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那年，我在一家报社打工。主编脾气很古怪，两撇蓬松的白胡子一直垂到胸前。
　　一个冬夜，他把我招进办公室。“你会弹钢琴吗?”他坐在旋转椅上，背对着我问。“不会。”我小心翼翼地回答。“小提琴呢?”“也不会。”我实话实说。“唱歌总会吧?”他的声音倒没有不高兴的意思。我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也不会，先生。”
　　“真倒霉，克莱斯勒今晚在兰心剧院开音乐会，报社的音乐评论员偏偏在这个时候死了!”主编叹了口气，“你立刻去听这场音乐会，回来后写一篇评论。”
　　派我写音乐会评论!除了主编大人——他痛恨那些信口开河，自以为是的音乐评论员——没有一个人会想出这个主意。本人对音乐一窍不通，我平生第一次听到的音乐来自街头的流浪汉，他拉着手风琴，母亲告诉我那东西叫音乐。长大后，我也读过介绍贝多芬、海顿的书，却从未听过他们的音乐。
　　一小时后，我已经坐在演奏厅里了，聚光灯下克莱斯勒的小提琴拉得出神入化，就连我这个门外汉也听得如醉如痴。但写评论单靠满腔热忱是不够的，要言之有物，我需要真正理解乐曲和克莱斯勒的演奏风格。观众席前排最好的座位上坐着另一家日报，的音乐评论员，他音乐知识渊博，文笔华丽，明天那家报纸上少不了又会有一篇精彩的评论文章，我拿什么跟人家比呢?除非上帝派个比他更精通音乐的人来帮我……耳边琴声袅袅，我却陷入了沉思。
　　音乐会一结束，我沿着防火梯爬到后台，敲响了克莱斯勒休息室的门。门开了，大师正在跟几个贵妇人交谈。“克莱斯勒先生，”我壮着胆子说，“我是记者，有件很重要的事情必须跟您单独谈谈。”听我这么一说，任何名人都会心底发慌。
　　贵妇人匆匆告辞，只剩下我和大师两人。
　　我把自己的窘境一五一十地告诉给克莱斯勒，他一脸惊讶，看来也不敢相信主编大人竟会突发奇想，派我来写评论。讲完来龙去脉，我恳切地说：“请您帮我写这篇评论。”小提琴家先是愣，继而哈哈大笑说：“好的。”他给我讲解了曲目所要表达的含义。那是一位年轻作曲家的作品，克莱斯勒详细地分析了乐曲中描写“礁湖”那一段美妙迷人的旋律，他甚至告诉我演奏中和弦、共鸣以及弱音之间起承转合的安排。我当然一字儿不漏地认真记录下来。
　　第二天，文章见报，我的对手虽然理论高明，行文流畅，但毕竟不如克莱斯勒对自己演奏的理解更深刻。我经大师亲自指点写出的评论大获全胜，从此成了正式的音乐评论员。我勤奋研究，不耻下问，渐渐摸索到门路，越写越容易了。
　　此后的五年中，我频频参加音乐会和歌剧表演，每次都被安排在前排最好的座位。后来我又来到纽约担任了一家音乐杂志的总编——美国所有的音乐会都对我免费开放。但我仍然忘不了20岁那次参加克莱斯勒的音乐会，它让我领悟到一个真理：遇到困难时，要坦诚求助。相信他人的美德，你是不会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