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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玛丽亚？埃奇沃思是与奥斯汀同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女性小说家。她生于英格兰，长于爱尔兰，她的小说多数涉及爱尔兰和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贝琳达》是埃奇沃思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几位女性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本文通过对主要女性人物生活的分析，阐述新式父权制家庭生活的秩序。
关键词：《贝琳达》 新式父权制 传统父权制家庭秩序
不同于《拉克伦特堡》——埃奇沃思最受欢迎的作品，《贝琳达》从来都不曾受到作者自己的喜爱。这部小说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的同名主人公。正如作者自己也曾经说道：“我真的受不了如石头般坚硬的贝琳达，她那冷漠的温顺让我多想将纸张撕成碎片；而我真的也没有心情和耐心去纠正她。”值得一提的是，埃奇沃思自己也承认，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将贝琳达从她那可恨的、无生气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换句话说，贝琳达似乎因为她的冷温顺而受到谴责，因为这与小说的教导目的相违背。小说本来的目的是要求贝琳达成为毫无瑕疵的、完美的榜样式人物。由于贝琳达很少进行自我审查或自我探索，她的自满则毁掉了这一切，成为小说本身的瑕疵之一。然而，抛开这一瑕疵，贝琳达在小说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贝琳达》这部小说并不是围绕贝琳达这个人物而展开的。换句话说，小说是借助贝琳达的眼睛去目睹新式父权制家庭秩序的一切，借助贝琳达的伦理判断和理性意识的成长，去帮助德拉库尔一家确立了这种家庭秩序。
作者打算让贝琳达从优雅却放纵自我的德拉库尔夫人那儿学习重要的道德课程，同时也是为了进入社交圈。然而，贝琳达坚持的道德标准高于德拉库尔夫人，她对于周身的社交生活的魅力有着极强的免疫力，她渐渐成长为一名具有自己理性判断能力的女性。由此不难看出，并不是德拉库尔夫人教会了贝琳达很多道德理念，而是德拉库尔夫人自己从贝琳达身上受益颇丰。在小说的结束部分，贝琳达的角色逐渐贴近作者自己的立场：在故事的结尾，贝琳达和作者都极力去塑造全新的德拉库尔夫人，让其重回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上来。
这部家庭小说的主题是实践一种特别的家庭生活秩序，这种秩序鲜明地体现出了一种新式的父权制文化。在18世纪，传统的父权制文化所强调的男性特权以及等级制度逐渐让位于呼吁理性、两性之间合作以及非强制性权威的新式父权制文化。从另一角度上讲，新式的父权制不再依据对于惩罚和伤害的恐惧而运行，而是顺应更为强烈的心理力量——愧疚和责任。在小说的主要人物当中，德拉库尔夫人这一角色充分展现了作者这一意图。对于德拉库尔夫人的叙述，埃奇沃思不仅将读者的注意力带到家庭满足感的画面上，而且详细地解释妇女们不断去调整自身，去契合一种特别的意识形态的观点。这种意识形态的成熟来自于一种新式父权制家庭秩序的建立。德拉庫尔夫人的故事记录下女性精神的内化过程，并且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女性愧疚感和责任感，这两种感受也是女性精神内化的关键所在，更是新式父权制文化下的重要特点。在小说的叙述当中，作者坚定地呼吁一种非常自然的家庭布局。在其中，要获得最大的满足感，即要实现母亲和孩子的亲密关系。
一、传统父权制家庭中的女性代表——弗吉尼亚·海蕾
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占有权利。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或财产，始终生活在强权统治下。”“父权制和男性的统治地位已经使所有的生活‘殖民化’。” 在小说中，弗吉尼亚是个典型的传统父权制家庭中的女性形象，完全被男性所掌控。在遇见克莱伦斯之前，弗吉尼亚一直被其监护人——祖母所管教，后者将她与外界隔绝，具体说是与男性隔绝，为了避免被男性欺骗和诱拐。然而，美丽又简单的弗吉尼亚还是引起了克莱伦斯的注意，他认为美丽却不谙世事的弗吉尼亚是理想妻子所具备的特性，能够最大程度上满足他作为丈夫对于妻子的控制欲望。随着祖母的去世，毫无反抗意识的弗吉尼亚最终还是沦落到克莱伦斯的掌控之下。这种占有关系鲜明地体现在克莱伦斯对弗吉尼亚重新命名这一事件上。他厌恶“蕾切尔”这个名字，用浪漫小说中的女主角的名字重新给她命名。可以看出，在大事小情上，克莱伦斯实现着自己对弗吉尼亚的控制。
克莱伦斯对弗吉尼亚的压迫性管教让她痛苦不堪，却又不敢在现实生活中进行反抗。因为，这违背了当时的社会道德和伦理，她只敢在梦中让自己的虚拟情人将克莱伦斯杀死，表达她想要摆脱掉克莱伦斯束缚的渴望。但这也只是一种渴望，一种作为独立个体的觉悟和苏醒，她绝对没有勇气当面指责克莱伦斯的不是，要求实现家庭中男女合作的关系。
二、新式父权制家庭中的女性代表——珀斯维尔夫人
《贝琳达》阐述了一种特别的家庭生活的构建。在小说中，珀斯维尔一家是一种新式父权制家庭的理想代表。因此，也使得埃奇沃思能够建立一种女性典范，用于衡量其他所有类型的女性行为。
这种家庭典范首先从珀斯维尔的孩子们可以看出：阳光的，有浓厚好奇心的孩子，他们似乎从不会有坏脾气，从不会任性而为。就餐时的家庭场景最能反映出孩子们所受到的待遇：孩子们不是被看成奴隶或玩物，而是被作为有理性的个体所对待的。在丈夫的指示下，珀斯维尔夫人监督和管理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在小说中，贝琳达同样也注意到，珀斯维尔夫妇的孩子们直接受益于母亲的全心关注和父母间的合作精神。贝琳达深深折服于珀斯维尔夫人极富魅力的母性气质，认为“她善解人意，是丈夫最好的伴侣”；“她的同情心和善解人意以及每日对孩子们的教育使得她的丈夫感到幸福无比”。家庭的和谐取决于珀斯维尔夫人的关键性作用。在她作为妻子的角色上，她成功地将丈夫的注意力转到家庭生活上。丈夫乐意为妻子和孩子们付出，他感受到了完全的自我满足感，不像德拉库尔勋爵，后者完全感受不到家庭的幸福。
“珀斯维尔对文学了解甚多，品味高雅，但是又不会故意去炫耀、卖弄学问，这些都使得她成为珀斯维尔先生对妻子的理想选择。”
作者明确地称赞珀斯维尔夫人有能力守住丈夫。另一方面，作者也含蓄地表明珀斯维尔夫人的行为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家庭生活方式，或者叫做特殊的家庭秩序：珀斯维尔先生作为家庭的既慷慨又坚定的领导者，有奉献精神的珀斯维尔夫人则臣服于丈夫的智慧，夫妻二人和睦相处，孩子们幸福地生活在父母全心的关爱下。小说的目的之一就是展现这种家庭秩序的自然性。通过贝琳达逐渐朝着这一模式的发展，小说也明确地表明对这种家庭生活的赞许。 当德拉库尔夫人的行径让周围所有的人都对她失望，谴责她已经无药可救的时候，珀斯维尔夫人仍然充满同情地认为“德拉库尔夫人并不总是像现在看起来这么冷漠放荡”；“她会回归她的本性”。珀斯维尔夫人认为，良好的家庭生活能够拯救德拉库尔夫人，让她从中找到更高层次的愉悦和幸福感。
三、新式父权制家庭的形成
伯斯维尔夫人的角色突出的特点就是，她从没有历经内心的冲突和矛盾。而与之不同的德拉库尔夫人这一人物却是历经重重磨难，最终找到心灵平和的角色。德拉库尔夫人在家里和外面简直是判若两人，在外面，她活力四射、精力充沛、幽默风趣；在家里却毫无生气、懒散无力、抑郁低沉；她看起来像是被宠坏的演员刚从舞台上下来，被掌声刺激过度，因全身心投入到小说中的人物而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她在人前带着一张浓妆和欢笑的“面具”，展现的是一个活跃的、成功的社交家，在人群的围绕中光芒四射；然而，在 “面具”下她却是一个对自己深深不满和失望、烦恼重重的女人，并且疲于应对社交名利场的虚伪和假情假意。在公众眼中，德拉库尔夫人表现得极不自然，甚至是虚假的。这从作者使用“actress（女演员）”“fictitious（虚构的、小说式的）”以及 “character（角色）”可以看出。因为她内心深处并不想过这种生活，也同样渴望成为一位合格的母亲和妻子，或许这才是女性这个物种天生的自然属性。贝琳达见证了德拉库尔夫人虚假的光鲜外表和真实的内心空虚。德拉库尔夫人后来将贝琳达视为知己，向她吐露内心的秘密，告诉她自己那不幸的婚姻以及为了填补婚姻的空虚而过度追求放纵的社交生活。她有着一段婚外恋，然而却以情人在与其丈夫的决斗中死去为终结。对于妻子这一角色，她没有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和丈夫的婚姻名存实亡。对于母亲这一角色，她也是失败的。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出生时便是死胎。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她为了迎合社会风尚，坚持母乳喂养。“当时流行趋势是好母亲需要自己亲自用母乳喂养孩子。”可是孩子出生不到三个月，却因病夭折。她将两个孩子的相继死去归于自己的原因。“如果我将孩子送给保姆去照顾，我定会被视为一个坏母亲，但是我至少可以挽救他的生命。”
德拉库尔夫人让所谓的流行趋势主导自己的理性判断，最终导致她整日活在深深的自责当中。而在失去孩子后，德拉库尔夫人拒绝在公众场合中表露自己的悲伤，导致她丈夫的母亲对她怀恨在心，认为德拉库尔夫人是个极其糟糕的母亲，甚至比毫无母性精神的无情的美狄亚（希腊神话中因为丈夫移情别恋而杀死自己两个儿子的女人）还要糟糕。正由于德拉库尔夫人认为是自己喂养孩子而导致的悲剧，在第三个孩子海林娜出生后，她立即將孩子送到奶娘那里，怕亲密的接触会给孩子带来灾难。德拉库尔夫人陷入深深的绝望中，她想迎合当时的风尚去做一个好妈妈，但是屡屡失败。小说一开始，读者会认为德拉库尔夫人最终是要死于乳腺癌，这也恰好象征着她作为一位母亲和妻子的失败，为这种失败画上悲剧的句点。但是在小说后半部分，埃奇沃思通过灵巧的文字，挽救了她的性命，将癌症变成德拉库尔夫人自己臆想而来的错觉，其实只不过是淤青而已。德拉库尔夫人最终满足小说的道德伦理目的，即女性最大的幸福其实来源于遵循女性的自然属性，回归新式父权制的家庭中。
德拉库尔夫人出入熙攘拥挤的名利场，不断去迎合时下的风尚，却没有一个真心朋友，家庭的不幸也让德拉库尔夫人愤怒和无助。与此同时，有一位女性的身影进入她的生活，这位女性即哈里耶特？弗瑞克——反常女性行为的代表（或者说是激进女权主义的代表）。空虚和无助让德拉克尔夫人迫切需要弗瑞克进入她的生活圈，“你看，我在家是一无所有，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能让我陪伴。我认为正是这种‘让人疼痛的空虚感’让我在千辛万苦寻找知己的路上遇见了弗瑞克夫人，我非常喜欢她。”
弗瑞克的离经叛道体现在她男性化的行为上，这也是18世纪小说中常见的现象。在埃奇沃思笔下，弗瑞克被刻画成没有教养、粗俗不堪的形象。在Marilyn Butler看来，“作者因为怜悯和同情德拉库尔夫人，而将她身上本应有的极其令人不悦的特点转嫁到一个新的人物角色上，即弗瑞克夫人。她粗俗且充满讽刺意味的行为突显出了一个“颠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妇女们蔑视男性特权，要求和男性平等的地位，她们热衷所有男性活动，比如赌博和打猎。弗瑞克尤其喜欢着男装，她的行为举止和衣着打扮的男性化使得她在小说中经常被误解为男性。可以看出，弗瑞克是极端化的女权主义者，在任何事物上都要追求狭隘的极端平等，忽略了男女两性不同的自然属性。
甚至在弗瑞克的唆使下，德拉库尔夫人也换上了男性服装，佩带着武器。这次“换装”行为也突显出两人对父权社会中卑微低下的女性地位嗤之以鼻，背离了社会所公允的适当的女性行为，从而也导致了德拉库尔夫人的不幸。德拉库尔夫人在这一场女性决斗中胸部受到了重创。这次受伤最终演变成她深深的愧疚自责、焦虑不安的源头，时刻提醒着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失败。她自己深信她患上了不可治愈的乳腺癌。由于家人的疏远，以及过于在乎外来人的眼光，导致她内心极度脆弱和缺乏理性，除了对自己的贴身仆人和一位庸医之外，她不愿意向他人吐露心声。她将自己囚困在内心搭建的牢笼中。甚至当自己的女儿前来拜访，尝试拥抱母亲的时候，因为触碰到胸部导致疼痛，她连声尖叫，一把推开困惑的女儿。
幸运的是，贝琳达不忍抛弃朋友，毅然决定帮助德拉库尔夫人进行改造。在贝琳达的坚持下，德拉库尔夫人被说服寻求一位专业医生的治疗。医生的诊断确定胸部的疾病只不过是瘀伤而已，完全可以治愈，绝非她臆想的癌症。随着胸部疾病的治愈，德拉库尔夫人和丈夫言归于好，向其吐露自己受伤的胸部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灵不安。后者了解到妻子脆弱的一面之后，也逐渐改变自己，回归到家庭，回归到父亲和丈夫的角色上来。最终，女儿也被接回家中，德拉库尔一家终于团聚。德拉库尔夫人作为一名母亲终于能够毫无顾忌地拥抱自己的女儿，感受身为人母的那一份喜悦和幸福。胸部疾病的治愈象征着德拉库尔夫人理性意志得以回归，也象征着对母亲角色的接纳。由此也可以看出，女性的角色在家庭中是起核心作用的，丈夫和孩子的幸福快乐都取决于母亲身心的健康和正确的定位。 埃奇沃思提供了一种新式的父权制作为消除德拉库尔夫人愧疚执念的方式。而这种新式的父权制的核心是一种特殊的家庭秩序的建立。William Buchan这么叙述过母亲的力量，“我越多地思考一位母亲的处境，我越震撼于她的力量以及她尽心尽力提供照顾的那无法估量的价值。”Buchan的意图在于，说明只有那些真正愿意履行她们母亲角色、回归女性自然属性的女人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身心健康。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作者透露出的一种新式的父权制家庭生活是怎样的。传统的父权制要求女性从一出生就必须听从男权文化的各种教导，要求女性无条件地听从男性发出的一切命令，做到谦逊、隐忍和忘我。从弗吉尼亚的身上，读者可以很明显地感受传统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捆绑，完全忽略女人作为一种社会个体的独立存在。因而，处于这种压制下的女性往往受到极其不公正的待遇。而有着独立意志的珀斯维尔夫人一开始就接纳了女性的自然属性，乐于奉献自身，投入到相夫教子的家庭生活中，代表了新式父权制下的女性的角色定位。在弗瑞克夫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端的女权主义捍卫者，一个被众人批判甚至有点滑稽可笑的人物。从德拉库尔夫人这个小说中内心冲突和对抗最强烈的角色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式父权制的家庭秩序的成功建立。前期德拉库尔夫人的不理性行为其实表现了女性对于传统父权文化下女性角色和地位的反抗，她渴望着一种平衡（并不是狭隘意义上的平等），最终也得以回归家庭生活，成为另一名新式父权制家庭生活中的女性代表。由此可见，只有真正认识到女性自然属性，并自愿接受母亲和妻子身份，愿意为之奉献自己的女性才是具有真正的女性独立人格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参考文献：
[1]郭夏娟.为正义而辩：女性主义与罗尔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3]Maria Edgeworth. Belinda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4]Maria Edgeworth. Castle Rackrent and Ennui [M].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1993.
[5]Marilyn Butler. Maria Edgeworth： A Literary Biography [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6]马晓俐，郜莎.贝琳达[J].长春大学学报，2016（07）.
[7]阮世勤.多重纬度的女性性别形象的建构——解读玛丽亚·埃奇沃思的《贝琳达》[J].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10（12）.
[8]William Buchan. Advice to Mothers on the Subject of their Own Health （1803；rpt.Boston，1809）
（作者简介：肖喆莹，女，硕士，武汉大学英汉翻译硕士专业，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责任编辑 宋倩）
关键词：《贝琳达》 新式父权制 传统父权制家庭秩序
不同于《拉克伦特堡》——埃奇沃思最受欢迎的作品，《贝琳达》从来都不曾受到作者自己的喜爱。这部小说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的同名主人公。正如作者自己也曾经说道：“我真的受不了如石头般坚硬的贝琳达，她那冷漠的温顺让我多想将纸张撕成碎片；而我真的也没有心情和耐心去纠正她。”值得一提的是，埃奇沃思自己也承认，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将贝琳达从她那可恨的、无生气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换句话说，贝琳达似乎因为她的冷温顺而受到谴责，因为这与小说的教导目的相违背。小说本来的目的是要求贝琳达成为毫无瑕疵的、完美的榜样式人物。由于贝琳达很少进行自我审查或自我探索，她的自满则毁掉了这一切，成为小说本身的瑕疵之一。然而，抛开这一瑕疵，贝琳达在小说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贝琳达》这部小说并不是围绕贝琳达这个人物而展开的。换句话说，小说是借助贝琳达的眼睛去目睹新式父权制家庭秩序的一切，借助贝琳达的伦理判断和理性意识的成长，去帮助德拉库尔一家确立了这种家庭秩序。
作者打算让贝琳达从优雅却放纵自我的德拉库尔夫人那儿学习重要的道德课程，同时也是为了进入社交圈。然而，贝琳达坚持的道德标准高于德拉库尔夫人，她对于周身的社交生活的魅力有着极强的免疫力，她渐渐成长为一名具有自己理性判断能力的女性。由此不难看出，并不是德拉库尔夫人教会了贝琳达很多道德理念，而是德拉库尔夫人自己从贝琳达身上受益颇丰。在小说的结束部分，贝琳达的角色逐渐贴近作者自己的立场：在故事的结尾，贝琳达和作者都极力去塑造全新的德拉库尔夫人，让其重回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上来。
这部家庭小说的主题是实践一种特别的家庭生活秩序，这种秩序鲜明地体现出了一种新式的父权制文化。在18世纪，传统的父权制文化所强调的男性特权以及等级制度逐渐让位于呼吁理性、两性之间合作以及非强制性权威的新式父权制文化。从另一角度上讲，新式的父权制不再依据对于惩罚和伤害的恐惧而运行，而是顺应更为强烈的心理力量——愧疚和责任。在小说的主要人物当中，德拉库尔夫人这一角色充分展现了作者这一意图。对于德拉库尔夫人的叙述，埃奇沃思不仅将读者的注意力带到家庭满足感的画面上，而且详细地解释妇女们不断去调整自身，去契合一种特别的意识形态的观点。这种意识形态的成熟来自于一种新式父权制家庭秩序的建立。德拉庫尔夫人的故事记录下女性精神的内化过程，并且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女性愧疚感和责任感，这两种感受也是女性精神内化的关键所在，更是新式父权制文化下的重要特点。在小说的叙述当中，作者坚定地呼吁一种非常自然的家庭布局。在其中，要获得最大的满足感，即要实现母亲和孩子的亲密关系。
一、传统父权制家庭中的女性代表——弗吉尼亚·海蕾
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占有权利。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或财产，始终生活在强权统治下。”“父权制和男性的统治地位已经使所有的生活‘殖民化’。” 在小说中，弗吉尼亚是个典型的传统父权制家庭中的女性形象，完全被男性所掌控。在遇见克莱伦斯之前，弗吉尼亚一直被其监护人——祖母所管教，后者将她与外界隔绝，具体说是与男性隔绝，为了避免被男性欺骗和诱拐。然而，美丽又简单的弗吉尼亚还是引起了克莱伦斯的注意，他认为美丽却不谙世事的弗吉尼亚是理想妻子所具备的特性，能够最大程度上满足他作为丈夫对于妻子的控制欲望。随着祖母的去世，毫无反抗意识的弗吉尼亚最终还是沦落到克莱伦斯的掌控之下。这种占有关系鲜明地体现在克莱伦斯对弗吉尼亚重新命名这一事件上。他厌恶“蕾切尔”这个名字，用浪漫小说中的女主角的名字重新给她命名。可以看出，在大事小情上，克莱伦斯实现着自己对弗吉尼亚的控制。
克莱伦斯对弗吉尼亚的压迫性管教让她痛苦不堪，却又不敢在现实生活中进行反抗。因为，这违背了当时的社会道德和伦理，她只敢在梦中让自己的虚拟情人将克莱伦斯杀死，表达她想要摆脱掉克莱伦斯束缚的渴望。但这也只是一种渴望，一种作为独立个体的觉悟和苏醒，她绝对没有勇气当面指责克莱伦斯的不是，要求实现家庭中男女合作的关系。
二、新式父权制家庭中的女性代表——珀斯维尔夫人
《贝琳达》阐述了一种特别的家庭生活的构建。在小说中，珀斯维尔一家是一种新式父权制家庭的理想代表。因此，也使得埃奇沃思能够建立一种女性典范，用于衡量其他所有类型的女性行为。
这种家庭典范首先从珀斯维尔的孩子们可以看出：阳光的，有浓厚好奇心的孩子，他们似乎从不会有坏脾气，从不会任性而为。就餐时的家庭场景最能反映出孩子们所受到的待遇：孩子们不是被看成奴隶或玩物，而是被作为有理性的个体所对待的。在丈夫的指示下，珀斯维尔夫人监督和管理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在小说中，贝琳达同样也注意到，珀斯维尔夫妇的孩子们直接受益于母亲的全心关注和父母间的合作精神。贝琳达深深折服于珀斯维尔夫人极富魅力的母性气质，认为“她善解人意，是丈夫最好的伴侣”；“她的同情心和善解人意以及每日对孩子们的教育使得她的丈夫感到幸福无比”。家庭的和谐取决于珀斯维尔夫人的关键性作用。在她作为妻子的角色上，她成功地将丈夫的注意力转到家庭生活上。丈夫乐意为妻子和孩子们付出，他感受到了完全的自我满足感，不像德拉库尔勋爵，后者完全感受不到家庭的幸福。
“珀斯维尔对文学了解甚多，品味高雅，但是又不会故意去炫耀、卖弄学问，这些都使得她成为珀斯维尔先生对妻子的理想选择。”
作者明确地称赞珀斯维尔夫人有能力守住丈夫。另一方面，作者也含蓄地表明珀斯维尔夫人的行为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家庭生活方式，或者叫做特殊的家庭秩序：珀斯维尔先生作为家庭的既慷慨又坚定的领导者，有奉献精神的珀斯维尔夫人则臣服于丈夫的智慧，夫妻二人和睦相处，孩子们幸福地生活在父母全心的关爱下。小说的目的之一就是展现这种家庭秩序的自然性。通过贝琳达逐渐朝着这一模式的发展，小说也明确地表明对这种家庭生活的赞许。 当德拉库尔夫人的行径让周围所有的人都对她失望，谴责她已经无药可救的时候，珀斯维尔夫人仍然充满同情地认为“德拉库尔夫人并不总是像现在看起来这么冷漠放荡”；“她会回归她的本性”。珀斯维尔夫人认为，良好的家庭生活能够拯救德拉库尔夫人，让她从中找到更高层次的愉悦和幸福感。
三、新式父权制家庭的形成
伯斯维尔夫人的角色突出的特点就是，她从没有历经内心的冲突和矛盾。而与之不同的德拉库尔夫人这一人物却是历经重重磨难，最终找到心灵平和的角色。德拉库尔夫人在家里和外面简直是判若两人，在外面，她活力四射、精力充沛、幽默风趣；在家里却毫无生气、懒散无力、抑郁低沉；她看起来像是被宠坏的演员刚从舞台上下来，被掌声刺激过度，因全身心投入到小说中的人物而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她在人前带着一张浓妆和欢笑的“面具”，展现的是一个活跃的、成功的社交家，在人群的围绕中光芒四射；然而，在 “面具”下她却是一个对自己深深不满和失望、烦恼重重的女人，并且疲于应对社交名利场的虚伪和假情假意。在公众眼中，德拉库尔夫人表现得极不自然，甚至是虚假的。这从作者使用“actress（女演员）”“fictitious（虚构的、小说式的）”以及 “character（角色）”可以看出。因为她内心深处并不想过这种生活，也同样渴望成为一位合格的母亲和妻子，或许这才是女性这个物种天生的自然属性。贝琳达见证了德拉库尔夫人虚假的光鲜外表和真实的内心空虚。德拉库尔夫人后来将贝琳达视为知己，向她吐露内心的秘密，告诉她自己那不幸的婚姻以及为了填补婚姻的空虚而过度追求放纵的社交生活。她有着一段婚外恋，然而却以情人在与其丈夫的决斗中死去为终结。对于妻子这一角色，她没有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和丈夫的婚姻名存实亡。对于母亲这一角色，她也是失败的。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出生时便是死胎。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她为了迎合社会风尚，坚持母乳喂养。“当时流行趋势是好母亲需要自己亲自用母乳喂养孩子。”可是孩子出生不到三个月，却因病夭折。她将两个孩子的相继死去归于自己的原因。“如果我将孩子送给保姆去照顾，我定会被视为一个坏母亲，但是我至少可以挽救他的生命。”
德拉库尔夫人让所谓的流行趋势主导自己的理性判断，最终导致她整日活在深深的自责当中。而在失去孩子后，德拉库尔夫人拒绝在公众场合中表露自己的悲伤，导致她丈夫的母亲对她怀恨在心，认为德拉库尔夫人是个极其糟糕的母亲，甚至比毫无母性精神的无情的美狄亚（希腊神话中因为丈夫移情别恋而杀死自己两个儿子的女人）还要糟糕。正由于德拉库尔夫人认为是自己喂养孩子而导致的悲剧，在第三个孩子海林娜出生后，她立即將孩子送到奶娘那里，怕亲密的接触会给孩子带来灾难。德拉库尔夫人陷入深深的绝望中，她想迎合当时的风尚去做一个好妈妈，但是屡屡失败。小说一开始，读者会认为德拉库尔夫人最终是要死于乳腺癌，这也恰好象征着她作为一位母亲和妻子的失败，为这种失败画上悲剧的句点。但是在小说后半部分，埃奇沃思通过灵巧的文字，挽救了她的性命，将癌症变成德拉库尔夫人自己臆想而来的错觉，其实只不过是淤青而已。德拉库尔夫人最终满足小说的道德伦理目的，即女性最大的幸福其实来源于遵循女性的自然属性，回归新式父权制的家庭中。
德拉库尔夫人出入熙攘拥挤的名利场，不断去迎合时下的风尚，却没有一个真心朋友，家庭的不幸也让德拉库尔夫人愤怒和无助。与此同时，有一位女性的身影进入她的生活，这位女性即哈里耶特？弗瑞克——反常女性行为的代表（或者说是激进女权主义的代表）。空虚和无助让德拉克尔夫人迫切需要弗瑞克进入她的生活圈，“你看，我在家是一无所有，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能让我陪伴。我认为正是这种‘让人疼痛的空虚感’让我在千辛万苦寻找知己的路上遇见了弗瑞克夫人，我非常喜欢她。”
弗瑞克的离经叛道体现在她男性化的行为上，这也是18世纪小说中常见的现象。在埃奇沃思笔下，弗瑞克被刻画成没有教养、粗俗不堪的形象。在Marilyn Butler看来，“作者因为怜悯和同情德拉库尔夫人，而将她身上本应有的极其令人不悦的特点转嫁到一个新的人物角色上，即弗瑞克夫人。她粗俗且充满讽刺意味的行为突显出了一个“颠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妇女们蔑视男性特权，要求和男性平等的地位，她们热衷所有男性活动，比如赌博和打猎。弗瑞克尤其喜欢着男装，她的行为举止和衣着打扮的男性化使得她在小说中经常被误解为男性。可以看出，弗瑞克是极端化的女权主义者，在任何事物上都要追求狭隘的极端平等，忽略了男女两性不同的自然属性。
甚至在弗瑞克的唆使下，德拉库尔夫人也换上了男性服装，佩带着武器。这次“换装”行为也突显出两人对父权社会中卑微低下的女性地位嗤之以鼻，背离了社会所公允的适当的女性行为，从而也导致了德拉库尔夫人的不幸。德拉库尔夫人在这一场女性决斗中胸部受到了重创。这次受伤最终演变成她深深的愧疚自责、焦虑不安的源头，时刻提醒着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失败。她自己深信她患上了不可治愈的乳腺癌。由于家人的疏远，以及过于在乎外来人的眼光，导致她内心极度脆弱和缺乏理性，除了对自己的贴身仆人和一位庸医之外，她不愿意向他人吐露心声。她将自己囚困在内心搭建的牢笼中。甚至当自己的女儿前来拜访，尝试拥抱母亲的时候，因为触碰到胸部导致疼痛，她连声尖叫，一把推开困惑的女儿。
幸运的是，贝琳达不忍抛弃朋友，毅然决定帮助德拉库尔夫人进行改造。在贝琳达的坚持下，德拉库尔夫人被说服寻求一位专业医生的治疗。医生的诊断确定胸部的疾病只不过是瘀伤而已，完全可以治愈，绝非她臆想的癌症。随着胸部疾病的治愈，德拉库尔夫人和丈夫言归于好，向其吐露自己受伤的胸部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灵不安。后者了解到妻子脆弱的一面之后，也逐渐改变自己，回归到家庭，回归到父亲和丈夫的角色上来。最终，女儿也被接回家中，德拉库尔一家终于团聚。德拉库尔夫人作为一名母亲终于能够毫无顾忌地拥抱自己的女儿，感受身为人母的那一份喜悦和幸福。胸部疾病的治愈象征着德拉库尔夫人理性意志得以回归，也象征着对母亲角色的接纳。由此也可以看出，女性的角色在家庭中是起核心作用的，丈夫和孩子的幸福快乐都取决于母亲身心的健康和正确的定位。 埃奇沃思提供了一种新式的父权制作为消除德拉库尔夫人愧疚执念的方式。而这种新式的父权制的核心是一种特殊的家庭秩序的建立。William Buchan这么叙述过母亲的力量，“我越多地思考一位母亲的处境，我越震撼于她的力量以及她尽心尽力提供照顾的那无法估量的价值。”Buchan的意图在于，说明只有那些真正愿意履行她们母亲角色、回归女性自然属性的女人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身心健康。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作者透露出的一种新式的父权制家庭生活是怎样的。传统的父权制要求女性从一出生就必须听从男权文化的各种教导，要求女性无条件地听从男性发出的一切命令，做到谦逊、隐忍和忘我。从弗吉尼亚的身上，读者可以很明显地感受传统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捆绑，完全忽略女人作为一种社会个体的独立存在。因而，处于这种压制下的女性往往受到极其不公正的待遇。而有着独立意志的珀斯维尔夫人一开始就接纳了女性的自然属性，乐于奉献自身，投入到相夫教子的家庭生活中，代表了新式父权制下的女性的角色定位。在弗瑞克夫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端的女权主义捍卫者，一个被众人批判甚至有点滑稽可笑的人物。从德拉库尔夫人这个小说中内心冲突和对抗最强烈的角色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式父权制的家庭秩序的成功建立。前期德拉库尔夫人的不理性行为其实表现了女性对于传统父权文化下女性角色和地位的反抗，她渴望着一种平衡（并不是狭隘意义上的平等），最终也得以回归家庭生活，成为另一名新式父权制家庭生活中的女性代表。由此可见，只有真正认识到女性自然属性，并自愿接受母亲和妻子身份，愿意为之奉献自己的女性才是具有真正的女性独立人格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参考文献：
[1]郭夏娟.为正义而辩：女性主义与罗尔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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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肖喆莹，女，硕士，武汉大学英汉翻译硕士专业，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责任编辑 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