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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曾断言：共产党执政之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们以中国共产党为例：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更遑论政府财政的支持，我们所用所需从何而来？别无选择—群众，是我们获得力量的唯一源泉。与群众关系好，就能生存和发展；离开群众，就须面对死亡。也就是说，那种窘困的局面，逼着共产党走群众路线，造就了我们老一代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
执政之后呢，条件改观，我们拥有了第二种力量—政权。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但是，它也难免带来负面效应。执政党的干部，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这种指令式的工作方式，简单易行，更适应一部分干部避繁就简的惰性。于是，久而久之，他们渐渐习惯于运用行政力量推动工作，反而将几十年打江山练就的看家本领—群众路线—萎缩了。
当前，我们面对的正是这样严峻的事实：一些干部，与群众渐行渐远；干群之间缺乏信任，显得陌生和冷漠。值此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力倡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堪称恰当其时。因为焦裕禄作为一名执政党的干部，其最耀眼的光芒就是与群众关系密切。
2007年，笔者曾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焦裕禄，为此两次赴兰考实地考察，亲身感受了兰考人民对这位已故县委书记的爱戴和怀念。虽半个世纪过去，当年老农，每言及“老焦”，仍禁不住流泪。
焦裕禄精神的实质在于亲民。对照其人其事，联系当今干部作风，笔者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尤当镜鉴，特将其归纳为五个字。
一，低
这是一个干部与群众的交往问题。干部面对群众，不能有架子，应姿态低一点，与群众打成一片。
焦裕禄在兰考，实际工作时间仅一年三个月。遥想当年，他两手空空，资金、物资奇缺，可是，他说话，群众听；他谋事，群众信。短短时期，他便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在兰考成就一番伟业，究其原因：面对群众，姿态低，没有“官架子”，至关重要。
例如：他初到兰考，有人问：“兰考这么穷，这么苦，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呢？”焦裕禄脱口而出：“没什么，比我过去披个麻包片沿街乞讨强多了。”
县委书记不摆谱，当着大庭广众，口出此言实属难能可贵。
众所周知：60年代初的兰考，自然条件恶劣。每到青黄不接的季节，全县70%以上的农民逃荒要饭。人穷，难免有自卑心理。县委书记刚到，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穷、自己是乞丐，会不会被新来的县委书记瞧不起？可是，面对穷苦百姓，县委书记脱口而出，说自己也曾做过乞丐，可以想象，群众内心感受如何。正是这么简短一句话，让人感到亲近、坦诚，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一句话，拉近了县委书记与穷苦百姓的距离。
习近平总书记说“焦裕禄是一个很高很高的标杆”，是指他的风格。但是，这“很高很高的标杆”却在群众中留下了很低很低的身影。他与农民兄弟一起住牛屋，县委的轿车从来不坐，他蹬自行车却让通讯员坐在后座，他到理发店理发与群众一起排队。
在兰考考察期间，我曾见到许多当年的老农民。他们提及焦裕禄，没有人称呼“焦书记”，无不亲切地称之为“老焦”。在大家眼里，仿佛他根本不是什么书记，也不是官，而是老朋友，老哥们儿。朋友的话，当然要听；哥们儿谋事，当然是可信赖的。
正如老子《道德经》所言：江海“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焦裕禄姿态低，将自己融入群众之中，奠定了他在群众中强大的号召力。
那么，焦裕禄何以能做到姿态低呢？姿态取决于心态。做干部，最忌虚荣心。焦裕禄之所以能做到姿态低，重在不忘本。虽贵为一县之尊，他仍时刻铭记着自己沿街乞讨的过去，仍坚守着自己的平民心态。
人不能忘本。犹如一棵树，无论你长得多么高大，即使长到了云彩眼里，最初，也就是个小嫩芽。没有“天生干部”，所有干部都是从百姓中一步步走来。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大地的抬举，都离不开群众的拥护。当干部，时刻记着自己是从哪里来，自然就没有架子。你把自己当群众，群众把你当自己。
其实，平民心态，也是我们共产党的传统。毛泽东说过，“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过去，群众称呼我们的干部，多为“老张”、“老李”。也不知自何时起，流行官称，久违了那亲切的称呼。
二，苦
这是一个干部生活水平的问题。当干部，应与群众同吃苦。其意义有二：
第一，表达对穷人的尊重。
昔日，兰考人民贫穷，是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他们不能任意迁徙，已经付出了很多。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们贫穷而看不起他们。面对穷人，干部吃点苦，是对他们的尊重。
有人认为，当着穷人吃苦是作秀。其实不然。
例如：1963年春，焦裕禄和韩村村民一起翻淤治碱。中午老乡送来一碗“百家饭”。所谓“百家饭”，即村民平时沿街乞讨来的饭团、馍头经重新烩煮而成。焦裕禄小时候讨饭，当然知道那是什么。他端过饭碗，心比刀扎都痛，没有说话，眼睛一闭，大口吞咽，一口气把饭吃完，悲怆的泪水夺眶而出。韩村百姓，眼睁睁看着焦裕禄把那碗饭吃下去。焦裕禄前脚走，后面全村村民抱头痛哭，发誓：“哪天要是翻了身，一定要老焦吃上咱们自己种的粮食！”真是肝胆相照！
今天，我们就此提出问题：难道当年韩村百姓不知道焦裕禄只吃了一碗“百家饭”吗？焦裕禄回家后还吃不吃“百家饭”？想吃，他家也不可能有。而且，韩村村民很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县委书记家的生活水平会远远高于他们。可是，他们为什么感动？为什么流泪？大家为何不说他“作秀”？还是那句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韩村百姓从这碗饭，看到的是焦裕禄对穷人的同情和尊重！
应当承认，我们的人民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并不指望干部与他们终日厮守，天天泡在苦水里。他们所要的，仅仅是一种态度，一个立场。只要他们知道，干部同情他、尊重他，心中有他，就心满意足。
以焦裕禄为镜，反观当今有些干部，动辄晒豪车，晒名表，一掷千金，花天酒地。也许其花销均来自合法收入，殊不知，当着弱势群体炫富，骨子里透露的是嫌贫爱富，是对穷人的蔑视！蔑视穷人，干群关系好得了么？ 第二，彰显一种政治责任。
上古尧帝有句名言：天下“一民或饥，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此我寒之也。一民或罪，此我陷之也”。上古统治者尚且有如此心胸，何况共产党人。
群众苦，干部难辞其咎。因为我们是执政者，握有公权力。我们是共产党，是为普天下劳苦大众服务的党。所以，群众苦，干部苦在其中，群众往往就信服。
焦裕禄纪念馆，现在陈列着一床被子，补丁42个；一床褥子，补丁36个。当年，焦裕禄为了工作，经常睡办公室，所用正是这床被褥。被褥不会说话，可是那些补丁却会说话。我们这位干部是来享乐的吗？还须解释吗？一床被褥摆在那—无声胜有声！
或许当年也会有百姓到县委来诉说生活的艰辛。目睹县委书记的这床被褥，还有话说么，也许会自行折返。所以，有的干部干工作，越干事越稠；有的干部只需走一遭，便化矛盾于无形。能吃苦的干部，往往有一股人格的力量。
三，细
这是个工作方法问题。焦裕禄做工作细致入微。身为县委书记，无论何时何地，他都能体贴农民群众的感觉和想法。
当年兰考，有个许贡庄，是全县公认的最穷的村之一。那时兰考县，年年要靠国家救济才能维持。可是，该村村民虽然贫穷，却非常齐心，对于国家救济，从来分文不要。针对这个村，焦裕禄说过一句话—“我们决不能让老实人吃亏。”
1963年大年初一，大雪纷飞。焦裕禄在家坐不住，惦记着该村村民有无过年的饭菜。于是，一大早，他只身一人来到这个村，全村挨家挨户走访，直至确知乡亲们年饭无忧，才安心离去。
今天，我们就此分析。
很明显，焦裕禄此行并未动用一分钱的公共资源。可是，他得到民心了吗？笔者断定：该村村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大年初一，“县太爷”到他家给他们拜年！可以想象，焦裕禄叩开农家的第一句话一定是：“新年好，给您拜年了！”同样可以想象，今后的日子里，许贡庄人仍将任劳任怨，以更大的热情支持他的工作。焦裕禄是在用心，向许贡庄人传递正能量。
现实中，经常听到一些干部的抱怨—“没钱，我怎么做工作？”其实：有钱，能把工作做好，固然是能力；没钱，有这份心，以心换心，照样得民心。
群众最怕的不是吃苦。他们最怕的、最容易为之受伤的，是干部的麻木。也就是说，他们吃苦，任劳任怨，不要救济，我们的领导却视而不见，让他们的“苦”吃得毫无成就感，心灰意冷。反之，如果他这么想：咱吃苦，咱不要国家救济，领导心中都有本账，县委书记还专门来看咱，欣赏咱，他们就会感觉这“苦”吃的值—虽然吃了苦，却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愉悦。
人的快感来自两方面：一，物质。你给他奖金、奖品，他高兴。二，精神。人是精神动物，其所作所为，需要有人欣赏，尤其是干部的欣赏。
我们干部手中握有的物质资源往往有限，但我们握有的精神资源却是无限。对贫苦的人，委曲求全的人，老实人，领导干部经常去看看人家，说几句好听话，拍拍他肩膀，甚至给他点点头、笑一笑，他们就能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因为我们不是一般人，是干部。
管理一个地方，很难做到绝对的公平。但是，作为领导干部，始终应有一个公平的信念，心中有笔明细账。对那些无私奉献的人，要给予更多的关怀；对那些委曲求全的人，至少在精神上平衡一下。好的干部，当以引领社会正气为己任。不能谁老实，让谁吃亏；谁弱势，就欺负谁；好哭的孩子多吃奶！那样，社会风气就会越来越坏。
四，谦
这是一个干部学习方面的问题。当干部，要始终保持谦虚的心态，向群众学习，向自己身边的人学习。
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说的就是向群众学习。因为他所言“三人”，系指“任何三人”。大思想家曾参所说“用师者王”，也是主张向群众学习。因曾参是孔子的学生，孔子之“师”是群众，曾子所谓“师”当然也应包括群众。师徒二人，或指“学者”，或称“王者”，均强调以群众为师。毛泽东则将“学”与“王”结合，说了一句非常通俗的话—“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并进一步将其演绎成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根本组织路线。凭此，我们打下江山。可见，向群众学习，乃是我们“学”之根本。
于此，焦裕禄堪称表率。兰考至今仍流传一句他的格言—“如果我们有什么不懂，问一问群众就知道了。”
观电影《焦裕禄》稍有遗憾，看不到焦裕禄的智慧。我这么想：焦裕禄在兰考仅一年三个月。可是，短短时间内，他竟能领导农民们将漫天风沙镇住，将全县涝地排干，把几十万亩盐碱滩翻过来！此三害，堪称全兰考千百年来最最基础的基础工程。他两手空空：没有钱，没有粮食，没有现代化工具，何以能成功？凭直观，当知这是一个非常智慧、有办法的干部。
为展现他智慧的光芒，我到兰考考察。后来，我在节目中提到“汽车”、“照相机”、“多米诺骨牌”等等睿智的做法。
但是，在兰考我还是一度陷入苦闷。因为焦裕禄治理“三害”最根本的绝活，竟没有一个是他的创造！—“泡桐”选得好，是农民饲养员萧位芬给他的建议；“泥封沙丘”，是张庄一户农民包坟头的做法。“翻淤压碱”，则是得益于秦寨一户农家菜园的启发。如是，三大绝活，完全是农民的创造。那么，焦裕禄的智慧在哪里呢？
一番纠结后顿悟：我们的干部不是万能的，但是，我们面对的群众却是万能。干部的智慧在于群众，把群众智慧转化为我们的政策，就是我们执政的逻辑。
所以，“如果我们有什么事情不懂，问一问群众就知道了”，是焦裕禄的肺腑之言。
现今干部学习，多强调读书、学文件、听讲座，严重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向群众学习。其实，向群众学习，才是最具根本性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审定的《八项规定》第一条，即强调“向群众学习”。
五，省
这是个干部修养方面的问题。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干部只要做事，都难免出错。而且，做事越多，错误的几率越高。因此，干部必须时时反省。昔圣人言：“吾一日三省吾身”。圣人尚如此，何况我们？
焦裕禄有很强的反省精神。例如，他初到兰考，县委有一非常特殊的机构—“劝阻办公室”。该办于公社、大队层层设治，职责是劝阻农民外出行乞。因农民外出，家丑外扬，不仅使兰考的生产力流失，也于干部脸上无光。
但是，这项工作非常难。因为农民外出，是生活所迫。干部不准其外出，又不能解决其生活困难。但是，“劝阻”是既定方针，干部们又不得不执行。所以，干群关系紧张。他们在村里劝，路口截，车站抓，常常是一夕数惊，草木皆兵，焦裕禄也曾为流民问题亲临兰考火车站。
面对四村八乡的灾民，他一个个询问，为什么出来？家在哪里？老百姓提及灾情，两眼生泪，其言也哀，其状可悯。焦裕禄被深深震撼，当场说了那句让县委同志们振聋发聩的话—“我们解决不了他们的困难，难道让他们在家里饿死吗？”他断然决定，允许农民出走，说：“有问题不能捂着，应实事求是。家丑外扬，能给我们造成更大的压力，促使改进工作。”现年76岁的农民雷中江，亲历了那感人一幕，含着眼泪回忆：“他一只手拉着我，一只手拍着我的肩膀说，路上注意安全，是俺们的工作没做好，对不住大家……”
紧接着，焦裕禄在火车站召开现场办公会，深刻反省：“党把36万群众交给了我们，我们工作没做好，对不起他们，我们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随之，焦裕禄大刀阔斧撤销原“劝阻办公室”招牌，而代之以“除三害办公室”，并亲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
换一块牌子，意义重大。旧机构是“劝阻”，把群众当防范对象，站在群众对立面；新机构是“除三害”，为群众排忧解难，与群众站在同一立场。
正是这一工作思路的深刻反省和随之而来的重大改革，为兰考的工作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农民们看到了希望，纷纷返乡，倾力于抗灾生产。
反省，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例如，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实质就是反省：“批评”是敦促反省，“自我批评”是自我反省。
然而，令人遗憾者，时下却盛行“自我表扬”。诸如“评职称”、“评先进”、“评优秀”、“评劳模”，均要个人申报，还要填表，还要述职——制度性的“自我表扬”！
令人欣慰者，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如火如荼，第二阶段的主题“批评与自我批评”呼之欲出，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郑州大学港台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特邀专家）
执政之后呢，条件改观，我们拥有了第二种力量—政权。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但是，它也难免带来负面效应。执政党的干部，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这种指令式的工作方式，简单易行，更适应一部分干部避繁就简的惰性。于是，久而久之，他们渐渐习惯于运用行政力量推动工作，反而将几十年打江山练就的看家本领—群众路线—萎缩了。
当前，我们面对的正是这样严峻的事实：一些干部，与群众渐行渐远；干群之间缺乏信任，显得陌生和冷漠。值此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力倡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堪称恰当其时。因为焦裕禄作为一名执政党的干部，其最耀眼的光芒就是与群众关系密切。
2007年，笔者曾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焦裕禄，为此两次赴兰考实地考察，亲身感受了兰考人民对这位已故县委书记的爱戴和怀念。虽半个世纪过去，当年老农，每言及“老焦”，仍禁不住流泪。
焦裕禄精神的实质在于亲民。对照其人其事，联系当今干部作风，笔者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尤当镜鉴，特将其归纳为五个字。
一，低
这是一个干部与群众的交往问题。干部面对群众，不能有架子，应姿态低一点，与群众打成一片。
焦裕禄在兰考，实际工作时间仅一年三个月。遥想当年，他两手空空，资金、物资奇缺，可是，他说话，群众听；他谋事，群众信。短短时期，他便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在兰考成就一番伟业，究其原因：面对群众，姿态低，没有“官架子”，至关重要。
例如：他初到兰考，有人问：“兰考这么穷，这么苦，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呢？”焦裕禄脱口而出：“没什么，比我过去披个麻包片沿街乞讨强多了。”
县委书记不摆谱，当着大庭广众，口出此言实属难能可贵。
众所周知：60年代初的兰考，自然条件恶劣。每到青黄不接的季节，全县70%以上的农民逃荒要饭。人穷，难免有自卑心理。县委书记刚到，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穷、自己是乞丐，会不会被新来的县委书记瞧不起？可是，面对穷苦百姓，县委书记脱口而出，说自己也曾做过乞丐，可以想象，群众内心感受如何。正是这么简短一句话，让人感到亲近、坦诚，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一句话，拉近了县委书记与穷苦百姓的距离。
习近平总书记说“焦裕禄是一个很高很高的标杆”，是指他的风格。但是，这“很高很高的标杆”却在群众中留下了很低很低的身影。他与农民兄弟一起住牛屋，县委的轿车从来不坐，他蹬自行车却让通讯员坐在后座，他到理发店理发与群众一起排队。
在兰考考察期间，我曾见到许多当年的老农民。他们提及焦裕禄，没有人称呼“焦书记”，无不亲切地称之为“老焦”。在大家眼里，仿佛他根本不是什么书记，也不是官，而是老朋友，老哥们儿。朋友的话，当然要听；哥们儿谋事，当然是可信赖的。
正如老子《道德经》所言：江海“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焦裕禄姿态低，将自己融入群众之中，奠定了他在群众中强大的号召力。
那么，焦裕禄何以能做到姿态低呢？姿态取决于心态。做干部，最忌虚荣心。焦裕禄之所以能做到姿态低，重在不忘本。虽贵为一县之尊，他仍时刻铭记着自己沿街乞讨的过去，仍坚守着自己的平民心态。
人不能忘本。犹如一棵树，无论你长得多么高大，即使长到了云彩眼里，最初，也就是个小嫩芽。没有“天生干部”，所有干部都是从百姓中一步步走来。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大地的抬举，都离不开群众的拥护。当干部，时刻记着自己是从哪里来，自然就没有架子。你把自己当群众，群众把你当自己。
其实，平民心态，也是我们共产党的传统。毛泽东说过，“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过去，群众称呼我们的干部，多为“老张”、“老李”。也不知自何时起，流行官称，久违了那亲切的称呼。
二，苦
这是一个干部生活水平的问题。当干部，应与群众同吃苦。其意义有二：
第一，表达对穷人的尊重。
昔日，兰考人民贫穷，是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他们不能任意迁徙，已经付出了很多。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们贫穷而看不起他们。面对穷人，干部吃点苦，是对他们的尊重。
有人认为，当着穷人吃苦是作秀。其实不然。
例如：1963年春，焦裕禄和韩村村民一起翻淤治碱。中午老乡送来一碗“百家饭”。所谓“百家饭”，即村民平时沿街乞讨来的饭团、馍头经重新烩煮而成。焦裕禄小时候讨饭，当然知道那是什么。他端过饭碗，心比刀扎都痛，没有说话，眼睛一闭，大口吞咽，一口气把饭吃完，悲怆的泪水夺眶而出。韩村百姓，眼睁睁看着焦裕禄把那碗饭吃下去。焦裕禄前脚走，后面全村村民抱头痛哭，发誓：“哪天要是翻了身，一定要老焦吃上咱们自己种的粮食！”真是肝胆相照！
今天，我们就此提出问题：难道当年韩村百姓不知道焦裕禄只吃了一碗“百家饭”吗？焦裕禄回家后还吃不吃“百家饭”？想吃，他家也不可能有。而且，韩村村民很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县委书记家的生活水平会远远高于他们。可是，他们为什么感动？为什么流泪？大家为何不说他“作秀”？还是那句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韩村百姓从这碗饭，看到的是焦裕禄对穷人的同情和尊重！
应当承认，我们的人民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并不指望干部与他们终日厮守，天天泡在苦水里。他们所要的，仅仅是一种态度，一个立场。只要他们知道，干部同情他、尊重他，心中有他，就心满意足。
以焦裕禄为镜，反观当今有些干部，动辄晒豪车，晒名表，一掷千金，花天酒地。也许其花销均来自合法收入，殊不知，当着弱势群体炫富，骨子里透露的是嫌贫爱富，是对穷人的蔑视！蔑视穷人，干群关系好得了么？ 第二，彰显一种政治责任。
上古尧帝有句名言：天下“一民或饥，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此我寒之也。一民或罪，此我陷之也”。上古统治者尚且有如此心胸，何况共产党人。
群众苦，干部难辞其咎。因为我们是执政者，握有公权力。我们是共产党，是为普天下劳苦大众服务的党。所以，群众苦，干部苦在其中，群众往往就信服。
焦裕禄纪念馆，现在陈列着一床被子，补丁42个；一床褥子，补丁36个。当年，焦裕禄为了工作，经常睡办公室，所用正是这床被褥。被褥不会说话，可是那些补丁却会说话。我们这位干部是来享乐的吗？还须解释吗？一床被褥摆在那—无声胜有声！
或许当年也会有百姓到县委来诉说生活的艰辛。目睹县委书记的这床被褥，还有话说么，也许会自行折返。所以，有的干部干工作，越干事越稠；有的干部只需走一遭，便化矛盾于无形。能吃苦的干部，往往有一股人格的力量。
三，细
这是个工作方法问题。焦裕禄做工作细致入微。身为县委书记，无论何时何地，他都能体贴农民群众的感觉和想法。
当年兰考，有个许贡庄，是全县公认的最穷的村之一。那时兰考县，年年要靠国家救济才能维持。可是，该村村民虽然贫穷，却非常齐心，对于国家救济，从来分文不要。针对这个村，焦裕禄说过一句话—“我们决不能让老实人吃亏。”
1963年大年初一，大雪纷飞。焦裕禄在家坐不住，惦记着该村村民有无过年的饭菜。于是，一大早，他只身一人来到这个村，全村挨家挨户走访，直至确知乡亲们年饭无忧，才安心离去。
今天，我们就此分析。
很明显，焦裕禄此行并未动用一分钱的公共资源。可是，他得到民心了吗？笔者断定：该村村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大年初一，“县太爷”到他家给他们拜年！可以想象，焦裕禄叩开农家的第一句话一定是：“新年好，给您拜年了！”同样可以想象，今后的日子里，许贡庄人仍将任劳任怨，以更大的热情支持他的工作。焦裕禄是在用心，向许贡庄人传递正能量。
现实中，经常听到一些干部的抱怨—“没钱，我怎么做工作？”其实：有钱，能把工作做好，固然是能力；没钱，有这份心，以心换心，照样得民心。
群众最怕的不是吃苦。他们最怕的、最容易为之受伤的，是干部的麻木。也就是说，他们吃苦，任劳任怨，不要救济，我们的领导却视而不见，让他们的“苦”吃得毫无成就感，心灰意冷。反之，如果他这么想：咱吃苦，咱不要国家救济，领导心中都有本账，县委书记还专门来看咱，欣赏咱，他们就会感觉这“苦”吃的值—虽然吃了苦，却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愉悦。
人的快感来自两方面：一，物质。你给他奖金、奖品，他高兴。二，精神。人是精神动物，其所作所为，需要有人欣赏，尤其是干部的欣赏。
我们干部手中握有的物质资源往往有限，但我们握有的精神资源却是无限。对贫苦的人，委曲求全的人，老实人，领导干部经常去看看人家，说几句好听话，拍拍他肩膀，甚至给他点点头、笑一笑，他们就能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因为我们不是一般人，是干部。
管理一个地方，很难做到绝对的公平。但是，作为领导干部，始终应有一个公平的信念，心中有笔明细账。对那些无私奉献的人，要给予更多的关怀；对那些委曲求全的人，至少在精神上平衡一下。好的干部，当以引领社会正气为己任。不能谁老实，让谁吃亏；谁弱势，就欺负谁；好哭的孩子多吃奶！那样，社会风气就会越来越坏。
四，谦
这是一个干部学习方面的问题。当干部，要始终保持谦虚的心态，向群众学习，向自己身边的人学习。
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说的就是向群众学习。因为他所言“三人”，系指“任何三人”。大思想家曾参所说“用师者王”，也是主张向群众学习。因曾参是孔子的学生，孔子之“师”是群众，曾子所谓“师”当然也应包括群众。师徒二人，或指“学者”，或称“王者”，均强调以群众为师。毛泽东则将“学”与“王”结合，说了一句非常通俗的话—“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并进一步将其演绎成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根本组织路线。凭此，我们打下江山。可见，向群众学习，乃是我们“学”之根本。
于此，焦裕禄堪称表率。兰考至今仍流传一句他的格言—“如果我们有什么不懂，问一问群众就知道了。”
观电影《焦裕禄》稍有遗憾，看不到焦裕禄的智慧。我这么想：焦裕禄在兰考仅一年三个月。可是，短短时间内，他竟能领导农民们将漫天风沙镇住，将全县涝地排干，把几十万亩盐碱滩翻过来！此三害，堪称全兰考千百年来最最基础的基础工程。他两手空空：没有钱，没有粮食，没有现代化工具，何以能成功？凭直观，当知这是一个非常智慧、有办法的干部。
为展现他智慧的光芒，我到兰考考察。后来，我在节目中提到“汽车”、“照相机”、“多米诺骨牌”等等睿智的做法。
但是，在兰考我还是一度陷入苦闷。因为焦裕禄治理“三害”最根本的绝活，竟没有一个是他的创造！—“泡桐”选得好，是农民饲养员萧位芬给他的建议；“泥封沙丘”，是张庄一户农民包坟头的做法。“翻淤压碱”，则是得益于秦寨一户农家菜园的启发。如是，三大绝活，完全是农民的创造。那么，焦裕禄的智慧在哪里呢？
一番纠结后顿悟：我们的干部不是万能的，但是，我们面对的群众却是万能。干部的智慧在于群众，把群众智慧转化为我们的政策，就是我们执政的逻辑。
所以，“如果我们有什么事情不懂，问一问群众就知道了”，是焦裕禄的肺腑之言。
现今干部学习，多强调读书、学文件、听讲座，严重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向群众学习。其实，向群众学习，才是最具根本性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审定的《八项规定》第一条，即强调“向群众学习”。
五，省
这是个干部修养方面的问题。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干部只要做事，都难免出错。而且，做事越多，错误的几率越高。因此，干部必须时时反省。昔圣人言：“吾一日三省吾身”。圣人尚如此，何况我们？
焦裕禄有很强的反省精神。例如，他初到兰考，县委有一非常特殊的机构—“劝阻办公室”。该办于公社、大队层层设治，职责是劝阻农民外出行乞。因农民外出，家丑外扬，不仅使兰考的生产力流失，也于干部脸上无光。
但是，这项工作非常难。因为农民外出，是生活所迫。干部不准其外出，又不能解决其生活困难。但是，“劝阻”是既定方针，干部们又不得不执行。所以，干群关系紧张。他们在村里劝，路口截，车站抓，常常是一夕数惊，草木皆兵，焦裕禄也曾为流民问题亲临兰考火车站。
面对四村八乡的灾民，他一个个询问，为什么出来？家在哪里？老百姓提及灾情，两眼生泪，其言也哀，其状可悯。焦裕禄被深深震撼，当场说了那句让县委同志们振聋发聩的话—“我们解决不了他们的困难，难道让他们在家里饿死吗？”他断然决定，允许农民出走，说：“有问题不能捂着，应实事求是。家丑外扬，能给我们造成更大的压力，促使改进工作。”现年76岁的农民雷中江，亲历了那感人一幕，含着眼泪回忆：“他一只手拉着我，一只手拍着我的肩膀说，路上注意安全，是俺们的工作没做好，对不住大家……”
紧接着，焦裕禄在火车站召开现场办公会，深刻反省：“党把36万群众交给了我们，我们工作没做好，对不起他们，我们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随之，焦裕禄大刀阔斧撤销原“劝阻办公室”招牌，而代之以“除三害办公室”，并亲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
换一块牌子，意义重大。旧机构是“劝阻”，把群众当防范对象，站在群众对立面；新机构是“除三害”，为群众排忧解难，与群众站在同一立场。
正是这一工作思路的深刻反省和随之而来的重大改革，为兰考的工作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农民们看到了希望，纷纷返乡，倾力于抗灾生产。
反省，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例如，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实质就是反省：“批评”是敦促反省，“自我批评”是自我反省。
然而，令人遗憾者，时下却盛行“自我表扬”。诸如“评职称”、“评先进”、“评优秀”、“评劳模”，均要个人申报，还要填表，还要述职——制度性的“自我表扬”！
令人欣慰者，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如火如荼，第二阶段的主题“批评与自我批评”呼之欲出，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郑州大学港台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特邀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