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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范立欣是在这些天来北京极难得的一个晴天，天又高又蓝，而他新的办公室竟在一个要穿过月亮拱门的公园里。
他是吃了妈妈做的早餐之后来的，因为没时间在武汉陪妈妈，就偶尔把妈妈接到北京来，“其实是她在陪我”。这样的日子不可多得。大多数时候他在外地拍摄、走电影节、为影片上映做宣传……不久前，他刚刚从艾美奖的颁奖典礼回来，他执导的纪录片《归途列车》获得了这个中国观众很熟悉的奖项的最佳纪录片奖，而这仅仅是《归》首映以来获得的五十余个全球性奖项之一。
采访中，范立欣偶尔接到工作电话，多数是在问他“怎么做”，他笑说这都是“因为独立制片没有钱导致的状况”，之前他的工作是“全包全揽式的”，现在他在一点点向一个专门的创作者转型，显然，还在过渡期。
最近，范立欣的创作是帮美国的一个导演做一个关于世界人口的纪录片，有四个部分，美国、中国、非洲、印度，范立欣做中国的部分。
在时间里淘金的工作
和记者并排坐着聊了几分钟之后，范立欣要求“换个姿势坐”，“我的脖子不能歪，歪久了就疼，十分钟就疼得不得了”，除了颈椎的问题，范立欣说他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年纪轻轻至此，全得“扛摄像机”所赐。十年前，学英文的范立欣如愿以偿得到了一份在电视台做摄影师的工作，那时，为了修炼摄影圈中流行的不用三脚架的功夫，他曾经每天早到单位一个小时练习扛摄影机，并在一年后，终于成为台里扛机器最稳的人。“我喜欢自己扛着摄影机，即使是在做导演的时候。”范立欣说自己的经历时又一次说到“兴趣是第一个老师”，也是“最好的老师”。
第一次接触纪录片制作也是在电视台工作时，“当时我对纪录片还一无所知，有一天我的同事陈为军导演找到我，说他拍了一些东西，想做一个片子……后来我就和他一起做，做他的剪辑师，我当时什么也不会，就买了一本《剪辑学》，这么厚一本（比划），一边剪一边看，一边看一边剪，就那么折腾了十个月，剪出了一个《好死不如赖活着》。”最后，那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得了很多奖，那年范立欣24岁。
关于影像最初的记忆和好奇是在六七岁的时候，那时候范立欣的爸爸在一所叫做“湖北省电影放映员学校”的中专做校长，他就在那所学校里长大，因为要训练放映员，学校里每天放电影，那个时候“电视还只有很少的几个台，VCD、DVD这些还根本没有普及”，他说：“所以我真是特别幸运，每天都有电影看。”最好的还是夏天，放露天电影，范立欣会跟着去帮忙的哥哥一起，看着他们“竖起两个杆，拉起一面白布”，就在篮球场上，小孩儿、学员、学校的家属席地而坐，逢到外国电影的时候，“一定两边都是人”……
许多年后，范立欣决定自己拍电影，而且是纪录片——“纪录片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真实感，当观众坐在影院里，看到大银幕上的影像是真实的，知道这个人确实是跟自己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那种感受和虚构的影像的力量是很不一样的……你会更强地感同身受，你和影像之间的联系会更强烈。”
《归途列车》的拍摄周期有三年，每年至少有六个月的时间，剧组是和拍摄对象在一起的。“时间不能讨巧，没有捷径可走。”范立欣说，拍摄纪录片就是在时间中淘金，“时间是很有重量的东西，特别是当有人的命运埋藏在时间的流逝中时，时间就显得更加有重量。”“我们的素材350小时，分开来看都是特别普通、平常的东西……做的事也差不多，350小时有无数重复的东西，很单调。”“真正在成片中有用的东西，可能就是那么一点点……在淘时间里冲突是最强烈的，最能折射矛盾的那些点，那些折射人性中的矛盾的点，比如我们既想要自由，又想要安全感，这是天生的矛盾，在某个时间点这些会折射出来。”
范立欣举了《归途列车》中少女张琴的例子，“她从未得到过父母足够的爱护，她最爱的人是她的外公外婆，他们的观念很老，而且年岁已高，在她将要成年的时候，世界观建立的时候，她会随时失去他们……这是多可怕的人生状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要追求梦想、保有安全感，这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状态，我们的纪录片影像可以把这样的状态记录下来，然后告诉给观众。”范立欣说这是纪录片吸引他的地方，“我们在大海捞针，在时间中淘金，把人性的矛盾和挣扎淘出来。”
一个软弱的双鱼座
在剪辑人生中的第一部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时候，每天对着影像中的那一家人连续十个月，范立欣说当时自己十分投入，“有时候做梦都会梦到那一家人，我对他们是那么熟悉。”多年之后，范立欣已经在央视工作，一次和同事一起为CNN去到河南农村拍一个节目，来到了那个“非常熟悉的家庭”。范立欣见到那个最小的孩子，像久别重逢，“抱起孩子，情不自禁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结果他发现这个“朝夕相处”了十个月的孩子根本不认识自己，那一刻他的感受“有些无法形容”。
那大概是范立欣第一次深刻体味到作为纪录片人的焦灼和矛盾，原来，他的工作身份和作为个体的自己之间被划上了一道鸿沟，他和拍摄对象之间的情感牵连是被镜头隔开的，因为纪录片制作者的身份，这种隔开是必然甚至是必须的。
同样的困扰在《归途列车》的拍摄中再次出现，影片中张琴和她的爸爸在从广州回到老家后终于爆发了争吵，动手扭打了起来，“那一场冲突来得特别突然，我们其实都没预料到，我当时是在另外一个房间换灯泡，听到隔壁的房间吵起来了，我就赶紧从凳子上下来，”范立欣说，“当时第一反应是冲进去把他们分开。”范立欣被挡在门口的摄影师拦住了，这个时候他的脑子才开始反应过来——这是最重要的时刻。“我迟疑了，想着我不能不拍，但最后我还是走进去把他们分开了，我们大概拍了三十秒钟。”
范立欣觉得自己总体上是个“很软的人”。显然，做一个记录者有时需要你看上去很强硬，甚至冷酷。范立欣提到那幅著名的新闻照片：一个就要饿毙的苏丹女童跌倒在画面前方，身后不远处一只秃鹫等在那里。凯文·卡特因为这幅作品获得了他毕生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奖，人们因为看到这幅照片，开始了对非洲儿童的大规模援助，但摄影师也因这幅照片饱受争议：为什么不去赶走那只秃鹫，而是停下来拍照？“你的第一个身份（纪录片导演）需要你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不是一个道德安全点，你一定要去冒险，有勇气去牺牲自己，这种牺牲，比搭火车、扛摄影机难一百倍。你要做一个‘坏人’，而你又不能是一个坏人。” 要在中国拍片，要让更多人看到
范立欣担任制片人之一的影片《千锤百炼》获得了2012年金马奖的最佳纪录长片奖，这部影片也将在今年夏天于内地公映。“有宣传公司主动找到我们，说愿意免费帮忙做宣传。”《千锤百炼》能吸引到宣传公司的注意，范立欣觉得这是他的“一城一映”的一个小胜利。
所谓“一城一映”，是范立欣通过《归途列车》尝试起来的：在全国寻找城市，每一个城市找一个影院的一个小厅，在上映期内每周的一个固定时间放映《归途列车》。“当时想把《归途列车》发行，但是所有的发行商都跟我说，今天的电影观众不会为纪录片埋单的，不会有人想在电影院看（纪录片）。”即使想法一出即碰壁，范立欣却说自己无论如何“不信这个邪”，“《归途列车》在北美有43万美金的票房，在中国为什么连大银幕的边都沾不到？”他决定想一个办法，让自己的纪录片能够上大银幕。后来，这个办法就是一城一映，在豆瓣独立影评人水怪的帮助下，找到了全国十几个城市电影放映沙龙的组织者，再由这些组织者去帮忙联系当地一个气质合适的电影院……最终，在全国找到了大概二十几家这样的影院。
《归途列车》全部的宣传成本是来自圣丹斯电影节（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独立制片电影节，好莱坞的重要的“人力资源库”）提供的一万美金。没有再多的宣传经费，范立欣“一个人拉着箱子，拿着海报、X展架。一个人十天跑了十个城市，每天睡三个小时”。
“我们用一种个体的螳臂当车的方法来推动纪录片上大银幕。我觉得我们是成功了，虽然没有太多票房，但是，至少给纪录片一个希望，纪录片也可以上大银幕。”
“我也在想将国外的艺术电影放映方式移植到中国，其实，在中国，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养活四五家艺术影院是没有问题的，在百老汇（艺术影院）一些很小众的片子经常有很好的上座率。在其他城市，艺术电影同样有观众。”范立欣说，他希望自己的影片被更多人看到，“因为我拍纪录片不是为了自high，它不是我一个人的，那么多人花几年的时间陪着我拍，那么多的金钱投入。”虽然《归途列车》的拍摄最终采用融资的方式，不必考虑收回成本，但在之前寻找投资的过程同样充满波折，“没有钱就只能喊来朋友和兄弟帮忙”，《归途列车》的摄影师孙少光是范立欣在电视台工作时的同事，而录音室范立明则是他的亲哥哥。
范立欣六年前移民加拿大，之后加入Eye Steel Film纪录片制作公司，但这种合作更像宽松的名义上的合作，大多数时间里范立欣依旧在中国生活、工作，“真正待在那里的时间不到一年”。即使这样，作品的获奖让范立欣在北美电影界赢得了声望。有一次，在导演工会奖的红地毯上，一个华人记者叫住范立欣，询问他是否是中国人，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对方告诉他，自己在这个地毯上拍了二十多年了，这是他第二次见到中国人，第一个人是导演李安。
很多人都认为，范立欣如果在北美发展自己的事业更合情理，也会更顺利。加拿大的同事会问：“范，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北美的题材？”“我说，我在这里没有体验，没有那种切肤之痛的感觉。”范立欣说，自己力量的源泉是在这片土地上。
编辑 姜颖慧
他是吃了妈妈做的早餐之后来的，因为没时间在武汉陪妈妈，就偶尔把妈妈接到北京来，“其实是她在陪我”。这样的日子不可多得。大多数时候他在外地拍摄、走电影节、为影片上映做宣传……不久前，他刚刚从艾美奖的颁奖典礼回来，他执导的纪录片《归途列车》获得了这个中国观众很熟悉的奖项的最佳纪录片奖，而这仅仅是《归》首映以来获得的五十余个全球性奖项之一。
采访中，范立欣偶尔接到工作电话，多数是在问他“怎么做”，他笑说这都是“因为独立制片没有钱导致的状况”，之前他的工作是“全包全揽式的”，现在他在一点点向一个专门的创作者转型，显然，还在过渡期。
最近，范立欣的创作是帮美国的一个导演做一个关于世界人口的纪录片，有四个部分，美国、中国、非洲、印度，范立欣做中国的部分。
在时间里淘金的工作
和记者并排坐着聊了几分钟之后，范立欣要求“换个姿势坐”，“我的脖子不能歪，歪久了就疼，十分钟就疼得不得了”，除了颈椎的问题，范立欣说他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年纪轻轻至此，全得“扛摄像机”所赐。十年前，学英文的范立欣如愿以偿得到了一份在电视台做摄影师的工作，那时，为了修炼摄影圈中流行的不用三脚架的功夫，他曾经每天早到单位一个小时练习扛摄影机，并在一年后，终于成为台里扛机器最稳的人。“我喜欢自己扛着摄影机，即使是在做导演的时候。”范立欣说自己的经历时又一次说到“兴趣是第一个老师”，也是“最好的老师”。
第一次接触纪录片制作也是在电视台工作时，“当时我对纪录片还一无所知，有一天我的同事陈为军导演找到我，说他拍了一些东西，想做一个片子……后来我就和他一起做，做他的剪辑师，我当时什么也不会，就买了一本《剪辑学》，这么厚一本（比划），一边剪一边看，一边看一边剪，就那么折腾了十个月，剪出了一个《好死不如赖活着》。”最后，那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得了很多奖，那年范立欣24岁。
关于影像最初的记忆和好奇是在六七岁的时候，那时候范立欣的爸爸在一所叫做“湖北省电影放映员学校”的中专做校长，他就在那所学校里长大，因为要训练放映员，学校里每天放电影，那个时候“电视还只有很少的几个台，VCD、DVD这些还根本没有普及”，他说：“所以我真是特别幸运，每天都有电影看。”最好的还是夏天，放露天电影，范立欣会跟着去帮忙的哥哥一起，看着他们“竖起两个杆，拉起一面白布”，就在篮球场上，小孩儿、学员、学校的家属席地而坐，逢到外国电影的时候，“一定两边都是人”……
许多年后，范立欣决定自己拍电影，而且是纪录片——“纪录片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真实感，当观众坐在影院里，看到大银幕上的影像是真实的，知道这个人确实是跟自己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那种感受和虚构的影像的力量是很不一样的……你会更强地感同身受，你和影像之间的联系会更强烈。”
《归途列车》的拍摄周期有三年，每年至少有六个月的时间，剧组是和拍摄对象在一起的。“时间不能讨巧，没有捷径可走。”范立欣说，拍摄纪录片就是在时间中淘金，“时间是很有重量的东西，特别是当有人的命运埋藏在时间的流逝中时，时间就显得更加有重量。”“我们的素材350小时，分开来看都是特别普通、平常的东西……做的事也差不多，350小时有无数重复的东西，很单调。”“真正在成片中有用的东西，可能就是那么一点点……在淘时间里冲突是最强烈的，最能折射矛盾的那些点，那些折射人性中的矛盾的点，比如我们既想要自由，又想要安全感，这是天生的矛盾，在某个时间点这些会折射出来。”
范立欣举了《归途列车》中少女张琴的例子，“她从未得到过父母足够的爱护，她最爱的人是她的外公外婆，他们的观念很老，而且年岁已高，在她将要成年的时候，世界观建立的时候，她会随时失去他们……这是多可怕的人生状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要追求梦想、保有安全感，这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状态，我们的纪录片影像可以把这样的状态记录下来，然后告诉给观众。”范立欣说这是纪录片吸引他的地方，“我们在大海捞针，在时间中淘金，把人性的矛盾和挣扎淘出来。”
一个软弱的双鱼座
在剪辑人生中的第一部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时候，每天对着影像中的那一家人连续十个月，范立欣说当时自己十分投入，“有时候做梦都会梦到那一家人，我对他们是那么熟悉。”多年之后，范立欣已经在央视工作，一次和同事一起为CNN去到河南农村拍一个节目，来到了那个“非常熟悉的家庭”。范立欣见到那个最小的孩子，像久别重逢，“抱起孩子，情不自禁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结果他发现这个“朝夕相处”了十个月的孩子根本不认识自己，那一刻他的感受“有些无法形容”。
那大概是范立欣第一次深刻体味到作为纪录片人的焦灼和矛盾，原来，他的工作身份和作为个体的自己之间被划上了一道鸿沟，他和拍摄对象之间的情感牵连是被镜头隔开的，因为纪录片制作者的身份，这种隔开是必然甚至是必须的。
同样的困扰在《归途列车》的拍摄中再次出现，影片中张琴和她的爸爸在从广州回到老家后终于爆发了争吵，动手扭打了起来，“那一场冲突来得特别突然，我们其实都没预料到，我当时是在另外一个房间换灯泡，听到隔壁的房间吵起来了，我就赶紧从凳子上下来，”范立欣说，“当时第一反应是冲进去把他们分开。”范立欣被挡在门口的摄影师拦住了，这个时候他的脑子才开始反应过来——这是最重要的时刻。“我迟疑了，想着我不能不拍，但最后我还是走进去把他们分开了，我们大概拍了三十秒钟。”
范立欣觉得自己总体上是个“很软的人”。显然，做一个记录者有时需要你看上去很强硬，甚至冷酷。范立欣提到那幅著名的新闻照片：一个就要饿毙的苏丹女童跌倒在画面前方，身后不远处一只秃鹫等在那里。凯文·卡特因为这幅作品获得了他毕生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奖，人们因为看到这幅照片，开始了对非洲儿童的大规模援助，但摄影师也因这幅照片饱受争议：为什么不去赶走那只秃鹫，而是停下来拍照？“你的第一个身份（纪录片导演）需要你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不是一个道德安全点，你一定要去冒险，有勇气去牺牲自己，这种牺牲，比搭火车、扛摄影机难一百倍。你要做一个‘坏人’，而你又不能是一个坏人。” 要在中国拍片，要让更多人看到
范立欣担任制片人之一的影片《千锤百炼》获得了2012年金马奖的最佳纪录长片奖，这部影片也将在今年夏天于内地公映。“有宣传公司主动找到我们，说愿意免费帮忙做宣传。”《千锤百炼》能吸引到宣传公司的注意，范立欣觉得这是他的“一城一映”的一个小胜利。
所谓“一城一映”，是范立欣通过《归途列车》尝试起来的：在全国寻找城市，每一个城市找一个影院的一个小厅，在上映期内每周的一个固定时间放映《归途列车》。“当时想把《归途列车》发行，但是所有的发行商都跟我说，今天的电影观众不会为纪录片埋单的，不会有人想在电影院看（纪录片）。”即使想法一出即碰壁，范立欣却说自己无论如何“不信这个邪”，“《归途列车》在北美有43万美金的票房，在中国为什么连大银幕的边都沾不到？”他决定想一个办法，让自己的纪录片能够上大银幕。后来，这个办法就是一城一映，在豆瓣独立影评人水怪的帮助下，找到了全国十几个城市电影放映沙龙的组织者，再由这些组织者去帮忙联系当地一个气质合适的电影院……最终，在全国找到了大概二十几家这样的影院。
《归途列车》全部的宣传成本是来自圣丹斯电影节（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独立制片电影节，好莱坞的重要的“人力资源库”）提供的一万美金。没有再多的宣传经费，范立欣“一个人拉着箱子，拿着海报、X展架。一个人十天跑了十个城市，每天睡三个小时”。
“我们用一种个体的螳臂当车的方法来推动纪录片上大银幕。我觉得我们是成功了，虽然没有太多票房，但是，至少给纪录片一个希望，纪录片也可以上大银幕。”
“我也在想将国外的艺术电影放映方式移植到中国，其实，在中国，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养活四五家艺术影院是没有问题的，在百老汇（艺术影院）一些很小众的片子经常有很好的上座率。在其他城市，艺术电影同样有观众。”范立欣说，他希望自己的影片被更多人看到，“因为我拍纪录片不是为了自high，它不是我一个人的，那么多人花几年的时间陪着我拍，那么多的金钱投入。”虽然《归途列车》的拍摄最终采用融资的方式，不必考虑收回成本，但在之前寻找投资的过程同样充满波折，“没有钱就只能喊来朋友和兄弟帮忙”，《归途列车》的摄影师孙少光是范立欣在电视台工作时的同事，而录音室范立明则是他的亲哥哥。
范立欣六年前移民加拿大，之后加入Eye Steel Film纪录片制作公司，但这种合作更像宽松的名义上的合作，大多数时间里范立欣依旧在中国生活、工作，“真正待在那里的时间不到一年”。即使这样，作品的获奖让范立欣在北美电影界赢得了声望。有一次，在导演工会奖的红地毯上，一个华人记者叫住范立欣，询问他是否是中国人，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对方告诉他，自己在这个地毯上拍了二十多年了，这是他第二次见到中国人，第一个人是导演李安。
很多人都认为，范立欣如果在北美发展自己的事业更合情理，也会更顺利。加拿大的同事会问：“范，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北美的题材？”“我说，我在这里没有体验，没有那种切肤之痛的感觉。”范立欣说，自己力量的源泉是在这片土地上。
编辑 姜颖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