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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纵观历代，隋代、唐代、明代直至近代太平天国时期都明确记载有禁浮文文书，足见浮文对于文风发展的影响之深。本文主要对历代明确禁止浮文的文书加以梳理，并总结历代禁浮文文书的异同，以期对当下公文写作有所启示借鉴。
关键词： 历代禁浮文文书 异同 启示
文书的产生早在上古时期，《尚书》当中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是当今可以发现的最早的文书种类[1]（9），其文书内容简洁明了、短小精干，发挥了公文的实际效用。后发展至秦代，文书依然古朴晓畅，如秦始皇发布的《除谥法制》简明清晰，言之有物，体现了秦代文书“尚质而不文”的特点。汉代建国之初吸取秦国灭亡的教训，文书写作继续遵循前代朴实典雅的特点，同时也涌现出了如贾谊、司马相如等公文写作大家，其《陈政事疏》、《论积贮疏》、《上疏谏猎》等公文名篇，以强烈的政论性而对国家建设提出卓有成效的看法，论述晓畅明白，以理服人。但到汉武帝时期伴随着赋及骈文的兴起，文书渐渐开始向华而不实、好大喜功的方向发展，文书当中辞藻堆砌而不见内容，使得篇幅越来越长，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更是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影响了公文的正常发展，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历朝历代直至近代太平天国都有对文风不同程度的改革行为，其对于匡正文风、提高政治效率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历代禁浮文文书梳理
（一）隋代：禁奇、巧之文风
隋代李谔《上隋文帝革文华书》是迄今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首篇明确对文风进行改革的文书。这篇文书旨在禁止前代辞藻堆砌浮华的恶习，因此其主要是禁奇、巧之文风，强调的是文书在用词上不能过于雕琢，反对只追求华丽文词而忽略内容的浮文。例如文书当中总结前代文书文风时就言及“魏之三祖，更尚文词”[2]（4135），可见前代就已经非常崇尚文词之华丽，发展到后来这种习俗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如文书当中“竞骋文华”“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2]（4135），其对文書当中的一字一韵都要相互竞争，而没有把文书的内容放在首要的位置，因此当时主要革除的就是这种只讲究表面文词的奇巧，忽略文书内容的不良文风，文书最后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2]（4135）。文书末尾讲到泗州刺史死马幼之的上书就是因为“文表华艳”[2]（4135）而被治罪，足见当时这种过分追求文词华丽的不良文风影响至深，甚至已经影响了政治安定，如“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2]（4135），对其严加禁止也是大势所趋，明文禁止之后收到了一定成效如“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素，弃绝华绮”[2]（4135），公卿大臣开始放弃追求华绮的文词，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朝廷上下对绮丽文词的追求竞相成风，如果不对其及时进行革除，文风则更岌岌可危。
李谔的这篇《上隋文帝革文华书》对当时文书文风起到了较为明显的改革作用，尤其是采用司法手段作为辅助，更使文书重实用弃浮华得到了一定的保证，无疑对政治效率的提高等都有不可否认的积极影响。然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既然李谔提倡晓畅实用的文风，但他自己上书的这篇文书却依然是整齐的四六句，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改革文风的不彻底性，也说明文风改革的循序渐进性及艰难性，但其在历史上首篇提出禁浮文的主张是值得肯定的，其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对后代禁浮文都有值得借鉴的重要价值。
（二）唐宋：禁虚、诞之文风
文书发展到唐代，其对浮文的禁止可以说没有中断。因前代对奇巧文词的禁止有所收效，唐代对文风的禁止则更侧重的是禁虚、诞的文风，即文书当中所言存在虚假谎报的情况，直接影响统治者的决策，对其也要严加禁止。首先是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月发布的《诫表疏不实诏》就对浮文进行过严厉的禁止。如文书当中言及“表疏因循，尚多虚诞，言论疾苦，每亏实录”[3]（569），上奏的文书当中不肯叙述真实情况，而是用虚诞之言迷惑圣听，民众疾苦通过文书无法获知，还要依靠实录才能有所了解，这种不实虚诞的文风带来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即“非直乖于体用，固亦失于事情”[3]（569），因此对其也要严加禁止。除此之外唐初的政治家、史学家如魏征、李百药、令狐德棻等都有改革文风的言论，在他们所撰修的《隋书·文学传序》、《北齐书·文苑传序》、《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当中对六朝文风虚诞浮华的缺点都有所批评[1]（113）。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是文风改革较为声势浩大的一次活动，其所提倡的“务去陈言”、“文以明道”等理论对文风的校正起到了较大的作用。由此可见唐宋时期对文风的变革主要将重点放在禁不实虚诞，而追求真实明道的文风。
（三）明代：禁繁、杂之文风
禁浮文发展到明代又引起新一轮的高潮，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对浮文屡次禁止。其受宋元文风的影响，文牍主义盛行，案牍繁冗，官吏起草的公文动辄数千言、数万言[4]。因此其对浮文的禁止做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明代对文书禁止最大的特点即屡次禁止繁杂冗长的文书，明太祖曾言及“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繁藻”[5]（30），要求文章简单而无繁文。他还强调文书写作要“务从简古，以革弊习”[5]（49），即反对繁复冗长的文书，除此之外他为了禁止这种繁文特为文书写作制定了明确的写作体式，如“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5]（49）、“遂令中书行其言之善者，且定为建言格式，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5]（56），都是强调文书写作要遵循固定的格式，以此达到无繁文而典雅的文风追求，足见当时文书在明代已经达到长篇累牍的程度，因而统治者才会如此频繁禁止如此繁杂冗长的文风。
通过这些文书记载，足见明太祖朱元璋对浮文禁止力度之大，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历代浮文积习之深。虽然后代浮文仍然层出不穷，但朱元璋的种种措施在当时对禁浮文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其开始为文章建立陈言格式就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浮文的任意泛滥。
（四）近代：禁浮、虚之文风
《戒浮文巧言宣谕》是太平天国时期干王洪仁玕起草的一篇文告，1861年由洪仁玕、蒙时雍及李春发三人联名发布。文章根据太平天国“开国之际”的政治需要及洪秀全的意见，提出了改革文风的主张：“文以纪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6]（100-101），并且具体规定了奏章文谕的写作原则及一些禁用字样。这一时期文风改革则是强调去除浮夸、虚无的内容，追求“文以纪实、言贵从心”的目标[6]（100-101），要求文书“弃伪从真，去浮存实”[6]（100-101），真实性及朴实明晓是其文风的主要追求，强调文书“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6]（100-101），如文书当中对一些字样如“龙德”、“龙颜”及“百灵”、“承运”等都禁止使用[6]（100-101），说明当时对文书写作有了更具体的规定，词语的使用也有所禁忌，这些规定的目的都是为禁浮、虚之文风服务的。 太平天国这篇文书对于公文文风的校正规范还是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的，其扼制了朝堂之上的浮夸之风，有利于政治统治；其次于写作方面更注重其朴实明晓，强调真才实学，有利于文章整体写作水平的提高，校正文风，使其向明晓朴实的方向发展。
二、历代禁浮文文书异同比较
历代禁浮文文书既有相同点又存在细微的差异，对其异同进行探析可以更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历代禁浮文文书的特点。
（一）相同点
1.发起角色：上层统治阶级发起。历代禁浮文的发起者都是由上层统治阶级发起的，足见命令的至高无上和权威性。隋代是由大臣李谔首先上书的，唐代是由唐高祖李渊发布的诏书，言及浮文的种种弊端而下令禁止，明代也是明太祖朱元璋三令五申的禁止浮文，如“虚词失实，浮文乱真，朕甚厌之”等[7]（2438），太平天国也是其统治阶层洪仁玕等人联名发布，可见历代都是统治阶级深切意识到浮文的存在及严重弊端而要求禁止，可以看出其对禁浮文的重视。
2.方式：追溯上古三代古朴文风，反思当朝浮文之弊端。历代禁浮文文书在开篇都是对前代古朴晓畅的文风进行推崇赞美，与其当代冗长繁杂的文风形成鲜明对比，相比之下更加凸显出其需要禁止浮文的必要性。如隋代“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降及后代，风教渐落”[2]（4135）、唐代“前政多僻，人不聊生”[3]（569）、明代“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5]（30）等都是首先反观前代令人崇尚的文风，再反思当代的浮文恶习，从而顺水推舟地提出改革文风的要求。
3.手段：晓之以理，司法辅助。历代禁浮文文书都采用了论述道理与司法手段相互结合的方式，更能保证其命令的可实施性。隋代如“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请勒诸司，普加搜访”[2]（4135）、唐代“恐一物之失所，虑一理之或屈……表奏如是，稽疑处断”[3]（569）、明代“自今有以繁文出入入罪者，罪之”等[7]（2438），可见历代禁浮文之艰难性，必须采取严厉的方式才有可能有所成效。
4.目的：为政治服务。历代禁浮文最大的目的都是为了统治者更加高效快捷地处理政务，方便政治事务的开展。如隋代“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构无用以为用也”[2]（4135），其直接将文书与政治联系起来、唐代“非直乖于体用，固亦失于事情”[3]（569）间接说明浮文对于落实事情的影响、明代“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繁藻”[5]（30）。可见明太祖强调文章要明世务且有益于国家、太平天国时期“况现当开国之际，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6]（100-101），因此文书为政治服务才是最大的目的。
（二）不同点
历代禁浮文文书最大的不同点，一方面就是各代在禁浮文的历史长河中所发挥的意义有所差异。隋代开禁浮文之先河，历史上首篇明确言及禁浮文的文书就是隋代李谔《上隋文帝革文华书》，因此这篇文书在文风的校正上有着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存在禁止的不彻底性；唐宋巩固禁浮文之制度，其始终在为禁浮文不断做出努力，不论是唐太祖的《誡表疏不实诏》，还是后来声势较大的古文运动，都对禁浮文之制度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巩固作用；明清开创禁浮文之体式，即明太祖在逐年禁浮文的过程当中所制定的文书写作体式，如“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5]（49）“于是命刑科，会诸司官，定议成式，榜示中外”[7]（2438），这些固定化的写作规定，虽然有些僵化，但在当时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扼制浮文的蔓延；太平天国时期则属于近代再次为禁浮文而发声，明确提出写作的原则即“文以纪实、言贵从心”，且提出了具体的写作步骤如“首要……次要……”等[6]（100-101）。
另一方面是各个朝代在禁浮文的侧重点是不尽相同的。前文在梳理过程中已经主要对其进行分析，如隋代主要针对的是前代辞藻堆砌的华丽之风，因此其主要禁奇、巧之文风，重点是对文书当中的华丽文词进行禁止，要求其重内容而非文词；唐代紧随隋代，在文词方面由于前代的禁止略有收效，则将其重点放在禁虚、诞之文风，即强调文书内容的真实可靠性，上书不能虚假，统治者要通过文书掌握客观切实的社会状况，所以对文书的真实性要求很高；明代则文书趋向繁复冗长的态势，因此明太祖朱元璋一再要求文书要禁繁、杂之文风，并为文书写作规定具体的体式，从而控制文书篇幅，要言之有物；近代则主要禁浮、虚之文风，强调文书要朴实晓畅、文以纪实。可见随着朝代的更迭，禁浮文虽没有停止过，但各朝代在禁浮文的侧重点上还是有细微差异之处。
三、历代禁浮文文书原因及启示
文书作为统治阶级执行公务的手段和工具，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用简明[8]，是作为执政效率落实的书面体现，但由于政治原因及其与文学之间的种种关系，文书的文风时正时曲，如汉初刚刚建国，统治者励精图治、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反映到文书上也是古朴晓畅，为人称赞，但当发展到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好大喜功及汉大赋的兴起，使得文书开始渐渐追求华丽的辞藻而不重内容。其次文书的生动主要体现在文辞的变换上而不是文辞的华丽，而文学写作不仅注重文辞变换，还注重文辞的华丽，从历史发展看浮文的产生与文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为此我们可以发现文书与政治发展、文学发展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不难理解历朝历代都有禁浮文文书的现象。文书归根结底还是为政治服务的，因此历朝历代禁浮文的措施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
文书发展至现代，更是国家处理各项政治事务的主要书面凭证，而历朝历代禁浮文的种种言论主张及措施，无疑作为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对当今公文写作及端正文风起到指导借鉴作用。首先，我们在公文写作的过程当中，切忌只是追求华丽的辞藻而忽略内容，其次文书内容要保证真实可靠、言之有物，再次要注意篇幅不能无所限制，力求避免前代文风的陋习，力求遵循朴实简单晓畅的文风，促进公文文风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闵庚尧.中国古代公文简史[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2][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陈静.明代公文繁冗文风屡禁不止原因探究[J].兰台世界，2008（12）：47-48.
[5]余继登.典故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K].北京：中华书局，1979.
[7]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九[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
[8]张靖.中国古代公文文风改革初探[J].中国公务员，2003（11）：35.
关键词： 历代禁浮文文书 异同 启示
文书的产生早在上古时期，《尚书》当中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是当今可以发现的最早的文书种类[1]（9），其文书内容简洁明了、短小精干，发挥了公文的实际效用。后发展至秦代，文书依然古朴晓畅，如秦始皇发布的《除谥法制》简明清晰，言之有物，体现了秦代文书“尚质而不文”的特点。汉代建国之初吸取秦国灭亡的教训，文书写作继续遵循前代朴实典雅的特点，同时也涌现出了如贾谊、司马相如等公文写作大家，其《陈政事疏》、《论积贮疏》、《上疏谏猎》等公文名篇，以强烈的政论性而对国家建设提出卓有成效的看法，论述晓畅明白，以理服人。但到汉武帝时期伴随着赋及骈文的兴起，文书渐渐开始向华而不实、好大喜功的方向发展，文书当中辞藻堆砌而不见内容，使得篇幅越来越长，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更是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影响了公文的正常发展，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历朝历代直至近代太平天国都有对文风不同程度的改革行为，其对于匡正文风、提高政治效率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历代禁浮文文书梳理
（一）隋代：禁奇、巧之文风
隋代李谔《上隋文帝革文华书》是迄今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首篇明确对文风进行改革的文书。这篇文书旨在禁止前代辞藻堆砌浮华的恶习，因此其主要是禁奇、巧之文风，强调的是文书在用词上不能过于雕琢，反对只追求华丽文词而忽略内容的浮文。例如文书当中总结前代文书文风时就言及“魏之三祖，更尚文词”[2]（4135），可见前代就已经非常崇尚文词之华丽，发展到后来这种习俗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如文书当中“竞骋文华”“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2]（4135），其对文書当中的一字一韵都要相互竞争，而没有把文书的内容放在首要的位置，因此当时主要革除的就是这种只讲究表面文词的奇巧，忽略文书内容的不良文风，文书最后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2]（4135）。文书末尾讲到泗州刺史死马幼之的上书就是因为“文表华艳”[2]（4135）而被治罪，足见当时这种过分追求文词华丽的不良文风影响至深，甚至已经影响了政治安定，如“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2]（4135），对其严加禁止也是大势所趋，明文禁止之后收到了一定成效如“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素，弃绝华绮”[2]（4135），公卿大臣开始放弃追求华绮的文词，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朝廷上下对绮丽文词的追求竞相成风，如果不对其及时进行革除，文风则更岌岌可危。
李谔的这篇《上隋文帝革文华书》对当时文书文风起到了较为明显的改革作用，尤其是采用司法手段作为辅助，更使文书重实用弃浮华得到了一定的保证，无疑对政治效率的提高等都有不可否认的积极影响。然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既然李谔提倡晓畅实用的文风，但他自己上书的这篇文书却依然是整齐的四六句，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改革文风的不彻底性，也说明文风改革的循序渐进性及艰难性，但其在历史上首篇提出禁浮文的主张是值得肯定的，其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对后代禁浮文都有值得借鉴的重要价值。
（二）唐宋：禁虚、诞之文风
文书发展到唐代，其对浮文的禁止可以说没有中断。因前代对奇巧文词的禁止有所收效，唐代对文风的禁止则更侧重的是禁虚、诞的文风，即文书当中所言存在虚假谎报的情况，直接影响统治者的决策，对其也要严加禁止。首先是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月发布的《诫表疏不实诏》就对浮文进行过严厉的禁止。如文书当中言及“表疏因循，尚多虚诞，言论疾苦，每亏实录”[3]（569），上奏的文书当中不肯叙述真实情况，而是用虚诞之言迷惑圣听，民众疾苦通过文书无法获知，还要依靠实录才能有所了解，这种不实虚诞的文风带来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即“非直乖于体用，固亦失于事情”[3]（569），因此对其也要严加禁止。除此之外唐初的政治家、史学家如魏征、李百药、令狐德棻等都有改革文风的言论，在他们所撰修的《隋书·文学传序》、《北齐书·文苑传序》、《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当中对六朝文风虚诞浮华的缺点都有所批评[1]（113）。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是文风改革较为声势浩大的一次活动，其所提倡的“务去陈言”、“文以明道”等理论对文风的校正起到了较大的作用。由此可见唐宋时期对文风的变革主要将重点放在禁不实虚诞，而追求真实明道的文风。
（三）明代：禁繁、杂之文风
禁浮文发展到明代又引起新一轮的高潮，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对浮文屡次禁止。其受宋元文风的影响，文牍主义盛行，案牍繁冗，官吏起草的公文动辄数千言、数万言[4]。因此其对浮文的禁止做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明代对文书禁止最大的特点即屡次禁止繁杂冗长的文书，明太祖曾言及“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繁藻”[5]（30），要求文章简单而无繁文。他还强调文书写作要“务从简古，以革弊习”[5]（49），即反对繁复冗长的文书，除此之外他为了禁止这种繁文特为文书写作制定了明确的写作体式，如“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5]（49）、“遂令中书行其言之善者，且定为建言格式，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5]（56），都是强调文书写作要遵循固定的格式，以此达到无繁文而典雅的文风追求，足见当时文书在明代已经达到长篇累牍的程度，因而统治者才会如此频繁禁止如此繁杂冗长的文风。
通过这些文书记载，足见明太祖朱元璋对浮文禁止力度之大，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历代浮文积习之深。虽然后代浮文仍然层出不穷，但朱元璋的种种措施在当时对禁浮文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其开始为文章建立陈言格式就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浮文的任意泛滥。
（四）近代：禁浮、虚之文风
《戒浮文巧言宣谕》是太平天国时期干王洪仁玕起草的一篇文告，1861年由洪仁玕、蒙时雍及李春发三人联名发布。文章根据太平天国“开国之际”的政治需要及洪秀全的意见，提出了改革文风的主张：“文以纪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6]（100-101），并且具体规定了奏章文谕的写作原则及一些禁用字样。这一时期文风改革则是强调去除浮夸、虚无的内容，追求“文以纪实、言贵从心”的目标[6]（100-101），要求文书“弃伪从真，去浮存实”[6]（100-101），真实性及朴实明晓是其文风的主要追求，强调文书“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6]（100-101），如文书当中对一些字样如“龙德”、“龙颜”及“百灵”、“承运”等都禁止使用[6]（100-101），说明当时对文书写作有了更具体的规定，词语的使用也有所禁忌，这些规定的目的都是为禁浮、虚之文风服务的。 太平天国这篇文书对于公文文风的校正规范还是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的，其扼制了朝堂之上的浮夸之风，有利于政治统治；其次于写作方面更注重其朴实明晓，强调真才实学，有利于文章整体写作水平的提高，校正文风，使其向明晓朴实的方向发展。
二、历代禁浮文文书异同比较
历代禁浮文文书既有相同点又存在细微的差异，对其异同进行探析可以更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历代禁浮文文书的特点。
（一）相同点
1.发起角色：上层统治阶级发起。历代禁浮文的发起者都是由上层统治阶级发起的，足见命令的至高无上和权威性。隋代是由大臣李谔首先上书的，唐代是由唐高祖李渊发布的诏书，言及浮文的种种弊端而下令禁止，明代也是明太祖朱元璋三令五申的禁止浮文，如“虚词失实，浮文乱真，朕甚厌之”等[7]（2438），太平天国也是其统治阶层洪仁玕等人联名发布，可见历代都是统治阶级深切意识到浮文的存在及严重弊端而要求禁止，可以看出其对禁浮文的重视。
2.方式：追溯上古三代古朴文风，反思当朝浮文之弊端。历代禁浮文文书在开篇都是对前代古朴晓畅的文风进行推崇赞美，与其当代冗长繁杂的文风形成鲜明对比，相比之下更加凸显出其需要禁止浮文的必要性。如隋代“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降及后代，风教渐落”[2]（4135）、唐代“前政多僻，人不聊生”[3]（569）、明代“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5]（30）等都是首先反观前代令人崇尚的文风，再反思当代的浮文恶习，从而顺水推舟地提出改革文风的要求。
3.手段：晓之以理，司法辅助。历代禁浮文文书都采用了论述道理与司法手段相互结合的方式，更能保证其命令的可实施性。隋代如“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请勒诸司，普加搜访”[2]（4135）、唐代“恐一物之失所，虑一理之或屈……表奏如是，稽疑处断”[3]（569）、明代“自今有以繁文出入入罪者，罪之”等[7]（2438），可见历代禁浮文之艰难性，必须采取严厉的方式才有可能有所成效。
4.目的：为政治服务。历代禁浮文最大的目的都是为了统治者更加高效快捷地处理政务，方便政治事务的开展。如隋代“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构无用以为用也”[2]（4135），其直接将文书与政治联系起来、唐代“非直乖于体用，固亦失于事情”[3]（569）间接说明浮文对于落实事情的影响、明代“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繁藻”[5]（30）。可见明太祖强调文章要明世务且有益于国家、太平天国时期“况现当开国之际，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6]（100-101），因此文书为政治服务才是最大的目的。
（二）不同点
历代禁浮文文书最大的不同点，一方面就是各代在禁浮文的历史长河中所发挥的意义有所差异。隋代开禁浮文之先河，历史上首篇明确言及禁浮文的文书就是隋代李谔《上隋文帝革文华书》，因此这篇文书在文风的校正上有着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存在禁止的不彻底性；唐宋巩固禁浮文之制度，其始终在为禁浮文不断做出努力，不论是唐太祖的《誡表疏不实诏》，还是后来声势较大的古文运动，都对禁浮文之制度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巩固作用；明清开创禁浮文之体式，即明太祖在逐年禁浮文的过程当中所制定的文书写作体式，如“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5]（49）“于是命刑科，会诸司官，定议成式，榜示中外”[7]（2438），这些固定化的写作规定，虽然有些僵化，但在当时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扼制浮文的蔓延；太平天国时期则属于近代再次为禁浮文而发声，明确提出写作的原则即“文以纪实、言贵从心”，且提出了具体的写作步骤如“首要……次要……”等[6]（100-101）。
另一方面是各个朝代在禁浮文的侧重点是不尽相同的。前文在梳理过程中已经主要对其进行分析，如隋代主要针对的是前代辞藻堆砌的华丽之风，因此其主要禁奇、巧之文风，重点是对文书当中的华丽文词进行禁止，要求其重内容而非文词；唐代紧随隋代，在文词方面由于前代的禁止略有收效，则将其重点放在禁虚、诞之文风，即强调文书内容的真实可靠性，上书不能虚假，统治者要通过文书掌握客观切实的社会状况，所以对文书的真实性要求很高；明代则文书趋向繁复冗长的态势，因此明太祖朱元璋一再要求文书要禁繁、杂之文风，并为文书写作规定具体的体式，从而控制文书篇幅，要言之有物；近代则主要禁浮、虚之文风，强调文书要朴实晓畅、文以纪实。可见随着朝代的更迭，禁浮文虽没有停止过，但各朝代在禁浮文的侧重点上还是有细微差异之处。
三、历代禁浮文文书原因及启示
文书作为统治阶级执行公务的手段和工具，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用简明[8]，是作为执政效率落实的书面体现，但由于政治原因及其与文学之间的种种关系，文书的文风时正时曲，如汉初刚刚建国，统治者励精图治、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反映到文书上也是古朴晓畅，为人称赞，但当发展到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好大喜功及汉大赋的兴起，使得文书开始渐渐追求华丽的辞藻而不重内容。其次文书的生动主要体现在文辞的变换上而不是文辞的华丽，而文学写作不仅注重文辞变换，还注重文辞的华丽，从历史发展看浮文的产生与文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为此我们可以发现文书与政治发展、文学发展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不难理解历朝历代都有禁浮文文书的现象。文书归根结底还是为政治服务的，因此历朝历代禁浮文的措施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
文书发展至现代，更是国家处理各项政治事务的主要书面凭证，而历朝历代禁浮文的种种言论主张及措施，无疑作为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对当今公文写作及端正文风起到指导借鉴作用。首先，我们在公文写作的过程当中，切忌只是追求华丽的辞藻而忽略内容，其次文书内容要保证真实可靠、言之有物，再次要注意篇幅不能无所限制，力求避免前代文风的陋习，力求遵循朴实简单晓畅的文风，促进公文文风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闵庚尧.中国古代公文简史[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2][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陈静.明代公文繁冗文风屡禁不止原因探究[J].兰台世界，2008（12）：47-48.
[5]余继登.典故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K].北京：中华书局，1979.
[7]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九[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
[8]张靖.中国古代公文文风改革初探[J].中国公务员，2003（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