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生在马来亚,学在英国,二十四岁才回中国。他精通十国语言,但他回到中国后,很快就留起了辫子,留得义无返顾,直到终老。有人说辜鸿铭守旧,但没有几个人了解,他是第一个用西方文化看中国的人,也是中国文化的痴迷的崇拜者和坚强的捍卫者。辜鸿铭这样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留守,是功臣。值得我们现代人在今天去反思。1928年,怪人辜鸿铭在贫病交加中离世。相隔15年,小说家张恨水还在1943年写了一篇《辜鸿铭决不会再生》:“辜老头子既有小辫,当然是不会看风色,不会投机的好糊涂虫,于今有办法的先生,有不看风色不投机者乎?”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离清廷退位已有6年,时为北大教授的辜鸿铭讲着满口洋文,却一副满清遗老打扮。戴瓜皮帽,穿方马褂,踱四方步,拖着长辫出入于北大校园。并且不知从哪找来一个也是满清遗老打扮的人做车夫,每天就拉着他去北大上西方文学。两位遗老在当时的自由风浓厚的北大成了一道极为有趣的风景。他一进课堂,学生就哄堂大笑,因为他拖了一根辫子。辜鸿铭并不动声色,走上讲台,慢吞吞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马上剪掉,然而,诸位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容易剪掉的啦。”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嘲笑他了。
　　辜鸿铭在北大讲英国诗,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怪论叠出,比如他把英文诗分为三大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风等七国风。在列举诗人的作品时,他常常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翻开诗集一对照,竟一句也不差,记忆力之惊人让所有学生,包括反对他的人,都不得不折服。据女作家凌叔华回忆,辜鸿铭到了晚年,还能一字不移地背出上千行的弥尔顿《失乐园》。辜鸿铭给学生布置的英文练习也与众不同,他要学生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他能用中文回答英文问题,用英文回答中文问题,常常还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学识之渊博,常常令问者瞠目结舌。所以,他的课极为叫座,课堂里总是挤得满满的。 辜鸿铭在北大任教期间,一次他讲《晏子春秋》时,把“晏”字误写为“宴”字。学生向他指出,他一边纠正,一边自言自语道:“中国汉字真讨厌,‘宴’与‘晏’只不过把曰的部位上下换一下而已,字义就大不同了。英文就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有学生马上举例,英语中也有,“god(上帝)倒过来写就成了dog(狗),klim(奶粉)倒过来写就成了milk(牛奶)。”此例一出,全场哄然大笑。
　　那个时候北大洋教授不少,与有的人见了洋人先矮半截的崇洋心理相反的是,他不但不肯买外国人的账,而且他一见英国人,就要用英文骂英国不行,见了德国人,就要用德文骂德国不好,见了法国人,则用法文骂法国如何不好,据说洋人都被他骂得心服口服。辜鸿铭的一些怪论因此也传诵一时,一次他对两个美国女士讲解“妾”字,他说:“ ‘妾’字,即立女;男人疲倦时,手靠其女也。” 她们反驳:“那女子疲倦时,为什么不可以将手靠男人呢?” 他从容地回答:“你见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呢,其理相同。”美国的妇运分子特地跑到上海跟辜鸿铭争论这个问题,最后辜鸿铭问她:“亲爱的女士,请问你们家的马车有几个轮子?”“有四个。”“用一个打气筒灌气,还是用四个打气筒灌气?”“当然是用一个。”“娶小老婆就是这个道理!”
　　辜鸿铭曾经这样讽刺英国的银行家:“所谓银行家就是晴天借给你雨伞,下雨天收回雨伞的人”。受到嘲讽的英国人,非常高兴地将这句话收入当时的大英百科全书。
　　辜鸿铭回到中国后,开始学说中文,从此狂热地迷恋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将这个文化的糟粕部分也一概接受,并从此充当了中国文化的宣传者。他将论语等古籍翻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当时的英国大作家毛姆说,没想到中国文化这么伟大。甚至托尔斯泰也和他通信,讨论中国文化。他对后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影响至深。伊藤是他的学生。在日本,辜鸿铭得到了伊藤博文的尊敬,辜告诉他日本应该继承传统文化,不应该放弃。某种意义上,鼓鸿铭的言论影响了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因为伊藤博文的很多政策里,反映着他的老师的态度。
　　辜鸿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超越了理智,带有了狂热的色彩。
　　而在当时的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辜鸿铭的举动显然不符合时代潮流。新派人物,攻击他是封建余孽。而老派人物则认为辜太张扬,不是一个中国绅士,不够中庸。这让辜鸿铭无所适从。他努力地希望做一个风雅的中国绅士,他甚至留起了辫子,将慈禧太后比作中国的维多利亚皇后,尊崇当时退位的皇帝。他留着辫子在北大的校园里穿行,在课堂上大骂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他将自己的辫子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堡垒”。
　　一次,外务部举行联欢晚会,一个地方官向李鸿章恭敬行礼,李鸿章却下巴朝天,视而不见,傲慢至极。辜鸿铭看不过去,当即上前戏弄李鸿章:“我一直听说中堂大人身体欠安,不知哪儿不舒服?”李鸿章答道:“哪有这事?都是外边的谣传!”辜鸿铭却认真地道:“不不不!依鄙人看来,中堂大人确实有病,是眼疾。刚才有人向中堂大人请安,中堂大人竟然看不见,恐怕这毛病已经很严重了。怎么,中堂大人还没有觉察到吗?”李鸿章这才明白过来自己被骂了。
　　就这么一位怪老爷子,谁拿他有什么办法?他的英文笔名叫Amoy,华侨的家庭,才八九岁的光景,就随一位牧师到英国读书。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时,才21岁。然后又到德、法、意、奥进修,获得文、哲、理、工、神学等博士学位,有13个之多。在中国人之中,这是少见的。他对于英、法、德、意、日、俄、希腊以及拉丁文,无不通晓,因此,他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具有极深的造诣。
　　他不仅是语言天才,也是精通中外的大师级的学者。那时候,这位老先生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用英文演讲他的《中国人的精神》,是要凭门票才能入内的。 中国人演讲,从无卖票一说,老先生讲演,北京的外国人差不多都到场听讲的,因此他不但要卖票,而且票价还定得很昂贵,听一场要两块大洋。可当时听梅兰芳的戏,最贵的票才一元二角。但他的学术讲座,比梅博士的《贵妃醉酒》还卖座,听众踊跃,座无虚席,可见当时中外文化人对这位大学者的重视。
　　辜鸿铭的一生,总是在逆反状态中度过。大家认可的,他反对;众人不喜欢的,他叫好;被崇拜的事物,他藐视;人人都不屑一为的,他偏要尝试。追求与众不同,不断对抗社会和环境,顶着风上,就成了他的快乐和骄傲。
　　慈禧做寿,万民颂德,他却公开指斥“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辛亥革命,清帝逊位,他倒留起小辫,拜万岁牌位,做铁杆保皇党。袁贼称帝,势倾天下,他敢骂之为贱种;张勋复辟,人皆责之,他倒去当了两天外务部短命的官。后来,辫帅失意,闭门索居,他倒与之过从甚密,还送去一副“荷尽已无擎天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对联,以共有那“傲霜枝”猪尾巴为荣。五四运动,社会进步,他又和林琴南等一起,成为反对新文化,反对白话文的急先锋;但是他却应蔡元培之邀,到五四发源地的北大去当教授,讲英国诗。
　　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不一而足的荒谬行径,连他自己都承认是CrazyKu(辜疯子)。这里,固然有他的偏执和激愤,也有他的做作和表演在内的。
　　因此,他的言论,嬉笑怒骂,耸人听闻,他的行径,滑稽突梯,荒诞不经,无不以怪而引人瞩目,成为满城人饭后茶余的谈资。他的喜闻小脚之臭,赞成妇女缠足,更是遭到世人诟病的地方。他也不在乎,还演讲宣扬小脚之美,说写不出文章,一捏小脚,灵感就来了,令人哭笑不得。不仅如此,他还公开主张纳妾,说妾是立和女两字组成,如椅子靠背一样,是让人休息的,所以,他的结论是要娶姨太太。完全是一个强词夺理的封建老朽形象。
　　正是这些哗众取宠之处,使辜鸿銘成为人所共知的一个怪人。当时人和后来人所看到的,全是他的这些虚夸的表象,一叶障目,而对他的中外文化的学识,他弘扬中国文化的努力,他在世界文化界的影响,也都给抹杀掉了。
　　当然,辜鸿铭的中国文化一切皆好论,连糟粕也视为精华,成为小脚、辫子,娶姨太太等腐朽事物的拥护者,是不足为训的。在政治上成为保皇党,成为五四运动的反对派,则更是倒行逆施。然而,这位老先生,对于洋人,对于洋学问,敢于睥睨一切,敢于分庭抗礼,从他身上看不出一丝奴婢气,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应是十分要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