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母亲都要给我做一双布鞋，蓝面子，千层底的那种。
　　鞋帮上系一枚纽扣，看上去，挺别致，挺古朴。穿在脚上，暖暖的，脚板心像有热乎乎的毛毛虫在蠕动。
　　那时，对母亲做的新鞋的盼望，成了我心底最大的秘密。
　　在乡村，几乎所有的母亲，都要给孩子做一双过冬的布鞋，那是当母亲的一个心愿，也是一种责任。
　　我的母亲心细，早在入冬以前，就抽空偷偷地做了两双布鞋。一双让我在入冬后穿，而把另一双放在柜子里，藏起来。一直要藏到大年三十的晚上，才拿出来送给我，作为新年礼物。
　　她说：“咱家穷，妈妈没有压岁钱给你，送你双鞋吧，望你一年走得比一年稳。”我接过母亲送的布鞋，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初一清早，我从床上爬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穿上母亲送的新鞋，满院子跑。我们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落光了叶子，树枝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像一个个小灯笼。我围着柿子树转圈，脚踩在雪地上，留下一圈凌乱的鞋印。那种兴奋，那种内在的喜悦，像柿子的脸蛋，着了火，透着燃烧的激情。邻居家的小孩来找我玩，看看自己脚上穿的旧鞋，再看看我脚上穿的新鞋，眼睛里放射出羡慕和嫉妒的目光。
　　记忆中，只有一年，我没有收到母亲做的布鞋。
　　那一年，我们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变故。先是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前，因为修房子，向别人借了一笔款。为了还债，母亲将家里的牛卖了，猪卖了，羊卖了。
　　好不容易还清了债务，又遇到我出麻疹。周身长满红斑，高烧不退，卧在床上神志恍惚。这可吓坏了母亲，她和其他人从坡上找来虎儿草、麦门冬、菖蒲等来熬水给我擦洗身子，仍不见效。
　　那段时间，母亲被折磨得疲惫不堪，两只眼睛都哭肿了。要不是几个好心的邻居见我们可怜，凑钱给我去医院打针，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下来。要是我那时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母亲肯定也活不了。
　　从医院回来，母亲天天将我揽在怀里，什么事情也不干，就把我守着。守住了我，也就守住了她的命根。漸渐地，眼看我身上的红斑消除了，烧也退了下来，人也变得精神了，母亲悬着的心总算踏实了些。
　　第二年刚开春，母亲就找来几块旧布料，为我做了一双鞋子。按照母亲的说法，是要为我冲喜，庆贺我大难不死，也祈求我们家在新的一年里，有个好兆头。至少，不要像过去的一年，活得那么累，那么苦。
　　母亲给我做的最后一双布鞋，是在我十六岁那年秋天。为了生存，我决定独自去外面闯荡。我要走的前几天，母亲一直闷闷不乐，好几次，她在地里干活，做着做着，急匆匆地跑到我面前，想对我说什么，张了张嘴，结果还是什么都没说，转身又去地里干活了。她转身的一刹那，我发现她在偷偷抹着眼泪。
　　晚上，母亲房间里的煤油灯一直亮着。我知道母亲整夜都没睡，即使她吹熄了灯，我也知道她的眼睛是睁着的，她那睁大的瞳孔里流出的泪水，一定濡湿了枕头和被子。
　　我是在一个黄昏离开村庄的，我走的时候，母亲没来为我送行，只偷偷地在我的背包里，放了一双崭新的布鞋。
　　那双鞋，我一直没舍得穿，现在还被我珍藏着。偶尔，我会把它拿出来穿一下，但我的脚已经长大了，不能全部踩进去。
　　不过，这双布鞋，最合我的脚，它原本就是属于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