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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西用”一度是晚清处理中西学关系的思想典范，却在后来遭遇冲击乃至被认为失效。甲午前的“中体西用”说主要是为处理中西学间关于教、艺二者的关系。“西艺”为用，“中教”为体，二者有着相对清晰的界线。甲午后“西政”知识大规模的进入，则冲击了体与用的分界。张之洞在“用”上主张“西政为要”,在“体”上却又拒斥“西政”中的民权、自由，体现了“政”和体用框架的紧张。张之洞的批评者也觉察到此问题。保守的简朝亮和趋新的何启、胡礼垣都承认“政”的重要性，却批评张之洞割裂体用；杜亚泉虽能分享区分中西体用的看法，但批评张氏不当视“政”重于“艺”。究其原因，中西不同的政教关系使“政”具有介于体用之间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挑战了旧有处理中西学关系的框架，使近代“中体西用”典范受到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