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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龙应台先生在《幼稚园大学》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天，一个泪眼汪汪的女学生半路上拦住了我的车子：“有个同学扭伤了脚踝，你能不能送我们下山搭车回台北？我拦了三辆路人的车，他们都不肯帮忙！”
好吧！于是泪眼汪汪的女学生扶来了另一个泪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进了我的车。
下山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可是车后两个人拼命掉眼泪、吸鼻涕。受伤的哭，因为脚痛，想妈妈；没受伤的也哭，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情况。
事实上，这个惊天动地的“情况”只需要两通电话：第一通打给校医，第二通打给计程车行，如此而已。
我很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女生哭成一团。她们今年二十岁，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学教育。
她们独立处事的能力，还不到五岁。
想想看我们的情况何尝不是如此，班上一个同学生病了，孩子们只知道找班主任，班主任习惯的是找政教处主任，政教处主任找校长，让学校找车子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再一个就是打电话给家长，叫家长过来。很少有孩子自己想办法把同伴送到医院去的。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这些孩子在学校生活中根本不曾有过独立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因为这些问题往往都是我们大人给包办了。
这样的包办，看上去是对学生的爱护，实质却是对他们的伤害，这使得他们慢慢习惯了依附。而另一方面，在我们的班级管理的话语中几乎没有类似“快乐”“满足”之类的讨论空间，充斥的只是“标准”“纪律”“军事化”“精致化”之类的言辞与意识，进而通过这样的意识和举措将每一个学生都驱赶到“没有批判意识”、“不假思索”，只要分数的狂热和焦虑的境地，而从呱呱坠地起就与生俱来的学习渴望，就这样被我们给削弱甚至是摧毁了。
说得夸张点，我们的班级管理几乎就是一个目标，那就是对学生的全面伤害，根据美国学者鲍尔森《学校会伤人》的说法，学校伤人的类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创造力之伤、顺从之伤、反叛之伤、麻木之伤、低估之伤、完美主义之伤、平庸之伤。
我们先来看创造力之伤。我以为这样的伤害是由我们教育体制所存在的问题决定的。无论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我们用的是统一教材，执行的是统一的课程标准，参加的是统一的考试。这就带来这样的问题：班级管理必须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学生。实行标准化考试以后，我们要的只是标准答案，事实上有许多标准答案，做教师的自己都持怀疑态度。既然如此凭什么要用那个答案来衡量学生呢？要分数啊！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在我们给学生制定的“行为规范”上，这些“规范”的共同特点就是“向前看”“齐步走”，谁要是敢越雷池半步，遭遇的不是批评就是训斥。正如《学校会伤人》中的一个人物所讲，我只是被逼得太久了，感到厌倦，厌倦了所有的学校，厌倦了所有的老师，厌倦了一次又一次跳起来够上某个东西，我丧失了我的勇气。长此以往的限制和包揽使得这些学生不仅丧失了创造力，甚至连基本的生存能力都丧失殆尽了。
班级管理既不能习惯于限制管控，也不能事事包办，该学生自己处理的事情一定要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大胆地尝试，适当的时候给他们一些指点和帮助就是。
顺从之伤相当普遍。孩子出生以后接受的教育就是顺从。我们家乡小孩子生下来要将他的双腿捆绑起来，老祖宗传下来的，说是不绑就要罗圈腿。上学了，幼儿园开始，我们就要求他们一个一个毕恭毕敬，双手背后，一动不动地坐得直挺挺的。据说，我只能用据说，有一所贯彻学习当代某教育家经验最好的小学有这样的创意：校园里的道路是用不同颜色的砖头铺的，A班的学生只允许走白色的地砖，B班的学生只允许走红色的，C班走绿色的，依此类推。凡是走错了的，麻烦就来了。
各位想想看，我们平时是不是也会这么要求学生：首先一定要学会听从，要遵守纪律，父母教你怎么做就怎么做，老师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最荒唐的事情就是学生在课堂上跟科任老师发生冲突以后，不少班主任总是不分青红皂白站在科任老师立场上，从来不去考虑冲突的原因是什么，责任究竟是在老师还是在学生。我们的潜意识认为，他们是学生，教师的任何行为的出发点总是为学生好的，所以，错总是在学生。我们的意识中只要是顶撞老师的，就是“不听话”“不乖”的孩子。
我们的班级管理，总是习惯于这样那样的不许，不允许看电视、玩手机，男女生之间最小距离不得小于五十厘米，男女生不可以同骑一辆自行车……于是孩子们就在这些班规、校规的管控下，慢慢变得“顺从”“听话”了，他们学会了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校内一套，校外一套。
再来说反叛之伤。现实中总有一些孩子得不到我们的认可，因为他们老是“犯错”。苏州吴樱花老师有一本《孩子，我看着你长大》，记录的是她与一位老是犯错，甚至是故意犯错的孩子之间的故事。是啊，我们认为的“坏孩子”，在学业上得不到我们的关注，往往会通过“叛逆”的行为——恶作剧，或者寻衅闹事来引起我们的关注。他也会给你承诺，不再跟人打架，不再顶撞老师。但他会跟公共财产过不去，会跟父母过不去，这里有个灯泡给砸掉了，那只开关被踢了，这张凳子腿给折了，那张桌子被推倒，同学的书包被扔到地下，各种各样的花头，让你应接不暇。
可是我们就不明白，他们这些行为，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从来不这么看，我们总认为这是跟我们对着干。
比较普遍的是，在小学、初中低年级如果遇上学生作业不及时交，我们的处理方式不外乎这样几种方式：罚抄、罚做，还有一个给他的作业打低分。当孩子遇上罚抄时，他们会一只手拿三支笔，一下子写下来就是三行，后来商家也发明了这种“神器”，四个笔头的都有。这其实就是一种消极的反叛。这其中的伤该有多深？
最普遍的伤害恐怕就是麻木的伤害了。反复的训练、反复的考试，屡考屡败，屡败屡考，把他们考得麻木了，便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反正考来考去就那么多分数。反复地罚抄，反复地罚站，屡罚屡错，屡错屡罚，把他们罚得麻木了，反正就是抄与站嘛。 同一个标准，同一种方式，一种表达，一个腔调，一个路径来讲，我们很少考虑不同学生的个体因素——他们对于语言的敏感程度，对于问题的认识角度，思维的敏捷性等差异。我有一个建议，当班主任的、做老师的，要尽可能用孩子明白的话讲孩子不明白的道理；我们要尽可能地考虑不同的学生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应对。
低估之伤。其实就是给孩子贴标签，给孩子定性：这个孩子是“问题孩子”，这个孩子是“差生”；尤其在小学里，有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我们就给他贴一个多动症的标签。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给一些孩子戴上“白痴”“猪脑子”“笨蛋”之类的帽子。大家也许知道这么一个案例，一个很胖的孩子被班主任训斥为“肥猪”，她回家后就节食，怎么也不吃。类似这样的案例可以说在我们身上随时都会出现，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这些言辞举止对孩子就是一种伤害。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给孩子贴标签，甚至我们就没意识到这是在贴标签，在给孩子定性。
这样的伤害还表现在学校的选择性分班：奥赛班，快慢班。当然分班方式不是我们班主任能做得了主的，但当你在教慢班的时候，教非奥赛班的时候，你的管理方式就必须考虑孩子们的心理因素，尤其是非奥赛、非快班的孩子已经被这种分班方式给伤害了，他们需要的是我们的帮助和救疗。班级活动中的分组，我们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呢？
作为班主任要尽可能地消解这些标签给学生心灵上带来的污染：已然在慢班了，这些孩子就会自暴自弃，反正我在慢班，我就是比别人慢，比别人差。我已经没希望了。
完美主义之伤。一个普遍的现实是我们这些做家长的，做老师的，做班主任的，总是习惯于让孩子向班上那几个“最好”的孩子看齐。当班主任的还会对这些“最好”的孩子提出更高的希望：你在某些方面还有哪些不足，要将这些不足给填补上。我们忘了“人无完人”这样的基本常识，我们在具体的班级管理上，总想让我们的优秀学生在每个方面都优秀，很少去想每个方面都优秀是不可能的。人的遗传因素、家庭环境以及启蒙教育对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就决定了他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别人强，而在某些方面又可能不如别人。我们偏偏要让他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
《反对完美》的作者主要谈的是基因科学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福祉和可能的灾难，比如说我们要考虑生儿育女，我们会考虑所谓的优生优育，甚至会选择性别生育，一定要生男孩，或者一定要生女孩。这本书里面谈了一个案例，有一对聋哑人，在全国寻找能够让他们生出一个聋哑人的技术，因为他认为聋哑人并非是一种不幸，相反的他认为聋哑人在某些方面是超过常人的。大家感兴趣不妨买来读一读，书不厚，也不难读。我感兴趣的是作者这样的观点：所谓的爱应该是接受而不是改变，人生在世是上帝或者说是自然对他的恩赐，我们必须接受他的存在，而不是努力地改变他与生俱来的某种生命的状态。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少去考虑。追捧“学霸”，追捧“狼爸”“虎妈”，其实就是追求完美。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那些“好”孩子在学校里几乎没有失败过。大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班上有一个班长考取了大学，班上的其他同学大学毕业不久都找到了工作，她毕业三年了都没有找到工作一直待在家里，我无法判断真实的原因，也许是应聘的时候遭遇了失败。现在回过头来反思，作为班主任，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她的高中阶段从来没有失败过。
当一个人受到完美主义的伤害，任何低于完美状态的东西都会导致产生负罪感、沮丧感。害怕失败，会导致丧失学习中的乐趣。
当然更大的麻烦就是平庸之伤了。这就是那些既不“好”又不“差”的学生遭遇的无形的伤害。“好学生”我们会关注，“差学生”“问题学生”我们也会关注，那些平平常常的学生我们往往就熟视无睹了。他们所处的就是那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包括上课被提问的机会几乎没有，甚至眼神的关注也没有。有的孩子上了12年学，从来没被问到。我们班主任找学生谈心，找的就是“好学生”和“差学生”，而这“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很少去找。很多人便学会了“认命”：我就是个平庸者，我只能做到这样。
在我看来，在我们的教育现状中还有另一类伤害，那就是疯狂之伤。这样的伤害在那些考试工厂尤为普遍，这种伤害可能给孩子们带来的毒害，我们不妨将某些疯狂的“百日誓师大会”视频与“文革”中的疯狂视频一起来看看想想。
（作者单位：江苏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有一天，一个泪眼汪汪的女学生半路上拦住了我的车子：“有个同学扭伤了脚踝，你能不能送我们下山搭车回台北？我拦了三辆路人的车，他们都不肯帮忙！”
好吧！于是泪眼汪汪的女学生扶来了另一个泪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进了我的车。
下山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可是车后两个人拼命掉眼泪、吸鼻涕。受伤的哭，因为脚痛，想妈妈；没受伤的也哭，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情况。
事实上，这个惊天动地的“情况”只需要两通电话：第一通打给校医，第二通打给计程车行，如此而已。
我很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女生哭成一团。她们今年二十岁，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学教育。
她们独立处事的能力，还不到五岁。
想想看我们的情况何尝不是如此，班上一个同学生病了，孩子们只知道找班主任，班主任习惯的是找政教处主任，政教处主任找校长，让学校找车子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再一个就是打电话给家长，叫家长过来。很少有孩子自己想办法把同伴送到医院去的。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这些孩子在学校生活中根本不曾有过独立处理类似问题的经验，因为这些问题往往都是我们大人给包办了。
这样的包办，看上去是对学生的爱护，实质却是对他们的伤害，这使得他们慢慢习惯了依附。而另一方面，在我们的班级管理的话语中几乎没有类似“快乐”“满足”之类的讨论空间，充斥的只是“标准”“纪律”“军事化”“精致化”之类的言辞与意识，进而通过这样的意识和举措将每一个学生都驱赶到“没有批判意识”、“不假思索”，只要分数的狂热和焦虑的境地，而从呱呱坠地起就与生俱来的学习渴望，就这样被我们给削弱甚至是摧毁了。
说得夸张点，我们的班级管理几乎就是一个目标，那就是对学生的全面伤害，根据美国学者鲍尔森《学校会伤人》的说法，学校伤人的类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创造力之伤、顺从之伤、反叛之伤、麻木之伤、低估之伤、完美主义之伤、平庸之伤。
我们先来看创造力之伤。我以为这样的伤害是由我们教育体制所存在的问题决定的。无论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我们用的是统一教材，执行的是统一的课程标准，参加的是统一的考试。这就带来这样的问题：班级管理必须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学生。实行标准化考试以后，我们要的只是标准答案，事实上有许多标准答案，做教师的自己都持怀疑态度。既然如此凭什么要用那个答案来衡量学生呢？要分数啊！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在我们给学生制定的“行为规范”上，这些“规范”的共同特点就是“向前看”“齐步走”，谁要是敢越雷池半步，遭遇的不是批评就是训斥。正如《学校会伤人》中的一个人物所讲，我只是被逼得太久了，感到厌倦，厌倦了所有的学校，厌倦了所有的老师，厌倦了一次又一次跳起来够上某个东西，我丧失了我的勇气。长此以往的限制和包揽使得这些学生不仅丧失了创造力，甚至连基本的生存能力都丧失殆尽了。
班级管理既不能习惯于限制管控，也不能事事包办，该学生自己处理的事情一定要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大胆地尝试，适当的时候给他们一些指点和帮助就是。
顺从之伤相当普遍。孩子出生以后接受的教育就是顺从。我们家乡小孩子生下来要将他的双腿捆绑起来，老祖宗传下来的，说是不绑就要罗圈腿。上学了，幼儿园开始，我们就要求他们一个一个毕恭毕敬，双手背后，一动不动地坐得直挺挺的。据说，我只能用据说，有一所贯彻学习当代某教育家经验最好的小学有这样的创意：校园里的道路是用不同颜色的砖头铺的，A班的学生只允许走白色的地砖，B班的学生只允许走红色的，C班走绿色的，依此类推。凡是走错了的，麻烦就来了。
各位想想看，我们平时是不是也会这么要求学生：首先一定要学会听从，要遵守纪律，父母教你怎么做就怎么做，老师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最荒唐的事情就是学生在课堂上跟科任老师发生冲突以后，不少班主任总是不分青红皂白站在科任老师立场上，从来不去考虑冲突的原因是什么，责任究竟是在老师还是在学生。我们的潜意识认为，他们是学生，教师的任何行为的出发点总是为学生好的，所以，错总是在学生。我们的意识中只要是顶撞老师的，就是“不听话”“不乖”的孩子。
我们的班级管理，总是习惯于这样那样的不许，不允许看电视、玩手机，男女生之间最小距离不得小于五十厘米，男女生不可以同骑一辆自行车……于是孩子们就在这些班规、校规的管控下，慢慢变得“顺从”“听话”了，他们学会了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校内一套，校外一套。
再来说反叛之伤。现实中总有一些孩子得不到我们的认可，因为他们老是“犯错”。苏州吴樱花老师有一本《孩子，我看着你长大》，记录的是她与一位老是犯错，甚至是故意犯错的孩子之间的故事。是啊，我们认为的“坏孩子”，在学业上得不到我们的关注，往往会通过“叛逆”的行为——恶作剧，或者寻衅闹事来引起我们的关注。他也会给你承诺，不再跟人打架，不再顶撞老师。但他会跟公共财产过不去，会跟父母过不去，这里有个灯泡给砸掉了，那只开关被踢了，这张凳子腿给折了，那张桌子被推倒，同学的书包被扔到地下，各种各样的花头，让你应接不暇。
可是我们就不明白，他们这些行为，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从来不这么看，我们总认为这是跟我们对着干。
比较普遍的是，在小学、初中低年级如果遇上学生作业不及时交，我们的处理方式不外乎这样几种方式：罚抄、罚做，还有一个给他的作业打低分。当孩子遇上罚抄时，他们会一只手拿三支笔，一下子写下来就是三行，后来商家也发明了这种“神器”，四个笔头的都有。这其实就是一种消极的反叛。这其中的伤该有多深？
最普遍的伤害恐怕就是麻木的伤害了。反复的训练、反复的考试，屡考屡败，屡败屡考，把他们考得麻木了，便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反正考来考去就那么多分数。反复地罚抄，反复地罚站，屡罚屡错，屡错屡罚，把他们罚得麻木了，反正就是抄与站嘛。 同一个标准，同一种方式，一种表达，一个腔调，一个路径来讲，我们很少考虑不同学生的个体因素——他们对于语言的敏感程度，对于问题的认识角度，思维的敏捷性等差异。我有一个建议，当班主任的、做老师的，要尽可能用孩子明白的话讲孩子不明白的道理；我们要尽可能地考虑不同的学生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应对。
低估之伤。其实就是给孩子贴标签，给孩子定性：这个孩子是“问题孩子”，这个孩子是“差生”；尤其在小学里，有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我们就给他贴一个多动症的标签。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给一些孩子戴上“白痴”“猪脑子”“笨蛋”之类的帽子。大家也许知道这么一个案例，一个很胖的孩子被班主任训斥为“肥猪”，她回家后就节食，怎么也不吃。类似这样的案例可以说在我们身上随时都会出现，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这些言辞举止对孩子就是一种伤害。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给孩子贴标签，甚至我们就没意识到这是在贴标签，在给孩子定性。
这样的伤害还表现在学校的选择性分班：奥赛班，快慢班。当然分班方式不是我们班主任能做得了主的，但当你在教慢班的时候，教非奥赛班的时候，你的管理方式就必须考虑孩子们的心理因素，尤其是非奥赛、非快班的孩子已经被这种分班方式给伤害了，他们需要的是我们的帮助和救疗。班级活动中的分组，我们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呢？
作为班主任要尽可能地消解这些标签给学生心灵上带来的污染：已然在慢班了，这些孩子就会自暴自弃，反正我在慢班，我就是比别人慢，比别人差。我已经没希望了。
完美主义之伤。一个普遍的现实是我们这些做家长的，做老师的，做班主任的，总是习惯于让孩子向班上那几个“最好”的孩子看齐。当班主任的还会对这些“最好”的孩子提出更高的希望：你在某些方面还有哪些不足，要将这些不足给填补上。我们忘了“人无完人”这样的基本常识，我们在具体的班级管理上，总想让我们的优秀学生在每个方面都优秀，很少去想每个方面都优秀是不可能的。人的遗传因素、家庭环境以及启蒙教育对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就决定了他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别人强，而在某些方面又可能不如别人。我们偏偏要让他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
《反对完美》的作者主要谈的是基因科学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福祉和可能的灾难，比如说我们要考虑生儿育女，我们会考虑所谓的优生优育，甚至会选择性别生育，一定要生男孩，或者一定要生女孩。这本书里面谈了一个案例，有一对聋哑人，在全国寻找能够让他们生出一个聋哑人的技术，因为他认为聋哑人并非是一种不幸，相反的他认为聋哑人在某些方面是超过常人的。大家感兴趣不妨买来读一读，书不厚，也不难读。我感兴趣的是作者这样的观点：所谓的爱应该是接受而不是改变，人生在世是上帝或者说是自然对他的恩赐，我们必须接受他的存在，而不是努力地改变他与生俱来的某种生命的状态。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少去考虑。追捧“学霸”，追捧“狼爸”“虎妈”，其实就是追求完美。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那些“好”孩子在学校里几乎没有失败过。大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班上有一个班长考取了大学，班上的其他同学大学毕业不久都找到了工作，她毕业三年了都没有找到工作一直待在家里，我无法判断真实的原因，也许是应聘的时候遭遇了失败。现在回过头来反思，作为班主任，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她的高中阶段从来没有失败过。
当一个人受到完美主义的伤害，任何低于完美状态的东西都会导致产生负罪感、沮丧感。害怕失败，会导致丧失学习中的乐趣。
当然更大的麻烦就是平庸之伤了。这就是那些既不“好”又不“差”的学生遭遇的无形的伤害。“好学生”我们会关注，“差学生”“问题学生”我们也会关注，那些平平常常的学生我们往往就熟视无睹了。他们所处的就是那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包括上课被提问的机会几乎没有，甚至眼神的关注也没有。有的孩子上了12年学，从来没被问到。我们班主任找学生谈心，找的就是“好学生”和“差学生”，而这“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很少去找。很多人便学会了“认命”：我就是个平庸者，我只能做到这样。
在我看来，在我们的教育现状中还有另一类伤害，那就是疯狂之伤。这样的伤害在那些考试工厂尤为普遍，这种伤害可能给孩子们带来的毒害，我们不妨将某些疯狂的“百日誓师大会”视频与“文革”中的疯狂视频一起来看看想想。
（作者单位：江苏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