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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这不是一个故事。我不过是有时候听人家讲故事，有时候不听，这样来消磨时光。那一天我就去听了，因为讲故事的是我的一位女朋友，而听朋友讲点什么总是有趣的，即使他们不讲什么，也一样，因为他们具有这样的本事，即使不用手势，也不用眼睛，同样能使人理解。
那天听到的是关于墓地的事，还是关于电话的事，我记不清了。不管怎样，反正我的朋友——对了，我记起来了，当时我们在谈论花儿——突然严肃起来，放低了声音说：
“我知道一个关于花儿的故事，不过太悲惨了！”
她微微笑了笑：
“我敢说，你听了准不相信。”
谁知道呢？关键在于讲故事的人，在于讲故事的方式。有时候就完全不在这些：那是当我们听到什么就轻信什么的时候。另外，最重要的因素是：我的朋友断言说，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有一位姑娘住在波利多罗将军街。”她开始讲道，“离圣胡安·包蒂斯塔墓地不远。你知道，住在墓地附近的人，不管愿不愿意，总是与死亡有关系的。因为一天到晚，总有送葬的队列从那里过，终于使人们发生了兴趣;虽然不像观看行船，婚礼，甚至国王的车队那么叫人激动，但也总是值得一看的。自然，对这个姑娘来说，看到送葬的队列总比什么也看不到好些。看见那么多尸体不断从那儿通过，如果她应当感到难过的话，她也早已习惯了！倘若死者是个重要人物，为了看仔细，她总是站在墓地门口。你注意过没有，人们看见花圈有多激动吗？再说，人们还有一种特殊的好奇心：想看看花圈上写些什么。那种没有花儿陪送的尸体是让人难受的;好像花圈不仅是对死者的纪念，而且是对死者身份和荣誉的尊敬。这个姑娘有时候就进墓地去，随着送葬的人群一直走到穴边。也许她就这样养成了到墓地散步的习惯。我的天啊！在里约有多少地方可以散布啊！我们这位姑娘，当她感到厌倦的时候，完全可以乘到海滩去的电车在莫斯科下车，倚在那里的栏杆上。大海离她家不远，只有五分钟的路程：大海、旅行、珊瑚岛，不用花钱。但是，由于懒惰，由于对葬礼的好奇心，天晓得为什么，她便开始到圣胡安墓地去散步，观看那些坟墓。可怜的姑娘！”
“在内地，这并不稀奇……”
“是的，可是她住在波塔福戈。”
“她工作吗？”
“她在家里做活儿。别打断我的话，不要查问姑娘的出生情况，也不要叫我描写她的外貌。我讲的这个故事，兴趣不在这儿。事实是，每天黄昏，她总要到墓地的白色废墟中间去散步，更确切地说，是到那里去游逛，沉湎于她那种怪癖之中。或看看碑文，或根本不看;或者发现某个小天使的照片，一个破裂的碑柱，一只老鹰，把有钱人的坟墓同穷人的坟墓做比较;估计死者的年龄;观看浮雕肖像;她在那里做的大概就是这些事情。不然的话，她还能做别的什么事呢？也许她会爬到土岗上去。那儿是墓地中的新坟区，那里的坟墓是最朴实的。大概就是在那个地方，有一天下午她掐了一朵花。”
“什么花儿？”
“随便什么花儿。比如一朵雏菊，或者一朵丁香。我想，可能是朵雏菊，虽然这纯属猜测。到底什么花儿，我一直不清楚。她把那朵花儿机械地、不在乎地掐了下来，就像人们看到眼前有一枝花随便折下来一样。她掐了花，拿到鼻子上闻了闻——没有香味，不像人们总是下意识地指望的那样——随后她就把花儿一揉，丢到某个角落，再也没有去想它。”
我也不清楚，这个姑娘在回家的时候把花儿扔在地上、墓地里还是街道上了。后来她曾努力回忆那个地方，但是未能想起。事实是，她已经回了家，在家里平静地呆了一会儿。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她接电话说：
“喂……”
“你从我坟上掐去的那朵花在哪儿？”
声音听起来遥远，缓慢，低哑。但是姑娘笑了，她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是什么事呢？”
“她挂上电话，回房去做她的活儿了。过了五分钟，电话又响了。”
“喂！”
“你从我坟上掐去的花儿在哪儿？”五分钟的功夫足以是一个最缺乏想象力的人也能够编出个笑话来。姑娘又笑了笑，现在已胸有成竹了。
“在这儿，在我手里，请来拿吧。”
那个声音仍然缓慢、严厉而悲伤：
“我要那朵被你偷去的花儿，我要我的花儿！”
是男人，还是女人？声音太远，话倒是听得清，但是分不清是男是女。姑娘继续跟那个声音对话说：
“我告诉你，请你来拿！”
“你知道，我是不能去拿什么东西的，我的孩子。我要我的花儿，你有責任把花儿还给我。”
“可是，你是谁呢？”
“把我的花儿给我，我恳求你。”
“不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我就不给你。”
“把我的花儿给我，我需要它，你是不需要的。我要那朵从我的坟上长出来的花儿。”
这个玩笑开得不很高明，千篇一律，没有变化。姑娘感到厌倦，把电话挂了。那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第二天，在同样的时间，电话又响了。姑娘丢开一切，去接电话：
“喂！”
“那朵花在哪儿？……”
她什么也不再听了。挂上电话，感到很气愤。开什么玩笑！她觉得讨厌，去做活儿了。没过多久，铃声又响了。不等那个哀求的声音开口，她就说：
“喂，请换张唱片吧，我已经听厌了。”
“你必须把我的花还给我。”那个哀求的声音回答，“你为什么单到我的坟上来扰乱呢？你在世界上什么都有，而我多可怜，已经与世无缘了。我很需要那朵花。”
“这个玩笑太无聊了，不会说别的吗？”
“她把电话挂了。但是回到房里后，她就不平静了。关于那朵花，也就是看见她在墓地里掐花、现在老给她打电话捣乱的那个蠢货的念头老缠着她。可能是谁呢？她不记得看见过任何熟人，因为她一向是个漫不经心的人。根据声音是不容易辨认的。肯定声音是假装出来的。是男的还是女的，不可能分清。真奇怪……那个声音冷冰冰的，听起来很远，象是从郊区打来的，也许还要远……正象你理解的，姑娘已经感到害怕了。” “我也觉得挺可怕。”
“别这么傻。事实上，那天夜里，她好不容易才睡着。从那天起，她夜里睡得很少。那个声音不断来电话追问;总在同样的时间，用同样的声调。声音不吓人，嗓门也不高：只是苦苦地哀求。仿佛那朵见鬼的花是他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他的长眠安息——假设是个死人的话——似乎取决于能不能收回那朵很普通的花。但是，这样假设是荒唐的，姑娘自己也不相信。五、六天以后，她又听到了那个毫无变化、唠唠叨叨的声音。她觉得是作出回答的时候了。她要他滚到地狱去，不要装疯卖傻（这个词儿很恰当，因为男女都适用），最后警告他说，如果玩笑不就此结束，她要采取措施了。
“她的‘措施’就是请哥哥，然后请父亲帮助。父亲和哥哥通过电话同那个声音谈了八百遍。他们确信，那个人准是一个毫无风趣的可笑人物。但是有趣的是，当谈到他的时候，他们都管他叫‘声音’。”
“‘声音今天来电话了吗？’父亲一从市中心回来就问。”
“‘当然;没办法避免。’母亲叹着气说，感到很气馁。”
“对待这样的事，辱骂是没有用的。需要动动脑筋，到街坊中间去询问，调查，监视公用电话。父亲和哥哥两人分了工，分头到旅店、最近的咖啡馆、花店、大理石雕场去。如果有人进电话间要求打电话，他们就尖起耳朵来谛听。但是，白费劲！没有人打电话要花儿。此外，还有很多私人电话。每个房间一架，同一座楼里就有十到十二架，怎么能查到那个声音呢？”
“据说，她哥哥已经给波利多罗将军街的所有电话，然后给各线路的电话，最后给2-6局的电话……拨号。他拨了号码，听着对方喊‘喂’的声调，然后和那个声音做比较——不是就挂上——结果也是徒劳，因为打电话的那个人也许就在墓地附近——根据姑娘离开墓地到他给她打电话的时间估计的——而且又隐蔽得相当好，只是在他想打电话的时候，才会让人听到他的声音。那就是在下午的某个钟点。这个关于时间的细节，也曾启发全家花费了一番工夫。但是一无所获。”
“当然，姑娘再也不接电话，也不再打电话，哪怕是给她的朋友们。结果，接电话的要是别人，那个不断恳求的声音就不再说“把我的花儿给我”，而是说“我要我的花”，“偷了我的花儿的人必须把花儿还我”，等等。“声音”不跟别人进行任何对话，只跟姑娘谈话，它不做任何解释。
“这件事，持续上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最后连神仙都会感到绝望的。她家虽然不愿弄得满城风雨，但是不得不向警察局求助。然而，警察局不是說忙于抓共产党，就是说调查电话不是他们的事;结果还是没有办法。于是父亲又去求电话局。一位极为和蔼的先生接待了他。那位先生摸了摸下巴，竟暗示说说那是线路内部的毛病所致。”
“‘可是我来求你的事，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安宁！关系到我的女儿，我们全家的安静！难道要我把电话拆掉吗？’”
“可别拆，我尊敬的先生。那是发疯。拆掉电话就真的什么也查不清了。在今天，没有电话，没有无线电或电冰箱，是没法生活的。我朋友般地劝告你：回家去吧，让全家放心，等待事态的发展。我们这方面会尽力进行调查的。’”
“对，也许你已经想象到：事情依然毫无进展。那个‘声音’还在要它的花儿;姑娘的食欲和精神开始丧失了。她心灰意懒，没有勇气出门或做活儿，不希望再看见送葬的人群。她为一个声音，一朵花，一个根本不认识的游荡的死人所左右，感到很可怜。她甚至连那朵该死的花是从哪座坟上掐来的都记不清了。要是她起码知道地点的话……”
“一天，她哥哥从圣胡安·包蒂斯塔回来说，那天下午她走过的那一边，有五个新坟墓。”
“母亲没有说什么，就出门到居民区一家花店买了五大束花，捧着花，就象一座鲜花盛开的花园似地穿过街道，把那些花儿放在了那五座坟墓上。然后回到家，等待着不堪忍受的那个时刻。她心里想：要是死人受到折磨感到痛苦、需要活人安慰的话，她那个抚慰的表示一定能平息那个被埋葬者的痛苦。”
“但是那个‘声音’并不接受安慰或礼物。任何别的花都不行，只有那朵细小的、被揉坏、遗忘的、在尘土里滚过的、已经不存在的花儿才能使它满意。别的花儿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不是从它的坟墓上生出的;这些话不是那个声音说的，但好像是这么说的。母亲没有照她原来的想法再送新的礼物。送花儿，做弥撒，又换得来什么呢？
“她父亲使出了最后一招：求助于巫术。他请来一位神通广大的巫师，把情况向他做了详细的介绍，希望他同那个丢了花儿的灵魂取得联系。他求巫师占卜过无数次，尽管他十分虔诚，神灵们却不肯合作。那个低哑、倒霉、有规律的声音仍然没有停止。如果真的是个活人（因为全家有时还在这么推测，尽管所做的解释一天天愈加失望，没有任何解释合乎逻辑），那一定是个丧失良心的人;如果是个死人，可是对于死人又怎么能判断呢？无论如何，在恳求声里包含着一种令人心碎的痛苦，一种不幸。这种不幸使人忘记了它的残酷性，使人深思：甚至连邪恶也会是痛苦的。这是不可理解的;可至此也只能做这样的解释。某个人不停地要求某朵花儿，可是那朵花儿已经不复存在，不可能再还给他。难道这不是一件绝对没有希望的事吗？”
“可是，那位姑娘呢？”
“卡洛斯，开头我就对你说过，我讲的这个关于花儿的故事是很悲惨的。几个月之后，那个姑娘就心力衰竭死去了。不过，不要激动，什么事都会有指望：从此以后，那个恳求的声音也就消失了。”
那天听到的是关于墓地的事，还是关于电话的事，我记不清了。不管怎样，反正我的朋友——对了，我记起来了，当时我们在谈论花儿——突然严肃起来，放低了声音说：
“我知道一个关于花儿的故事，不过太悲惨了！”
她微微笑了笑：
“我敢说，你听了准不相信。”
谁知道呢？关键在于讲故事的人，在于讲故事的方式。有时候就完全不在这些：那是当我们听到什么就轻信什么的时候。另外，最重要的因素是：我的朋友断言说，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有一位姑娘住在波利多罗将军街。”她开始讲道，“离圣胡安·包蒂斯塔墓地不远。你知道，住在墓地附近的人，不管愿不愿意，总是与死亡有关系的。因为一天到晚，总有送葬的队列从那里过，终于使人们发生了兴趣;虽然不像观看行船，婚礼，甚至国王的车队那么叫人激动，但也总是值得一看的。自然，对这个姑娘来说，看到送葬的队列总比什么也看不到好些。看见那么多尸体不断从那儿通过，如果她应当感到难过的话，她也早已习惯了！倘若死者是个重要人物，为了看仔细，她总是站在墓地门口。你注意过没有，人们看见花圈有多激动吗？再说，人们还有一种特殊的好奇心：想看看花圈上写些什么。那种没有花儿陪送的尸体是让人难受的;好像花圈不仅是对死者的纪念，而且是对死者身份和荣誉的尊敬。这个姑娘有时候就进墓地去，随着送葬的人群一直走到穴边。也许她就这样养成了到墓地散步的习惯。我的天啊！在里约有多少地方可以散布啊！我们这位姑娘，当她感到厌倦的时候，完全可以乘到海滩去的电车在莫斯科下车，倚在那里的栏杆上。大海离她家不远，只有五分钟的路程：大海、旅行、珊瑚岛，不用花钱。但是，由于懒惰，由于对葬礼的好奇心，天晓得为什么，她便开始到圣胡安墓地去散步，观看那些坟墓。可怜的姑娘！”
“在内地，这并不稀奇……”
“是的，可是她住在波塔福戈。”
“她工作吗？”
“她在家里做活儿。别打断我的话，不要查问姑娘的出生情况，也不要叫我描写她的外貌。我讲的这个故事，兴趣不在这儿。事实是，每天黄昏，她总要到墓地的白色废墟中间去散步，更确切地说，是到那里去游逛，沉湎于她那种怪癖之中。或看看碑文，或根本不看;或者发现某个小天使的照片，一个破裂的碑柱，一只老鹰，把有钱人的坟墓同穷人的坟墓做比较;估计死者的年龄;观看浮雕肖像;她在那里做的大概就是这些事情。不然的话，她还能做别的什么事呢？也许她会爬到土岗上去。那儿是墓地中的新坟区，那里的坟墓是最朴实的。大概就是在那个地方，有一天下午她掐了一朵花。”
“什么花儿？”
“随便什么花儿。比如一朵雏菊，或者一朵丁香。我想，可能是朵雏菊，虽然这纯属猜测。到底什么花儿，我一直不清楚。她把那朵花儿机械地、不在乎地掐了下来，就像人们看到眼前有一枝花随便折下来一样。她掐了花，拿到鼻子上闻了闻——没有香味，不像人们总是下意识地指望的那样——随后她就把花儿一揉，丢到某个角落，再也没有去想它。”
我也不清楚，这个姑娘在回家的时候把花儿扔在地上、墓地里还是街道上了。后来她曾努力回忆那个地方，但是未能想起。事实是，她已经回了家，在家里平静地呆了一会儿。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她接电话说：
“喂……”
“你从我坟上掐去的那朵花在哪儿？”
声音听起来遥远，缓慢，低哑。但是姑娘笑了，她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是什么事呢？”
“她挂上电话，回房去做她的活儿了。过了五分钟，电话又响了。”
“喂！”
“你从我坟上掐去的花儿在哪儿？”五分钟的功夫足以是一个最缺乏想象力的人也能够编出个笑话来。姑娘又笑了笑，现在已胸有成竹了。
“在这儿，在我手里，请来拿吧。”
那个声音仍然缓慢、严厉而悲伤：
“我要那朵被你偷去的花儿，我要我的花儿！”
是男人，还是女人？声音太远，话倒是听得清，但是分不清是男是女。姑娘继续跟那个声音对话说：
“我告诉你，请你来拿！”
“你知道，我是不能去拿什么东西的，我的孩子。我要我的花儿，你有責任把花儿还给我。”
“可是，你是谁呢？”
“把我的花儿给我，我恳求你。”
“不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我就不给你。”
“把我的花儿给我，我需要它，你是不需要的。我要那朵从我的坟上长出来的花儿。”
这个玩笑开得不很高明，千篇一律，没有变化。姑娘感到厌倦，把电话挂了。那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第二天，在同样的时间，电话又响了。姑娘丢开一切，去接电话：
“喂！”
“那朵花在哪儿？……”
她什么也不再听了。挂上电话，感到很气愤。开什么玩笑！她觉得讨厌，去做活儿了。没过多久，铃声又响了。不等那个哀求的声音开口，她就说：
“喂，请换张唱片吧，我已经听厌了。”
“你必须把我的花还给我。”那个哀求的声音回答，“你为什么单到我的坟上来扰乱呢？你在世界上什么都有，而我多可怜，已经与世无缘了。我很需要那朵花。”
“这个玩笑太无聊了，不会说别的吗？”
“她把电话挂了。但是回到房里后，她就不平静了。关于那朵花，也就是看见她在墓地里掐花、现在老给她打电话捣乱的那个蠢货的念头老缠着她。可能是谁呢？她不记得看见过任何熟人，因为她一向是个漫不经心的人。根据声音是不容易辨认的。肯定声音是假装出来的。是男的还是女的，不可能分清。真奇怪……那个声音冷冰冰的，听起来很远，象是从郊区打来的，也许还要远……正象你理解的，姑娘已经感到害怕了。” “我也觉得挺可怕。”
“别这么傻。事实上，那天夜里，她好不容易才睡着。从那天起，她夜里睡得很少。那个声音不断来电话追问;总在同样的时间，用同样的声调。声音不吓人，嗓门也不高：只是苦苦地哀求。仿佛那朵见鬼的花是他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他的长眠安息——假设是个死人的话——似乎取决于能不能收回那朵很普通的花。但是，这样假设是荒唐的，姑娘自己也不相信。五、六天以后，她又听到了那个毫无变化、唠唠叨叨的声音。她觉得是作出回答的时候了。她要他滚到地狱去，不要装疯卖傻（这个词儿很恰当，因为男女都适用），最后警告他说，如果玩笑不就此结束，她要采取措施了。
“她的‘措施’就是请哥哥，然后请父亲帮助。父亲和哥哥通过电话同那个声音谈了八百遍。他们确信，那个人准是一个毫无风趣的可笑人物。但是有趣的是，当谈到他的时候，他们都管他叫‘声音’。”
“‘声音今天来电话了吗？’父亲一从市中心回来就问。”
“‘当然;没办法避免。’母亲叹着气说，感到很气馁。”
“对待这样的事，辱骂是没有用的。需要动动脑筋，到街坊中间去询问，调查，监视公用电话。父亲和哥哥两人分了工，分头到旅店、最近的咖啡馆、花店、大理石雕场去。如果有人进电话间要求打电话，他们就尖起耳朵来谛听。但是，白费劲！没有人打电话要花儿。此外，还有很多私人电话。每个房间一架，同一座楼里就有十到十二架，怎么能查到那个声音呢？”
“据说，她哥哥已经给波利多罗将军街的所有电话，然后给各线路的电话，最后给2-6局的电话……拨号。他拨了号码，听着对方喊‘喂’的声调，然后和那个声音做比较——不是就挂上——结果也是徒劳，因为打电话的那个人也许就在墓地附近——根据姑娘离开墓地到他给她打电话的时间估计的——而且又隐蔽得相当好，只是在他想打电话的时候，才会让人听到他的声音。那就是在下午的某个钟点。这个关于时间的细节，也曾启发全家花费了一番工夫。但是一无所获。”
“当然，姑娘再也不接电话，也不再打电话，哪怕是给她的朋友们。结果，接电话的要是别人，那个不断恳求的声音就不再说“把我的花儿给我”，而是说“我要我的花”，“偷了我的花儿的人必须把花儿还我”，等等。“声音”不跟别人进行任何对话，只跟姑娘谈话，它不做任何解释。
“这件事，持续上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最后连神仙都会感到绝望的。她家虽然不愿弄得满城风雨，但是不得不向警察局求助。然而，警察局不是說忙于抓共产党，就是说调查电话不是他们的事;结果还是没有办法。于是父亲又去求电话局。一位极为和蔼的先生接待了他。那位先生摸了摸下巴，竟暗示说说那是线路内部的毛病所致。”
“‘可是我来求你的事，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安宁！关系到我的女儿，我们全家的安静！难道要我把电话拆掉吗？’”
“可别拆，我尊敬的先生。那是发疯。拆掉电话就真的什么也查不清了。在今天，没有电话，没有无线电或电冰箱，是没法生活的。我朋友般地劝告你：回家去吧，让全家放心，等待事态的发展。我们这方面会尽力进行调查的。’”
“对，也许你已经想象到：事情依然毫无进展。那个‘声音’还在要它的花儿;姑娘的食欲和精神开始丧失了。她心灰意懒，没有勇气出门或做活儿，不希望再看见送葬的人群。她为一个声音，一朵花，一个根本不认识的游荡的死人所左右，感到很可怜。她甚至连那朵该死的花是从哪座坟上掐来的都记不清了。要是她起码知道地点的话……”
“一天，她哥哥从圣胡安·包蒂斯塔回来说，那天下午她走过的那一边，有五个新坟墓。”
“母亲没有说什么，就出门到居民区一家花店买了五大束花，捧着花，就象一座鲜花盛开的花园似地穿过街道，把那些花儿放在了那五座坟墓上。然后回到家，等待着不堪忍受的那个时刻。她心里想：要是死人受到折磨感到痛苦、需要活人安慰的话，她那个抚慰的表示一定能平息那个被埋葬者的痛苦。”
“但是那个‘声音’并不接受安慰或礼物。任何别的花都不行，只有那朵细小的、被揉坏、遗忘的、在尘土里滚过的、已经不存在的花儿才能使它满意。别的花儿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不是从它的坟墓上生出的;这些话不是那个声音说的，但好像是这么说的。母亲没有照她原来的想法再送新的礼物。送花儿，做弥撒，又换得来什么呢？
“她父亲使出了最后一招：求助于巫术。他请来一位神通广大的巫师，把情况向他做了详细的介绍，希望他同那个丢了花儿的灵魂取得联系。他求巫师占卜过无数次，尽管他十分虔诚，神灵们却不肯合作。那个低哑、倒霉、有规律的声音仍然没有停止。如果真的是个活人（因为全家有时还在这么推测，尽管所做的解释一天天愈加失望，没有任何解释合乎逻辑），那一定是个丧失良心的人;如果是个死人，可是对于死人又怎么能判断呢？无论如何，在恳求声里包含着一种令人心碎的痛苦，一种不幸。这种不幸使人忘记了它的残酷性，使人深思：甚至连邪恶也会是痛苦的。这是不可理解的;可至此也只能做这样的解释。某个人不停地要求某朵花儿，可是那朵花儿已经不复存在，不可能再还给他。难道这不是一件绝对没有希望的事吗？”
“可是，那位姑娘呢？”
“卡洛斯，开头我就对你说过，我讲的这个关于花儿的故事是很悲惨的。几个月之后，那个姑娘就心力衰竭死去了。不过，不要激动，什么事都会有指望：从此以后，那个恳求的声音也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