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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和以管子为代表的管子学派的孝道思想，对中华民族的道德意识有着深远的影响。孔子与孟子是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孔子认为“孝”是“仁”的根本，是“泛众爱”的仁德，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极力将其推广为普遍的社会道德。《管子》是管子学派的代表作，深刻反映了管子的思想。先秦儒家与《管子》的孝道思想既有很大的相似性，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孝”这一重要道德范畴给出了各自的阐释。
关键词：先秦儒家 《管子》 孝道思想 比较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孝”是一个基本的行为规范和重要的道德范畴，但孝道伦理思想并非儒家所特有，在管子学派学说中同样富有孝道伦理思想。在此，笔者仅就先秦儒家与《管子》孝道思想的内涵及其时代意义作一初步探讨。
一、孝道思想产生背景的差异
中华民族“孝”的观念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许慎《说文解字》对孝做了如下解释：“孝，善事父母者。从老者，从子，子承老也。”另外，在西周典籍中，“孝”主要是指子女对祖先的追思，以及对父母和长辈的孝养、孝敬、孝顺。原始社会末期，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家庭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家庭成员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父母抚养子女，子女奉养父母。正如《诗经·小雅·蓼莪》中所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以此为基础，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最朴素的“孝”的意识就形成了。
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继承了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孝”的意识的思想并结合当时实际，对“孝”的意识作了较为全面的阐发和理论化，将“孝”从“孝亲”的亲子骨肉之情，推及宗族，并由宗族关系推及到“泛众爱”，即由对家庭内部的关怀，扩大到家庭以外的人，进而推及国家、天下，努力促使孝道思想成为深入人心的社会道德规范。
《管子》与先秦儒家孝道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孔子生活于奴隶制社会末期，他主张通过恢复周礼来维护旧的社会秩序，主张施行善政。孟子生活于战国中期，他继承了孔子的孝道思想，并将其发展为仁政思想的重要内容。《管子》则成书于齐国，以姜太公推行的“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修国政策为背景，完整地记述了春秋时代管仲的思想，集中体现了管子学派的思想。《淮南子·要略》中提到“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可见《管子》是为适应春秋时期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作为管子学派的代表作，《管子》特别强调礼仪廉耻，并称之为“国之四维”，同时，对其他道德范畴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其中就涉及孝道伦理思想。
二、孝道思想内涵的差异
何谓“孝”，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认为“孝”是仁之根本。《论语》中有许多关于“孝”的论述。《论语·学而》中提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在他们看来，“孝”是“仁”的本质和基础，而“仁”则是指“爱人”和“爱众”，同时“仁”也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但是《管子》对此却有不同的解释，《管子·枢言》中提到“彼欲利，我利之，人谓我仁”，也就是说“仁”是一种成全他人的德行。因此，作为“仁”之基础的“孝”同样也是一种成全他人的德行。
在“孝”的规范问题上，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不仅是理论上的原则，更是一系列具体的道德要求。孔子认为子女对父母的孝，不仅在于物质上的供养，更要有精神上的关心和尊重。子游问孝，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意思是说，如果子女只供养父母之身，不考虑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与养犬马没有差别，不是孝。孔子又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诗经·纪孝行章》）这里的“乐”、“忧”等都是强调子女要在精神和情感层面上孝敬父母。孟子以孔子的孝道思想为基础，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无伦”，并提出了具体的规范，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同时孟子特别强调尊老爱幼，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这就把孝道思想推广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道德。因此，先秦儒家所讲的“孝”，不仅是指维系家庭生活和谐的家庭美德，更是一种社会生活领域的公德。
孔子的孝道思想更深层的意蕴在于，它有一种社会、政治和教育的价值，孔子将其纳入其仁学思想体系之中。《论语·雍也》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渊》中又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孔子所倡导的“泛爱众”的“孝”，从对父母的“孝”，对已故祖先的“孝”，对家庭内部成员的关爱，扩大到对家庭以外的人乃至全天下人的关爱。孔子与孟子的孝道思想都带有浓厚的血缘宗法色彩，强调家庭和宗族的利益。孟子曾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离娄上》）这就把家庭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紧密联系起来。
《管子》同样把孝道思想置于极高的地位，将其作为爱民、养民、教民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推行道德教化，重视社会保障，在行孝的具体要求方面，《管子》提出了“孝养”和“孝敬”的行孝的具体道德规范，这与孔子的孝道思想颇为相似。《管子·幼官》中提到：“再会诸侯，令曰：养孤老，食常疾，收孤寡。”这里《管子》于国家政策的层面上，对孝道思想进行了阐述，并作了不同程度的约定，这也是其区别于先秦儒家孝道思想之处。“老老”、“慈幼”、“合独”等体现尊老、养老政策的制定、贯彻和维护是对孝道思想的大力促进。《管子·入国》又提到：“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这里“九惠之教”的“老老”、“慈幼”、“和独”、“问病”都是有关老年人的抚政令，表现出敬老、爱老的社会风尚要求。《管子· 戒》又言：“老弱勿刑，叁宥而后弊。”“老弱勿刑”是以国家法规的形式来确保老人和幼儿得到满意的体贴和关爱。结合上文，可以得出，在《管子》对行“孝”作了“孝养”和“孝敬”的要求后，没有再提出其他具体道德规范要求，这也是其区别于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而独具特色的地方。 三、孝道思想实现途径的差异
由于先秦儒家学者的大力倡导，孝道思想作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深入人心，对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更多是作为一种社会道德约束起到教化的作用，并没有从道德约束迈向法律规范。相比较而言，《管子》的孝道思想则显得更加务实有效。《管子·小匡》中提到“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这里强调对不慈孝者要严加惩处，可以看出当时齐国对尊老、爱老的孝道思想要求的严苛程度。总而言之，《管子》中关于孝道礼俗的要求展示了当时齐国尊老、爱老的社会风尚，值得一提的是，《管子》把“道、义、德、礼”中的孝道思想用制度和政令加以规定，并且通过法规的形式来保证其实施，为齐国创造了一个老有养、幼有助的和谐的社会环境。
四、小结
通过以上各方面的比较，不难看出，以《管子》为代表的管子学派已经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孝道思想。可以说《管子》遵循的是强调功利主义的法家路线，以国家政策法规为切入点，再通过教化等措施鼓励孝行，从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更多的是从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的亲情出发，推及宗族，并由宗族关系推及到“泛众爱”，对社会生活的安定与和谐、家庭生活的稳定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先秦儒家与《管子》的孝道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孝”的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弘扬传统孝道有助于家庭的稳定，有利于合格社会成员的培养，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但是，孝道思想经过历代学者的宣传和封建统治者的倡导，其中必然包含着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内容，我们亟需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对传统的“孝”的思想加以重新审视，批判地吸收、继承和发扬其精华，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下）》[M]..人民出版社，2004.
[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杜振吉.儒家孝的思想与当代家庭道德建设[J].道德与文明，2005（1）.
[5]韩广忠.浅析《管子》的孝道思想[J].孝感学院学报，2010（3）.
[6]郑洪晓.孔、孟与管子德治思想之比较[J].管子学刊，2006（1）.
关键词：先秦儒家 《管子》 孝道思想 比较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孝”是一个基本的行为规范和重要的道德范畴，但孝道伦理思想并非儒家所特有，在管子学派学说中同样富有孝道伦理思想。在此，笔者仅就先秦儒家与《管子》孝道思想的内涵及其时代意义作一初步探讨。
一、孝道思想产生背景的差异
中华民族“孝”的观念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许慎《说文解字》对孝做了如下解释：“孝，善事父母者。从老者，从子，子承老也。”另外，在西周典籍中，“孝”主要是指子女对祖先的追思，以及对父母和长辈的孝养、孝敬、孝顺。原始社会末期，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家庭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家庭成员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父母抚养子女，子女奉养父母。正如《诗经·小雅·蓼莪》中所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以此为基础，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最朴素的“孝”的意识就形成了。
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继承了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孝”的意识的思想并结合当时实际，对“孝”的意识作了较为全面的阐发和理论化，将“孝”从“孝亲”的亲子骨肉之情，推及宗族，并由宗族关系推及到“泛众爱”，即由对家庭内部的关怀，扩大到家庭以外的人，进而推及国家、天下，努力促使孝道思想成为深入人心的社会道德规范。
《管子》与先秦儒家孝道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孔子生活于奴隶制社会末期，他主张通过恢复周礼来维护旧的社会秩序，主张施行善政。孟子生活于战国中期，他继承了孔子的孝道思想，并将其发展为仁政思想的重要内容。《管子》则成书于齐国，以姜太公推行的“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修国政策为背景，完整地记述了春秋时代管仲的思想，集中体现了管子学派的思想。《淮南子·要略》中提到“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可见《管子》是为适应春秋时期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作为管子学派的代表作，《管子》特别强调礼仪廉耻，并称之为“国之四维”，同时，对其他道德范畴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其中就涉及孝道伦理思想。
二、孝道思想内涵的差异
何谓“孝”，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认为“孝”是仁之根本。《论语》中有许多关于“孝”的论述。《论语·学而》中提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在他们看来，“孝”是“仁”的本质和基础，而“仁”则是指“爱人”和“爱众”，同时“仁”也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但是《管子》对此却有不同的解释，《管子·枢言》中提到“彼欲利，我利之，人谓我仁”，也就是说“仁”是一种成全他人的德行。因此，作为“仁”之基础的“孝”同样也是一种成全他人的德行。
在“孝”的规范问题上，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不仅是理论上的原则，更是一系列具体的道德要求。孔子认为子女对父母的孝，不仅在于物质上的供养，更要有精神上的关心和尊重。子游问孝，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意思是说，如果子女只供养父母之身，不考虑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与养犬马没有差别，不是孝。孔子又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诗经·纪孝行章》）这里的“乐”、“忧”等都是强调子女要在精神和情感层面上孝敬父母。孟子以孔子的孝道思想为基础，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无伦”，并提出了具体的规范，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同时孟子特别强调尊老爱幼，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这就把孝道思想推广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道德。因此，先秦儒家所讲的“孝”，不仅是指维系家庭生活和谐的家庭美德，更是一种社会生活领域的公德。
孔子的孝道思想更深层的意蕴在于，它有一种社会、政治和教育的价值，孔子将其纳入其仁学思想体系之中。《论语·雍也》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渊》中又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孔子所倡导的“泛爱众”的“孝”，从对父母的“孝”，对已故祖先的“孝”，对家庭内部成员的关爱，扩大到对家庭以外的人乃至全天下人的关爱。孔子与孟子的孝道思想都带有浓厚的血缘宗法色彩，强调家庭和宗族的利益。孟子曾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离娄上》）这就把家庭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紧密联系起来。
《管子》同样把孝道思想置于极高的地位，将其作为爱民、养民、教民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推行道德教化，重视社会保障，在行孝的具体要求方面，《管子》提出了“孝养”和“孝敬”的行孝的具体道德规范，这与孔子的孝道思想颇为相似。《管子·幼官》中提到：“再会诸侯，令曰：养孤老，食常疾，收孤寡。”这里《管子》于国家政策的层面上，对孝道思想进行了阐述，并作了不同程度的约定，这也是其区别于先秦儒家孝道思想之处。“老老”、“慈幼”、“合独”等体现尊老、养老政策的制定、贯彻和维护是对孝道思想的大力促进。《管子·入国》又提到：“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这里“九惠之教”的“老老”、“慈幼”、“和独”、“问病”都是有关老年人的抚政令，表现出敬老、爱老的社会风尚要求。《管子· 戒》又言：“老弱勿刑，叁宥而后弊。”“老弱勿刑”是以国家法规的形式来确保老人和幼儿得到满意的体贴和关爱。结合上文，可以得出，在《管子》对行“孝”作了“孝养”和“孝敬”的要求后，没有再提出其他具体道德规范要求，这也是其区别于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而独具特色的地方。 三、孝道思想实现途径的差异
由于先秦儒家学者的大力倡导，孝道思想作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深入人心，对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更多是作为一种社会道德约束起到教化的作用，并没有从道德约束迈向法律规范。相比较而言，《管子》的孝道思想则显得更加务实有效。《管子·小匡》中提到“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这里强调对不慈孝者要严加惩处，可以看出当时齐国对尊老、爱老的孝道思想要求的严苛程度。总而言之，《管子》中关于孝道礼俗的要求展示了当时齐国尊老、爱老的社会风尚，值得一提的是，《管子》把“道、义、德、礼”中的孝道思想用制度和政令加以规定，并且通过法规的形式来保证其实施，为齐国创造了一个老有养、幼有助的和谐的社会环境。
四、小结
通过以上各方面的比较，不难看出，以《管子》为代表的管子学派已经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孝道思想。可以说《管子》遵循的是强调功利主义的法家路线，以国家政策法规为切入点，再通过教化等措施鼓励孝行，从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更多的是从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的亲情出发，推及宗族，并由宗族关系推及到“泛众爱”，对社会生活的安定与和谐、家庭生活的稳定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先秦儒家与《管子》的孝道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孝”的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弘扬传统孝道有助于家庭的稳定，有利于合格社会成员的培养，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但是，孝道思想经过历代学者的宣传和封建统治者的倡导，其中必然包含着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内容，我们亟需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对传统的“孝”的思想加以重新审视，批判地吸收、继承和发扬其精华，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下）》[M]..人民出版社，2004.
[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杜振吉.儒家孝的思想与当代家庭道德建设[J].道德与文明，2005（1）.
[5]韩广忠.浅析《管子》的孝道思想[J].孝感学院学报，2010（3）.
[6]郑洪晓.孔、孟与管子德治思想之比较[J].管子学刊，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