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40次易稿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终于再次摆在公众面前,接受全社会的修改建议。其中,义务教育的均衡化问题最引人关注。
　　一位教育专家曾经向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几年前,巴西一位副总统来中国访问,参观了著名的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印入眼帘的是一流的教学设施、活跃的课堂氛围、教师、学生良好的风貌。巴西副总统深为中国对基础教育的重视而震惊,回国后在国会慷慨陈词,呼吁要向中国学习,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这个故事传回中国后,让教育专家们哭笑不得。实际上,巴西基础教育的现实情况并不比中国差:在巴西,联邦财政预算中18%用于教育,州财政25%用于教育。农民子弟进城后,办个转学的手续马上就可以进入城市的公立学校。
　　根据2007年的数字,北京一个小学生,平均每年要花的公用经费是2950元,上海是2800元,而贵州是198元,相差15倍之多。这不太像一个国家内的差距,而像是美国和非洲的差距。农村和城市、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基础教育的不均衡是最大的不均衡。如果我们理解教育的均衡化,是让贵州的乡村小学和北京的史家胡同小学在设施水平和教学质量上取平,这显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且,我们也不能证明这样平均化的好处有多大。
　　相对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对于家长们来说感受最深刻的是一个城市中校际之间的不均衡。由于按照《义务教育法》,不允许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所以,为了维护表面上的公平,现在各地的普遍做法是按照户籍所在地划分片区,然后再随机排位。然而与此同时,各片区内的学校相差巨大,不少家长都要托关系、交择校费争取上更好的学校。这样造成的巨大灰色地带,必然形成拼关系、拼财力的竞赛,也制造出大量的腐败现象。
　　教育均衡化的真正本质是什么?著名教育专家、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认为,均衡首先是政府的行为均衡,在各个学校的资源配置上,包括经费、教师队伍、设备设施等,政府的行为应该是均衡的。更重要的是学生选择机会的公平,而不是人为地把所有学校办成平均化。当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们有权利选择学校的时候,教育的均衡化才会有真正的动力。一方面政府必须为缩小校际之间的差别积极努力;另一方面普通学校更有动力提高教学质量,争取更多的学生,得到更多的教育经费。
　　在保证各中小学达到基本的教育标准后,个别公办名校可以变成收费制学校,所收费用拿来补贴其他学校的公共教育经费,同时在客观上可以促进民办高水平学校的发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义务教育的不均衡、不公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