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5月10日晚，超过35000人聚集在杭州黄龙体育场，他们并不是在等待一场演唱会，而是等待阿里巴巴总裁马云先生的卸任演说。这一天，淘宝十岁了。
而中国电子商务界的大佬、48岁的马云正式宣布：“从明天开始，生活将是我的工作。”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是在座的35000人之一，他专程飞到杭州为朋友马云送行。坐在人群中，冯仑十分感慨：“在我刚创业的时候，人们对民营企业是带着怀疑和歧视的。但现在，这个行业越来越受尊重，马云的卸任连《新闻联播》都报导了。我们从以前的小姐，变成了现在的三八红旗手。”
马云白手起家的创业故事鼓舞了很多人。在寻找中国民营企业家故事的时候，导演陈可辛曾想过把马云搬上银幕，找了很多资料后却半途放弃，因为“互联网生意都是在讲并购，普通观众很难看懂”。但马云的成功让陈可辛找到一种拍片的基调——励志。在陈可辛看来，马云那种“相信明天会更好”的口号，是这个时代的“心灵鸡汤”。
马云卸任7天后，陈可辛也开始为“这个世界打气”，以新东方“三驾马车”俞敏洪、徐小平、王强为原型的电影公映：在电影《中国合伙人》里，黄晓明、邓超、佟大为跨越30年，演绎了一段“土鳖”带领“海归”的“中国式创业”。
有评论认为，身兼导演、监制一职陈可辛既是成功的电影生意人，也是华语电影全产业链的思索者和行动者。
5月13日《中国合作人》首映，相比三位明星演员，公众也没少关注这位被誉为“香港最有价值电影人”的导演陈可辛。和吴宇森，徐克等众多知名导演一样，陈可辛也是过去10年北上淘金的香港名导之一，只不过陈可辛应该是最后一位加入该队列的导演。
2002年张艺谋执拍的武侠巨制《英雄》可以说是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很快中国大陆迎来了一批香港知名导军内地淘金的热潮，这些年香港的名导演们你一部，我一部，在广阔无垠的内地市场辛勤制造着一部接一部的武侠大片，有的赚得盘满钵满，有的偶有斩获，也有折兵归港的，香港与内地合拍片已成为后港产片时代不可逆转的电影方向。
他之前拍摄的《甜蜜蜜》、《投名状》、《金鸡》、《如果爱》、《三更》、《十月围城》这些风格不同的影片，类型涉及爱情、武侠、恐怖、喜剧，但他的主角和主要配角都始终不变地要揣一个很难把握的梦想。在众多北上淘金的香港导演当中，陈可辛应该是最积极的一个，他也有一个自己很难把握的梦想：香港导演的内地梦。
而陈可辛算是这场热潮中的聪明玩家，目前他制造的电影已经在各种电影奖项中获得231次提名，也拿了不少于150做奖杯，列举这些炫目的数字不是主要为了说明他有多么的优秀，更多是想借此说明：他会造梦，也很会赚钱。
“2004年，我决定开始去中国内地拍戏，因为我发现中国变得越来越像好莱坞了，中国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像美国一样大有作为的市场，这完全跟我在美国拍《情书》时所经历的是一样的，现在我拍《中国合伙人》同样也是遇到了类似的情形，因为到了大家厌倦大片的时候了。”陈可辛今年4月初在接受easternKicks网站专栏记者大卫·康明斯电话采访表示，现在电影市场回归小预算电影和美国电影市场的发展是一样的，他说他很高兴，因为他有准备了。
“土鳖”成功是历史的选择
今年年初的亚布力论坛，陈可辛受主席王石之邀，在这个最高级别的企业家年会上放了《中国合伙人》片花。2个月后，他又带着成片出现在博鳌论坛，专为企业家们做了第一次试映。当影片放到一场商人群戏时，现场一阵低笑。冯仑忽然西装革履地出现在银幕上调侃道：“我们做生意，求人是一个基本功，要有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
被问及和企业家的关系，陈可辛说：“我和他们都不熟的，我之前把剧本给王石看是因为我没得选，和别人都不认识。而且王石会和我讲实话。”
冯仑出演前没看过剧本，也没见过陈可辛。他之所以客串，全是因为老同学黄建新力邀。他只知道是个讲企业家的故事，而他的任务就是“做背景，不做演员”。冯仑说，按辈分他“比老柳（柳传志）他们晚，又比俞敏洪他们早点”。陈可辛也说，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应该追溯到1970 年代。那些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先行者经历过“文革”，知道贫穷、压抑的滋味，所以他们对机会更饥渴，也更懂得在石缝间生存。
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联想前董事长柳传志是最完整的样本，他经历了知识分子下海，为企业寻找挂靠单位，在企业壮大后对外赎回产权、对内厘清股权，然后带领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最后找到合适接班人功成身退。短短几十字，柳传志奋斗了30年，而更多本土企业家在这个“打关”游戏中输在不同环节。
为什么是柳传志？或者说，30 年来大浪淘沙，为什么留下的是王石、冯仑、李开复和俞敏洪们？“目标明确、价值观正确、有理想、有毅力的人最终都能出来。马云创业之前有一次看到有人偷井盖，周围很多人经过却没人去管，只有马云骑着自行车想阻止偷井盖的人，可见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这是冯仑的回答。冯仑在1991 年创办万通，他回忆那个时代的机遇是竞争不激烈，大部分人还没有行动起来，但市场规则也没有建立，创业者全在摸着石头过河。但陈可辛说“势”要大于“人”：“这三十年对创业者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而且以后再也不会有了。没有时势，很难造出英雄。”
在中国改革开放30 年这个大机遇下，陈可辛理想中的“中国凯恩”其实已经被嫁接成了“中国阿甘”。片中农村来的“土鳖”成东青成为最后的赢家，而有美国血统的“海归精英”孟晓骏却是二把手。“他们都告诉我，在中国一定是‘土鳖’带领‘海归’。”陈可辛说。
陈可辛说他偏爱孟晓骏，也能理解王阳，但他最初并不怎么理解成东青这种“执着的土鳖”。饰演成东青的黄晓明对“土鳖”的理解甚至更深刻。黄晓明出道时吃过不少苦，他告诉记者正是因为他基因里的“土鳖”特质，使他有了今天的成就。晓明说他和成东青一样做事直奔目标，为了成功可以给人下跪，而这一幕在他演艺生涯之初真的发生过。 而冯仑则说在他创业的时代，人人都是“土鳖”。“当初我们万通的六个人没有一个人出过国，但好在我们都是认字的‘土鳖’，可以看书学习。”冯仑说。
而现实生活中，成东青的“原型”俞敏洪最近和柳传志把酒言欢的视频走红网络：善于演讲的俞校长谦恭、低调，向柳传志敬酒前自己先一饮而尽，有“中国企业家教父”之称的柳传志笑眯眯地坐在一旁，两人惺惺相惜。善于发掘男人间情意的陈可辛，如何看待这对忘年之交？ 陈可辛仔细听着记者的描述，然后平静地说他并没有看过这段视频：“但是大家不都是这样嘛？任何行业都需要作秀，电影圈大家出来也是称兄道弟。当你变成公众人物的时候需要把真善美扩大。但我很讨厌特地去讲那些真善美。”
陈可辛很少应酬，他说自己在社交场合是个“非常闷，也不招人喜欢”的人。
黄晓明却能理解俞敏洪的外交姿态：“我不觉得他在作秀，因为我是那样的人，我处事的方式就是非常低姿态，不是在装，我都这样30 多年了。”
也许陈可辛永远是他片中的“孟晓骏”——一个流淌着精英血液的人。然而在这个“土鳖”书写成功的现实中，陈可辛也慢慢认识到“成东青”是历史的选择：“‘土鳖’的身段不高，他更能忍耐和吃苦，而且更能在不该说话的时候不说。我更像孟晓骏，孟晓骏什么都敢说，而我是病态地不能不说话，而且不能不说实话。这种人是最倒霉，你把底牌都交出来了。成东青在演讲时就是你们爱听什么我说什么，现在很多企业家一路都在说着非常激情励志的言语，也不能说他们在骗人，但谎言的最高境界是说到最后连自己都相信了。”
“怀念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
美国诗人艾略特写道：“我要让你在一把尘土中看到恐惧。”这是一个艺术家提炼出的比喻。在博鳌的试映场中，很多企业家看到这个“洁本”的创业故事后潸然泪下。据说徐小平、王强看过成片后也都抑制不住眼泪。在这三十年中，在所有个体创业者的故事之上，陈可辛也提炼出了一种普遍情怀，他归结为——“怀念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
但这段内地回不去的1980 年代，陈可辛甚至没有经历过。陈可辛也在拍《中国合伙人》时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对这个陌生的时代这么着迷？忽然有一天他意识到：“我更象是在拍自己的青春时代。
八十年代的大陆就像六七十年代的香港，那是香港经济腾飞的时代，我感觉自己在和香港一起起飞。”
陈可辛生于1962 年。父亲陈铜民是泰国华侨，在建国后像很多热血知识分子一样来到中央戏剧学院念书，希望把他的“黄金时代”留给新中国。陈可辛说，这一点和《中国合伙人》中孟晓俊的父亲很像：“欧洲人逃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拥抱土地，但华人总有一种祖国的包袱。”
可惜陈爸爸的这份光荣与梦想没能扎根，1950 年代的反右运动使得陈铜民举家迁居香港，他谋得一份电影业的差事。六十年代的香港就像改革开放后的内地，一切百废待兴，又欣欣向荣。此时，日后将成为亚洲首富的李嘉诚已经从“塑胶花大王”初投房地产，邵氏电影公司刚刚成立，嘉禾电影公司的创始人邹文怀还和陈可辛的父亲一起在邵氏打工。那些年，年幼的陈可辛经常在片场帮父亲拎公文包，而在父亲拍片缺乏资金时他又是一个不错的免费童星。
1970 年代初，父亲事业不如意，全家迁回泰国。陈可辛说，他的整个中学时代都拒绝说泰文，在同学中显得格格不入，每周最大的盼望就是去唐人街买香港报纸。香港是他的避风港，而美国则是他的精神家园。片中孟晓骏“亲美”的血液来自陈可辛本人，十几岁的陈可辛在泰国唐人街看好莱坞电影时想：“既然我回不去香港，也不愿意留在泰国，那我就去做美国人吧！”
在《中国合伙人》里，全民学英语的激情从1980 年代横跨1990 年代，黄晓明饰演的成东青三次面对美国签证官，三次被拒。“留学热”、“移民热”在香港早就兴起，这种背景在八十年代的文艺作品中比比皆是：张婉婷从1985 年开始拍移民三部曲，而亦舒的“玫瑰”、“家明”们则往返于香港和西方之间。陈可辛说：“全世界人都要去美国。只不过香港比内地早了10 多年。”
1970 年代末的陈可辛，就像1980 年代末的孟晓骏，不仅坚信自己会去美国，而且“一定会拿到美国身份”。签证前一晚，陈可辛紧张得辗转难眠，“那五分钟见签证官就像见判官一样，他们在审判我的下半辈子”。至今陈可辛经过移民局、海关时都“非常紧张，非常乖”。
但陈可辛的“美国梦”只做了三年，虽然家境小康，但在美国念电影专业对陈可辛的家庭来说仍然负担太大，虽然他进了那所以电影闻名的UCLA 大学，念的却是历史系。1980 年代初，陈可辛没完成学业便回香港直接进入电影业。那时，香港经济逐渐平稳，青春期般的活力也在财富的原始积累后变得倦怠，在审美层面上，整个社会进入金碧辉煌的“暴发户”时期。这时的陈可辛甚至在香港“不能看杂志、不能买东西，看什么都觉得土”！20 年后，来到北京的陈可辛看着鸟巢、巨蛋等系出名门的建筑觉得似曾相识，“美虽美，但太浮夸了。”
陈可辛有个有趣的比喻，他觉得自己更象是内地的“80 后”。从小怀旧的陈可辛来到内地后发现，“80 后”是怀旧的主力军。他最初觉得奇怪，才30 岁有什么资格怀旧呢？后来他想明白了：“内地的‘70 后’不怀旧，他们小时候的经济、文化环境都不够宽松；‘60 后’就更不会了，再怀旧就怀到伤痕文学去了。而‘80 后’是成长中的中国第一代中产阶层。”当陈可辛看到杂志上大Logo 的奢侈品逐渐变少，一些古董车、古董表慢慢在‘80 后’的生活中出现时，他开始找到一种香港1990 年代初的感觉。他说那是香港最好的时代，在经历了暴发户审美后，整个社会开始磨炼出品位。
在这位骨子里头潜藏着香港人商业精神的导演认为，中国的电影是不必走向世界，因为中国13亿人口的市场已经足够大了。
“我的话可能非常不符合主旋律的，中国有13亿人口这么大的潜在市场，其实当一个电影在中国成功，它差不多等于是世界成功。贩卖文化的事我也做过，但是到最后，其实海外市场是不能够逆转的，就像让中国的GDP和文化同时一样那么强大一样，我觉得在至少五十年里边不会发生。”陈可辛表示。
“中国电影的产业结构已经开始透明了，电影的控制权逐渐从导演手中剥离，电影变成工业控制，中国内地的电影产业化非常快，是香港从未有过的快，全世界都很少见，搞创作不仅要迎合观众，更重要的是比观众走的稍微提前半步。”陈可辛笑称，他在电影圈的任务就是要走在别人前面。
总结陈可辛的经历，种种转变一如他的女朋友吴君如主演的电影《金鸡》的主题———要生存就要变通。
又是一年毕业季，在我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听到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向他的朋友感叹说：“这也就是发生在那个年代。”在他的言语当中，我分明听到了那种感慨和羡慕。的确，和30年前相比，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竞争前所未有，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时代给你提供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我们可以感叹甚至埋怨社会上的种种不公，但是生活就是这样，它或许不会生而平等，但是命运的方向和前行的速度却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综合《外滩画报》
而中国电子商务界的大佬、48岁的马云正式宣布：“从明天开始，生活将是我的工作。”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是在座的35000人之一，他专程飞到杭州为朋友马云送行。坐在人群中，冯仑十分感慨：“在我刚创业的时候，人们对民营企业是带着怀疑和歧视的。但现在，这个行业越来越受尊重，马云的卸任连《新闻联播》都报导了。我们从以前的小姐，变成了现在的三八红旗手。”
马云白手起家的创业故事鼓舞了很多人。在寻找中国民营企业家故事的时候，导演陈可辛曾想过把马云搬上银幕，找了很多资料后却半途放弃，因为“互联网生意都是在讲并购，普通观众很难看懂”。但马云的成功让陈可辛找到一种拍片的基调——励志。在陈可辛看来，马云那种“相信明天会更好”的口号，是这个时代的“心灵鸡汤”。
马云卸任7天后，陈可辛也开始为“这个世界打气”，以新东方“三驾马车”俞敏洪、徐小平、王强为原型的电影公映：在电影《中国合伙人》里，黄晓明、邓超、佟大为跨越30年，演绎了一段“土鳖”带领“海归”的“中国式创业”。
有评论认为，身兼导演、监制一职陈可辛既是成功的电影生意人，也是华语电影全产业链的思索者和行动者。
5月13日《中国合作人》首映，相比三位明星演员，公众也没少关注这位被誉为“香港最有价值电影人”的导演陈可辛。和吴宇森，徐克等众多知名导演一样，陈可辛也是过去10年北上淘金的香港名导之一，只不过陈可辛应该是最后一位加入该队列的导演。
2002年张艺谋执拍的武侠巨制《英雄》可以说是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很快中国大陆迎来了一批香港知名导军内地淘金的热潮，这些年香港的名导演们你一部，我一部，在广阔无垠的内地市场辛勤制造着一部接一部的武侠大片，有的赚得盘满钵满，有的偶有斩获，也有折兵归港的，香港与内地合拍片已成为后港产片时代不可逆转的电影方向。
他之前拍摄的《甜蜜蜜》、《投名状》、《金鸡》、《如果爱》、《三更》、《十月围城》这些风格不同的影片，类型涉及爱情、武侠、恐怖、喜剧，但他的主角和主要配角都始终不变地要揣一个很难把握的梦想。在众多北上淘金的香港导演当中，陈可辛应该是最积极的一个，他也有一个自己很难把握的梦想：香港导演的内地梦。
而陈可辛算是这场热潮中的聪明玩家，目前他制造的电影已经在各种电影奖项中获得231次提名，也拿了不少于150做奖杯，列举这些炫目的数字不是主要为了说明他有多么的优秀，更多是想借此说明：他会造梦，也很会赚钱。
“2004年，我决定开始去中国内地拍戏，因为我发现中国变得越来越像好莱坞了，中国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像美国一样大有作为的市场，这完全跟我在美国拍《情书》时所经历的是一样的，现在我拍《中国合伙人》同样也是遇到了类似的情形，因为到了大家厌倦大片的时候了。”陈可辛今年4月初在接受easternKicks网站专栏记者大卫·康明斯电话采访表示，现在电影市场回归小预算电影和美国电影市场的发展是一样的，他说他很高兴，因为他有准备了。
“土鳖”成功是历史的选择
今年年初的亚布力论坛，陈可辛受主席王石之邀，在这个最高级别的企业家年会上放了《中国合伙人》片花。2个月后，他又带着成片出现在博鳌论坛，专为企业家们做了第一次试映。当影片放到一场商人群戏时，现场一阵低笑。冯仑忽然西装革履地出现在银幕上调侃道：“我们做生意，求人是一个基本功，要有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
被问及和企业家的关系，陈可辛说：“我和他们都不熟的，我之前把剧本给王石看是因为我没得选，和别人都不认识。而且王石会和我讲实话。”
冯仑出演前没看过剧本，也没见过陈可辛。他之所以客串，全是因为老同学黄建新力邀。他只知道是个讲企业家的故事，而他的任务就是“做背景，不做演员”。冯仑说，按辈分他“比老柳（柳传志）他们晚，又比俞敏洪他们早点”。陈可辛也说，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应该追溯到1970 年代。那些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先行者经历过“文革”，知道贫穷、压抑的滋味，所以他们对机会更饥渴，也更懂得在石缝间生存。
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联想前董事长柳传志是最完整的样本，他经历了知识分子下海，为企业寻找挂靠单位，在企业壮大后对外赎回产权、对内厘清股权，然后带领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最后找到合适接班人功成身退。短短几十字，柳传志奋斗了30年，而更多本土企业家在这个“打关”游戏中输在不同环节。
为什么是柳传志？或者说，30 年来大浪淘沙，为什么留下的是王石、冯仑、李开复和俞敏洪们？“目标明确、价值观正确、有理想、有毅力的人最终都能出来。马云创业之前有一次看到有人偷井盖，周围很多人经过却没人去管，只有马云骑着自行车想阻止偷井盖的人，可见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这是冯仑的回答。冯仑在1991 年创办万通，他回忆那个时代的机遇是竞争不激烈，大部分人还没有行动起来，但市场规则也没有建立，创业者全在摸着石头过河。但陈可辛说“势”要大于“人”：“这三十年对创业者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而且以后再也不会有了。没有时势，很难造出英雄。”
在中国改革开放30 年这个大机遇下，陈可辛理想中的“中国凯恩”其实已经被嫁接成了“中国阿甘”。片中农村来的“土鳖”成东青成为最后的赢家，而有美国血统的“海归精英”孟晓骏却是二把手。“他们都告诉我，在中国一定是‘土鳖’带领‘海归’。”陈可辛说。
陈可辛说他偏爱孟晓骏，也能理解王阳，但他最初并不怎么理解成东青这种“执着的土鳖”。饰演成东青的黄晓明对“土鳖”的理解甚至更深刻。黄晓明出道时吃过不少苦，他告诉记者正是因为他基因里的“土鳖”特质，使他有了今天的成就。晓明说他和成东青一样做事直奔目标，为了成功可以给人下跪，而这一幕在他演艺生涯之初真的发生过。 而冯仑则说在他创业的时代，人人都是“土鳖”。“当初我们万通的六个人没有一个人出过国，但好在我们都是认字的‘土鳖’，可以看书学习。”冯仑说。
而现实生活中，成东青的“原型”俞敏洪最近和柳传志把酒言欢的视频走红网络：善于演讲的俞校长谦恭、低调，向柳传志敬酒前自己先一饮而尽，有“中国企业家教父”之称的柳传志笑眯眯地坐在一旁，两人惺惺相惜。善于发掘男人间情意的陈可辛，如何看待这对忘年之交？ 陈可辛仔细听着记者的描述，然后平静地说他并没有看过这段视频：“但是大家不都是这样嘛？任何行业都需要作秀，电影圈大家出来也是称兄道弟。当你变成公众人物的时候需要把真善美扩大。但我很讨厌特地去讲那些真善美。”
陈可辛很少应酬，他说自己在社交场合是个“非常闷，也不招人喜欢”的人。
黄晓明却能理解俞敏洪的外交姿态：“我不觉得他在作秀，因为我是那样的人，我处事的方式就是非常低姿态，不是在装，我都这样30 多年了。”
也许陈可辛永远是他片中的“孟晓骏”——一个流淌着精英血液的人。然而在这个“土鳖”书写成功的现实中，陈可辛也慢慢认识到“成东青”是历史的选择：“‘土鳖’的身段不高，他更能忍耐和吃苦，而且更能在不该说话的时候不说。我更像孟晓骏，孟晓骏什么都敢说，而我是病态地不能不说话，而且不能不说实话。这种人是最倒霉，你把底牌都交出来了。成东青在演讲时就是你们爱听什么我说什么，现在很多企业家一路都在说着非常激情励志的言语，也不能说他们在骗人，但谎言的最高境界是说到最后连自己都相信了。”
“怀念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
美国诗人艾略特写道：“我要让你在一把尘土中看到恐惧。”这是一个艺术家提炼出的比喻。在博鳌的试映场中，很多企业家看到这个“洁本”的创业故事后潸然泪下。据说徐小平、王强看过成片后也都抑制不住眼泪。在这三十年中，在所有个体创业者的故事之上，陈可辛也提炼出了一种普遍情怀，他归结为——“怀念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
但这段内地回不去的1980 年代，陈可辛甚至没有经历过。陈可辛也在拍《中国合伙人》时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对这个陌生的时代这么着迷？忽然有一天他意识到：“我更象是在拍自己的青春时代。
八十年代的大陆就像六七十年代的香港，那是香港经济腾飞的时代，我感觉自己在和香港一起起飞。”
陈可辛生于1962 年。父亲陈铜民是泰国华侨，在建国后像很多热血知识分子一样来到中央戏剧学院念书，希望把他的“黄金时代”留给新中国。陈可辛说，这一点和《中国合伙人》中孟晓俊的父亲很像：“欧洲人逃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拥抱土地，但华人总有一种祖国的包袱。”
可惜陈爸爸的这份光荣与梦想没能扎根，1950 年代的反右运动使得陈铜民举家迁居香港，他谋得一份电影业的差事。六十年代的香港就像改革开放后的内地，一切百废待兴，又欣欣向荣。此时，日后将成为亚洲首富的李嘉诚已经从“塑胶花大王”初投房地产，邵氏电影公司刚刚成立，嘉禾电影公司的创始人邹文怀还和陈可辛的父亲一起在邵氏打工。那些年，年幼的陈可辛经常在片场帮父亲拎公文包，而在父亲拍片缺乏资金时他又是一个不错的免费童星。
1970 年代初，父亲事业不如意，全家迁回泰国。陈可辛说，他的整个中学时代都拒绝说泰文，在同学中显得格格不入，每周最大的盼望就是去唐人街买香港报纸。香港是他的避风港，而美国则是他的精神家园。片中孟晓骏“亲美”的血液来自陈可辛本人，十几岁的陈可辛在泰国唐人街看好莱坞电影时想：“既然我回不去香港，也不愿意留在泰国，那我就去做美国人吧！”
在《中国合伙人》里，全民学英语的激情从1980 年代横跨1990 年代，黄晓明饰演的成东青三次面对美国签证官，三次被拒。“留学热”、“移民热”在香港早就兴起，这种背景在八十年代的文艺作品中比比皆是：张婉婷从1985 年开始拍移民三部曲，而亦舒的“玫瑰”、“家明”们则往返于香港和西方之间。陈可辛说：“全世界人都要去美国。只不过香港比内地早了10 多年。”
1970 年代末的陈可辛，就像1980 年代末的孟晓骏，不仅坚信自己会去美国，而且“一定会拿到美国身份”。签证前一晚，陈可辛紧张得辗转难眠，“那五分钟见签证官就像见判官一样，他们在审判我的下半辈子”。至今陈可辛经过移民局、海关时都“非常紧张，非常乖”。
但陈可辛的“美国梦”只做了三年，虽然家境小康，但在美国念电影专业对陈可辛的家庭来说仍然负担太大，虽然他进了那所以电影闻名的UCLA 大学，念的却是历史系。1980 年代初，陈可辛没完成学业便回香港直接进入电影业。那时，香港经济逐渐平稳，青春期般的活力也在财富的原始积累后变得倦怠，在审美层面上，整个社会进入金碧辉煌的“暴发户”时期。这时的陈可辛甚至在香港“不能看杂志、不能买东西，看什么都觉得土”！20 年后，来到北京的陈可辛看着鸟巢、巨蛋等系出名门的建筑觉得似曾相识，“美虽美，但太浮夸了。”
陈可辛有个有趣的比喻，他觉得自己更象是内地的“80 后”。从小怀旧的陈可辛来到内地后发现，“80 后”是怀旧的主力军。他最初觉得奇怪，才30 岁有什么资格怀旧呢？后来他想明白了：“内地的‘70 后’不怀旧，他们小时候的经济、文化环境都不够宽松；‘60 后’就更不会了，再怀旧就怀到伤痕文学去了。而‘80 后’是成长中的中国第一代中产阶层。”当陈可辛看到杂志上大Logo 的奢侈品逐渐变少，一些古董车、古董表慢慢在‘80 后’的生活中出现时，他开始找到一种香港1990 年代初的感觉。他说那是香港最好的时代，在经历了暴发户审美后，整个社会开始磨炼出品位。
在这位骨子里头潜藏着香港人商业精神的导演认为，中国的电影是不必走向世界，因为中国13亿人口的市场已经足够大了。
“我的话可能非常不符合主旋律的，中国有13亿人口这么大的潜在市场，其实当一个电影在中国成功，它差不多等于是世界成功。贩卖文化的事我也做过，但是到最后，其实海外市场是不能够逆转的，就像让中国的GDP和文化同时一样那么强大一样，我觉得在至少五十年里边不会发生。”陈可辛表示。
“中国电影的产业结构已经开始透明了，电影的控制权逐渐从导演手中剥离，电影变成工业控制，中国内地的电影产业化非常快，是香港从未有过的快，全世界都很少见，搞创作不仅要迎合观众，更重要的是比观众走的稍微提前半步。”陈可辛笑称，他在电影圈的任务就是要走在别人前面。
总结陈可辛的经历，种种转变一如他的女朋友吴君如主演的电影《金鸡》的主题———要生存就要变通。
又是一年毕业季，在我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听到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向他的朋友感叹说：“这也就是发生在那个年代。”在他的言语当中，我分明听到了那种感慨和羡慕。的确，和30年前相比，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竞争前所未有，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时代给你提供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我们可以感叹甚至埋怨社会上的种种不公，但是生活就是这样，它或许不会生而平等，但是命运的方向和前行的速度却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综合《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