地纳入投资成本中等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4.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如前分析，仅仅依赖传统的短期宏观调控政策，一些问题的解决似乎很难达到预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有很多，笔者认为其中有一条是国民收入的增长结构明显向工业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倾斜，居民收入项目的增长相对缓慢，这是一个对调控政策效率具有基本性制约的重要因素。根据计算，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21.1%上升到2006年的24.2%，企业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15.1%上升到2006年17.5%，居民收入的比重由63.8%下降到56.5%。如果考虑到统计中政府收入还不包括土地出让金等非税收入，实际的政府所得份额可能要大于统计数据。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企业可支配收入主要是较高的利润率带来的，而在高利润的驱动下，企业必然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和增加投资。
而分配矛盾导致生产过剩，是市场经济国家200多年以来反复验证过的规律，中国的高速工业化过程虽然有全球化的背景，外需也的确吸纳了中国很大一部分过剩产能，但即使在净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也只吸纳了中国总供给的很小一部分，全球化可能只能减缓或拖延中国产能过剩矛盾表面化的程度与时间，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这个矛盾。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笔者认为，从收入分配制度变革和收入分配政策入手，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进而达到投资、消费的合理匹配，可能是一个长久之计。为此：
（1）要理顺分配关系，消除人为的不合理因素。拿城乡差距来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超过3：1，处于历史高位，如果将住房、社会保障等隐性福利考虑在内，中国的城乡差距无疑是世界之最。而城市工人比农民收入高得多并不是因为工人比农民具有更高地创造GDP的禀赋，而是因为农村劳动力不能享有同等的就业权利。地区差距和部门差距也是如此。西部居民收入远远低于东部沿海居民，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受良好教育和自由迁移的机会。同样，垄断部门的高收入正是因为其垄断地位。因此，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保证同等质量的要素获得同等报酬，这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除上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2）落实资源税征收，体现国资收益权，改变国有企业不分红的现实。在世界上任何市场经济国家，要开采全民所有的资产，首先必须通过竞价交一笔特许权费，另外要缴资源税。而我国企业开采资源成本不高，收益大都成了企业的利润，再加上能源、资源的价格在上涨，企业利润不断增加。这种现状应尽快改变，切实落实资源税征收制度。同样，要想解决垄断行业收入与贡献的匹配问题，真正体现其劳动价值，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国资收益权要落到实处。因为在国家不建立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的情况下，企业拥有国有资本收益自由支配权。那么，效益好的企业职工收入就会不断膨胀，而困难企业的职工却收入下降，由此产生企业内部分配秩序混乱的弊端，会导致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并将积重难返。国资收益权落到实处，一方面可以体现国有资产的权益，一方面也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对于国有企业的盈利，作为资本出资方，应参与分红，将所得用于居民人人享受的公用事业或充实社会保障。
5.提高劳动力素质。2006年，我国外贸顺差为1774亿美元，增长了74%。这是继前年顺差激增2.2倍逾千亿美元后再次创下的新高。今年以来，人民币仍在不断升值，国外利益集团压力不断增大，但就是无法阻止中国外贸顺差的上升势头。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中国外贸顺差不断攀升的主要推动力是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这种推动力短期内不会有减弱的趋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劳动力数量大，二是低素质劳动力比例高。一方面是大量失业和潜在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却是人才紧张。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调查表明，今年一季度总的就业情况好于往年，就业再就业工作取得新进展。但总体而言，劳动力的供给仍大于需求。103个城市中，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各类人员约338.5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约347万人。求人倍率约为0.98。在本季度与上季度相同的85个城市中，本季度的需求人数、求职人数分别比上季度增加了31万人和14.7万人，各增长了11和4.9个百分点；而与2006年第一季度相同的88个城市相比，本季度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基本持平。可见，我国就业压力并未缓解，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根据知识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的趋势，经济学家所获得的一个较为一致的结论是，一些低技能的劳动者将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因此，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教育、培训等手段提高劳动力的素质，那么，劳动力就很难随着产业结构变化、升级而顺利转移，从而使大量的劳动力拥挤在相对狭窄的就业空间，使就业问题变得更为棘手，外贸顺差的解决也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从长期看，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是解决就业问题、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真正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的根本之策。因此，目前，首要的是加强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同时，下大力气调整我国目前的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加大政府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投入，建设一批高质量的中高级技工学校，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应主要面向农村。要大力改革现行中等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教师，更新教材，缩短教育年限，最大限度地降低学费，调整专业，使之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相适应。此外，为解决农村青年无力承担学费的问题，可考虑将助学贷款扩大到中等职业教育。
[参考文献]
[1]王梦奎.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R].内部报告，2007.(1).
[2]李义平.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深层问题[N].中国经济时报,2006-02-20.
[3]盛浩.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政策——背景、现状与问题[J].中国流通经济，2007,(1).
[4]张卓元.用约束性指标制约盲目攀比GDP[N].人民日报，2007-07-06.
(收稿日期:2007-07-23 责任编辑: 张书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