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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棠是我国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他13岁时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1952年高中一年级时,发表了小说《青枝绿叶》,引起广泛关注,作品不仅被臧克家主编的《新华月报》文艺版转载,得到著名作家、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的赏识,被编入1953年高中二年级语文教科书。刘绍棠也因此被人们誉为“神童”。之后,刘绍棠成了团中央的重点培养对象。从此,他便与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有了密切联系。胡耀邦甚至亲自为刘绍棠设计长期创作发展规划。这一规划后来虽因许多客观因素未能实现,但刘绍棠在人生多个重要关头,都得到了胡耀邦的指导和帮助,两人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胡耀邦帮助制订“五年计划”
刘绍棠受到胡耀邦的关注和培养,是在他文学创作的初始阶段。1951年,刚满15岁的刘绍棠写出了小说《红花》。稿件寄到《中国青年报》后,受到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著名作家柳青的高度赞赏。经与总编陈绪宗商定,这篇小说被特别安排在1952年元旦刊出,还破格以整版篇幅一次刊发,并加以编者按语大力推荐:“这篇稿子的作者,是一个16岁的青年团员,虽然是一篇习作,但写得相当动人。希望作者继续努力,写出更好的作品来。”这篇小说的发表,使刘绍棠引起了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注意,并由此引起胡耀邦的注意。
《中国青年报》是团中央的机关报。在这一时期,刘绍棠的重点作品,多交该报发表。为此,《中国青年报》还特别聘请了当时已颇有创作成绩的作家康濯对刘绍棠予以指点。刘绍棠早期代表作《青枝绿叶》,就是由康濯对初稿进行指导后完成的。此外,团中央还请沙汀、周立波、严文井等前辈作家为刘绍棠看稿,还举行讲习会,让刘绍棠与更多作家及青年作者见面,使他在创作初期便走在一条良好而健康的发展道路上。
在胡耀邦的关注下,1952年,团中央安排刘绍棠到河北深县农村体验生活。8月到9月中旬,刘绍棠先后在段家佐村和贾各庄村住了一个月。贾各庄的房东贾大伯,爱惜一头大青骡子,天下雨时,他会把衣裳脱下罩在骡子身上。这情景使刘绍棠印象深刻,回学校后,他便以此素材一口气写出了他的另一短篇小说代表作《大青骡子》。
后来,《红花》、《青枝绿叶》、《大青骡子》、《摆渡》这几篇在团中央直接关心下产生的作品,被编入了刘绍棠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这部以《青枝绿叶》命名的集子,于1953年6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当时刘绍棠才17岁,出版小说集的同年,刘绍棠还入了党,真可谓少年得意。
在刘绍棠创作这几篇小说的日子里,胡耀邦曾多次与他谈话。谈话内容包括创作、做人和为文……刘绍棠也视胡耀邦为可尊敬、可信赖的师长。在拿到《青枝绿叶》样书后,刘绍棠将第一本样书交给自己所在党支部作为献礼,第二本便呈赠给一直关心自己的胡耀邦。这本小说集,胡耀邦也很喜欢。他从头到尾看过一遍,并对其中《摆渡》一篇颇为欣赏。他还十分诚恳地指出其不足:“为了体现党的领导,便写了个党支部书记讲一些大道理,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败笔。”
刘绍棠入党后,胡耀邦把他找来,交谈了许久,并为他的创作发展设计了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留存了下来,即:第一年到团区委工作,地点在东北地区;第二、三年到团县委工作(因为这一步较重要,故须多一年),地点一是西北地区,一是西南地区;第四、五年到团省委工作,一年在中南地区,一年在华东地区;最后,再返回团中央从事专业创作。因刘绍棠是京郊人,对华北一带生活比较熟悉,这个计划便没有安排华北地区。
胡耀邦的这个“五年计划”,对一个长线作家来说,可以说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在全国不同区域任职,一方面可以对全国整个情况有较深入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开阔眼界和胸怀。有意思的是,这个“五年计划”里,没有给上大学留下时间。据刘绍棠后来回忆:“他(胡耀邦)不赞成我上大学……”这种安排,具体到刘绍棠,应当说是可行的。上大学对于一个已有相当根基、又正处在创作旺盛期的作家来说,并非十分合适。这一点从后来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不久又主动从北京大学退学的经历来看,的确是值得人们体味的。
胡耀邦协调从北京大学退学
刘绍棠在创作道路上能够取得巨大成就,和他能够舍弃一些在别人看来应当珍视的机会有关。而他的这些舍弃,许多都得到胡耀邦的直接建议和帮助。
刘绍棠在读高中阶段,有过一次极难得的留学苏联的机会。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为了加快发展,快出人才,向对华友好的苏联派出了许多留学生。当时全国大学生还很少,因而在挑选留学生时,也放宽到高中生中的优秀分子。
刘绍棠当时已经入了党,政治可靠,又出版了一部小说集,因此,他当时所在的北京通州潞河中学便推荐他留苏。
但是,当时国家为加快经济发展,培养的人才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刘绍棠此时得到的名额,是到苏联列宁格勒学习化工专业。这让他很伤脑筋。因为刘绍棠当时的学习成绩整体虽然很好,可由于开始创作,自然较为偏于文科。初中、高中开设的化学课,他的成绩并不理想。当时按优、良、中、差、劣五级计分,初中时他还能得到“良”,到了高中,却只能得个“中”。况且此时他文学创作势头正盛,倘如一下子去苏联专门学化工,那可能会学习、创作两头不讨好。因此,出国留学这样的好事,别人求之不得,刘绍棠却主动要求放弃。对此,学校和有关部门都不同意,刘绍棠急得没办法,便想起胡耀邦。他赶紧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去请胡耀邦帮助。不久,胡耀邦通过团中央绘通州学校及有关部门去函,明确表示准备将刘绍棠培养为专业作家,这才免了刘绍棠的“留学”之“怕”。
胡耀邦为刘绍棠设计的“五年计划”,后来并没有较好地实施下去。就在刘绍棠高中毕业的1954年,国家为了加快发展,最大限度地招收大学生。当年高中毕业生只有5万多,国家的招生计划却是11万。党中央下达文件规定,所有应届高中毕业生必须报考大学,任何方面不能截留。刘绍棠只能暂时放弃“五年计划”,先行报考大学。
1954年,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而他的同学女友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这时的刘绍棠,虽然年纪不大,却颇有名气。大约是怕他把持不住自己,给以后的道路招惹麻烦,胡耀邦便找刘绍棠谈话,让他赶紧结婚。这虽然与当时学习苏联、人们早婚早育的背景有关,但也可以看出胡耀邦对刘绍棠无微不至的关心。
进入北京大学之后,刘绍棠按部就班地学习“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史”、“文艺学”等课程。教授这些课的都是这方面的权威学者,如楚辞研究专家游国恩、语言学家魏建功、文艺理论家杨晦等。刘绍棠一方面学习,一方面也不忘创作。北京大学图书馆环境很好,十分安静,刘绍棠便常常到这里写作,图书馆成了他的创作室。后来被认为是刘绍棠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的《运河的桨声》,就是在那里完成的。
这样的一心二用,使刘绍棠的创作不能十分舒心尽意。加之中文系所开课程,多是对旧有知识的梳理和对文艺理论的探究,这些,对一个创作者而言,有时并不能有直接的助益,而且还须为此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有些课程渐渐成了刘绍棠的负担,可又难于摆脱。于是,他想到了退学。
退学,在当年谈何容易!本来招生时就有中央下发文件,而且他所在的又是中国一流的北京大学。刘绍棠深知此事有很大困难,只好再次向胡耀邦求助,希望能将自己调出来,先到团中央过渡一下,以后再按原先制定的“五年计划”逐步实行。
刘绍棠的退学请求,在北京大学引起很大反响。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杨晦坚决不同意,两次把刘绍棠叫到家里进行劝说,还发了脾气。这事后来闹到高教部。当时的高教部长是马叙伦,副部长是周建人和刘子载。他们刚开始也都不同意,最后由于胡耀邦从中协调,花了很大力气,才得到刘子载副部长的签字,允许刘绍棠离开北京大学,转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后改名讲习所)学习3年。北京大学爱惜好学生的传统使他们对刘绍棠做了特殊处理:在教务处开出的退学证明书上,写上了保留他回北京大学复学的权利的字样,据说这是没有先例的。
胡耀邦批评:“你……就是骄傲”
从北京大学退学后,刘绍棠只到文学讲习所呆了很短时间。不久,主持讲习所的作家丁玲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讲习所”便停止了正规化办学。1955年10月,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高潮。团中央响应号召,组织干部奔赴全国各省,帮助工作。为了让刘绍棠能有到农村体验生活的机会,胡耀邦就安排他担任中南分团湖南工作组组长。
在湖南工作时,刘绍棠仍抽空写小说。中篇小说《夏天》的几个章节,就是在这里写出来的。另一部最后未能出版、但令刘绍棠念念不忘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也是根据当时参加农业合作化过程得来的素材创作完成的。
1956年3月,经康濯和秦兆阳两位作家介绍,刘绍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会员。由于仰慕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刘绍棠希望像肖洛霍夫那样专写自己的家乡,用自己的作品,描绘出家乡京东北运河农村20世纪的风貌,留下家乡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为此,在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之后,刘绍棠马上坚决要求从事专业创作。经胡耀邦及团中央批准,他从1956年4月起开始专事创作,不拿工资,全靠稿酬生活。
刘绍棠坚决要求从事专业创作,并不是没有经过认真考虑的。当时的稿酬较高,刘绍棠的几本书又颇为畅销,因而已有了相对可观的收入。当时他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也已准备出版,稿酬算下来可以有35000元。这笔钱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按刘绍棠的打算,拿出其中的5000元,在自己出生之地,盖一座四合院,过萧洛霍夫式的田园生活。再用10年时间,拿出多卷本的长篇小说。在这10年里,即使不发表和出版作品,仅靠这笔钱的利息,也可以衣食无虞。
但是事情总不如料想得那样顺当。刘绍棠从事专业创作后,回乡挂了一个乡党委副书记之职,以便体验生活。可是这个时期,文艺界显露出许多问题。当时刘绍棠创作势头正顺风扬帆,不免有些年轻气盛。1956年春天,在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带头发言,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这在今天看来很平常,可当时大会的一位负责人将此事告到了团中央。团中央的一位书记要处分刘绍棠,可胡耀邦不同意。这事闹得很大,胡耀邦便把刘绍棠找去谈话。他在肯定了刘绍棠一些观点还不错的同时,又批评他不应当在大会上折腾;还说这是延安时期“轻骑队”的作风;同时批评刘绍棠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领导。
刘绍棠当时刚刚20岁,颇有些气盛。他认为胡耀邦听到的一些情况反映,与事实有出入,便与他当面争执起来。胡耀邦见刘绍棠这么不接受批评,也发起火来,这次谈话最后不欢而散。但在临走时,胡耀邦仍严厉地告诉刘绍棠:“今后你少参加那些活动,一年要读1000万字的书,向我汇报。”
可是,刘绍棠没有听进胡耀邦的劝告,1957年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5周年时,又发表了一些过激的言论,受到了当时文艺界的一些领导的严厉批判。“反右”斗争开始后,年仅21岁的刘绍棠,便成了“代表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反党典型”,被戴上了三类右派分子帽子。
刘绍棠被判为“右派”之后,他正旺盛的创作势头被阻扼;就连他已经写成的50万字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也因而终于灰飞烟灭。这的确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就在这样的非常时候,胡耀邦又找来刘绍棠,对他的作为予以了教正;对他的未来,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
刘绍棠后来回忆,到了机关一个小会客室后,胡耀邦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和他紧紧握手,神情慈爱而又忧虑;接着突如其来地问道:“刘绍棠,有没有自杀呀?”
刘绍棠一愣,很快并断然一摇头:“没有!”
胡耀邦追问:“有没有想过自杀呀!”
“没有!”刘绍棠仍然摇头。
到了晚年,刘绍棠才在一部书的题记里这样写道:“当时主持‘反右’斗争的一位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将‘右派分子’杀一批、关一大批。我自知难逃监狱、刑场这一关,曾经准备自杀,不愿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1958年3月受到处理,胡耀邦问我可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我没有说实话。这是因为,已经传达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于‘右派分子’一个不杀,基本不抓。那个时候,共产党员不管是何原因,自杀就是叛党。我虽已被开除党籍,但在胡耀邦面前仍然自以为是共产党员,也就以曾有自杀的念头为羞耻。”
胡耀邦听到刘绍棠的表白之后,打了个手势,叫他坐到自己身边,把茶几上的香烟推给他。
接下来,胡耀邦脸沉下来:“刘绍棠,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
刘绍棠低下头,把人们批判他的一些话,拉出来作为回答:“我……一本书主义……堕入个人主义的万恶之渊……大反社会主义……”
胡耀邦一挥手打断他的话:“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
刘绍棠一听,不禁愕然,“骄傲”?“大反社会主义”这样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胡耀邦这里成了个人性格的毛病,他直瞪着眼睛张大了嘴。
胡耀邦点了一支烟,态度平和了一些说:“你连我也看不起……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
胡耀邦说的“连我也看不起”,是指刘绍棠1956年闹全国青年创作会议的事。胡耀邦当时批评他,他不服气并出言顶撞,闹得不欢而散的那次。
但在口头上,刘绍棠并不承认:“我没有……没有!”
胡耀邦神情很难过,长叹了一口气说:“去年春天大鸣大放,你如果跟我谈一谈,不会犯这个错误的。可是,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我的话不像某些人那么悦耳动听啊!”
长久以来,胡耀邦一直关心刘绍棠的成长。1952年冬季,16岁的刘绍棠创作才华刚刚显露,胡耀邦就亲自找他谈话。并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约定,要刘绍棠每年找他谈两三次话。可刘绍棠年龄小,又忙着创作,加上对谈话之类没多大兴趣,所以几年中一次也没主动找过胡耀邦,每次都是胡耀邦约他才去。这就是胡耀邦所说的“不请不来”。
“请也不来”,是指1956年冬季的一个座谈会上,谈到一位老作家的一部作品时,刘绍棠与当时文艺界的一位领导发生争执。事后不久,胡耀邦便找刘绍棠谈话。刘绍棠知道要挨“尅”,便找借口,编了个瞎话,就是不去。所以此时胡耀邦说他:请也不来。
这次胡耀邦与刘绍棠的谈话大大超过了约定时间,致使工作人员几次开门示意,胡耀邦只得结束这次谈话。临别时,胡耀邦爽朗地说:“刘绍棠,你还有什么委屈,什么要求,给你3分钟时间,赶快说吧!”
“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能不能……改为留党察看两年?”此时刘绍棠已被开除党籍,说这话时已经泣不成声。
胡耀邦站了起来,严正地说:“毛主席说了,对于党内右派是挥泪斩马谡,不能含糊。我把毛主席送给党内右派的几句话转送给你:‘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此为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你知道这几句话的出处吗?”
刘绍棠回答:“屈原的《离骚》。”
“会讲吗?”胡耀邦追问。刘绍棠没有吭声。
胡耀邦解释说:“为什么过去的香花,现在变成了臭蒿子,哪里有别的原因啊,不好好进行思想改造的缘故哟!我的车赶紧原路而回吧,趁着误入歧途还不远。”
刘绍棠知道了胡耀邦的意思,赶紧点头。走到会客室门口,胡耀邦紧紧握了一下刘绍棠的手,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最后这句话,刘绍棠记了20年。1978年,胡耀邦主管全国的冤案平反工作。刘绍棠给他写信,他回信叫刘绍棠去谈话。一见面便说: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刘绍棠说起20年前的这句预言,胡耀邦仰起头想了想,说:“我这个人爱说话,到处说话,说过就忘了。我跟你谈过什么,早不记得了。不过,这句话肯定是我说的,只有我这个人那时才说这样的话。”
友谊及情感的延续
刘绍棠被开除党籍后,回家乡劳动。在乡亲们的爱护下,有了更多、更丰富的人生体验。1962年春天,他被正式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不久又发表了他在60年代唯一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胡耀邦知道消息后,把他找到自己家里,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刘绍棠此时想找一份工作,便说想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写作。胡耀邦马上拿起电话,打给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请他予以帮助。经询问后得知,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院长曾是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是胡耀邦的老部下,对胡耀邦是有求必应。刘绍棠便说定了到该学院教书。
可事不凑巧,刘绍棠的户口迟迟转不到北京,而国家的局势却发生了变化。为了渡过经济困难时期,当时无论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团体……都在裁汰冗员,包括北京师范学院,也有很多人被裁下放支农。等到刘绍棠户口转到北京,不仅该学院院长调出,胡耀邦也到陕西省委当书记去了。几种因素凑在一起,刘绍棠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仍只能填上“无业”。好在当时管理并不严格,他还可以靠稿费维护生活。
当时,刘绍棠住在北京自己买的一所房子里,日子还算安宁。但1966年6月以后,北京及全国开始掀起“文化大革命”狂潮。刘绍棠此时不敢出门,他的家人告诉说,团中央楼台示众,胡耀邦被挂上大牌子,拧住胳臂,掐住脖子,抓住头发,被恣意凌辱……连一个长期革命、忠诚党的事业的领导,都被如此对待,刘绍棠一个“摘帽右派”,日子还能好过?这时,又是家乡的亲人接纳了他。在家乡,他避开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血雨腥风,逃脱了无休止的运动颠簸。在乡亲们的爱护下,还写出了3部长篇小说。用刘绍棠后来的话:“是民意使我得以幸免于难——人民是我的救命恩人,人民是我的重生父母。”
粉碎“四人帮”之后,刘绍棠在文学创作上恢复最快。在大部分作家才刚刚开始尝试“伤痕文学”时,他便以一篇《蒲柳人家》,用淳厚的乡土风情和鲜活的文字,接通了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脉络,给读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1977年,胡耀邦重新恢复工作,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这显然是个巨大的信号。急切的刘绍棠便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一方面汇报自己这20年来的生活和写作情况,一方面对国家发生的变化感到欢欣鼓舞。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不到两周时间,胡耀邦就给他回信了。信一开头,就充分肯定了刘绍棠这些年来的表现:
“我完全不了解你这近二十年来的情况了。从来信看,你一直没有向‘四人帮’讨乞求荣,一直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并且坚忍不拔,写了几部长篇小说,这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对于刘绍棠询问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组织上将抱什么态度,胡耀邦先试着给予回答:
“我不清楚你写得怎么样,无非是三个情况:一是毒草,二是一般的东西,三是很好的香花。第一条我估计是不会的。但第二和第三都有可能。怎么鉴别是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呢?这不能靠组织扶持、介绍,而是靠广大读者去鉴定。”
“多少年来,不只是‘四人帮’,‘四人帮’以前的错误路线也是采取人为的(少数人)褒贬法,把毒草当香花,把香花当毒草,不都是破了产吗?因此,你自己的东西,千万不要请求什么名人吹捧、介绍,而是要请普通读者、青年评定。如果评不上,就再加工,如果加工无望,索性重来。如果你决心要为后代留下一份或几份革命的精神食粮,你就要决心奋斗下去,直到人们公认你是真正创作了这种有时代意义的精神食粮才算数。否则,都是靠不住的。”
1978年中秋节前夕,一辆黑色小轿车来到了刘绍棠生活的儒林村,这是胡耀邦派他的秘书来接刘绍棠前去做客。在西颐宾馆附近的科技会堂,刘绍棠见到了等候多时的胡耀邦。刘绍棠只招呼一句:“耀邦同志,您好!”便忍不住流下了汇聚20多年未流出的滚滚热泪。
这次久别重逢,两人相互有许多的话说。胡耀邦首先告诉刘绍棠:中央在考虑为1957年反右中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平反,希望刘绍棠将自己的有关情况写个材料报告上去。胡耀邦还回忆起刘绍棠第一本小说集《青枝绿叶》,连其中的几个篇目都还记得。他们接续了20年前的那次谈话,胡耀邦仍认为刘绍棠的问题不过是骄傲,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解决他的问题。在胡耀邦的指示下,共青团中央于1979年1月,彻底改正了1957年将刘绍棠划为右派的政治结论。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刘绍棠的小说创作进入了爆发期。全国多家报刊杂志不断出现他的中篇乃至长篇小说,他要把耽误了20年的岁月全补回来。由于他的创作实绩,有关部门想调这位当时的“自由”作家,去从事文化行政工作。理由是,年龄适当(当时48岁);党龄31年,在同辈人中算是很长的;大学学历;这几条颇符合当时“革命化,专业化,年轻化”标准。
可创作势头正旺的刘绍棠,更愿意在艺术领域有所作为,所以再三向有关部门婉谢。但在进行民意测验时,他的票数又居于前列,因此组织上打算把他安排到文艺团体担任领导工作。
创作和工作出现矛盾,刘绍棠又一次想到胡耀邦。他虽然知道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工作很忙,但事急顾不了许多,刘绍棠依然发出信函求助。
在给胡耀邦的信中,刘绍棠进行了数千字的自我解剖:认为自己容易感情用事,热烈狂放;还不大会搞平衡,协调折中;缺乏组织才干和行政管理能力;还运用文学的夸张手法,如果当官,必然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甚至误国害己,绝没有好下场。
为了完全打消组织部门可能的安排,刘绍棠还在信中向胡耀邦保证,要从1984年(48岁)到1996年(60岁),用12年的时间,一口气连续写出12部长篇小说。从这方面看,从政不如从文。胡耀邦是一个很通文化、知道如何让一个人发挥才干的领导。他应允了刘绍棠的请求。
自此以后,刘绍棠便以全部精力,井喷一般地进行创作。尽管在当年的11月,他突发重病,险些猝死。但在病后的两年多时间,他在遵照医嘱、尽量减少社会活动的情况下,仍然写成了《豆棚瓜架雨如丝》、《这个年月》、《十步香草》、《柳敬亭说书》等4部长篇小说。1988年8月,刘绍棠因过于劳累,患中风,导致偏瘫。但他以病残之躯,仍奋力创作。在1995年,即距向胡耀邦保证的1996年提前一年,他已经完成了12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刘绍棠与胡耀邦之间,真正有着不解之缘。在刘绍棠成长的关键时段,总能获得胡耀邦的支持和援手。从1952年,刘绍棠16岁时与胡耀邦第一次谈话起,一直到胡耀邦的逝世,用胡耀邦夫人李昭对刘绍棠一个子女的话说“耀邦与绍棠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