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5年第一套全国粮票发行，至1993年票证全面退出，粮票见证了新中国从物资匮乏到物产丰富的过程。
　　粮票的诞生
　　1953 年 10 月，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目前全国粮食供应形势非常严峻，一些主要产粮区未能完成粮食收购任务，而粮食销售量却在不断上升，到了必须实行配售的地步。陈云向中央建议，采用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的方案，解决粮食购销问题，简称“统购统销”。陈云的建议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1955 年 9 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名义制定的全国通用粮票开始在全国各地发行使用，中国自此拉开了长达38 年的“票证经济”的帷幕。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中央到基层发行过粮票的地方约有 2441 个，品种上万，包括农村口粮粮票、工种粮票、补助粮票、知青回城粮票、光荣家属粮票、干部下乡粮票、军用粮票，等等。粮票不仅品种繁多，而且所有与粮食有关的食品都要凭粮证或粮票购买。
　　城镇居民获取粮票的主要途径，是凭粮食户口、居民粮食供应证等到指定国有粮店兑换。按年龄和工作性质确定每月的粮食定量，当时定量最高的为劳动强度最大的重体力工人，每月供应粮食45 斤。不满 1 岁的婴儿粮食定量为5.5 斤，1 周岁开始定为 8.5 斤，以后每长一岁加2 斤，10 周岁以上的普通市民在 26 斤至 34 斤之间。这个定量是非常紧张的，吃不饱饭是普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被称为“粮本”的粮食供应证和户口本、结婚证变得同等重要，往往被人们小心翼翼地珍藏家中。
　　在计划经济制度结构中，粮食关系与户口紧密挂钩，粮票成为一种身份和权利的象征。能够按时按量领到粮票，就意味着取得了城市居民的身份。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倘若居民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除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没有粮食关系，就没法吃饭。同样，如果没有粮票只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等同于没有钱。
　　泱泱“票证大国”
　　1961 年 10 月起，全国各省、市、县先后实行了按工资比例发放日用工业品购货券、购货证的规定，把 50 余种商品列入凭券供应的范围。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食品类票证除了各种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各类蛋票、糖票、豆制品票及蔬菜票等。服装和日用品类的票证更为繁多。除了买“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不用票，买其他东西几乎都要票。买什么商品就用什么票，对号入座，缺一不可。
　　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到1965年，除粮票、布票、棉票、油票、糖票、烟票等十几种重要票证外，其余票证已逐渐消失。但十年“文化大革命”又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导致了商品的紧缺。商品越是紧缺，票证发行量就越大，而其间发行票证的数量更是空前。为了管理这些名目繁多的票证，部分地方的商业局还设立了票证管理办公室，专人负责票证发放。
　　那时候，国家基本包揽了城市居民所有的生活消费，全体中国人过着整齐划一的“票证”生活，或者叫“准配给制”生活。票证制度保证了居民的基本生活，即温饱生存性的需求，对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起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不便。
　　粮票退出历史舞台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物资慢慢丰富起来，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1980 年，中共中央决定把粮油议购议销作为统购统销的补充，于是市场上出现了“议价粮”。所谓“议价粮”制度，就是在定量内执行平价，超出部分允许不用粮票，以高于平价的价格购得，议价粮价格可按市场需求浮动。
　　1985 年元旦，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也是农产品购销体制由统购统销走向“双轨制”的转折点。1985 年，北京的粮食工作人员就不用再挨户发放粮票了，取而代之的是使用粮食局统一制作的粮票代存卡。居民在购买粮食时，所用粮票直接从卡里扣除。此外，国营粮店也开始有议价粮出售。
　　随着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渐渐发生变化，一日三餐副食增多，主食减少，家家户户的粮票基本都有所盈余。粮票渐渐有了新的作用，人们半公开地用它交易商品。1955 年由粮食部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是公认的“硬通货”，在地下市场受到追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地下交易越来越公开化，粮票作为计划经济的标志性产物变得愈发另类，政府部门开始研究是否应该取消粮票。从 1993 年 4 月 1 日起，按照国务院 《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 精神，国家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伴随城镇居民生活近 40 年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就此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