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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文化并不是单一文化，而是永远处在一种‘对话’的过程中，是为‘全球对话主义’”。
金惠敏先生新著的《全球对话主义》，是当下人文学术前沿话语体系中具有总揽全局意义的论题。从金先生关注的学术领域看，全球对话主义或许可以说是他研究全球化问题的阶段性新成果。早在十多年前，金先生主编的“新思潮文档”丛书（10卷本），就对全球化问题已有相当深入的思考，丛书中《全球化与文化身份危机》等文集，较好地体现了金先生对学术思潮宏观把握的准确性和前沿问题的独到眼观。
近二十年来，在国际互联网和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与对话也进入了全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学术界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比“全球化”更流行的概念，在与学术有关的期刊、报纸和会议上，出现了一种“言必称全球化”的动人景观。但对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全球化就是相互依存，就是走向“大同”，就是求同存异；也有人说，全球化就是从孤立走向开放，就是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愈益加强，就是共性日是求同存异；也有人说，全球化就是从孤立走向开放，就是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愈益加强，就是共性日增的同一标准的普及与推广。还有人说全球化就各种要素流动、融合并构成超国家体系的过程。有人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把全球化说成是人类社会的整体化、互联化、依存化。也有人反对全球化的滥用，反对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说法，而只愿意在经济谈论全球化这个特定的概念。（参见金惠敏总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身份危机·导言》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尽管全球化概念至今人言言殊，而相关研究却一直热度不减，且始终“牵动着人文社会科学诸多网结”。算起来这方面的著述已可谓汗牛充栋了，但迄今为止，全球化研究的“哲学贫困”现象似乎并未改观，在这个领域，人们似乎还找不出真正深孚众望且足以引领方向的著作。关于这一点，作者在序言中指出，“就国际范围而言，当然也包括中国，全球化作为一个学术的和社会的话题应该是在 20世纪 90年代才真正启动起来的。之后，迅即升温，接着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大面积的高热、高热、高热……但令人不解的是，相关研究的哲学介入始终缺乏应有的力度，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否因为中国的哲学家们在全球化这个世俗的话题面前太过超然？
在全球化深入到人文社会科学所有部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的背景下，这种哲学的超然，使得相关研究流于表面、肤浅，并最终会使人厌倦。在金先生看来，这既是全球化研究的缺憾，同时也是哲学的悲哀。全球化已经向传统哲学观念提出了许多挑战，已经潜在地更改了原有的哲学程序，哲学已经“死机”了，但哲学家们“仍一如既往地沉浸在对头顶星空的冥想或者对内心道德的省视之中。”
有鉴于此，金惠敏先生以大无畏的理论用其，试图“重启”哲学“死机”，创造性地将“全球对话主义”作为一个直面现实问题的哲理概念推向学术前沿，并从学理意义上，将“全球性”作为一个扬弃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新的哲学范畴，雄心勃勃地展开了一幅从哲学视角描绘21世纪文化政治景观的全球化图景。在这部分则各自独立、合则俨然一体的文集中，
作者大胆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观念、新命题和新方法，例如，作者断言，“全球性”将带来“世界文学”的终结且同时出现一种“全球文化”，这一类观点学界或许有不同理解，但其强烈的创新意识弥漫于字里行间，细心读之，不能不为这种勇猛精进的求真创新精神心生敬意。
尽管全球化是一个相当含混的概念，但金惠敏先生对“全球对话主义”的描述却简明扼要，绝不拖泥带水。他说：“全球文化并不是单一文化，而是永远处在一种‘对话’的过程中，是为‘全球对话主义’”。在金先生看来，“对话”包含了对自身的超越，因而具有全球性和抽象性，而“对话”也同时假定了参与对话者的不可通约性，“对话”由此得以持续。作者坚信，“全球对话主义”将是一种新的全球意识形态，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需要这样一种理论，一种眼界，一种胸怀，或者，一种态度。
作为哲学概念的“全球对话主义”，从本质上讲是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哲学的扬弃与超越，它是在对“主体间性”、 对话主义、他者、差异等后现代理论资源进行综合性改造的基础上，提出的一项“适应全球化时代文化政治诉求的新的理论纲领。”
展卷品读《全球对话主义》，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应当为‘全球意识形态’、‘全球知识’做出贡献”。作者坦言，在对全球化的各种表述进行调研的过程中，他深深地感觉到，全球化研究渴望哲学的支援，而哲学也应该回应全球化而丰富自身。这将是双赢的事情。本着这样的思路，作者在全球化和（西方）哲学之间往来穿梭，做双向的观察与研究，提出并论证了“全球对话主义”理论。尽管文集呈现的多为近期著述，但每篇文字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作者近一二十年对全球化问题的所思所想。
在明确地交代了自己的写意图的和成书经过之后，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应当为‘全球意识形态’‘全球知识’做出贡献，……‘中国后殖民主义’一日不予清算，中国便一日无缘于全球性大国！成为全球性大国需要‘全球对话主义’，尽管也需要别的什么。”这种令人震惊的“盛世危言”，所表露出的既是一种“全局眼界”和“开放态度”，也是一种学术自信和理论勇气。如果前文所说的重释“文化间性”只不过显示出作者的一种学术自信的话，那么，他对“全球对话主义”概念之思想潜能的阐释，则揭示出一个胸怀天下的学者在全球化思潮扑面而来时敢于击水中流的精神追求和人文理想。
第二，全球对话主义与互文性的差异。作者将媒介技术视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将“地球村”看做一种电子媒介概念，并能自圆其说地将这种“奇谈怪论”恰到好处地镶嵌到全球对话主义的出发之中，让人在一种理论陌生化技法的震撼过程感受到一种奇异的思辨魅力。据作者介绍，本书的所有论文都已在国内外不同的期刊上发表过或即将被发表，其中某些论文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是作者践行其“全球对话主义”的学术收获。譬如，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罗伯 ·希尔兹（Rob. Shields）教授曾对英文版《走向全球对话主义》提出过有益的修改建议，尤其是关于“全球对话主义”中的对话主义与巴赫金的对话有何不同等问题的探讨，为相关问题的学理深入开拓了新的运思路径。作者意识到，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以及托多罗夫和克里斯蒂瓦的相关阐释，如著名的互文性理论，其关注中心均侧重于话语一维，而金先生的对话主义，尽管与互文性理论有诸多暗合或相同之处，但他的则重点却在本体一维。金先生吸收了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对话”本体论的合理内核，受到解释学“对话本体化”启悟，有意识地弥补了罗兰·巴尔特、克里斯蒂瓦等人互文性理论中的“对话”所存在的社会性缺失，这一点可以说也是全球化对话主义学术超越性和学理创新性的又一注脚。
第三，全球化将作为一个超越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对立的新的哲学概念。在诸多后现代性学术著作中，以对话主义为核心的互文性理论被描述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同义语。在这种语境中，金先生将“全球化”作为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后的第三个社会理论或者哲学的概念可谓顺理成章；但金先生的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却别具一格，他认为，如果将“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单向的过程，“后现代性”作为其“反过程”，那么这一正一反或其运动，也就是“全球化”的基本含义了，在此意义上，“全球对话主义”可视为对“全球化”哲学的进一步展开和表述。诸如此类的论述，看似是将千差万别的因素以“主义之手”举重若轻地整合一体，而深隐其内的逻辑链条实则环环相扣，严密无间，使以“不类为类”的对话主义潜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由此不难想见，全球对话主义具有多么广博的学术运思空间和理论创新前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文学年鉴》编审）
金惠敏先生新著的《全球对话主义》，是当下人文学术前沿话语体系中具有总揽全局意义的论题。从金先生关注的学术领域看，全球对话主义或许可以说是他研究全球化问题的阶段性新成果。早在十多年前，金先生主编的“新思潮文档”丛书（10卷本），就对全球化问题已有相当深入的思考，丛书中《全球化与文化身份危机》等文集，较好地体现了金先生对学术思潮宏观把握的准确性和前沿问题的独到眼观。
近二十年来，在国际互联网和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与对话也进入了全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学术界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比“全球化”更流行的概念，在与学术有关的期刊、报纸和会议上，出现了一种“言必称全球化”的动人景观。但对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全球化就是相互依存，就是走向“大同”，就是求同存异；也有人说，全球化就是从孤立走向开放，就是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愈益加强，就是共性日是求同存异；也有人说，全球化就是从孤立走向开放，就是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愈益加强，就是共性日增的同一标准的普及与推广。还有人说全球化就各种要素流动、融合并构成超国家体系的过程。有人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把全球化说成是人类社会的整体化、互联化、依存化。也有人反对全球化的滥用，反对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说法，而只愿意在经济谈论全球化这个特定的概念。（参见金惠敏总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身份危机·导言》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尽管全球化概念至今人言言殊，而相关研究却一直热度不减，且始终“牵动着人文社会科学诸多网结”。算起来这方面的著述已可谓汗牛充栋了，但迄今为止，全球化研究的“哲学贫困”现象似乎并未改观，在这个领域，人们似乎还找不出真正深孚众望且足以引领方向的著作。关于这一点，作者在序言中指出，“就国际范围而言，当然也包括中国，全球化作为一个学术的和社会的话题应该是在 20世纪 90年代才真正启动起来的。之后，迅即升温，接着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大面积的高热、高热、高热……但令人不解的是，相关研究的哲学介入始终缺乏应有的力度，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否因为中国的哲学家们在全球化这个世俗的话题面前太过超然？
在全球化深入到人文社会科学所有部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的背景下，这种哲学的超然，使得相关研究流于表面、肤浅，并最终会使人厌倦。在金先生看来，这既是全球化研究的缺憾，同时也是哲学的悲哀。全球化已经向传统哲学观念提出了许多挑战，已经潜在地更改了原有的哲学程序，哲学已经“死机”了，但哲学家们“仍一如既往地沉浸在对头顶星空的冥想或者对内心道德的省视之中。”
有鉴于此，金惠敏先生以大无畏的理论用其，试图“重启”哲学“死机”，创造性地将“全球对话主义”作为一个直面现实问题的哲理概念推向学术前沿，并从学理意义上，将“全球性”作为一个扬弃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新的哲学范畴，雄心勃勃地展开了一幅从哲学视角描绘21世纪文化政治景观的全球化图景。在这部分则各自独立、合则俨然一体的文集中，
作者大胆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观念、新命题和新方法，例如，作者断言，“全球性”将带来“世界文学”的终结且同时出现一种“全球文化”，这一类观点学界或许有不同理解，但其强烈的创新意识弥漫于字里行间，细心读之，不能不为这种勇猛精进的求真创新精神心生敬意。
尽管全球化是一个相当含混的概念，但金惠敏先生对“全球对话主义”的描述却简明扼要，绝不拖泥带水。他说：“全球文化并不是单一文化，而是永远处在一种‘对话’的过程中，是为‘全球对话主义’”。在金先生看来，“对话”包含了对自身的超越，因而具有全球性和抽象性，而“对话”也同时假定了参与对话者的不可通约性，“对话”由此得以持续。作者坚信，“全球对话主义”将是一种新的全球意识形态，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需要这样一种理论，一种眼界，一种胸怀，或者，一种态度。
作为哲学概念的“全球对话主义”，从本质上讲是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哲学的扬弃与超越，它是在对“主体间性”、 对话主义、他者、差异等后现代理论资源进行综合性改造的基础上，提出的一项“适应全球化时代文化政治诉求的新的理论纲领。”
展卷品读《全球对话主义》，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应当为‘全球意识形态’、‘全球知识’做出贡献”。作者坦言，在对全球化的各种表述进行调研的过程中，他深深地感觉到，全球化研究渴望哲学的支援，而哲学也应该回应全球化而丰富自身。这将是双赢的事情。本着这样的思路，作者在全球化和（西方）哲学之间往来穿梭，做双向的观察与研究，提出并论证了“全球对话主义”理论。尽管文集呈现的多为近期著述，但每篇文字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作者近一二十年对全球化问题的所思所想。
在明确地交代了自己的写意图的和成书经过之后，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应当为‘全球意识形态’‘全球知识’做出贡献，……‘中国后殖民主义’一日不予清算，中国便一日无缘于全球性大国！成为全球性大国需要‘全球对话主义’，尽管也需要别的什么。”这种令人震惊的“盛世危言”，所表露出的既是一种“全局眼界”和“开放态度”，也是一种学术自信和理论勇气。如果前文所说的重释“文化间性”只不过显示出作者的一种学术自信的话，那么，他对“全球对话主义”概念之思想潜能的阐释，则揭示出一个胸怀天下的学者在全球化思潮扑面而来时敢于击水中流的精神追求和人文理想。
第二，全球对话主义与互文性的差异。作者将媒介技术视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将“地球村”看做一种电子媒介概念，并能自圆其说地将这种“奇谈怪论”恰到好处地镶嵌到全球对话主义的出发之中，让人在一种理论陌生化技法的震撼过程感受到一种奇异的思辨魅力。据作者介绍，本书的所有论文都已在国内外不同的期刊上发表过或即将被发表，其中某些论文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是作者践行其“全球对话主义”的学术收获。譬如，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罗伯 ·希尔兹（Rob. Shields）教授曾对英文版《走向全球对话主义》提出过有益的修改建议，尤其是关于“全球对话主义”中的对话主义与巴赫金的对话有何不同等问题的探讨，为相关问题的学理深入开拓了新的运思路径。作者意识到，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以及托多罗夫和克里斯蒂瓦的相关阐释，如著名的互文性理论，其关注中心均侧重于话语一维，而金先生的对话主义，尽管与互文性理论有诸多暗合或相同之处，但他的则重点却在本体一维。金先生吸收了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对话”本体论的合理内核，受到解释学“对话本体化”启悟，有意识地弥补了罗兰·巴尔特、克里斯蒂瓦等人互文性理论中的“对话”所存在的社会性缺失，这一点可以说也是全球化对话主义学术超越性和学理创新性的又一注脚。
第三，全球化将作为一个超越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对立的新的哲学概念。在诸多后现代性学术著作中，以对话主义为核心的互文性理论被描述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同义语。在这种语境中，金先生将“全球化”作为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后的第三个社会理论或者哲学的概念可谓顺理成章；但金先生的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却别具一格，他认为，如果将“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单向的过程，“后现代性”作为其“反过程”，那么这一正一反或其运动，也就是“全球化”的基本含义了，在此意义上，“全球对话主义”可视为对“全球化”哲学的进一步展开和表述。诸如此类的论述，看似是将千差万别的因素以“主义之手”举重若轻地整合一体，而深隐其内的逻辑链条实则环环相扣，严密无间，使以“不类为类”的对话主义潜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由此不难想见，全球对话主义具有多么广博的学术运思空间和理论创新前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文学年鉴》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