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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以数字技术为先导的新媒体革命发展，媒介生态领域迎来了新的格局，不同媒介在各种场域内，都承受并同时发生着不同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其中，媒介融合也伴着这场革新深度全方位发展，并成为近几年新闻传播的研究者们热衷于讨论的一个话题。无论从文本内容、传播主体，还是权力结构层面，“媒介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事实上，大多数行业信息传播发展形态都符合媒介融合的生命周期，体现着媒介融合的一般规律，档案文化传播也不例外，无论从顶层设计，学术讨论，还是行业的自发行为，都呈现此趋势。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強总理特别提出，要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档案等事业，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1]。2015年10月24日，数字记忆国际论坛暨第六届中国电子文件管理论坛，也强调搭建数字记忆领域的交流平台，通过融合多种数字媒介展示各国各项数字记忆工程，推动国际数字记忆实践活动的发展。2016年8月21日，主题为“责任与使命”的2016年媒体融合发展论坛在深圳隆重开幕，与会的各领域代表都交流了融合时代的媒介营运之道，并明确了自身的责任。由此可见，媒介融合已然成为时代性的课题，笔者尝试以此为视点，探究媒介融合语境下档案文化传播的有关问题。
一、媒介融合语境下档案文化传播的融合轨迹
所谓媒介融合，即以科学技术为支撑，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各种利益的诉求下通过合作或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传播渠道以及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2]126-129。从中可以看出，档案文化传播也始终遵循档案事业主体对于自身文化宣传的利益诉求，其变化亦呈现出相似的发展脉络：以传统媒介为载体的基础融合、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攻坚融合以及以数字记忆工程为契机的综合形态融合。
1.以传统媒介为载体的融合轨迹。在传统环境下，档案文化传播可以借助的媒介相对单一，广播、纸媒、电视等自然就成了首选。以广播为例，它使档案信息得以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使档案的声音得以传达。1992年，北京市档案局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合作，利用广播向公众系统介绍《档案法》及《实施办法》等相关内容，宣扬依法治档思想，提高群众档案意识。1996年再次合作，推出一档名为《档案五分钟》的专题节目，再次向听众普及一般档案知识，旨在宣扬其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有关作用。
作为“广播的延伸”，电视节目则将声话关系更加直观地呈现出来。档案类电视节目在内容制作与渠道合作方面，都愈加深入。为迎接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安徽省档案局与电视台合作制作了专题片《走向未来》，此片获得电视社教类节目一等奖，并被央视置于海外频道宣传播放。逐渐地，自2002年至2011年，从各大地方卫视到中央电视台，各类档案类纪实专业频道相继出现，如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湖南金鹰纪实频道、央视9套纪实频道以及北京卫视纪实频道等，此举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传播渠道的畅通性与稳定性，优质的节目制作水准更是吸引了大批忠实观众。特别是2010年8月4日，《中国档案报》与北京卫视《档案》栏目组所达成的战略合作，开启了共同探索档案宣传的新模式。在内容呈现方面，以档案资料为基础的纪录片的不断出现，使融合方式变得更加丰满，以《故宫100》为例，该片运用专业的拍摄技术，结合强大的后期制作，多角度、立体化还原百年皇家宫殿的历史沧桑，于2012年元旦登录央视纪录片频道，并同时与爱奇艺网播平台合作，获得了极高的赞誉。
作为主流文化宣传教育的喉舌，纸媒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传统媒体融合多围绕其而展开。2009年，中国档案出版社与浙江省档案局出版的《浙江二十世纪图鉴》，将百年浙江融入其中，此书历经3年筹划制作，甄选省馆1100余幅珍贵图片资料，将波澜壮阔的历史封铸于720页的力作之中，可谓宏图巨制[3]6。2012年6月9日，《档案春秋》杂志与学林出版社合作，推出了系列丛书——《档案里的金融春秋》，本书分多个板块，将大上海以及近代中国的金融史以一种另类的讲故事的方式告知读者，不同于以往档案书刊极强的专业性，体现出了档案在不同行业领域的价值作用。江苏省档案馆与南京《扬子晚报》合作所开办的历史文化专版《档案穿越》也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关注，并获得了社会及政府相关部门的认可，荣获江苏省“2012年度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奖提名奖”，这是该省档案系统有史以来首次获此殊荣。
跨媒介合作的初试啼声为档案文化宣传提供了新的思路，证明了档案文化多渠道传播的可能性。然而，此种档案文化传播方式多数呈现一种表层的融合态势，多见于媒介融合的初期，媒介与媒介之间发生的“化学反应”普遍不深，技术水平与政治意义对其有较大的束缚，以内容资源为目的的置换是一种最基本与简单的跨媒体协作方式[4]。
2.以信息技术为手段的融合轨迹。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以“媒介生命周期从未有过的独特”方式，开启了社会媒介交往的新形态。它们不仅成为媒介融合阶段最为突出的属性与表现方式，也成为各媒介深入融合的重要助力，档案文化传播工作也在这一时期有了巨大的发展。
以传统媒介为载体的传播手段，限制了那些以数字资源为主体的社会受群的利用需求，难以打通受众与信息发布者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另外，传统媒介单边化的发行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档案文化的传递效果。于是，“渠道为王”的思想伴随着现代数字传播技术的扩张开始变得根深蒂固，随着纸媒力量在年青一代中的式微，档案宣传渠道开始尝试向“0”与“1”的编辑方式转变，2000年召开的全国档案工作会议，就已明确将档案信息化建设的任务提上议程，而后的《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计划》、《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更将其上升为一项顶层设计，成为电子政务工作的一部分。借助于互联网，更多的宣传渠道得以开拓，档案网站、微博、微信、档案APP、数字电视媒体等渠道纷纷为“档案”所用。同时，“化学反应”也逐渐开始显现，档案与其他媒介合作关系开始深入。档案部门也积极通过电信平台来普及档案相关知识，福建省档案局积极筹划并建立档案法制宣传教育短信平台，定期向相关工作人员发送短信，增进工作系统内部交流[5]。 得益于技术的进步，网络资源获取的便捷，信息的爆炸性涌现，大媒体行业竞争不断加剧，各个媒介行业逐渐摒弃单纯“以内容置换”为途径的“短平快”式编辑方式，档案文化传播工作也开始着力于向更为专业化、艺术化以及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强调“弱化台前，突出幕后”。以数字技术为手段，在网络技术的强有力支撑之下，各种网络传播视频不断出现，使档案文化在网络时代具备了另类的活力，如国家档案馆制作的《档案天天看——馆藏抗战档案系列》《档案天天看——邓小平档案系列》《档案天天看——毛泽东档案系列》《共和国脚步》《自从有了共产党》《新四军》等等，借助于数字技术的力量使档案文化的传播得到更大的空间与机会，为以网络为利用主体的年青一代提供了学习的可能与空间。
3.以数字记忆工程为建构的融合轨迹。以数字记忆工程为契机的媒介融合，不再是单纯的载体形态或技术层面的融合，而是“功能结构、形态模式等方面的能量交换”[6]54-59。因而，促成内容载体的深度转型、加强传播渠道的互力联动、推进媒介终端的多重变革，才是档案文化传播立足于共融时代的应有之意，也是构建档案自身“大文化”形成的嬗变之举。早在1994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数字历史研究中心启动了“The Valley of Shadow”（影谷项目），借助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档案管理技术，使北美南北战争前后有关地区的社会万象得以展示，细至个人日记信件、报纸、教会档案等[7]。此项目工程浩大，涉及层面繁多，为以后学者对相关地区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档案资料，它也多次获得媒体行业的褒奖，被“视为数字人文实践典型案例”[8]14-17。此项目可看作时下热门的数字记忆的先行之作。
以建构数字记忆为理念的研究正在成为学术界關注的重点，如2015年10月24日，数字记忆国际论坛暨第六届中国电子文件管理论坛以“数字记忆：构建、认同与传承”为主题，在北京召开，与会各国代表都展示了自己的数字记忆项目，国内的“数字重现北京记忆”“数字记忆生态系统”“乡音的呼唤——浙江方言语音档案建设工程”，国外的“佛罗里达记忆项目的启示”“威尼斯时光机”“数据可视化的世界地图”等，这些项目各有千秋，形式多样。但相同的是，都希望借助各种媒介及数字传播技术，达到档案信息、技术与社会记忆的和谐统一，从社会记忆的视域去挖掘档案文化的社会存在价值与社会意义。
从技术角度，档案文化传播技术由传统机械媒体发展至数字多媒体，乃至以后的全息技术；从媒介融合的演进整体来看，由表层协作发展至技术互持，乃至现在形态统一与综合平台的搭建。档案文化的传播工作在一次次的融合历程中，依然坚定自己的步伐，不断借鉴与改进。但是也应意识到，融合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过程，更不是一个完全革故鼎新的“暴力”迭代过程，任何一种形式的媒介，任何一种形态的融合，都有其生存的土壤，不是“飞鸟尽，良弓藏”，而是更好地利用它们的余热为大众服务，发挥更多的效能。
二、媒介融合语境下档案文化传播的能量探寻
媒介的深度共融必然会消除单一媒介环境下的受众分布“垄断”地位，新生媒介的迅速成长，瓜分了传统媒介的“威力”，即渠道分发带来的影响。但是，不断进步的数字传媒技术、日益加深的合作模式与利益驱动关系，又使其中的能量得到聚合或转化。档案文化传播效能并没有因为渠道的更迭发散而减弱，反而以一种全新的能量呈现于大众面前，档案信息服务事业也在不断创新中达到新的高度。这些都反映了媒介融合的复杂性，以及融合层面下效能转换与聚合的常态。
1.构建有效的档案文化传播效能聚合支点。档案文化的宣传当下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渠道的独立任务，所有媒介的界限开始模糊化与渗透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聚拢人们的注意力资源成为无论学术界还是商业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9]1-6，哪里聚集了大量的用户族群，哪里就是档案的重要战略地区，成为媒介效能的聚合地。互联网这一“隐形的力”黏聚起各股新旧媒体势力，档案文化的传播就因着此力打开了新的局面。当前的互联网，整合与存储着相当数目的档案信息资源，形式各样，媒介各异。例如，多部档案类纪录片的投放开始由电视台独播转为台网联播的形式，此举将固定的电视收视群体覆盖至网络使用群体，不仅增加了自身的流量，收获了忠实的收视群体，同时又引起了各大平台的联动反应。如下表所示，这其中的渠道涉及各大电视台、网络播放平台、豆瓣影视打分平台等，一些节目公众号已与网播平台建立了合作关系。再如网报融合情况，被誉为“中国和世界唯一的档案专业报”——《中国档案报》，也与国家档案局合作，开办了中国档案资讯网，搜罗国内外最新档案资讯，宣传全国先进档案工作事迹，合力打造新型档案文化宣传平台，聚焦更多对档案情有独钟人士的目光。由此可见，媒介融合最终形成的综合性数字资源平台，凭借自身的吸引力与竞争力将社会上的分散媒介吸纳起来，形成一种新的能量流动状态，即效能聚合。
2.打造有效的档案文化传播效能转化平台。存在这样一种说法：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如果只存在5个信道，单位通道就拥有20%的市场占有率，但若通道增加至50个、500个、5000个时，那么单位通道的市场占有率就可能跌至2%、0.2%甚至0.02%[9]1-6。渠道的增多，“窄播”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过渡时期的档案宣传工作，传统的传播模式正慢慢呈现一种解构式的分离，那么“消失的能量”去了哪里？如何正确看待媒介融合背景下，档案传播效能的转化与“变现”能力，可以借助具体数据指标来显示。例如收视率角度，收视率是电视台对节目安排与取舍的重要参数，也是节目自身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据CSM媒介研究显示[10]，BTV的《档案》纪实节目，进入2015年以来，收视继续呈现上扬态势，最高点可达0.35%，观众结构也趋于明晰化，受众群体覆盖中老年观众、高学历观众以及高收入群体。《档案》节目利用收视证明了档案文化自身的魅力，赢得了市场的认同。收视率也与广告的投放情况挂钩，一般情况下，广告的投放价格可以反映媒介的品牌价值。在中央电视台广告管理中心的网站上，可以看到CCTV-9的广告价格刊例[11]（如下图，2016年6月1日起）。广告的推介证明了央视纪录片频道的商业价值，显示了它在保持自身高端文化品牌的原则下，选择与市场接轨，寻求可持续的发展。转换价值的表现可以有多种形式，还可与影视出品方合作，投放院线，取得票房实绩。早在1998年，一部《周恩来外交风云》纪录片电影就取得了3000万票房佳绩，位居同期国产电影票房首位，2006年，历史纪录片《圆明园》在点映时上座率高达六成，一个月内全国票房就累计近100万，在全国正式放映4天后，总票房也已达到500万元，创下了不俗的观影成绩。 三、媒介融合语境下档案文化传播的发展方向
1.对传播的档案文化主题进行深度化孵化。任何一个事件的走向，都几乎遵循点—线—面—体的脉络，但若其中一环未得充分发育，后期走向都可能乏力，导致话题度走向低迷。融媒体时代，主题的孵化直接挂钩于营销的成败，是需要经营的。其实档案部门也经常与其他媒体行业共同合作，但是往往由于话题度过低，导致影响力并未有较大改善。目前，发展势头较好的档案类纪录片，与同行业的其他影片相比，也存在着一些营销上的短板，成为典型的“叫好不叫座”影片。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大力建设基于多媒体技术环境下的平台型社区，用以培育和扩散与档案类相关话题的热度。因为，不论是UGC（用户生成内容）还是PGC（专业生成内容），都可以聚合更多的“草根”与“精英”，在这个人人都可以发挥才能，施展话语权的环境下，开展更多的主题探讨，采取多种活动方式，解放传统营销的桎梏，将主题孵化得更为彻底。
2.对传播的档案文化内容进行差异化策划。过去的档案资源大多处于“养于深闺”的状态，人们了解甚少，如今开始走向大众，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容易勾起观众的猎奇心理，加之档案自身具有的原始性、真实性特点，使得档案类作品更具有权威性与历史厚重感。然而，媒介融合时代决定了信息的易获取性，内容发布的开放性、渠道选择的多元性，节目的制作不再一家独大，因此雷同撞车的情况时有发生。目前，档案类的电视节目以及出版的档案编纂成果大多数以“揭秘类”、“人物传记类”、“战争解说类”为主，虽然制作都趋于精良大气，但是内容的同质化现象日渐暴露，据《2015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调查得出[12]111-116，虽然纪录片渠道有了全國性的市场分布，但是差异化竞争加剧，地方频道的制作能力相对更弱，难以形成独特竞争力。笔者认为，一个“融合式的内容价值体系”，应该是一个开放性、全面性，兼有独特性与创新性的价值体系，媒介结构可以融合，但是不代表内容的选择挖掘也要趋于统一，应发掘自身特色，深入打造自己独树一帜的品牌，形成差异化档案文化传播内容，才能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占据一席之地。
3.对传播的档案文化资源进行集群化开发。集群化开发一词产生于产业经济学领域，是市场需求与行业成长博弈的必然态势。对于媒介产品的边际成本而言，受众越多，媒介生成品的平均成本就会越低，效益就越高[13]66-70，因此集群化对于降低档案文化宣传成本来说，是有助力的。“集群化要深入，产业化要破题”，档案文化服务簇群化开发，有利于提高自身作为小众文化对于现有市场环境的适应能力，形成一定的规模效益与社会影响力。一方面，档案文化集群化开发可以是行业内部的资源关系整合，用以增强自身的竞合能力。据《2015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指出[12]111-116，中国纪录片产业资源向大机构与大项目倾斜，品牌打造与内容设计都由“散户”经营向“巨头”策划转变，为培育现象级的作品提供资源的保障。另一方面，档案文化的集群化开发也可以是一个系统内部各结构的统一化管理，用以实现功能的最优化。以档案网站建设为例，实行集群化系统开发可以减少数据割据状态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湖北省档案网站集群系统以省档案网站为主导，青岛市档案网站集群系统以青岛市档案馆网站为主导，统一规划建设各级档案网站，形成各级网上数据资源的有序联接，全省、全市范围内档案网站功能模块的优化互动，使档案文化的传播具有规模化效应。
参考文献
[1]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全文）[EB/OL].[2016-11-10]http：//ww
w.gov.cn/premier/2015-03/16/content_2835101.htm.
[2]蔡雯.媒介融合发展与新闻资源开发[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7）.
[3]阮发俊.展现百年历史的影像画廊——《浙江20世纪图鉴》出版[J].浙江档案，2009（9）.
[4]鲍立泉.数字传播技术发展与媒介融合演进[D].华中科技大学，2010.
[5]武毅田.福建档案法制宣传教育短信平台拓宽宣传渠道[EB/O
L].[2016-11-10]http：//www.saac.gov.cn/news/2014-01/03/conten
t_32000.htm.
[6]高钢.媒体融合：追求信息传播理想境界的过程[J].国际新闻界，2007（3）.
[7]The Valley of the Shadow[EB/OL].[2016-11-10]http：//va
lley.lib.virginia.edu/VoS/reference3.html
[8]赵生辉.国外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的实践与启示[J].浙江档案，2015（9）.
[9]喻国明，刘旸.“互联网+”模式下媒介的融合迭代与效能转换[J]. 新闻大学，2015（4）.
[10]马超，2015年我国电视纪录片市场概况[EB/OL].[2016-11-1
0]http：//www.csm.com.cn/index.php/knowledge/showArticle/ktid/
1/kaid/1363.html.
[11]CCTV-9纪录栏目广告刊例[EB/OL].[2016-11-10]http：//11
18.cctv.com/3/09/index.shtml.
[12]张同道.2015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5）.
[13]桂世河，莫梅锋.集群化、整合化、生态化：中国媒介产业发展的三大趋势[J].编辑之友，2006（1）.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信息治理视域下档案服务质量优化研究（项目批准号：TQ1511）。
★作者简介：周林兴，博士，南昌大学“赣江”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注册会计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访问学者，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档案规划与信息研究中心主任，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江西省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专家，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级项目9项，已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出版专著二部，参编教材一部；刘星，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档案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
一、媒介融合语境下档案文化传播的融合轨迹
所谓媒介融合，即以科学技术为支撑，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各种利益的诉求下通过合作或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传播渠道以及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2]126-129。从中可以看出，档案文化传播也始终遵循档案事业主体对于自身文化宣传的利益诉求，其变化亦呈现出相似的发展脉络：以传统媒介为载体的基础融合、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攻坚融合以及以数字记忆工程为契机的综合形态融合。
1.以传统媒介为载体的融合轨迹。在传统环境下，档案文化传播可以借助的媒介相对单一，广播、纸媒、电视等自然就成了首选。以广播为例，它使档案信息得以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使档案的声音得以传达。1992年，北京市档案局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合作，利用广播向公众系统介绍《档案法》及《实施办法》等相关内容，宣扬依法治档思想，提高群众档案意识。1996年再次合作，推出一档名为《档案五分钟》的专题节目，再次向听众普及一般档案知识，旨在宣扬其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有关作用。
作为“广播的延伸”，电视节目则将声话关系更加直观地呈现出来。档案类电视节目在内容制作与渠道合作方面，都愈加深入。为迎接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安徽省档案局与电视台合作制作了专题片《走向未来》，此片获得电视社教类节目一等奖，并被央视置于海外频道宣传播放。逐渐地，自2002年至2011年，从各大地方卫视到中央电视台，各类档案类纪实专业频道相继出现，如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湖南金鹰纪实频道、央视9套纪实频道以及北京卫视纪实频道等，此举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传播渠道的畅通性与稳定性，优质的节目制作水准更是吸引了大批忠实观众。特别是2010年8月4日，《中国档案报》与北京卫视《档案》栏目组所达成的战略合作，开启了共同探索档案宣传的新模式。在内容呈现方面，以档案资料为基础的纪录片的不断出现，使融合方式变得更加丰满，以《故宫100》为例，该片运用专业的拍摄技术，结合强大的后期制作，多角度、立体化还原百年皇家宫殿的历史沧桑，于2012年元旦登录央视纪录片频道，并同时与爱奇艺网播平台合作，获得了极高的赞誉。
作为主流文化宣传教育的喉舌，纸媒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传统媒体融合多围绕其而展开。2009年，中国档案出版社与浙江省档案局出版的《浙江二十世纪图鉴》，将百年浙江融入其中，此书历经3年筹划制作，甄选省馆1100余幅珍贵图片资料，将波澜壮阔的历史封铸于720页的力作之中，可谓宏图巨制[3]6。2012年6月9日，《档案春秋》杂志与学林出版社合作，推出了系列丛书——《档案里的金融春秋》，本书分多个板块，将大上海以及近代中国的金融史以一种另类的讲故事的方式告知读者，不同于以往档案书刊极强的专业性，体现出了档案在不同行业领域的价值作用。江苏省档案馆与南京《扬子晚报》合作所开办的历史文化专版《档案穿越》也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关注，并获得了社会及政府相关部门的认可，荣获江苏省“2012年度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奖提名奖”，这是该省档案系统有史以来首次获此殊荣。
跨媒介合作的初试啼声为档案文化宣传提供了新的思路，证明了档案文化多渠道传播的可能性。然而，此种档案文化传播方式多数呈现一种表层的融合态势，多见于媒介融合的初期，媒介与媒介之间发生的“化学反应”普遍不深，技术水平与政治意义对其有较大的束缚，以内容资源为目的的置换是一种最基本与简单的跨媒体协作方式[4]。
2.以信息技术为手段的融合轨迹。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以“媒介生命周期从未有过的独特”方式，开启了社会媒介交往的新形态。它们不仅成为媒介融合阶段最为突出的属性与表现方式，也成为各媒介深入融合的重要助力，档案文化传播工作也在这一时期有了巨大的发展。
以传统媒介为载体的传播手段，限制了那些以数字资源为主体的社会受群的利用需求，难以打通受众与信息发布者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另外，传统媒介单边化的发行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档案文化的传递效果。于是，“渠道为王”的思想伴随着现代数字传播技术的扩张开始变得根深蒂固，随着纸媒力量在年青一代中的式微，档案宣传渠道开始尝试向“0”与“1”的编辑方式转变，2000年召开的全国档案工作会议，就已明确将档案信息化建设的任务提上议程，而后的《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计划》、《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更将其上升为一项顶层设计，成为电子政务工作的一部分。借助于互联网，更多的宣传渠道得以开拓，档案网站、微博、微信、档案APP、数字电视媒体等渠道纷纷为“档案”所用。同时，“化学反应”也逐渐开始显现，档案与其他媒介合作关系开始深入。档案部门也积极通过电信平台来普及档案相关知识，福建省档案局积极筹划并建立档案法制宣传教育短信平台，定期向相关工作人员发送短信，增进工作系统内部交流[5]。 得益于技术的进步，网络资源获取的便捷，信息的爆炸性涌现，大媒体行业竞争不断加剧，各个媒介行业逐渐摒弃单纯“以内容置换”为途径的“短平快”式编辑方式，档案文化传播工作也开始着力于向更为专业化、艺术化以及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强调“弱化台前，突出幕后”。以数字技术为手段，在网络技术的强有力支撑之下，各种网络传播视频不断出现，使档案文化在网络时代具备了另类的活力，如国家档案馆制作的《档案天天看——馆藏抗战档案系列》《档案天天看——邓小平档案系列》《档案天天看——毛泽东档案系列》《共和国脚步》《自从有了共产党》《新四军》等等，借助于数字技术的力量使档案文化的传播得到更大的空间与机会，为以网络为利用主体的年青一代提供了学习的可能与空间。
3.以数字记忆工程为建构的融合轨迹。以数字记忆工程为契机的媒介融合，不再是单纯的载体形态或技术层面的融合，而是“功能结构、形态模式等方面的能量交换”[6]54-59。因而，促成内容载体的深度转型、加强传播渠道的互力联动、推进媒介终端的多重变革，才是档案文化传播立足于共融时代的应有之意，也是构建档案自身“大文化”形成的嬗变之举。早在1994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数字历史研究中心启动了“The Valley of Shadow”（影谷项目），借助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档案管理技术，使北美南北战争前后有关地区的社会万象得以展示，细至个人日记信件、报纸、教会档案等[7]。此项目工程浩大，涉及层面繁多，为以后学者对相关地区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档案资料，它也多次获得媒体行业的褒奖，被“视为数字人文实践典型案例”[8]14-17。此项目可看作时下热门的数字记忆的先行之作。
以建构数字记忆为理念的研究正在成为学术界關注的重点，如2015年10月24日，数字记忆国际论坛暨第六届中国电子文件管理论坛以“数字记忆：构建、认同与传承”为主题，在北京召开，与会各国代表都展示了自己的数字记忆项目，国内的“数字重现北京记忆”“数字记忆生态系统”“乡音的呼唤——浙江方言语音档案建设工程”，国外的“佛罗里达记忆项目的启示”“威尼斯时光机”“数据可视化的世界地图”等，这些项目各有千秋，形式多样。但相同的是，都希望借助各种媒介及数字传播技术，达到档案信息、技术与社会记忆的和谐统一，从社会记忆的视域去挖掘档案文化的社会存在价值与社会意义。
从技术角度，档案文化传播技术由传统机械媒体发展至数字多媒体，乃至以后的全息技术；从媒介融合的演进整体来看，由表层协作发展至技术互持，乃至现在形态统一与综合平台的搭建。档案文化的传播工作在一次次的融合历程中，依然坚定自己的步伐，不断借鉴与改进。但是也应意识到，融合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过程，更不是一个完全革故鼎新的“暴力”迭代过程，任何一种形式的媒介，任何一种形态的融合，都有其生存的土壤，不是“飞鸟尽，良弓藏”，而是更好地利用它们的余热为大众服务，发挥更多的效能。
二、媒介融合语境下档案文化传播的能量探寻
媒介的深度共融必然会消除单一媒介环境下的受众分布“垄断”地位，新生媒介的迅速成长，瓜分了传统媒介的“威力”，即渠道分发带来的影响。但是，不断进步的数字传媒技术、日益加深的合作模式与利益驱动关系，又使其中的能量得到聚合或转化。档案文化传播效能并没有因为渠道的更迭发散而减弱，反而以一种全新的能量呈现于大众面前，档案信息服务事业也在不断创新中达到新的高度。这些都反映了媒介融合的复杂性，以及融合层面下效能转换与聚合的常态。
1.构建有效的档案文化传播效能聚合支点。档案文化的宣传当下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渠道的独立任务，所有媒介的界限开始模糊化与渗透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聚拢人们的注意力资源成为无论学术界还是商业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9]1-6，哪里聚集了大量的用户族群，哪里就是档案的重要战略地区，成为媒介效能的聚合地。互联网这一“隐形的力”黏聚起各股新旧媒体势力，档案文化的传播就因着此力打开了新的局面。当前的互联网，整合与存储着相当数目的档案信息资源，形式各样，媒介各异。例如，多部档案类纪录片的投放开始由电视台独播转为台网联播的形式，此举将固定的电视收视群体覆盖至网络使用群体，不仅增加了自身的流量，收获了忠实的收视群体，同时又引起了各大平台的联动反应。如下表所示，这其中的渠道涉及各大电视台、网络播放平台、豆瓣影视打分平台等，一些节目公众号已与网播平台建立了合作关系。再如网报融合情况，被誉为“中国和世界唯一的档案专业报”——《中国档案报》，也与国家档案局合作，开办了中国档案资讯网，搜罗国内外最新档案资讯，宣传全国先进档案工作事迹，合力打造新型档案文化宣传平台，聚焦更多对档案情有独钟人士的目光。由此可见，媒介融合最终形成的综合性数字资源平台，凭借自身的吸引力与竞争力将社会上的分散媒介吸纳起来，形成一种新的能量流动状态，即效能聚合。
2.打造有效的档案文化传播效能转化平台。存在这样一种说法：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如果只存在5个信道，单位通道就拥有20%的市场占有率，但若通道增加至50个、500个、5000个时，那么单位通道的市场占有率就可能跌至2%、0.2%甚至0.02%[9]1-6。渠道的增多，“窄播”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过渡时期的档案宣传工作，传统的传播模式正慢慢呈现一种解构式的分离，那么“消失的能量”去了哪里？如何正确看待媒介融合背景下，档案传播效能的转化与“变现”能力，可以借助具体数据指标来显示。例如收视率角度，收视率是电视台对节目安排与取舍的重要参数，也是节目自身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据CSM媒介研究显示[10]，BTV的《档案》纪实节目，进入2015年以来，收视继续呈现上扬态势，最高点可达0.35%，观众结构也趋于明晰化，受众群体覆盖中老年观众、高学历观众以及高收入群体。《档案》节目利用收视证明了档案文化自身的魅力，赢得了市场的认同。收视率也与广告的投放情况挂钩，一般情况下，广告的投放价格可以反映媒介的品牌价值。在中央电视台广告管理中心的网站上，可以看到CCTV-9的广告价格刊例[11]（如下图，2016年6月1日起）。广告的推介证明了央视纪录片频道的商业价值，显示了它在保持自身高端文化品牌的原则下，选择与市场接轨，寻求可持续的发展。转换价值的表现可以有多种形式，还可与影视出品方合作，投放院线，取得票房实绩。早在1998年，一部《周恩来外交风云》纪录片电影就取得了3000万票房佳绩，位居同期国产电影票房首位，2006年，历史纪录片《圆明园》在点映时上座率高达六成，一个月内全国票房就累计近100万，在全国正式放映4天后，总票房也已达到500万元，创下了不俗的观影成绩。 三、媒介融合语境下档案文化传播的发展方向
1.对传播的档案文化主题进行深度化孵化。任何一个事件的走向，都几乎遵循点—线—面—体的脉络，但若其中一环未得充分发育，后期走向都可能乏力，导致话题度走向低迷。融媒体时代，主题的孵化直接挂钩于营销的成败，是需要经营的。其实档案部门也经常与其他媒体行业共同合作，但是往往由于话题度过低，导致影响力并未有较大改善。目前，发展势头较好的档案类纪录片，与同行业的其他影片相比，也存在着一些营销上的短板，成为典型的“叫好不叫座”影片。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大力建设基于多媒体技术环境下的平台型社区，用以培育和扩散与档案类相关话题的热度。因为，不论是UGC（用户生成内容）还是PGC（专业生成内容），都可以聚合更多的“草根”与“精英”，在这个人人都可以发挥才能，施展话语权的环境下，开展更多的主题探讨，采取多种活动方式，解放传统营销的桎梏，将主题孵化得更为彻底。
2.对传播的档案文化内容进行差异化策划。过去的档案资源大多处于“养于深闺”的状态，人们了解甚少，如今开始走向大众，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容易勾起观众的猎奇心理，加之档案自身具有的原始性、真实性特点，使得档案类作品更具有权威性与历史厚重感。然而，媒介融合时代决定了信息的易获取性，内容发布的开放性、渠道选择的多元性，节目的制作不再一家独大，因此雷同撞车的情况时有发生。目前，档案类的电视节目以及出版的档案编纂成果大多数以“揭秘类”、“人物传记类”、“战争解说类”为主，虽然制作都趋于精良大气，但是内容的同质化现象日渐暴露，据《2015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调查得出[12]111-116，虽然纪录片渠道有了全國性的市场分布，但是差异化竞争加剧，地方频道的制作能力相对更弱，难以形成独特竞争力。笔者认为，一个“融合式的内容价值体系”，应该是一个开放性、全面性，兼有独特性与创新性的价值体系，媒介结构可以融合，但是不代表内容的选择挖掘也要趋于统一，应发掘自身特色，深入打造自己独树一帜的品牌，形成差异化档案文化传播内容，才能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占据一席之地。
3.对传播的档案文化资源进行集群化开发。集群化开发一词产生于产业经济学领域，是市场需求与行业成长博弈的必然态势。对于媒介产品的边际成本而言，受众越多，媒介生成品的平均成本就会越低，效益就越高[13]66-70，因此集群化对于降低档案文化宣传成本来说，是有助力的。“集群化要深入，产业化要破题”，档案文化服务簇群化开发，有利于提高自身作为小众文化对于现有市场环境的适应能力，形成一定的规模效益与社会影响力。一方面，档案文化集群化开发可以是行业内部的资源关系整合，用以增强自身的竞合能力。据《2015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指出[12]111-116，中国纪录片产业资源向大机构与大项目倾斜，品牌打造与内容设计都由“散户”经营向“巨头”策划转变，为培育现象级的作品提供资源的保障。另一方面，档案文化的集群化开发也可以是一个系统内部各结构的统一化管理，用以实现功能的最优化。以档案网站建设为例，实行集群化系统开发可以减少数据割据状态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湖北省档案网站集群系统以省档案网站为主导，青岛市档案网站集群系统以青岛市档案馆网站为主导，统一规划建设各级档案网站，形成各级网上数据资源的有序联接，全省、全市范围内档案网站功能模块的优化互动，使档案文化的传播具有规模化效应。
参考文献
[1]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全文）[EB/OL].[2016-11-10]http：//ww
w.gov.cn/premier/2015-03/16/content_2835101.htm.
[2]蔡雯.媒介融合发展与新闻资源开发[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7）.
[3]阮发俊.展现百年历史的影像画廊——《浙江20世纪图鉴》出版[J].浙江档案，2009（9）.
[4]鲍立泉.数字传播技术发展与媒介融合演进[D].华中科技大学，2010.
[5]武毅田.福建档案法制宣传教育短信平台拓宽宣传渠道[EB/O
L].[2016-11-10]http：//www.saac.gov.cn/news/2014-01/03/conten
t_32000.htm.
[6]高钢.媒体融合：追求信息传播理想境界的过程[J].国际新闻界，2007（3）.
[7]The Valley of the Shadow[EB/OL].[2016-11-10]http：//va
lley.lib.virginia.edu/VoS/reference3.html
[8]赵生辉.国外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的实践与启示[J].浙江档案，2015（9）.
[9]喻国明，刘旸.“互联网+”模式下媒介的融合迭代与效能转换[J]. 新闻大学，2015（4）.
[10]马超，2015年我国电视纪录片市场概况[EB/OL].[2016-11-1
0]http：//www.csm.com.cn/index.php/knowledge/showArticle/ktid/
1/kaid/1363.html.
[11]CCTV-9纪录栏目广告刊例[EB/OL].[2016-11-10]http：//11
18.cctv.com/3/09/index.shtml.
[12]张同道.2015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5）.
[13]桂世河，莫梅锋.集群化、整合化、生态化：中国媒介产业发展的三大趋势[J].编辑之友，2006（1）.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信息治理视域下档案服务质量优化研究（项目批准号：TQ1511）。
★作者简介：周林兴，博士，南昌大学“赣江”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注册会计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访问学者，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档案规划与信息研究中心主任，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江西省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专家，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级项目9项，已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出版专著二部，参编教材一部；刘星，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档案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