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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康德《导论》有感
如果把哲学史上的浩瀚的著作比作一个群星起落的苍穹，那么康德的《导论》就是其中一颗长久引人注目的星星。《导论》虽为阐释《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观点而作，但其意义却远不止此。在《导论》中，作者不仅出色地批判和总结了前人的思想成果，而且也扼要地阐述并发挥了自己的哲学见解，正如作者本人所宣称的，《导论》是哲学革命的“纲要”。
康德的著作和思想素以艰深晦涩著称，但读者一旦掌握了《导论》这把钥匙，就可以自由地出入康德哲学的“迷宫”，大大地领略一番“哥白尼式革命”的风云雷电。
独断论的“迷梦”
康德生活的时代是独断论的形而上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莱布尼茨的哲学，作为十七世纪德国市民阶级的思想结晶，虽然包孕着许多积极的因素，但仍然披着厚厚的僧侣主义的袈裟。沃尔夫力图使他老师的哲学系统化，但结果却形成了一个只有骨骼而无血肉的独断论形而上学的体系。犹如维苏威火山的岩浆覆盖了整个庞贝城一样，莱布尼茨—沃尔夫的独断论形而上学的体系支配着当时整个德国的思想界。起初，康德沉溺于莱布尼茨—沃尔夫的思辨网络中而沾沾自喜，但从海峡彼岸传来的隐隐雷声——休谟怀疑主义的雷声，惊醒了他的独断论的“迷梦”。康德当时这样描绘自己的心情：“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独断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康德的信仰动摇了，他开始问自己：如果独断论形而上学的结论真是可靠的话，为什么一种形而上学的主张和另一种形而上学的主张总是相互冲突？柏拉图与德谟克利特、笛卡儿与洛克、贝克莱与狄德罗，这样的争论难道还少吗？是的，在哲学史的漫漫长河中，有许多天才的哲学家穷其毕生精力为形而上学的破衣加上新的补钉，或为瘸了腿的证明提供新的拐杖，但结果都失败了，他们没有使形而上学获得哪怕是“一指宽的推进”。这又是为什么呢？天性沉静的哲学家凝坐在书斋里，苦苦地思索着这些难题。终于，他敏锐地捕捉住了独断论形而上学的致命的弱点。如果说，阿基里斯的弱点在他的脚踵，那么独断论形而上学的弱点则在它的心中。这个弱点就是人们对认识形式，尤其是理性的无节制、无批判的滥用。正是这个任何旧哲学家都无法规避的弱点，使“形而上学本身就摧毁了它被持久承认的资格”。
康德以如椽之笔，深刻地剖析了独断论形而上学的这一根本弊病。他认为，这一弊病的主要表现是：人们在认识中总是把经验的东西和超验的东西不加区别地混淆起来。
一方面，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者总是把知性与理性、知性范畴和理性概念(即理念)无区别地加以混用。他们不懂得，知性和理性虽然都是人的认识形式，但它们之间却有着重大的差别。知性所思考的是人们的感官所提供的、经过先天直观的纯形式(时空)初步整理而成的感性知识，其目的是运用十二个先天的知性范畴来进一步整理感性知识。例如，“太阳晒石头”和“石头热了”这两个事件在感性知识中是各自独立、缺乏联系的，但经知性因果范畴整理后，它就成了“太阳晒热了石头”这样一个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经验判断了，也就是说，成了知性知识了。康德告诫说，知性和知性范畴只能在经验的范围内加以使用，决不能越雷池一步！相反，理性则完全不同，它力图在更高的层次上寻求知性认识的统一性，即全部可能经验的绝对整体。然而，这一整体是超出任何既定经验的范围之外的，因此，理性所运用的理念(灵魂、肉体、上帝)也必然是超验的，它们的对象是不可能在任何经验中找到的。
总之，理性所探究的一切都是超验的，而形而上学正是关于纯粹理性和理念的知识，所以它的全部结论既不源于经验，也不可能为经验所证实或推翻。独断论形而上学的错误恰恰在于把只适合于经验的知性范畴作超验的使用，这正如康德所批评的：“纯粹理智概念一旦离开了经验的对象而涉及自在之物(本体)时，就毫无意义。”
另一方面，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者又常常把现象和物自体混同起来。他们把现象看作客观事物本来就有的表现，认为认识了现象也就把握了物自体。康德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否定现象是客观自在的东西，他把现象定义为被人们的感官打上时空烙印的感性对象。他主张现象始终在时空之内，在经验之内，相反，物自体则完全在时空之外，经验之外，因而完全是超验的。如果把现象和物自体等同起来，就必然会象狄德罗所称之为“发疯的钢琴”的贝克莱哲学一样，得出“存在即是被感知”的荒诞离奇的结论来。
康德对独断论形而上学的批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称得上是一场革命，正如海涅对法国人说的那样，“在打倒旧教条主义(即独断论，德文原文均为DerDogmatismus——引者注)的时候我们激昂得象你们冲击巴士底狱一样。”康德对独断论形而上学的批判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这里说的“普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康德批判的锋芒不单指向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而且指向从古希腊以来的整个旧形而上学的营垒，这是一场真正富于历史意义的思想大搏斗，其结果是，哥尼斯堡的瘦小的老人竟把整个旧哲学都摔倒了，他以平静的口吻宣读了旧哲学的死刑判决书。另一方面，康德的批判还具有他自己所未曾料到的、更为深远的意义，那就是，他倡导了一种普遍的、积极进取的批判精神，而这种精神远远地越出了哲学的视野之外。正如海涅所敏锐地觉察到的那样：“康德引起这次巨大的精神运动，与其说是通过他的著作的内容，倒不如说是通过在他著作中的那种批判精神，那种现在已经渗入于一切科学之中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不仅对于康德的时代说来是必需的，而且对于康德以后的时代说来，也有着不容低估的意义。在康德之后，黑格尔完成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巨大的圆运动。与康德的批判哲学相比，黑格尔更倾心于旧形而上学，他建立了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并把它视作不可逾越的、终极的“绝对真理”，这表明他和旧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一样，染上了“独断论”的痼疾。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尽管有着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的纲要，但这一切都被他的“独断论”式的体系所窒息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号召我们把黑格尔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在某种意义上，康德的批判精神为我们提供了抵御黑格尔哲学中的某种独断主义成分的解毒剂。从我国哲学界的状况看来，人们往往重视黑格尔而轻视康德。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提出要加强对康德哲学的研究，要赋予康德哲学以合理的地位，这一呼声是值得重视的。诚然，黑格尔在许多方面都推进并超越了康德的哲学，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康德提出的全部问题。重视对康德哲学的研究，是我们全面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总之，对于我们来说，鱼和熊掌不仅应该而且能够兼而得之！
康德在抨击独断论形而上学时，曾经非常形象地把它比作漂浮在水面上的泡沫。这个泡沫一掬取出来就破灭了，但在水面上又会冒出一个新的泡沫来，许多人热衷于掬取泡沫，却从不去深究这种现象的根源。在这方面，只有休谟独具只眼，他通过对理性本身的批判性考察，发现了旧形而上学弊病的真正根源，从而敲响了独断论形而上学的丧钟。
怀疑论的“火星”
犹如任何一种哲学思潮或理论一样，怀疑论也有它的摇篮。如果说，智慧的雅典娜是从宙斯的脑袋里长出来的，那么同样富有智慧的怀疑论则是从独断论形而上学的腐物堆上萌发出来的。正如康德所说：“怀疑论本来是导源于形而上学的。”
休谟怀疑主义的解剖刀首先对准了因果概念。在他看来，理性把因果概念看作客观的、必然的联系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我们所感知的一切都是完全分散而独立的，一个事件随一个事件而来，可我们永远无法透视其间的内在联系。他大声疾呼：理性在因果概念上完全弄错了，它错把这一概念看作自己的儿子，而实际上，这个孩子不过是想象力的私生子。想象力由经验受孕后，把某些表象放在联想律下面，并把由此而产生的主观必然性(即习惯)当做来自观察的客观必然性。
休谟无情地揭示了这一不可回避的事实：在独断论的形而上学那里，理性把只适合于经验范围的、只是作为心理联想而起作用的因果概念作了超验的使用。由此可以推断出，以往全部形而上学的知识不过是一些打上错误烙印的普通经验罢了，而“这就等于说没有，也不可能有形而上学这样的东西”。
休谟对独断论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击中要害的，但这位见地不凡的人在打出了第一颗火星后，却踌躇满志地止步了。康德不无遗憾地说：“如果这颗火星遇到一个易燃的火捻，而这个星星之火又得到小心翼翼的护养并且让它着起来的话，从这个火星是能得到光明的。”
康德心甘情愿地担当起休谟所未竟的工作。
一方面，他继续扩大休谟怀疑主义的战果。休谟把对理性的批判局限在因果概念上，而康德主张对理性全面开火。在他看来，纯粹理性本身是一个浑然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领域。对这样一个领域，必须进行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清算，康德对十二个知性范畴的探讨正说明了他这方面的决心。康德扩大了休谟怀疑主义的成果，但他完全不赞成休谟对自然科学所采取的虚无主义的态度。休谟把知性概念(如因果概念)看作导源于经验的心理联系，否认它具有任何普遍必然性，这实际上等于把这些概念都取消了，从而也把整个自然科学给取消了。康德在《导论》中提出的“纯粹自然科学是怎么可能的”这一问题，正是对此而发的。康德采取了休谟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完全颠倒的解决方法。他主张，知性概念不但不源于经验，相反，它是先天的，先于经验的，经验只是赖有它才得以形成。而知性概念和感性材料的结合则形成了自然科学所赖以构成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经验判断。但康德强调，这种普遍必然性并不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它仅仅存在于经验范围之内。这样一来，康德不仅避免了落入独断论形而上学的案臼，解决了休谟提出的“因果”难题，而且为自然科学的存在争得了一席之地。
至此，我们不由得想起人们对康德哲学常常抱有的那种误解。人们每每指责康德是不可知论者，似乎他否定了一切科学的知识。事实上，康德认为不可知的，不过是超验的物自体，如上帝、灵魂等。强调这些东西不可知，也就等于宣布，旧形而上学、经院哲学和宗教信仰统统都是毫无意义的妄说。从这里可以看出深深地隐藏于康德哲学内部的那种革命性和批判性。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康德的不可知论，就会发觉，它不但不否认科学知识，恰恰相反，它的提出是为了维护科学知识，是为科学知识的成长和发展铺平了道路。
另一方面，康德批判了休漠对形而上学所取的单纯否定的态度。休谟清除了独断论形而上学的地基，但并不打算在这块地基上建造什么高楼大厦。正如康德形象地说明的那样，休谟把形而上学的船从水里拉到岸上，目的并不是修理它、更新它，而是要让它躺在那里腐烂下去。康德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因噎废食的方法，应该把形而上学看作一门不可或缺的学问，但它只有经过批判哲学的“炼狱”才能得以新生，才能真正成为科学。正是康德，把被休谟搁置在岸上的形而上学之船修复了，重又把它推入了水中，并且给了它一个驾驶员、一张航海图和一个罗盘针。
先验论的“革命”
康德是哲学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他综合了前人的理论成果，开启了以后世代的思想潮流，不愧为近代哲学的巨擘。他通过对人类认识能力，尤其是纯粹理性的全面而深刻的审察，以哥白尼革命的方式，创立了先验唯心论的庞大体系。这个体系不仅庞大，而且谨严，它很容易使人想起哥尼斯堡城上的坚固的花岗石，以致以后的哲学家在阅读他的著作时，大都怀着一种深深敬畏的心情。
康德以前的哲学家们虽然也思考过人类认识的起源问题，但却很少去探索我们认识能力的范围和界限。康德把后一个问题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主要课题。他把思想放在自己的面前，解剖它，并把它分条分缕析，加以解剖，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犹如一个精神解剖学的课堂，而他本人则始终保持冷静，就象一个真正的外科医生那样无动于衷。康德发现，从感性到理性的一整套认识形式并不是从经验中诞生的，它们是先于经验而存在的，没有它们为前提，任何经验都是不可能的。在康德看来，说人的认识随外界而旋转，不过是重复了托勒密式的幻觉。事实应该倒过来，不是人的认识随外界而旋转，而是外界随人的先验意识而旋转。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康德提出了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的著名口号。他还认为，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先验幻相的理性的本性决定了物自体不可能成为认识的对象，而只能成为实践的对象，信仰的对象。康德就此构筑了他的伦理学，随后又以美学来沟通两者的关系，从而使他的整个先验唯心论体系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
这就是康德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基本内容，或者说，这就是哥白尼式革命的巨大成果。康德的哲学尽管在出发点上是唯心的、荒谬的，但它作为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一个里程碑，毕竟占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首先，康德是近代思想革命、哲学革命的真正的肇始人。近代哲学发端于培根和笛卡几，通过洛克的中介，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出现了某种鼎盛的局面，但这一发展在真正哲学的意义上还没有啄破旧世界观的蛋壳。时代在等待着思想巨人的出现，他便是康德。康德同情法国的启蒙运动，从中汲取了反神学、争自由的乳汁，但他并不满足于那些肤浅的、慷慨激昂的言词，他谋划着的是一场彻底推翻旧世界观的惊心动魄的革命。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当这个瘦小的哲学家穿着灰色外套，拄着藤手杖在哥尼斯堡的林荫道上漫步时，他的脑海里正孕育着风暴。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康德的哲学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马克思把它誉之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恩格斯则认为，德国的哲学革命始于康德，康德和歌德、席勒等人一样，“每一部著作都浸透了叛逆的精神”。
康德哲学的革命精神和叛逆精神，特别鲜明地表现在他对宗教神学的批判中。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通过“至善”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死，人们常常把康德的这种举动视为对信仰主义的屈从和膜拜。应该指出，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确实，康德对上帝颁发了大赦令，但这个仪式是在他执行了上帝的死刑之后才举行的，正如海涅所非常形象地比喻的那样：“他(指康德——引者注)做得几乎象住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我的一位朋友那样聪明，这人打碎了葛廷根城格隆德街上所有的路灯，并站在黑暗里，向我们举行了一次有关路灯实际必要性的长篇演说，他说，他在理论上打碎这些路灯只是为了向我们指明，如果没有这些路灯，我们便什么也看不见。”这里的道理非常简单：对于中世纪神学说来，哲学和伦理学不过是低贱的仆从，但在康德那里，一切都倒过来了，神学成了哲学和伦理学的仆从，全知全能的上帝被降低为人们达到至善境界的一个道德的假设，一种虚无缥缈的想象物。黑格尔把康德的这种做法比作儿童们的游戏：他们任意制成了一个稻草人，然后彼此相约要对它表示畏惧。康德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实际上完全否定了上帝的存在，正如海涅所描绘的，他袭击了天国，杀死了天国全体守备部队，使上帝倒卧于血泊之中。
康德哲学的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他的不可知论不过是他拒斥宗教神学的宣言书罢了。在评价康德哲学的思想倾向时，我们不应片面地夸大他贬损知识，为信仰开拓地盘的这一方面，而首先要看到他用理性过滤神性、用哲学反对宗教神学的主导方面。总之，对康德学说的评价只有立足于其进步的方面，才合乎当时的历史事实。
其次，康德哲学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义。一方面，康德非常突出地提出了人类的主体性问题。他认为，人的认识从感觉一开始就有一整套主观因素在起作用，在这些因素中，统觉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它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集中表现，康德为此而把它称作整个人类认识范围内的最高原理。在伦理学中，康德提出了“人是目的”的著名口号，认为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在其行动中应当确立一种担负全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责任感，正是这种崇高的责任感，才使人类远远地超出于畜类的本性之上。在美学中，康德考察了人类主体的多种心理因素，力图凭借美来贯通自由与必然、感性与理性、个体与人类的关系，从而使人的本质得到最完美的展现。康德的这些思想，尽管带着他那个阶级和时代所特有的局限性，但它们削弱了神的权威，伸张了人类理性的力量，确立了人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宰地位，从而显示了震撼人心的启蒙力量。总之，自从康德出现后，只知道东嗅西闻，回旋于事物周围的旧哲学便一蹶不振了。康德扭转了哲学发展的方向，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另一方面，康德也为未来形而上学锻造了新的武器。康德的学说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如果说“星云假设”在形而上学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那么“二律背反”则预示了黑格尔辩证法体系的诞生！康德尽管把矛盾视作“污点”，尽管对世界抱着温情主义的态度，但他毕竟洞见了事物的底蕴，以“二律背反”的尖锐形式，暴露了形而上学独断论的片面性，并提出了理性矛盾不可避免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光是这个问题的提出，就足以使他以前和同时代的许多哲学家黯然失色。
最后，康德哲学的重要性和历史地位还表现在他对近现代哲学的经久不衰的、巨大的影响中。还在康德活着的时候，他的哲学就几乎成了德国唯一的话题，当时第一流的哲学书刊上，充斥着他的名字，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甚至成了贵妇人化妆室中最时髦的摆设品，以致海涅以惯有的诙谐的口吻说：“幸而康德哲学还没有混入烹饪术中去。”康德去世之后，他的哲学对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伸到当代哲学中。
康德哲学是以二元论为特征的哲学，但是人们往往只看到二元论所具有的折衷、调和的一面，却忽略了它富于包孕性的一面，忽略了它常常在哲学史上起到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纵观哲学史，可以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这三位带有二元论特征的哲学家的名字，几乎构成了整个欧洲哲学史。二元论哲学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以后的哲学家往往要花上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真正消化掉。康德哲学之所以具有深远影响，也许与这一事实不无关联。
读完《导论》，掩卷沉思，深感康德研究的现状应当有所改变。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之下，繁荣康德研究，活跃学术气氛，这或许是学术界的共同心声吧！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稿于上海
(《导论》，〔德〕康德著，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六月第二次印刷，0.99元)
如果把哲学史上的浩瀚的著作比作一个群星起落的苍穹，那么康德的《导论》就是其中一颗长久引人注目的星星。《导论》虽为阐释《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观点而作，但其意义却远不止此。在《导论》中，作者不仅出色地批判和总结了前人的思想成果，而且也扼要地阐述并发挥了自己的哲学见解，正如作者本人所宣称的，《导论》是哲学革命的“纲要”。
康德的著作和思想素以艰深晦涩著称，但读者一旦掌握了《导论》这把钥匙，就可以自由地出入康德哲学的“迷宫”，大大地领略一番“哥白尼式革命”的风云雷电。
独断论的“迷梦”
康德生活的时代是独断论的形而上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莱布尼茨的哲学，作为十七世纪德国市民阶级的思想结晶，虽然包孕着许多积极的因素，但仍然披着厚厚的僧侣主义的袈裟。沃尔夫力图使他老师的哲学系统化，但结果却形成了一个只有骨骼而无血肉的独断论形而上学的体系。犹如维苏威火山的岩浆覆盖了整个庞贝城一样，莱布尼茨—沃尔夫的独断论形而上学的体系支配着当时整个德国的思想界。起初，康德沉溺于莱布尼茨—沃尔夫的思辨网络中而沾沾自喜，但从海峡彼岸传来的隐隐雷声——休谟怀疑主义的雷声，惊醒了他的独断论的“迷梦”。康德当时这样描绘自己的心情：“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独断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康德的信仰动摇了，他开始问自己：如果独断论形而上学的结论真是可靠的话，为什么一种形而上学的主张和另一种形而上学的主张总是相互冲突？柏拉图与德谟克利特、笛卡儿与洛克、贝克莱与狄德罗，这样的争论难道还少吗？是的，在哲学史的漫漫长河中，有许多天才的哲学家穷其毕生精力为形而上学的破衣加上新的补钉，或为瘸了腿的证明提供新的拐杖，但结果都失败了，他们没有使形而上学获得哪怕是“一指宽的推进”。这又是为什么呢？天性沉静的哲学家凝坐在书斋里，苦苦地思索着这些难题。终于，他敏锐地捕捉住了独断论形而上学的致命的弱点。如果说，阿基里斯的弱点在他的脚踵，那么独断论形而上学的弱点则在它的心中。这个弱点就是人们对认识形式，尤其是理性的无节制、无批判的滥用。正是这个任何旧哲学家都无法规避的弱点，使“形而上学本身就摧毁了它被持久承认的资格”。
康德以如椽之笔，深刻地剖析了独断论形而上学的这一根本弊病。他认为，这一弊病的主要表现是：人们在认识中总是把经验的东西和超验的东西不加区别地混淆起来。
一方面，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者总是把知性与理性、知性范畴和理性概念(即理念)无区别地加以混用。他们不懂得，知性和理性虽然都是人的认识形式，但它们之间却有着重大的差别。知性所思考的是人们的感官所提供的、经过先天直观的纯形式(时空)初步整理而成的感性知识，其目的是运用十二个先天的知性范畴来进一步整理感性知识。例如，“太阳晒石头”和“石头热了”这两个事件在感性知识中是各自独立、缺乏联系的，但经知性因果范畴整理后，它就成了“太阳晒热了石头”这样一个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经验判断了，也就是说，成了知性知识了。康德告诫说，知性和知性范畴只能在经验的范围内加以使用，决不能越雷池一步！相反，理性则完全不同，它力图在更高的层次上寻求知性认识的统一性，即全部可能经验的绝对整体。然而，这一整体是超出任何既定经验的范围之外的，因此，理性所运用的理念(灵魂、肉体、上帝)也必然是超验的，它们的对象是不可能在任何经验中找到的。
总之，理性所探究的一切都是超验的，而形而上学正是关于纯粹理性和理念的知识，所以它的全部结论既不源于经验，也不可能为经验所证实或推翻。独断论形而上学的错误恰恰在于把只适合于经验的知性范畴作超验的使用，这正如康德所批评的：“纯粹理智概念一旦离开了经验的对象而涉及自在之物(本体)时，就毫无意义。”
另一方面，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者又常常把现象和物自体混同起来。他们把现象看作客观事物本来就有的表现，认为认识了现象也就把握了物自体。康德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否定现象是客观自在的东西，他把现象定义为被人们的感官打上时空烙印的感性对象。他主张现象始终在时空之内，在经验之内，相反，物自体则完全在时空之外，经验之外，因而完全是超验的。如果把现象和物自体等同起来，就必然会象狄德罗所称之为“发疯的钢琴”的贝克莱哲学一样，得出“存在即是被感知”的荒诞离奇的结论来。
康德对独断论形而上学的批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称得上是一场革命，正如海涅对法国人说的那样，“在打倒旧教条主义(即独断论，德文原文均为DerDogmatismus——引者注)的时候我们激昂得象你们冲击巴士底狱一样。”康德对独断论形而上学的批判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这里说的“普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康德批判的锋芒不单指向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而且指向从古希腊以来的整个旧形而上学的营垒，这是一场真正富于历史意义的思想大搏斗，其结果是，哥尼斯堡的瘦小的老人竟把整个旧哲学都摔倒了，他以平静的口吻宣读了旧哲学的死刑判决书。另一方面，康德的批判还具有他自己所未曾料到的、更为深远的意义，那就是，他倡导了一种普遍的、积极进取的批判精神，而这种精神远远地越出了哲学的视野之外。正如海涅所敏锐地觉察到的那样：“康德引起这次巨大的精神运动，与其说是通过他的著作的内容，倒不如说是通过在他著作中的那种批判精神，那种现在已经渗入于一切科学之中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不仅对于康德的时代说来是必需的，而且对于康德以后的时代说来，也有着不容低估的意义。在康德之后，黑格尔完成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巨大的圆运动。与康德的批判哲学相比，黑格尔更倾心于旧形而上学，他建立了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并把它视作不可逾越的、终极的“绝对真理”，这表明他和旧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一样，染上了“独断论”的痼疾。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尽管有着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的纲要，但这一切都被他的“独断论”式的体系所窒息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号召我们把黑格尔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在某种意义上，康德的批判精神为我们提供了抵御黑格尔哲学中的某种独断主义成分的解毒剂。从我国哲学界的状况看来，人们往往重视黑格尔而轻视康德。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提出要加强对康德哲学的研究，要赋予康德哲学以合理的地位，这一呼声是值得重视的。诚然，黑格尔在许多方面都推进并超越了康德的哲学，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康德提出的全部问题。重视对康德哲学的研究，是我们全面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总之，对于我们来说，鱼和熊掌不仅应该而且能够兼而得之！
康德在抨击独断论形而上学时，曾经非常形象地把它比作漂浮在水面上的泡沫。这个泡沫一掬取出来就破灭了，但在水面上又会冒出一个新的泡沫来，许多人热衷于掬取泡沫，却从不去深究这种现象的根源。在这方面，只有休谟独具只眼，他通过对理性本身的批判性考察，发现了旧形而上学弊病的真正根源，从而敲响了独断论形而上学的丧钟。
怀疑论的“火星”
犹如任何一种哲学思潮或理论一样，怀疑论也有它的摇篮。如果说，智慧的雅典娜是从宙斯的脑袋里长出来的，那么同样富有智慧的怀疑论则是从独断论形而上学的腐物堆上萌发出来的。正如康德所说：“怀疑论本来是导源于形而上学的。”
休谟怀疑主义的解剖刀首先对准了因果概念。在他看来，理性把因果概念看作客观的、必然的联系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我们所感知的一切都是完全分散而独立的，一个事件随一个事件而来，可我们永远无法透视其间的内在联系。他大声疾呼：理性在因果概念上完全弄错了，它错把这一概念看作自己的儿子，而实际上，这个孩子不过是想象力的私生子。想象力由经验受孕后，把某些表象放在联想律下面，并把由此而产生的主观必然性(即习惯)当做来自观察的客观必然性。
休谟无情地揭示了这一不可回避的事实：在独断论的形而上学那里，理性把只适合于经验范围的、只是作为心理联想而起作用的因果概念作了超验的使用。由此可以推断出，以往全部形而上学的知识不过是一些打上错误烙印的普通经验罢了，而“这就等于说没有，也不可能有形而上学这样的东西”。
休谟对独断论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击中要害的，但这位见地不凡的人在打出了第一颗火星后，却踌躇满志地止步了。康德不无遗憾地说：“如果这颗火星遇到一个易燃的火捻，而这个星星之火又得到小心翼翼的护养并且让它着起来的话，从这个火星是能得到光明的。”
康德心甘情愿地担当起休谟所未竟的工作。
一方面，他继续扩大休谟怀疑主义的战果。休谟把对理性的批判局限在因果概念上，而康德主张对理性全面开火。在他看来，纯粹理性本身是一个浑然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领域。对这样一个领域，必须进行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清算，康德对十二个知性范畴的探讨正说明了他这方面的决心。康德扩大了休谟怀疑主义的成果，但他完全不赞成休谟对自然科学所采取的虚无主义的态度。休谟把知性概念(如因果概念)看作导源于经验的心理联系，否认它具有任何普遍必然性，这实际上等于把这些概念都取消了，从而也把整个自然科学给取消了。康德在《导论》中提出的“纯粹自然科学是怎么可能的”这一问题，正是对此而发的。康德采取了休谟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完全颠倒的解决方法。他主张，知性概念不但不源于经验，相反，它是先天的，先于经验的，经验只是赖有它才得以形成。而知性概念和感性材料的结合则形成了自然科学所赖以构成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经验判断。但康德强调，这种普遍必然性并不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它仅仅存在于经验范围之内。这样一来，康德不仅避免了落入独断论形而上学的案臼，解决了休谟提出的“因果”难题，而且为自然科学的存在争得了一席之地。
至此，我们不由得想起人们对康德哲学常常抱有的那种误解。人们每每指责康德是不可知论者，似乎他否定了一切科学的知识。事实上，康德认为不可知的，不过是超验的物自体，如上帝、灵魂等。强调这些东西不可知，也就等于宣布，旧形而上学、经院哲学和宗教信仰统统都是毫无意义的妄说。从这里可以看出深深地隐藏于康德哲学内部的那种革命性和批判性。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康德的不可知论，就会发觉，它不但不否认科学知识，恰恰相反，它的提出是为了维护科学知识，是为科学知识的成长和发展铺平了道路。
另一方面，康德批判了休漠对形而上学所取的单纯否定的态度。休谟清除了独断论形而上学的地基，但并不打算在这块地基上建造什么高楼大厦。正如康德形象地说明的那样，休谟把形而上学的船从水里拉到岸上，目的并不是修理它、更新它，而是要让它躺在那里腐烂下去。康德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因噎废食的方法，应该把形而上学看作一门不可或缺的学问，但它只有经过批判哲学的“炼狱”才能得以新生，才能真正成为科学。正是康德，把被休谟搁置在岸上的形而上学之船修复了，重又把它推入了水中，并且给了它一个驾驶员、一张航海图和一个罗盘针。
先验论的“革命”
康德是哲学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他综合了前人的理论成果，开启了以后世代的思想潮流，不愧为近代哲学的巨擘。他通过对人类认识能力，尤其是纯粹理性的全面而深刻的审察，以哥白尼革命的方式，创立了先验唯心论的庞大体系。这个体系不仅庞大，而且谨严，它很容易使人想起哥尼斯堡城上的坚固的花岗石，以致以后的哲学家在阅读他的著作时，大都怀着一种深深敬畏的心情。
康德以前的哲学家们虽然也思考过人类认识的起源问题，但却很少去探索我们认识能力的范围和界限。康德把后一个问题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主要课题。他把思想放在自己的面前，解剖它，并把它分条分缕析，加以解剖，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犹如一个精神解剖学的课堂，而他本人则始终保持冷静，就象一个真正的外科医生那样无动于衷。康德发现，从感性到理性的一整套认识形式并不是从经验中诞生的，它们是先于经验而存在的，没有它们为前提，任何经验都是不可能的。在康德看来，说人的认识随外界而旋转，不过是重复了托勒密式的幻觉。事实应该倒过来，不是人的认识随外界而旋转，而是外界随人的先验意识而旋转。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康德提出了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的著名口号。他还认为，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先验幻相的理性的本性决定了物自体不可能成为认识的对象，而只能成为实践的对象，信仰的对象。康德就此构筑了他的伦理学，随后又以美学来沟通两者的关系，从而使他的整个先验唯心论体系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
这就是康德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基本内容，或者说，这就是哥白尼式革命的巨大成果。康德的哲学尽管在出发点上是唯心的、荒谬的，但它作为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一个里程碑，毕竟占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首先，康德是近代思想革命、哲学革命的真正的肇始人。近代哲学发端于培根和笛卡几，通过洛克的中介，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出现了某种鼎盛的局面，但这一发展在真正哲学的意义上还没有啄破旧世界观的蛋壳。时代在等待着思想巨人的出现，他便是康德。康德同情法国的启蒙运动，从中汲取了反神学、争自由的乳汁，但他并不满足于那些肤浅的、慷慨激昂的言词，他谋划着的是一场彻底推翻旧世界观的惊心动魄的革命。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当这个瘦小的哲学家穿着灰色外套，拄着藤手杖在哥尼斯堡的林荫道上漫步时，他的脑海里正孕育着风暴。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康德的哲学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马克思把它誉之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恩格斯则认为，德国的哲学革命始于康德，康德和歌德、席勒等人一样，“每一部著作都浸透了叛逆的精神”。
康德哲学的革命精神和叛逆精神，特别鲜明地表现在他对宗教神学的批判中。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通过“至善”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死，人们常常把康德的这种举动视为对信仰主义的屈从和膜拜。应该指出，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确实，康德对上帝颁发了大赦令，但这个仪式是在他执行了上帝的死刑之后才举行的，正如海涅所非常形象地比喻的那样：“他(指康德——引者注)做得几乎象住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我的一位朋友那样聪明，这人打碎了葛廷根城格隆德街上所有的路灯，并站在黑暗里，向我们举行了一次有关路灯实际必要性的长篇演说，他说，他在理论上打碎这些路灯只是为了向我们指明，如果没有这些路灯，我们便什么也看不见。”这里的道理非常简单：对于中世纪神学说来，哲学和伦理学不过是低贱的仆从，但在康德那里，一切都倒过来了，神学成了哲学和伦理学的仆从，全知全能的上帝被降低为人们达到至善境界的一个道德的假设，一种虚无缥缈的想象物。黑格尔把康德的这种做法比作儿童们的游戏：他们任意制成了一个稻草人，然后彼此相约要对它表示畏惧。康德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实际上完全否定了上帝的存在，正如海涅所描绘的，他袭击了天国，杀死了天国全体守备部队，使上帝倒卧于血泊之中。
康德哲学的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他的不可知论不过是他拒斥宗教神学的宣言书罢了。在评价康德哲学的思想倾向时，我们不应片面地夸大他贬损知识，为信仰开拓地盘的这一方面，而首先要看到他用理性过滤神性、用哲学反对宗教神学的主导方面。总之，对康德学说的评价只有立足于其进步的方面，才合乎当时的历史事实。
其次，康德哲学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义。一方面，康德非常突出地提出了人类的主体性问题。他认为，人的认识从感觉一开始就有一整套主观因素在起作用，在这些因素中，统觉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它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集中表现，康德为此而把它称作整个人类认识范围内的最高原理。在伦理学中，康德提出了“人是目的”的著名口号，认为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在其行动中应当确立一种担负全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责任感，正是这种崇高的责任感，才使人类远远地超出于畜类的本性之上。在美学中，康德考察了人类主体的多种心理因素，力图凭借美来贯通自由与必然、感性与理性、个体与人类的关系，从而使人的本质得到最完美的展现。康德的这些思想，尽管带着他那个阶级和时代所特有的局限性，但它们削弱了神的权威，伸张了人类理性的力量，确立了人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宰地位，从而显示了震撼人心的启蒙力量。总之，自从康德出现后，只知道东嗅西闻，回旋于事物周围的旧哲学便一蹶不振了。康德扭转了哲学发展的方向，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另一方面，康德也为未来形而上学锻造了新的武器。康德的学说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如果说“星云假设”在形而上学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那么“二律背反”则预示了黑格尔辩证法体系的诞生！康德尽管把矛盾视作“污点”，尽管对世界抱着温情主义的态度，但他毕竟洞见了事物的底蕴，以“二律背反”的尖锐形式，暴露了形而上学独断论的片面性，并提出了理性矛盾不可避免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光是这个问题的提出，就足以使他以前和同时代的许多哲学家黯然失色。
最后，康德哲学的重要性和历史地位还表现在他对近现代哲学的经久不衰的、巨大的影响中。还在康德活着的时候，他的哲学就几乎成了德国唯一的话题，当时第一流的哲学书刊上，充斥着他的名字，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甚至成了贵妇人化妆室中最时髦的摆设品，以致海涅以惯有的诙谐的口吻说：“幸而康德哲学还没有混入烹饪术中去。”康德去世之后，他的哲学对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伸到当代哲学中。
康德哲学是以二元论为特征的哲学，但是人们往往只看到二元论所具有的折衷、调和的一面，却忽略了它富于包孕性的一面，忽略了它常常在哲学史上起到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纵观哲学史，可以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这三位带有二元论特征的哲学家的名字，几乎构成了整个欧洲哲学史。二元论哲学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以后的哲学家往往要花上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真正消化掉。康德哲学之所以具有深远影响，也许与这一事实不无关联。
读完《导论》，掩卷沉思，深感康德研究的现状应当有所改变。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之下，繁荣康德研究，活跃学术气氛，这或许是学术界的共同心声吧！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稿于上海
(《导论》，〔德〕康德著，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六月第二次印刷，0.9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