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市，威斯康星大学就坐落在这里，校园毗邻着波光粼粼的曼多塔湖，和所有国际一流大学一样，有着宜人的景色。“麦迪逊（Madison）”，很普通的一个名字，在周策纵先生的笔下成了“陌地生”，他的寓所位于市内一条“民遁路”上，推测应是“Minton”之类，寓所的名字叫“弃园”。陌地生，民遁路，弃园。主人的心思情怀，纵然一语未发，尽见其中矣。
　　对于学者来说，若能在美国顶尖的高等学府谋得一个长久的教席，那当然是极可荣幸的。但是，对于那些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大动荡时期出国的学人，却是另一番情况，那时的中国人，文化身份形成于民国的土壤之中，精神上又受了中日战争的洗礼，其与华夏土地之间的关联，其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远远胜于今天的我们。周策纵是1947年31岁的时候出国的，去时便带着壮志难酬的遗憾。
　　《忆己怀人》一书里收录了这位“弃园主人”的一组短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要把他同胡适等人混淆在一起。他关怀的对象是民族的未来，国家由谁来管理，相比之下并不是第一位的。“忽值山河改”一文讲了他当时的想法：“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派系如何纷争，党政何等瘫痪”，后边还特别注明：“我指的不只一个时代、一个政党。”据余英时所记，当年撤去台湾的胡适说过“我不支持国民党，我还能支持谁”诸如此类的话，周策纵却是洒脱至极，只在乎自己能否独立：“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個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成自我。”
　　周策纵的文字风格是相当老派的，严肃端正，除了家国情怀弥漫其中，还有一些雪莱济慈式的浪漫主义；此外，他还将谦虚这种传统美德完整地继承了下来。他说自己著作不多，“连稿件也只有二十余部”，又说自己兴趣太广，主业为历史学，附带着爱写诗，钻研诗歌和翻译，结果各业皆为浅唱，不足挂齿。《五四运动史》这部代表作，他也未暇提及几句，只说曾在大陆被列为禁书云云。
　　反复出现的是“亡命者”的身份。周先生回忆了自己受过的私塾教育和乡野见闻，文笔朴素，似乎对家乡没有强烈的感情。“亡命”是一种事实，不带有道德涵义，因为他不肯把自己放在“山河变色”的背景之下，去国仅仅是内心的选择，出自一种摆脱淆乱的愿望，既无甚可以自豪的，也谈不上痛苦。
　　其实，周策纵26岁时就已厕身国民党内备受瞩目的文化人，还得到了蒋氏“文胆”陈布雷等党内要员的格外器重。周策纵写道，他当年执意要出国，“临别时，果夫先生对我责备颇严厉”，显然是责他辜负了众长辈的栽培与期待，而“布雷先生却担心我的生活”，完全是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放弃这样的起点，主动远走北美，假若日后得以略取薄名，是可就此大做文章的，但周策纵没有，他不刻意感戴别人，也不矜于自己的抉择。
　　“弃园”之“弃”有两义：是“放弃”，也是“见弃”，放弃之激进被见弃之悒郁所抵消，形成一种中和的心境。陌地生、民遁路之类小小的文字游戏，若是让周先生自己来解释，他也会一笑置之：不要把精力耗损在过度阐释上面。时间会改变一切，亡命者可以耿耿于怀一时，但他不能把亡命状态变成自己的资本。周策纵说，他生活安定之后，“亡命者”的感觉也就越来越淡，只能算作半个“亡命者”了，曾经的壮志化为学府里后半生无可怨悔的安宁。他们夫妇都没有选择终老故里，而是就葬在了弃园附近的墓地。二人的墓碑上有两句英文墓志，翻译过来是：我弃园里的红叶，比鲜花更美，在这权称为家的偏僻之地温暖我的心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