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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清朝诞生了那么几个“红顶商人”，但商人整体的法权地位仍旧原地踏步。实际上，当权者并没有让他们进入权力中枢参与政治，只是封一个虚职，目的是让你为国尽忠。一旦国家觉得你没用了或者“错了”，挥一挥衣袖，带走你的所有。
《战国策》 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卫国商人吕不韦在赵都邯郸经商，遇见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他脑子里灵光一现，回家后问父亲：“耕田可获利几倍呢？”父亲说：“十倍。”又问：“贩卖珠玉，又获利几倍呢？”父亲说：“百倍。”他接着问：“如果拥立一位君主呢？”父亲说：“这可无法计量了。”吕不韦说：“如今即便我努力工作，仍然不能衣食无忧，而拥君立国则可泽被后世！”
乍一看这个故事，感觉吕不韦牛皮吹大了。区区一商人去玩政治，还想扶持一国之君？后来的事实证明，吕不韦并没有吹牛。在春秋战国，商人从政，很有戏。
春秋战国，商人从政的黄金时代
据 《史记》 的记载，吕不韦见到异人第一面就觉得“此奇货可居”，商人独有的敏锐嗅觉使他意识到，对异人这件“奇货”进行投资，可以撬动盈利的“立国”生意。
跟他老爹展开了上面那场要“大干一番”的心灵鸡汤对话后，吕不韦开始付诸实践 —— 说服了没有子嗣的华阳夫人认异人作儿子。经过吕不韦的一番斡旋，异人终于回到秦国，更名子楚，认了华阳夫人这个妈。华阳夫人又在安国君面前哭得梨花带雨的，安国君一看这美人多可怜啊，就答应了她的请求，立子楚为继承人。
吕不韦斥巨资打造的“拥君立国”生意，终于在秦孝文王元年 （公元前250年） 见到成效。秦孝文王安国君即位三天后突然神奇地暴薨，子楚即位，是为秦庄襄王。之后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至此，一个商人终于登上政坛顶峰。
彼时，一个商人凭什么能轻易结交“皇亲国戚”，游走于政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这些权贵又凭什么相信甚至倚靠一个商人？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没有固定的思想“教化”，没有对人身自由的禁锢，更没有垄断权力的“中心”，列国要发展资源，自然要争取商人、尊重商人。
郑国从郑武公东迁立国开始，与商人们盟誓，实际上让郑国成了郑氏家族和商人的联合执政，诞生了“弦高犒师”的商人救国佳话。
卫国“务材训农，通商惠工”，使国家从荒凉衰败的境况中走上了富裕之路。卫国商人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所到之处，连国君都以平等之礼相待他，可见当时商人的地位之高。
楚国商人范蠡三次迁徙至陶 （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的贸易中心，积资成巨贾。范蠡志向远大，苦于楚国国君傲慢自大，皇亲贵族结党专权，于是范蠡投奔越国为官，后来献策扶助越王勾践复国后隐去。
春秋战国时期，在自由、开放风气之下，各种思潮涌动，以至商人在思想家、纵横家、政客等角色上转换相对容易，成就了历史上商人从政的黄金时代。正如学者蔡礼彬所言，那些自由大商人，搬有运无，调剂余缺，有助于打破各国的政治界限。回头去看一介商人吕不韦的逆袭之路，也就不足为奇了。
秦至宋，商人从政如夹缝求生
秦时，乌氏县有个名叫倮的商人，倒卖牲畜赚钱后，买进奇珍异物献给戎王，再从戎王那里得到十倍的牲畜贩回内地。这个买卖，让那商人赚得盆满钵盈。秦始皇得知这件事后，赐予倮封君一样的待遇，让他与大臣一起登殿朝拜议事。
另外一个在巴郡发迹的商人叫清，是个寡妇，秦始皇视其为“大姐大”，不仅请她去咸阳颐养天年，还筑“怀清台”以示彪炳。这些好处当然不是白给的，清几乎捐献全部财富给政府修长城，还为秦始皇的骊山陵墓提供了大量的朱砂和水银。
公元前221年，秦国端掉最后一个列国齐国后一统中原，采取抑商政策，但商业仍像野草在夹缝中生长，诞生了诸如倮和清这样的大商人。朝廷可以让他们去朝会旁听发言，甚至为其树碑立传，但就是不给官做。
至汉，情况就更糟了。汉高祖时，商人连穿绸衣乘马车的权利都没有，还要承受重税。汉高祖刘邦的朝堂中，唯一一个商人出身的是灌婴，还是因为当年跟着刘邦大哥一起造反打下了汉室江山才被封官进爵的。《汉书》 中提到，到汉惠帝时期，“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 （指商人） 子孙亦不得为官吏。”
“文景之治”后，商人经济地位迅速提升，有的地方商贾势力达到了冲击官府的地步。汉武帝对此非常厌恶，因为跟匈奴的战争太烧钱，连年国库空虚，商人们不仅不帮忙，还在下面搞小圈子败坏朝纲。
汉武帝心一横，在大农丞桑弘羊的策划下，搞出来一个“算缗告缗令”，要求富贾们捐出总财富的3%—5%。举报商人自报财产不实者，可得其财产一半。
一年过去了，只有一名叫做朴适的牧羊人捐出20万钱。刘彻收钱后，封朴适为中郎，还将朴适作为“感动大汉人物”大肆宣传。然而，并没有谁被感动，直到与匈奴的仗打完，刘彻也只收到这一笔捐款。最终导致汉王朝采取了“盐铁专卖”和“打击豪强”两大政策，弄得无数商人破产，叫苦连天。
帮助汉武帝策划“算缗告缗”的桑弘羊，就是商人世家出身。但汉代明明禁止商人世家不得为吏，为何桑弘羊能13岁进宫，一直做到掌管国家经济政策的大农丞？一种推测认为，桑弘羊的心算能力实在太牛了，牛到朝廷可以破除不任用商人的国策，也要任用这个“最强大脑”。
从汉末战乱到隋统一的400年间，商人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而且士族大夫不以從商为耻。三国时期各大士族几乎都是一手搞政治一手搞商业，只不过是以仕途为主，商业为辅。追随刘备的糜竺、糜芳，就是大商人。类似的还有徐州的陈珪、陈登，荆州的蒯良、蒯越，扬州的陆氏、全氏等，都是有记载的富家大族。政商融合的盛景，持續到隋代。
但是，现实政治难不倒心怀远大抱负的商人。一个名叫武士彟的商人，看透了历史的规律，在隋代当官貌似不切实际，干脆学灌婴老师那样投资造反的大哥，万一大哥事成了，自己不就成开国元勋了吗？于是经济实力雄厚的他资助李渊父子起兵反隋。果然，事儿真干成了，后被加封为应国公，武则天册封皇后时追封其为魏王，演绎了一出商人在封建帝国改朝换代中投资变身的经典案例。 哪怕在“盛世”唐朝，唐太宗李世民也坚决将商人排斥在主流社会特别是政坛之外。他曾嘱咐智囊房玄龄，工商杂流即使才能出众，让他们发闷财得了，一定不能授以官职，不能让他们“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舊唐书·曹确传》）。
政治越压抑，商人寻求政治地位的欲求就越强烈，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做官。既然正规途径断了商人的仕途，他们只好通过结交官员，贿赂当权者以获取官职。
反而是安史之乱后，商人入仕人数激增。商人子弟参加科举不再受限，正常入仕通道被打开。盐商之子毕诚，于大和六年 （833年） 进士及第，官至刑部侍郎、宣武军节度使等，并于咸通初入相，创下唐代商人世家任最高官职的纪录。
另外，由于藩镇割据，斗来斗去，总是需要资本和人才。不少商人通过献计策、立军功的形式进入仕途。至唐末五代，“大商皆假以牙职 （《资治通鉴》）”。淮南镇帅高骄曾把军政大权交给卖药和茶叶的商人吕用之，政商之亲，似乎又让人闻到了春秋战国的气息。
宋代一如既往地在政治上延续贱商传统，《宋史·选举志》 中将“工商异类”跟“不孝、不悌”的道德败坏者归为一类，禁止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后来商人势力实在太壮大，宋太祖不得不允许一些“卓然不群”的商人参加科举。宋仁宗时出身商人家庭的官员冯京，就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的。
元明清，从政治买办到“红顶商人”
南宋有一个叫朱清的人，本来是家奴，这厮杀掉了自家主人，夺其“妻子货财”，为躲避官府追捕，逃亡海上，走私盐巴。但生意做大了牵涉的人太多，宋廷无可奈何，只好将其招安，封为防海义民，给予其合法商人的地位。
宋朝灭亡后，朱清时来运转，受到元廷重用，被升为武略将军。朝廷任用他负责开发海运，没过几年就把太仓打造成了东南沿海富庶繁华的大港，朱清由此官至河南行省左丞。
可见，元代与前朝大为不同，不仅重视商业，还任用商人为官。比较著名的商人就有奥都剌合蛮、乌马儿、桑哥与卢世荣等人，他们“素无文艺，亦无武功，唯以商贩所获之资趋赴权臣，营求入仕”（《元史·陈佑传》）。
元代商人的经营活动有政治靠山作为保护，一些贵族拿钱给商人帮自己投资理财，其中的斡脱 （经营高利贷） 商人更是用官本牟利的官商，具有浓厚的封建买办性。
到了明朝，政府专门为异地参加科举考试的商人设立“商籍”，没有当地的户籍和“学区房”，也能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当然，明代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并不意味着其法权地位也改观了。
古代的商人富到一定境界，不玩政治亦会被政治盯上，从元代开始积富的沈万三家族就是鲜活的例子。朱元璋靠着捕风捉影的信息，将沈氏家族罗入造反的“蓝党”集团，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沈万三的后裔抓了。刑追逼供隐匿田产丁口的工作持续了整整五年，直到把油水榨干，沈万三的曾孙沈德全等人才被处以凌迟极刑。
清朝晚期洋务运动兴起，外夷频繁扰华、新兴思潮涌动，以致皇权式微、商人崛起，像沈万三这种富甲一方的商人更多。那么，寻求政治依附就成为了他们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研究的结果或者说时代作用的结果，就是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粉墨登场。
清代朝官的帽顶，一般是红色的圆锥样，“红顶商人”一词神形兼备，就是指官商。这个词语源自家喻户晓的清末著名徽商胡雪岩。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胡雪岩在杭州的钱庄当小职员时，常去喝茶，在茶馆遇到落魄的王有龄，胡雪岩拿出五百两银子资助他谋得官职。后来，王有龄发达了，为胡雪岩保驾护航。多方史料证明这个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但可以肯定的是，胡雪岩不管用了什么方法，结交上了王有齡，并与以王有龄为中心的盘根错节的官场圈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最终戴上了“红顶”。
比胡雪岩官做得更大的王炽，经商之道略同。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光绪、慈禧逃到西安后，国库亏空，财政困难，王炽出来表一功，放钱资助。两年后，慈禧从西安回到北京，王炽一如既往资助清廷。当时有说法，王炽的天顺祥就是清廷的国库。慈禧太后十分赏识王炽这个“提款机”，赏“二品衔道员王炽三代一品封典”。
即便清朝诞生了那么几个“红顶商人”，但商人整体的法权地位仍旧原地踏步。实际上，当权者并没有让他们进入权力中枢参与政治，只是封一个虚职，目的是让你为国尽忠。一旦国家觉得你没用了或者“错了”，挥一挥衣袖，带走你的所有。
胡雪岩最后破产，各地官僚还不放过，群起敲诈勒索，直到被慈禧抄家。树倒猢狲散，身边的妻妾大都携私房钱离他而去，他靠着胡庆余堂的微薄收入，凄凉地度过晚年。光绪十一年 （公元1885年），一代传奇官商黯然离世。他的人生书页上，写满了中国商人的荣耀与悲伤。
（选自《廉政瞭望》2017年第3期）
《战国策》 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卫国商人吕不韦在赵都邯郸经商，遇见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他脑子里灵光一现，回家后问父亲：“耕田可获利几倍呢？”父亲说：“十倍。”又问：“贩卖珠玉，又获利几倍呢？”父亲说：“百倍。”他接着问：“如果拥立一位君主呢？”父亲说：“这可无法计量了。”吕不韦说：“如今即便我努力工作，仍然不能衣食无忧，而拥君立国则可泽被后世！”
乍一看这个故事，感觉吕不韦牛皮吹大了。区区一商人去玩政治，还想扶持一国之君？后来的事实证明，吕不韦并没有吹牛。在春秋战国，商人从政，很有戏。
春秋战国，商人从政的黄金时代
据 《史记》 的记载，吕不韦见到异人第一面就觉得“此奇货可居”，商人独有的敏锐嗅觉使他意识到，对异人这件“奇货”进行投资，可以撬动盈利的“立国”生意。
跟他老爹展开了上面那场要“大干一番”的心灵鸡汤对话后，吕不韦开始付诸实践 —— 说服了没有子嗣的华阳夫人认异人作儿子。经过吕不韦的一番斡旋，异人终于回到秦国，更名子楚，认了华阳夫人这个妈。华阳夫人又在安国君面前哭得梨花带雨的，安国君一看这美人多可怜啊，就答应了她的请求，立子楚为继承人。
吕不韦斥巨资打造的“拥君立国”生意，终于在秦孝文王元年 （公元前250年） 见到成效。秦孝文王安国君即位三天后突然神奇地暴薨，子楚即位，是为秦庄襄王。之后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至此，一个商人终于登上政坛顶峰。
彼时，一个商人凭什么能轻易结交“皇亲国戚”，游走于政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这些权贵又凭什么相信甚至倚靠一个商人？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没有固定的思想“教化”，没有对人身自由的禁锢，更没有垄断权力的“中心”，列国要发展资源，自然要争取商人、尊重商人。
郑国从郑武公东迁立国开始，与商人们盟誓，实际上让郑国成了郑氏家族和商人的联合执政，诞生了“弦高犒师”的商人救国佳话。
卫国“务材训农，通商惠工”，使国家从荒凉衰败的境况中走上了富裕之路。卫国商人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所到之处，连国君都以平等之礼相待他，可见当时商人的地位之高。
楚国商人范蠡三次迁徙至陶 （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的贸易中心，积资成巨贾。范蠡志向远大，苦于楚国国君傲慢自大，皇亲贵族结党专权，于是范蠡投奔越国为官，后来献策扶助越王勾践复国后隐去。
春秋战国时期，在自由、开放风气之下，各种思潮涌动，以至商人在思想家、纵横家、政客等角色上转换相对容易，成就了历史上商人从政的黄金时代。正如学者蔡礼彬所言，那些自由大商人，搬有运无，调剂余缺，有助于打破各国的政治界限。回头去看一介商人吕不韦的逆袭之路，也就不足为奇了。
秦至宋，商人从政如夹缝求生
秦时，乌氏县有个名叫倮的商人，倒卖牲畜赚钱后，买进奇珍异物献给戎王，再从戎王那里得到十倍的牲畜贩回内地。这个买卖，让那商人赚得盆满钵盈。秦始皇得知这件事后，赐予倮封君一样的待遇，让他与大臣一起登殿朝拜议事。
另外一个在巴郡发迹的商人叫清，是个寡妇，秦始皇视其为“大姐大”，不仅请她去咸阳颐养天年，还筑“怀清台”以示彪炳。这些好处当然不是白给的，清几乎捐献全部财富给政府修长城，还为秦始皇的骊山陵墓提供了大量的朱砂和水银。
公元前221年，秦国端掉最后一个列国齐国后一统中原，采取抑商政策，但商业仍像野草在夹缝中生长，诞生了诸如倮和清这样的大商人。朝廷可以让他们去朝会旁听发言，甚至为其树碑立传，但就是不给官做。
至汉，情况就更糟了。汉高祖时，商人连穿绸衣乘马车的权利都没有，还要承受重税。汉高祖刘邦的朝堂中，唯一一个商人出身的是灌婴，还是因为当年跟着刘邦大哥一起造反打下了汉室江山才被封官进爵的。《汉书》 中提到，到汉惠帝时期，“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 （指商人） 子孙亦不得为官吏。”
“文景之治”后，商人经济地位迅速提升，有的地方商贾势力达到了冲击官府的地步。汉武帝对此非常厌恶，因为跟匈奴的战争太烧钱，连年国库空虚，商人们不仅不帮忙，还在下面搞小圈子败坏朝纲。
汉武帝心一横，在大农丞桑弘羊的策划下，搞出来一个“算缗告缗令”，要求富贾们捐出总财富的3%—5%。举报商人自报财产不实者，可得其财产一半。
一年过去了，只有一名叫做朴适的牧羊人捐出20万钱。刘彻收钱后，封朴适为中郎，还将朴适作为“感动大汉人物”大肆宣传。然而，并没有谁被感动，直到与匈奴的仗打完，刘彻也只收到这一笔捐款。最终导致汉王朝采取了“盐铁专卖”和“打击豪强”两大政策，弄得无数商人破产，叫苦连天。
帮助汉武帝策划“算缗告缗”的桑弘羊，就是商人世家出身。但汉代明明禁止商人世家不得为吏，为何桑弘羊能13岁进宫，一直做到掌管国家经济政策的大农丞？一种推测认为，桑弘羊的心算能力实在太牛了，牛到朝廷可以破除不任用商人的国策，也要任用这个“最强大脑”。
从汉末战乱到隋统一的400年间，商人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而且士族大夫不以從商为耻。三国时期各大士族几乎都是一手搞政治一手搞商业，只不过是以仕途为主，商业为辅。追随刘备的糜竺、糜芳，就是大商人。类似的还有徐州的陈珪、陈登，荆州的蒯良、蒯越，扬州的陆氏、全氏等，都是有记载的富家大族。政商融合的盛景，持續到隋代。
但是，现实政治难不倒心怀远大抱负的商人。一个名叫武士彟的商人，看透了历史的规律，在隋代当官貌似不切实际，干脆学灌婴老师那样投资造反的大哥，万一大哥事成了，自己不就成开国元勋了吗？于是经济实力雄厚的他资助李渊父子起兵反隋。果然，事儿真干成了，后被加封为应国公，武则天册封皇后时追封其为魏王，演绎了一出商人在封建帝国改朝换代中投资变身的经典案例。 哪怕在“盛世”唐朝，唐太宗李世民也坚决将商人排斥在主流社会特别是政坛之外。他曾嘱咐智囊房玄龄，工商杂流即使才能出众，让他们发闷财得了，一定不能授以官职，不能让他们“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舊唐书·曹确传》）。
政治越压抑，商人寻求政治地位的欲求就越强烈，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做官。既然正规途径断了商人的仕途，他们只好通过结交官员，贿赂当权者以获取官职。
反而是安史之乱后，商人入仕人数激增。商人子弟参加科举不再受限，正常入仕通道被打开。盐商之子毕诚，于大和六年 （833年） 进士及第，官至刑部侍郎、宣武军节度使等，并于咸通初入相，创下唐代商人世家任最高官职的纪录。
另外，由于藩镇割据，斗来斗去，总是需要资本和人才。不少商人通过献计策、立军功的形式进入仕途。至唐末五代，“大商皆假以牙职 （《资治通鉴》）”。淮南镇帅高骄曾把军政大权交给卖药和茶叶的商人吕用之，政商之亲，似乎又让人闻到了春秋战国的气息。
宋代一如既往地在政治上延续贱商传统，《宋史·选举志》 中将“工商异类”跟“不孝、不悌”的道德败坏者归为一类，禁止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后来商人势力实在太壮大，宋太祖不得不允许一些“卓然不群”的商人参加科举。宋仁宗时出身商人家庭的官员冯京，就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的。
元明清，从政治买办到“红顶商人”
南宋有一个叫朱清的人，本来是家奴，这厮杀掉了自家主人，夺其“妻子货财”，为躲避官府追捕，逃亡海上，走私盐巴。但生意做大了牵涉的人太多，宋廷无可奈何，只好将其招安，封为防海义民，给予其合法商人的地位。
宋朝灭亡后，朱清时来运转，受到元廷重用，被升为武略将军。朝廷任用他负责开发海运，没过几年就把太仓打造成了东南沿海富庶繁华的大港，朱清由此官至河南行省左丞。
可见，元代与前朝大为不同，不仅重视商业，还任用商人为官。比较著名的商人就有奥都剌合蛮、乌马儿、桑哥与卢世荣等人，他们“素无文艺，亦无武功，唯以商贩所获之资趋赴权臣，营求入仕”（《元史·陈佑传》）。
元代商人的经营活动有政治靠山作为保护，一些贵族拿钱给商人帮自己投资理财，其中的斡脱 （经营高利贷） 商人更是用官本牟利的官商，具有浓厚的封建买办性。
到了明朝，政府专门为异地参加科举考试的商人设立“商籍”，没有当地的户籍和“学区房”，也能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当然，明代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并不意味着其法权地位也改观了。
古代的商人富到一定境界，不玩政治亦会被政治盯上，从元代开始积富的沈万三家族就是鲜活的例子。朱元璋靠着捕风捉影的信息，将沈氏家族罗入造反的“蓝党”集团，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沈万三的后裔抓了。刑追逼供隐匿田产丁口的工作持续了整整五年，直到把油水榨干，沈万三的曾孙沈德全等人才被处以凌迟极刑。
清朝晚期洋务运动兴起，外夷频繁扰华、新兴思潮涌动，以致皇权式微、商人崛起，像沈万三这种富甲一方的商人更多。那么，寻求政治依附就成为了他们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研究的结果或者说时代作用的结果，就是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粉墨登场。
清代朝官的帽顶，一般是红色的圆锥样，“红顶商人”一词神形兼备，就是指官商。这个词语源自家喻户晓的清末著名徽商胡雪岩。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胡雪岩在杭州的钱庄当小职员时，常去喝茶，在茶馆遇到落魄的王有龄，胡雪岩拿出五百两银子资助他谋得官职。后来，王有龄发达了，为胡雪岩保驾护航。多方史料证明这个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但可以肯定的是，胡雪岩不管用了什么方法，结交上了王有齡，并与以王有龄为中心的盘根错节的官场圈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最终戴上了“红顶”。
比胡雪岩官做得更大的王炽，经商之道略同。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光绪、慈禧逃到西安后，国库亏空，财政困难，王炽出来表一功，放钱资助。两年后，慈禧从西安回到北京，王炽一如既往资助清廷。当时有说法，王炽的天顺祥就是清廷的国库。慈禧太后十分赏识王炽这个“提款机”，赏“二品衔道员王炽三代一品封典”。
即便清朝诞生了那么几个“红顶商人”，但商人整体的法权地位仍旧原地踏步。实际上，当权者并没有让他们进入权力中枢参与政治，只是封一个虚职，目的是让你为国尽忠。一旦国家觉得你没用了或者“错了”，挥一挥衣袖，带走你的所有。
胡雪岩最后破产，各地官僚还不放过，群起敲诈勒索，直到被慈禧抄家。树倒猢狲散，身边的妻妾大都携私房钱离他而去，他靠着胡庆余堂的微薄收入，凄凉地度过晚年。光绪十一年 （公元1885年），一代传奇官商黯然离世。他的人生书页上，写满了中国商人的荣耀与悲伤。
（选自《廉政瞭望》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