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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后期提出解决残余国民党军的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70周年。其中“绥远方式”是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提出的，是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和当时的现实需要的。
毛泽东对绥远的关注由来已久，对绥远和傅作义部特别重视。1936年夏，国民党军第35军军长傅作义率部进行绥远抗战，并取得红格尔图战役与百灵庙战役的胜利。毛泽东两次派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南汉宸前往绥远，谒见傅作义，送去自己8月14日的亲笔信。该信指出：“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
10月22日，毛泽东致函彭雪枫，指示其亟须做好对傅作义、阎锡山的统战工作。25日，毛泽东再次致函傅作义，指出：“先生统率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绥远抗战胜利为全国抗战之先声。”11月3日，南汉宸再次携带毛泽东的亲笔信和绣有“为国御侮”的锦旗，前往绥远祝贺，并与傅作义洽谈联合抗日等事宜。
12月1日，中共中央及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关于绥远抗战通电》，称：“我们再一次的要求南京政府，立即放弃对日妥协政策，停止中日谈判……”若再“坐视傅作义将军等局部抗战而不救，而仍旧专心致力于压迫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与进攻抗日红军，则其结果不但将给民族国家以不能补救的损失，而南京当局亦将自绝于国人”。
1937年8月，在大同，周恩来、彭德怀与傅作义洽谈。此后，傅作义率部参加了平型关会战、忻口会战，保卫太原和晋西、晋南等地的抗战，董其武被誉为“抗日民族英雄”。
国民党第35军回师绥西后，傅作义派代表周北峰等人前往延安，请求中共和八路军派政工干部帮助该军在团以上单位建立政治机关，连队增设政治指导员。毛泽东接见了傅作义的代表，随后派遣潘纪文、鲁志浩、任兆国、杨子明、阎又文、王一然等几十名党员干部前往傅部任职，加强该军政治工作。毛泽东要求他们：不搞情报，不搞策反，不搞瓦解，主要是广交朋友，宣传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与此同时，傅作义派于纯斋等人到晋南、西安等地，招收具有大学和中学文化程度的爱国进步青年300余人，请中共和八路军帮助整训后，充任该军政工人员。
1938年初，毛泽东、中共中央先后派彭雪枫、曾三、程子华等人前往傅作义部，帮助建立政工机关和政工制度，培養政工干部。后来，傅作义部把官兵的领章改为红地黑边，一度被人们称为“七路半”，意为快成八路军了。为此，蒋介石大力向绥远派遣特务，大搞秘密清查活动，并把侦获的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军官的名单转发给傅作义，限期处理，逾期秘密刺杀。
在这些共产党员处境十分危险的情况下，傅作义决定每人发20块银圆作盘缠，一头毛驴代步，礼送回延安。其中有潘纪文、鲁志浩、左青、左清芳、冉子恒等人。此外，还有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队员和革命青年100余人陆续安全离绥。在整个抗战时期，傅作义部几乎没有与中共和八路军搞过摩擦，这是傅作义部不同于其他国民党军的地方。
在向日军受降阶段，傅作义率部由绥西向绥东挺进，与八路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中央军委调集晋察冀、晋绥军区14个旅5.3万余人，由聂荣臻、贺龙指挥，发起平绥路战役。在战役关键时刻，蒋介石把大同划归傅作义辖制，使战局急转直下，对八路军极其不利。经近2个月的作战，虽然收复绥远的丰镇、集宁等10余座城镇和部分地区，但未能站稳脚跟，没有实现预期的战役目的。此前国共双方对集宁的争夺就尤为激烈。1945年9月初，傅作义部从八路军手中夺取了集宁;10月24日，杨成武率部夺回了集宁;1946年1月，傅作义的嫡系孙兰峰率部第二次攻占集宁，几天后被晋绥部队夺回;之后，董其武又率部第三次攻占集宁。
平绥路战役后，傅作义部对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形成东西夹击之势。为改变不利局面，巩固解放区，中央军委决定由张宗逊、罗瑞卿、杨成武指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野战军共9个旅于1947年进行了大同集宁战役。此役，虽然歼灭傅作义部1.2万余人，但围城打援均未得手，还撤离了张家口。
傅作义、董其武取得胜利后，蒋介石致电嘉奖，并对白崇禧、何应钦、陈诚说：“看来，我们过去对宜生、其武有所误会。他们不仅能打日军，也是打共军不可多得的战将！”
1948年3月20日至4月9日，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率晋察冀野战军5个纵队，分左翼、右翼两个兵团进行察南绥东战役。此役，虽然歼灭傅作义部1.8万余人，控制平绥铁路400余公里，对张家口、大同、集宁的国民党军构成威胁，但因绥远粮食供应困难，再次撤出绥东，又未能实现预期战役目的。
至此，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3个涉绥战役，都未能实现预期的战役目的，给晋察冀、晋绥部队留下了阴影，对随后的作战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1948年夏，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为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牵制华北“剿总”傅作义部，不使其支援东北，毛泽东再次把目光投向傅作义起家的绥远及其嫡系董其武兵团、孙兰峰兵团。
7月23日，中央军委决定：以晋察冀野战军第1、第2（欠第4旅）、第6纵队组成西进兵团（即第3兵团），并指挥晋绥军区第8纵队和绥蒙军区3个骑兵旅。由杨成武、李井泉等率领挺进绥远。
毛泽东对这次挺进绥远特别重视，并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集体召见聂荣臻、杨成武，反复讲到此役关乎东北作战的胜负，讲到绥远粮食供应困难时，还拨付10万现大洋，说：“绥远特别缺粮食，揭不开锅的时候，就用它买粮食。现大洋在绥远是很管用的。”“组织强有力的支前部队，支援你们，组织一个强大的工作团，到绥远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也可以带一批支前的民工担架队……”“第一仗必须打胜，把集宁那个师消灭了，消灭一个师可以用两个纵队，六比一，占领集宁城。再把包头占领了，把凉城、丰镇都占领了，就留下一个归绥，那你们就站住脚了。” 9月24日夜，第3兵团在长城以北宽200公里的正面，同时展开攻势，发起察绥战役。战役进展顺利，连战连捷，解放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控制了平绥铁路240公里，兵临归绥城下。董其武频频告急，蒋介石急电北平的傅作义火速增援绥远。傅作义急调第35军、暂3军、新骑4师等10个师星夜西援。第3兵團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立即调整部署，东进打援，随后西进占领包头，回师再度包围归绥，站稳了脚跟。11月15日，察绥战役胜利结束。
11月24日，毛泽东电令：“杨成武率主力三个纵队于明（25日）出发，以六天时间（愈快愈好）到达张家口附近”，包围并“隔断张、宣两处敌人”“使周家河、怀安、张家口三处之敌不逃掉”。“总之，以抓住一批敌人不使向东跑掉为原则。抓住并包围之后，不要攻击，等候东北主力入关（守秘）围歼敌人之后，再相机攻击。”11月29日，第3兵团开始在张家口外围作战，打响平津战役第一枪，构成对张家口的严密包围圈。12月24日，发起总围歼战，经一天作战，全歼孙兰峰的第11兵团兵团部和1个军部、5个步兵师、2个骑兵旅及保安部队共计5.4万余人，解放了张家口。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发出通电，完全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次日，傅作义通过平津战役前指致电中共中央，称：已与董其武初步商定，愿采取和平起义解决绥远问题。
毛泽东为了尽快挥师南下，歼灭国民党军主力，决定对绥远的董其武部采取暂时维持现状的方针。1月23日，毛泽东草拟电报称：“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纵不到一万人，战斗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至于停止战斗，恢复通车，双方派人联系（由井泉主持）等工作，则可立即开始进行。”
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拉着傅的手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方式就是不用军队作战的一种方式，既不同于天津，也不同于北平。先画一条停战线，让董其武做好内部工作，等待他们起义嘛。”“我们俘虏你们的人员，包括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斗中俘获的约1.2万人都给你放回去。”“这些人以后我们还要用哩！让他们去参加绥远起义，以后一律按起义人员对待，将功赎罪，人民是会宽大他们的，我们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嘛！”
傅作义向董其武详细传达了毛泽东有关“绥远方式”和释放俘虏回绥远的指示。董其武听后表示：“有了绥远方式，我们的和平起义就了明确的指针和方向。感谢毛主席对绥远将士的宽厚。”
3月2日，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王克俊、周北峰与中共代表罗荣桓、陶铸、潘纪文，在北平饭店举行了关于绥远问题的预备会谈。
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并对“绥远方式”作了详尽的阐述：“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会后，毛泽东派李井泉去绥远，向董其武转达他对“绥远方式”的论述。董其武激动地说：“有了毛主席的绥远方式，绥远军政人员就有定心丸了。请你向毛主席报告，我代表绥远军政人员感谢毛主席和中共方面的宽厚待遇，我们决不辜负毛主席的厚望，一定实现绥远和平起义。”
3月25日，经双方研究决定，成立绥远问题谈判协商委员会，并确定了双方谈判代表。
几经周折，双方在6月8日举行了《关于绥远问题协议》的签字仪式。
在绥远问题谈判过程中，由于中共谈判代表对“绥远方式”理解不深，采取了对傅、董方面代表步步紧逼的策略;而傅、董方面代表却希望中共帮助解决蒋介石断绝军饷和财政补给造成的困难，以稳定军心，尽快做好起义准备。这引起中共代表的不满，认为董其武是“假和谈、真备战”，谈判几度陷于僵局，几近破裂。毛泽东及时指出：“蒋介石断绝军饷和补给，董其武确有实际困难，要答应他提出的条件。”毛泽东连续三次指示，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于是，他召见中共谈判代表和绥蒙省委负责人，阐明：现在是我们与蒋介石进行拔河比赛，在我们必胜的情况下，就不要在谈判桌上与董其武拔河了，不要让蒋介石把董其武拔到他一边去。目前我们让步越大，胜利就越快，而且整个兵团、整个省的起义，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可能造成更多国民党军将领效仿，可以减少成千上万战士的伤亡，不然打破坛坛罐罐，还要我们来建设。所以，我们要答应董方提出的所有条件，撤回我方提出的所有条件，尽快签订协议，使董其武做好内部工作，举行起义。
军事分界线划定后，因中共绥蒙军区首长误判，两次武装进攻绥远：“三二八”武装冲突，毙伤董其武部300多名官兵，俘虏700余人;另一次袭击新兵营，摧毁营房，驱散2000余名新兵。这些做法使董其武颇感困惑，孙兰峰极其愤恨。毛泽东告诫中共绥蒙省委和军区负责人：有了张家口、天津和北平的先例，董其武是不会发动攻势的。命令部队立即停止战斗，释放俘虏，撤回原驻地，今后不得再发生此类事件。毛泽东还向董其武转达了他和朱德总司令的歉意，并称这次武装进攻，纯属误会，不会影响“绥远方式”。
对于释放1.2万名俘虏回绥远，派傅作义等人赴绥远协助董其武进行起义准备，有的中共干部认为这是“放虎归山”。毛泽东指出：“傅作义归山何必待此时”，“应把他们看成自己人”。 军统特务制造枪杀中共驻绥联络处工作人员的“七二四”事件发生后，联络处处长潘纪文决定“抬尸游行”，“撤销联络处”，致使绥远起义前途渺茫。毛泽东当即决定：“中共驻绥联络处继续留驻归绥，军统的破坏早在预料之中，这是他们的阴谋，目的在于激怒我们，不可上当。对于牺牲的烈士，只能开追悼会，不许抬尸游行，不得撤销联络处，这样对绥远和平解放不利。”
毛泽东提出在绥远起义后的军政机构中，实行“傅、董为正，我为副，董占多数、我占少数”的方针。对此，中共绥蒙省委的同志难以理解，称：“不能拱手把绥远让给董其武”，“不愿与国民党在一个衙门里共事”。毛泽东说：“我们用傅作义，是用交出几十萬军队、保护了北平古建筑、让人民免受战火涂炭、立下了历史功勋的傅作义;我们用董其武，是用率部举行起义、使200多万人民免遭战乱、减少我们成千上万伤亡的董其武。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是我们共产党人无法做到的，你们不能再有情绪了，一切以大局为重。”
毛泽东还对中共绥远省委的同志讲：“如果我们不采取和平方式，全部用战争方式解决问题，也许我军会多付出几十万人的生命、若干城市的毁灭和无数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代价。”“几个月来，你们的许多做法，给傅作义和董其武的起义准备造成许多麻烦，客观上起到迟滞绥远起义的作用。如果你们的做法让蒋委员长知道了，他会给你们颁发青天白日大勋章的！傅作义得过这枚勋章，董其武也得过这枚勋章，难道你们也想得这枚勋章吗？”
毛泽东还进一步阐明：“要允许别人革命，不应该算旧账，不要把人家往蒋介石那里或黄河里推;要相信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会进步的，在高级人员中，将来也会有人成为共产党员的。”毛泽东要求中共绥蒙省委的同志向董其武当面道歉，对过去的错误做法作深刻检讨。
董其武收到蒋介石补发的1900两黄金后，经傅作义向中共请示如何处理。毛泽东指出：黄金可以收下。可是这点儿黄金怎么能解决绥远的困难呢？随即委派傅作义带15万块现大洋赴绥，帮助董其武渡过难关。
蒋介石先后两次派遣徐永昌、王叔铭两位上将前往绥远，做争取傅作义、董其武和孙兰峰的工作。董与他们反复斗智，使他们乃至蒋介石都被蒙在鼓里，始终对董其武抱有一线希望。
在起义前夕，毛泽东致电称：“可进一步做工作，请徐永昌领衔起义。起义后，请他来北平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但此时中共绥蒙省委致电要求扣留徐永昌、王叔铭等人。傅作义、董其武与中共驻绥联络处主任鲁志浩研究决定，将毛泽东的电报转发给中共绥蒙省委，最终省委不再要求扣留他们，也使蒋介石没有实施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绥远起义通电》宣告大会胜利召开。
《绥远起义通电》发出后，毛泽东立即电请董其武、孙兰峰前往北平参加政协会议，两人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还分别任绥远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傅作义、董其武分别任绥远军区正、副司令员。傅作义还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水利部部长。1955年9月，董其武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耄耋之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的伟大战略决策——“绥远方式”，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毛泽东曾对傅作义领导绥远抗战多次给予极高评价
毛泽东对绥远的关注由来已久，对绥远和傅作义部特别重视。1936年夏，国民党军第35军军长傅作义率部进行绥远抗战，并取得红格尔图战役与百灵庙战役的胜利。毛泽东两次派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南汉宸前往绥远，谒见傅作义，送去自己8月14日的亲笔信。该信指出：“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
10月22日，毛泽东致函彭雪枫，指示其亟须做好对傅作义、阎锡山的统战工作。25日，毛泽东再次致函傅作义，指出：“先生统率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绥远抗战胜利为全国抗战之先声。”11月3日，南汉宸再次携带毛泽东的亲笔信和绣有“为国御侮”的锦旗，前往绥远祝贺，并与傅作义洽谈联合抗日等事宜。
12月1日，中共中央及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关于绥远抗战通电》，称：“我们再一次的要求南京政府，立即放弃对日妥协政策，停止中日谈判……”若再“坐视傅作义将军等局部抗战而不救，而仍旧专心致力于压迫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与进攻抗日红军，则其结果不但将给民族国家以不能补救的损失，而南京当局亦将自绝于国人”。
1937年8月，在大同，周恩来、彭德怀与傅作义洽谈。此后，傅作义率部参加了平型关会战、忻口会战，保卫太原和晋西、晋南等地的抗战，董其武被誉为“抗日民族英雄”。
国民党第35军回师绥西后，傅作义派代表周北峰等人前往延安，请求中共和八路军派政工干部帮助该军在团以上单位建立政治机关，连队增设政治指导员。毛泽东接见了傅作义的代表，随后派遣潘纪文、鲁志浩、任兆国、杨子明、阎又文、王一然等几十名党员干部前往傅部任职，加强该军政治工作。毛泽东要求他们：不搞情报，不搞策反，不搞瓦解，主要是广交朋友，宣传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与此同时，傅作义派于纯斋等人到晋南、西安等地，招收具有大学和中学文化程度的爱国进步青年300余人，请中共和八路军帮助整训后，充任该军政工人员。
1938年初，毛泽东、中共中央先后派彭雪枫、曾三、程子华等人前往傅作义部，帮助建立政工机关和政工制度，培養政工干部。后来，傅作义部把官兵的领章改为红地黑边，一度被人们称为“七路半”，意为快成八路军了。为此，蒋介石大力向绥远派遣特务，大搞秘密清查活动，并把侦获的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军官的名单转发给傅作义，限期处理，逾期秘密刺杀。
在这些共产党员处境十分危险的情况下，傅作义决定每人发20块银圆作盘缠，一头毛驴代步，礼送回延安。其中有潘纪文、鲁志浩、左青、左清芳、冉子恒等人。此外，还有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队员和革命青年100余人陆续安全离绥。在整个抗战时期，傅作义部几乎没有与中共和八路军搞过摩擦，这是傅作义部不同于其他国民党军的地方。
日本投降后，傅作义部积极参加内战，与中共的关系由朋友变成了敌人
在向日军受降阶段，傅作义率部由绥西向绥东挺进，与八路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中央军委调集晋察冀、晋绥军区14个旅5.3万余人，由聂荣臻、贺龙指挥，发起平绥路战役。在战役关键时刻，蒋介石把大同划归傅作义辖制，使战局急转直下，对八路军极其不利。经近2个月的作战，虽然收复绥远的丰镇、集宁等10余座城镇和部分地区，但未能站稳脚跟，没有实现预期的战役目的。此前国共双方对集宁的争夺就尤为激烈。1945年9月初，傅作义部从八路军手中夺取了集宁;10月24日，杨成武率部夺回了集宁;1946年1月，傅作义的嫡系孙兰峰率部第二次攻占集宁，几天后被晋绥部队夺回;之后，董其武又率部第三次攻占集宁。
平绥路战役后，傅作义部对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形成东西夹击之势。为改变不利局面，巩固解放区，中央军委决定由张宗逊、罗瑞卿、杨成武指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野战军共9个旅于1947年进行了大同集宁战役。此役，虽然歼灭傅作义部1.2万余人，但围城打援均未得手，还撤离了张家口。
傅作义、董其武取得胜利后，蒋介石致电嘉奖，并对白崇禧、何应钦、陈诚说：“看来，我们过去对宜生、其武有所误会。他们不仅能打日军，也是打共军不可多得的战将！”
1948年3月20日至4月9日，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率晋察冀野战军5个纵队，分左翼、右翼两个兵团进行察南绥东战役。此役，虽然歼灭傅作义部1.8万余人，控制平绥铁路400余公里，对张家口、大同、集宁的国民党军构成威胁，但因绥远粮食供应困难，再次撤出绥东，又未能实现预期战役目的。
至此，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3个涉绥战役，都未能实现预期的战役目的，给晋察冀、晋绥部队留下了阴影，对随后的作战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组建第3兵团挺进绥远，围歼孙兰峰兵团，拉开平津战役的帷幕
1948年夏，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为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牵制华北“剿总”傅作义部，不使其支援东北，毛泽东再次把目光投向傅作义起家的绥远及其嫡系董其武兵团、孙兰峰兵团。
7月23日，中央军委决定：以晋察冀野战军第1、第2（欠第4旅）、第6纵队组成西进兵团（即第3兵团），并指挥晋绥军区第8纵队和绥蒙军区3个骑兵旅。由杨成武、李井泉等率领挺进绥远。
毛泽东对这次挺进绥远特别重视，并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集体召见聂荣臻、杨成武，反复讲到此役关乎东北作战的胜负，讲到绥远粮食供应困难时，还拨付10万现大洋，说：“绥远特别缺粮食，揭不开锅的时候，就用它买粮食。现大洋在绥远是很管用的。”“组织强有力的支前部队，支援你们，组织一个强大的工作团，到绥远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也可以带一批支前的民工担架队……”“第一仗必须打胜，把集宁那个师消灭了，消灭一个师可以用两个纵队，六比一，占领集宁城。再把包头占领了，把凉城、丰镇都占领了，就留下一个归绥，那你们就站住脚了。” 9月24日夜，第3兵团在长城以北宽200公里的正面，同时展开攻势，发起察绥战役。战役进展顺利，连战连捷，解放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控制了平绥铁路240公里，兵临归绥城下。董其武频频告急，蒋介石急电北平的傅作义火速增援绥远。傅作义急调第35军、暂3军、新骑4师等10个师星夜西援。第3兵團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立即调整部署，东进打援，随后西进占领包头，回师再度包围归绥，站稳了脚跟。11月15日，察绥战役胜利结束。
11月24日，毛泽东电令：“杨成武率主力三个纵队于明（25日）出发，以六天时间（愈快愈好）到达张家口附近”，包围并“隔断张、宣两处敌人”“使周家河、怀安、张家口三处之敌不逃掉”。“总之，以抓住一批敌人不使向东跑掉为原则。抓住并包围之后，不要攻击，等候东北主力入关（守秘）围歼敌人之后，再相机攻击。”11月29日，第3兵团开始在张家口外围作战，打响平津战役第一枪，构成对张家口的严密包围圈。12月24日，发起总围歼战，经一天作战，全歼孙兰峰的第11兵团兵团部和1个军部、5个步兵师、2个骑兵旅及保安部队共计5.4万余人，解放了张家口。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毛泽东提出对董其武部最为宽厚的“绥远方式”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发出通电，完全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次日，傅作义通过平津战役前指致电中共中央，称：已与董其武初步商定，愿采取和平起义解决绥远问题。
毛泽东为了尽快挥师南下，歼灭国民党军主力，决定对绥远的董其武部采取暂时维持现状的方针。1月23日，毛泽东草拟电报称：“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纵不到一万人，战斗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至于停止战斗，恢复通车，双方派人联系（由井泉主持）等工作，则可立即开始进行。”
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拉着傅的手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方式就是不用军队作战的一种方式，既不同于天津，也不同于北平。先画一条停战线，让董其武做好内部工作，等待他们起义嘛。”“我们俘虏你们的人员，包括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斗中俘获的约1.2万人都给你放回去。”“这些人以后我们还要用哩！让他们去参加绥远起义，以后一律按起义人员对待，将功赎罪，人民是会宽大他们的，我们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嘛！”
傅作义向董其武详细传达了毛泽东有关“绥远方式”和释放俘虏回绥远的指示。董其武听后表示：“有了绥远方式，我们的和平起义就了明确的指针和方向。感谢毛主席对绥远将士的宽厚。”
3月2日，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王克俊、周北峰与中共代表罗荣桓、陶铸、潘纪文，在北平饭店举行了关于绥远问题的预备会谈。
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并对“绥远方式”作了详尽的阐述：“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会后，毛泽东派李井泉去绥远，向董其武转达他对“绥远方式”的论述。董其武激动地说：“有了毛主席的绥远方式，绥远军政人员就有定心丸了。请你向毛主席报告，我代表绥远军政人员感谢毛主席和中共方面的宽厚待遇，我们决不辜负毛主席的厚望，一定实现绥远和平起义。”
3月25日，经双方研究决定，成立绥远问题谈判协商委员会，并确定了双方谈判代表。
几经周折，双方在6月8日举行了《关于绥远问题协议》的签字仪式。
在董其武起义准备过程中，毛泽东始终给予极大的信任和支持，最终促成绥远军政民一体起义
在绥远问题谈判过程中，由于中共谈判代表对“绥远方式”理解不深，采取了对傅、董方面代表步步紧逼的策略;而傅、董方面代表却希望中共帮助解决蒋介石断绝军饷和财政补给造成的困难，以稳定军心，尽快做好起义准备。这引起中共代表的不满，认为董其武是“假和谈、真备战”，谈判几度陷于僵局，几近破裂。毛泽东及时指出：“蒋介石断绝军饷和补给，董其武确有实际困难，要答应他提出的条件。”毛泽东连续三次指示，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于是，他召见中共谈判代表和绥蒙省委负责人，阐明：现在是我们与蒋介石进行拔河比赛，在我们必胜的情况下，就不要在谈判桌上与董其武拔河了，不要让蒋介石把董其武拔到他一边去。目前我们让步越大，胜利就越快，而且整个兵团、整个省的起义，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可能造成更多国民党军将领效仿，可以减少成千上万战士的伤亡，不然打破坛坛罐罐，还要我们来建设。所以，我们要答应董方提出的所有条件，撤回我方提出的所有条件，尽快签订协议，使董其武做好内部工作，举行起义。
军事分界线划定后，因中共绥蒙军区首长误判，两次武装进攻绥远：“三二八”武装冲突，毙伤董其武部300多名官兵，俘虏700余人;另一次袭击新兵营，摧毁营房，驱散2000余名新兵。这些做法使董其武颇感困惑，孙兰峰极其愤恨。毛泽东告诫中共绥蒙省委和军区负责人：有了张家口、天津和北平的先例，董其武是不会发动攻势的。命令部队立即停止战斗，释放俘虏，撤回原驻地，今后不得再发生此类事件。毛泽东还向董其武转达了他和朱德总司令的歉意，并称这次武装进攻，纯属误会，不会影响“绥远方式”。
对于释放1.2万名俘虏回绥远，派傅作义等人赴绥远协助董其武进行起义准备，有的中共干部认为这是“放虎归山”。毛泽东指出：“傅作义归山何必待此时”，“应把他们看成自己人”。 军统特务制造枪杀中共驻绥联络处工作人员的“七二四”事件发生后，联络处处长潘纪文决定“抬尸游行”，“撤销联络处”，致使绥远起义前途渺茫。毛泽东当即决定：“中共驻绥联络处继续留驻归绥，军统的破坏早在预料之中，这是他们的阴谋，目的在于激怒我们，不可上当。对于牺牲的烈士，只能开追悼会，不许抬尸游行，不得撤销联络处，这样对绥远和平解放不利。”
毛泽东提出在绥远起义后的军政机构中，实行“傅、董为正，我为副，董占多数、我占少数”的方针。对此，中共绥蒙省委的同志难以理解，称：“不能拱手把绥远让给董其武”，“不愿与国民党在一个衙门里共事”。毛泽东说：“我们用傅作义，是用交出几十萬军队、保护了北平古建筑、让人民免受战火涂炭、立下了历史功勋的傅作义;我们用董其武，是用率部举行起义、使200多万人民免遭战乱、减少我们成千上万伤亡的董其武。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是我们共产党人无法做到的，你们不能再有情绪了，一切以大局为重。”
毛泽东还对中共绥远省委的同志讲：“如果我们不采取和平方式，全部用战争方式解决问题，也许我军会多付出几十万人的生命、若干城市的毁灭和无数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代价。”“几个月来，你们的许多做法，给傅作义和董其武的起义准备造成许多麻烦，客观上起到迟滞绥远起义的作用。如果你们的做法让蒋委员长知道了，他会给你们颁发青天白日大勋章的！傅作义得过这枚勋章，董其武也得过这枚勋章，难道你们也想得这枚勋章吗？”
毛泽东还进一步阐明：“要允许别人革命，不应该算旧账，不要把人家往蒋介石那里或黄河里推;要相信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会进步的，在高级人员中，将来也会有人成为共产党员的。”毛泽东要求中共绥蒙省委的同志向董其武当面道歉，对过去的错误做法作深刻检讨。
董其武收到蒋介石补发的1900两黄金后，经傅作义向中共请示如何处理。毛泽东指出：黄金可以收下。可是这点儿黄金怎么能解决绥远的困难呢？随即委派傅作义带15万块现大洋赴绥，帮助董其武渡过难关。
蒋介石先后两次派遣徐永昌、王叔铭两位上将前往绥远，做争取傅作义、董其武和孙兰峰的工作。董与他们反复斗智，使他们乃至蒋介石都被蒙在鼓里，始终对董其武抱有一线希望。
在起义前夕，毛泽东致电称：“可进一步做工作，请徐永昌领衔起义。起义后，请他来北平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但此时中共绥蒙省委致电要求扣留徐永昌、王叔铭等人。傅作义、董其武与中共驻绥联络处主任鲁志浩研究决定，将毛泽东的电报转发给中共绥蒙省委，最终省委不再要求扣留他们，也使蒋介石没有实施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绥远起义通电》宣告大会胜利召开。
《绥远起义通电》发出后，毛泽东立即电请董其武、孙兰峰前往北平参加政协会议，两人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还分别任绥远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傅作义、董其武分别任绥远军区正、副司令员。傅作义还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水利部部长。1955年9月，董其武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耄耋之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的伟大战略决策——“绥远方式”，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