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女士著《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近七百页码，五十余万字，我读得很累，花了好多时间才读完。不过，厚书自然有厚书的分量，著者以这样一种方式研究俄国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精神、思想，感觉比较新颖。书中提供了丰富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资料，对俄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以及这一群体的性格特征、思维习惯、精神特质等方面进行了一番梳理。虽然著者写的是俄国的知识分子，而且是“过去式”，但是在阅读中间，我却每每联想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其中最费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俄国历史上出现了“一大批”重量级甚至堪称伟大的知识分子，我们不必一一罗列他们的名字了，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在自己的祖国有大影响力，更对世界有影响力，他们属于俄国，同时属于世界。反观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能够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中，有中国影响力，同时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未免太少了。
　　这是为什么？

一、是否和中国长期以来经济落后有关系？

　　《倒转“红轮”》里提到，俄国十八世纪前后出现的许多知识分子，他们的出身都有贵族背景，家庭在经济上相当富有。俄国贵族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是不惜代价的，常常把孩子送到国外接受好的教育，仅仅从学习外语方面看，当时的俄国贵族中会讲两种语言的人就特别多，不少人懂得三四种以上的外语，这在当时的俄国贵族中是很寻常的现象。这种在家庭支持下形成的对学习、教育的特别重视，帮助当时的很大一部分俄国人具有了高度文化教养。有条件对哲学、文学等等学科的知识进行深入的长期的研习，著书立说出大成就也就不奇怪了。我们中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家庭经济方面真正富有的并不乏人，但真正能够把孩子送到外国接受好的教育的，寥若晨星，能够在富有家境的支持下把心思完全用在钻研学问上的更屈指可数。国家经济落后，民众家庭贫穷，没有良好的教育条件，也难造就出大知识分子。

二、是否和中国人的某种民族性格有关系？

　　金雁的书中，讲到俄国人尤其是所谓贵族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们都较少依附性，在思想上崇尚自由、独立、独创，在思维模式上比较开放，少固守，不唯官。这样的民族性格特征，好像专门和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特征作对一样！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民众多文盲，致使绝大多数人对文化对知识的追求并不热情，社会对知识分子并不十分尊敬，相反，对官对官府倒是特别崇拜，具体到知识分子，往往表现为一种缺乏独立精神的依附性，往往喜欢讲“学而优则仕”，太重知识、文化的“实用性”（其实常常是把它们僵化地套用，实用性的正面意义并没有体现出来），那种拥有开阔的视野，那种对历史对知识的反省、质疑能力，那种广收博采成一家言的学术能力，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实在稀有！

三、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否有所改变？

　　这可真难说！改革开放前不论。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来，中国国民的经济收入确实在一点点提高，据说社会上已经存在着一个“贵族阶层”了。国家各个方面的开放不断深化，国民家庭经济的改善，对于出现特别优秀和杰出的知识分子这一点而言，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条件。现在年龄结构上处于三十至五十岁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群，有条件埋头学问、从事研究的人并不在少数，也就是说，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知识准备这三个基本条件已经有了。但是，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存在的，尤其在知识分子中潜藏很深的那种依附保守，自滿自足，包括普遍存在的浮躁之气，并没有解决。这一重大缺憾没有改变，中国出现有世界影响力的大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就不大，一个两个也许有可能，像俄罗斯民族那样涌现出一大群体就不可能！其实在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这种负面的民族性格特征已经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追求各种头衔，满足于学位名分，热衷于发表、出版一些平庸的所谓论文、著作，甚至丢掉学问研究，一头扎进钱堆里！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迈不开脚步，原因固然多多，但知识分子没有突出地发挥应有作用，着力进行推动，只愿意随顺跟班，不愿意独立思考，这恐怕是目前中国的知识界人人都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当视此为羞耻，勇于反省，敢于担当！
　　在知识、文化方面不仅仅做“守成”人，而是努力做开拓者，有所创新，有所创造，中国出现这样的一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理想，会在什么时候实现呢？三十年后？五十年后？或者更长的时间？借用现时一个时髦的词语说，这也是一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