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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黄屏曾说，从事领事保护工作的外交官，就要“上得了厅堂，下得了牢房”，“进得了宴会厅，见得了停尸房”。这个论述略显恐怖，但却道出了外交官这一职业的本质——光荣与危险并存。
在前线的外交官
战乱与地震尤其显示出领事保护工作的重要性。2012年-2013年，中国驻中非大使馆一共进行了三次撤侨行动。2012年底中非爆发内乱，全国社会秩序陷入混乱，而当时中非有20多家中资企业，350名中国公民。为在最短时间内撤离，使馆决定“两条腿走路”，一是尽量安排乘坐可靠的商业航班离境，二是租用当地小型当地小型包机飞往邻国。最终使317名同胞顺利返回中国或是周边国家暂避。
2013年3月，中非形势继续恶化，使馆决定第二次撤侨，并迅速预妥6架小型包机，但此次撤侨在去机场的过程中遭遇前所未有的危险：车队遭到中非激进民众的拦截，或是遭遇密集炮火，而随着战事紧张，中国的一架包机被法军征用。在艰难的状况中，中国驻中非大使孙海潮通过海事卫星电话，通过国内最终促成法方交还包机使用权。
2013年下半年，中非战乱又爆发，而此时还有20多名援建中非项目组的工作人员与30多名同胞陷于战火之中，使馆随即派出外交牌照车辆冒着炮火将中资机构人员接至使馆居住，并提供粮食物资。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并且等首都局势缓和后，使馆再次安排侨民登机撤离。
黄屏说，“我们领事保护处理的事情，有‘急、难、险’三个特点。”他举了三个例子：在2014年5月，越南发生了针对外国投资者和企业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中国有16名公民在事件中受了重伤，如果不把他们尽快接回国内治疗，以当地的医疗条件与炎热的天气，他们的伤势必定恶化。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外交部迅速调集医疗包机接回公民，这就是“应急”。在越南撤侨行动中，中国撤出超过3000名中国人。
每一次领事保护都不是简单的事情。今年3月沙特等国对也门展开空袭后，当地局势骤然紧张。从3月29日开始，中国海军护卫舰停靠也门港口亚丁，安全撤离571名中国公民。而这个过程也是险象环生，因为军舰在进港口前如何打通进港许可、如何把公民安全从也门首都萨那运送到荷台达港口，虽然只有200多公里的路，却付出了很多领事外交官的努力与心血。
危险就不用说了，这是相伴在每一次援救行动中的。黄屏曾派出一个工作组到动乱中的吉尔吉斯斯坦援助同胞回国，外交官们都穿着防弹衣去，车窗在行进过程中被流弹打碎，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联席会议”机制
撤侨是个复杂又浩大的工程，非一个部门、几个人力所能完成，它所牵涉的是多个部门的协调作战能力。在每一次撤侨的背后，是一套叫做“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在运作。
2004年11月4日，联席会议在北京成立，由国务院有关部委组成，负责制定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政策和措施，协调处理相关重大事件。黄屏介绍道，“这么多年来我们建立了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企业、公民个人‘五位一体’的机制，凡是发生重大事件，外交部会作为牵头单位研判情况，并协调各个部门的工作。而在外交部内，领事司会第一时间分析情况是否要召集联席会议。我们的领保中心是24小时待命的，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有一套准备好的随时可以拎着走的行装，因为一旦事件发生，他们根本来不及回家，几个小时后就要出发到事发地点。”
比如说在2008年11月的泰国反政府示威活动中，中国3000多名同胞滞留曼谷机场。11月28日下午，外交部召开了由中国民航局、国家旅游局和财政部参加的联席会议，并决定派出商业航班接回滞留公民。各部门形成明确的分工：外交部负责统一协调前后各方工作关系、民航局负责制定飞行计划、驻泰国使馆具体实施撤离行动；国家旅游局负责督促旅行社做好组织撤离和后续有关费用结算工作。在各部门的协调下，中国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游客撤离行动拉开序幕。
在此次的8.1级尼泊尔大地震中，同样是有这样的机制在运行。中国日常在尼泊尔中资企业工作的人员有2100多人，地震发生时中国旅游团队大约52个，游客683人，地震发生后，加德满都机场一度关闭，造成大量旅客滞留。黄屏说，“在启动联席会议后，中国连同民航局开展紧急救援，救援有序进行。截止5月2日，52个航班接回了685名公民，我们现在仍在全天候关注救援，一旦发现公民有需要，我们会进行援助。”
在尼泊尔地震的救援行动中，网络出现了一些质疑之声，如高价回国票等。黄屏对此进行了解释，“不是所有的撤离行动都是政府买单，一直以来我们执行的是政府援救和自救相结合的形式。比如在也门撤离过程中，中国军舰把公民撤到安全地方是政府买单，但公民还要去别的地方就由自己买票。”
“蚂蚁拖大象”
中国公民的海外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国人关注。不止动乱与地震，据媒体总结，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主要存在以下七类安全风险：一是地区冲突与恐怖活动构成的威胁。如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国，针对中国人员与机构的袭击和绑架事件；
二是由于经济利益矛盾而产生的伤害案件。包括当地犯罪分子对华人华商实施暴力袭击，当地执法当局恶意伤害中方经贸商业利益，以及由政治原因导致中国经贸利益受损害的事件；
三是带有种族歧视与排华性质的民事伤害案件。
四是针对中国人的非法行政案件。即外国一些执法机构在针对中国人的执法中偏离公开、公正原则，出现恶性伤害与侮辱事件；
五是非法移民伤害事件。这往往与人口走私犯罪组织有关。
六是中国留学生被骗和伤害事件。除留学被骗外，海外留学生遇害事件也时有发生，成为中国公民海外最易受伤害的群体之一；
七是意外伤害事件。如交通意外、自然灾害等。
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公民和企业“走出去”的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中国公民出境总数首次突破1亿人次，中国在海外企业超过2万家。从这个庞大并不断上升的数字可看出，中国公民的海外安全事件也会随之日益增多。
针对这一现象，多年来，外交部实践“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加大领事保护力度，维护我国海外侨民的权益和安全：2000年，外交部首次出台了《中国境外领事保护和服务指南》；2004年，外交部成立涉外安全事务司；同年11月4日，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在京举行；2006年5月29日，中国外交部在领事司设立领事保护处，专门处理和协调海外中国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2007年8月23日，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成立，12308热线每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为海外中国公民和法人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服务。
但黄屏也说，“现在的领事保护工作是‘小马拉大车’，我们有个数据，每名领保官员要服务20万中国公民，所以我同事也开玩笑地说，我们不是‘小马拉大车’而是‘蚂蚁拖大象’。”他感叹道，“我们是文装解放军，承担了沉甸甸的在责任，代表着政府去承担公民救助的责任。”
在前线的外交官
战乱与地震尤其显示出领事保护工作的重要性。2012年-2013年，中国驻中非大使馆一共进行了三次撤侨行动。2012年底中非爆发内乱，全国社会秩序陷入混乱，而当时中非有20多家中资企业，350名中国公民。为在最短时间内撤离，使馆决定“两条腿走路”，一是尽量安排乘坐可靠的商业航班离境，二是租用当地小型当地小型包机飞往邻国。最终使317名同胞顺利返回中国或是周边国家暂避。
2013年3月，中非形势继续恶化，使馆决定第二次撤侨，并迅速预妥6架小型包机，但此次撤侨在去机场的过程中遭遇前所未有的危险：车队遭到中非激进民众的拦截，或是遭遇密集炮火，而随着战事紧张，中国的一架包机被法军征用。在艰难的状况中，中国驻中非大使孙海潮通过海事卫星电话，通过国内最终促成法方交还包机使用权。
2013年下半年，中非战乱又爆发，而此时还有20多名援建中非项目组的工作人员与30多名同胞陷于战火之中，使馆随即派出外交牌照车辆冒着炮火将中资机构人员接至使馆居住，并提供粮食物资。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并且等首都局势缓和后，使馆再次安排侨民登机撤离。
黄屏说，“我们领事保护处理的事情，有‘急、难、险’三个特点。”他举了三个例子：在2014年5月，越南发生了针对外国投资者和企业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中国有16名公民在事件中受了重伤，如果不把他们尽快接回国内治疗，以当地的医疗条件与炎热的天气，他们的伤势必定恶化。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外交部迅速调集医疗包机接回公民，这就是“应急”。在越南撤侨行动中，中国撤出超过3000名中国人。
每一次领事保护都不是简单的事情。今年3月沙特等国对也门展开空袭后，当地局势骤然紧张。从3月29日开始，中国海军护卫舰停靠也门港口亚丁，安全撤离571名中国公民。而这个过程也是险象环生，因为军舰在进港口前如何打通进港许可、如何把公民安全从也门首都萨那运送到荷台达港口，虽然只有200多公里的路，却付出了很多领事外交官的努力与心血。
危险就不用说了，这是相伴在每一次援救行动中的。黄屏曾派出一个工作组到动乱中的吉尔吉斯斯坦援助同胞回国，外交官们都穿着防弹衣去，车窗在行进过程中被流弹打碎，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联席会议”机制
撤侨是个复杂又浩大的工程，非一个部门、几个人力所能完成，它所牵涉的是多个部门的协调作战能力。在每一次撤侨的背后，是一套叫做“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在运作。
2004年11月4日，联席会议在北京成立，由国务院有关部委组成，负责制定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政策和措施，协调处理相关重大事件。黄屏介绍道，“这么多年来我们建立了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企业、公民个人‘五位一体’的机制，凡是发生重大事件，外交部会作为牵头单位研判情况，并协调各个部门的工作。而在外交部内，领事司会第一时间分析情况是否要召集联席会议。我们的领保中心是24小时待命的，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有一套准备好的随时可以拎着走的行装，因为一旦事件发生，他们根本来不及回家，几个小时后就要出发到事发地点。”
比如说在2008年11月的泰国反政府示威活动中，中国3000多名同胞滞留曼谷机场。11月28日下午，外交部召开了由中国民航局、国家旅游局和财政部参加的联席会议，并决定派出商业航班接回滞留公民。各部门形成明确的分工：外交部负责统一协调前后各方工作关系、民航局负责制定飞行计划、驻泰国使馆具体实施撤离行动；国家旅游局负责督促旅行社做好组织撤离和后续有关费用结算工作。在各部门的协调下，中国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游客撤离行动拉开序幕。
在此次的8.1级尼泊尔大地震中，同样是有这样的机制在运行。中国日常在尼泊尔中资企业工作的人员有2100多人，地震发生时中国旅游团队大约52个，游客683人，地震发生后，加德满都机场一度关闭，造成大量旅客滞留。黄屏说，“在启动联席会议后，中国连同民航局开展紧急救援，救援有序进行。截止5月2日，52个航班接回了685名公民，我们现在仍在全天候关注救援，一旦发现公民有需要，我们会进行援助。”
在尼泊尔地震的救援行动中，网络出现了一些质疑之声，如高价回国票等。黄屏对此进行了解释，“不是所有的撤离行动都是政府买单，一直以来我们执行的是政府援救和自救相结合的形式。比如在也门撤离过程中，中国军舰把公民撤到安全地方是政府买单，但公民还要去别的地方就由自己买票。”
“蚂蚁拖大象”
中国公民的海外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国人关注。不止动乱与地震，据媒体总结，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主要存在以下七类安全风险：一是地区冲突与恐怖活动构成的威胁。如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国，针对中国人员与机构的袭击和绑架事件；
二是由于经济利益矛盾而产生的伤害案件。包括当地犯罪分子对华人华商实施暴力袭击，当地执法当局恶意伤害中方经贸商业利益，以及由政治原因导致中国经贸利益受损害的事件；
三是带有种族歧视与排华性质的民事伤害案件。
四是针对中国人的非法行政案件。即外国一些执法机构在针对中国人的执法中偏离公开、公正原则，出现恶性伤害与侮辱事件；
五是非法移民伤害事件。这往往与人口走私犯罪组织有关。
六是中国留学生被骗和伤害事件。除留学被骗外，海外留学生遇害事件也时有发生，成为中国公民海外最易受伤害的群体之一；
七是意外伤害事件。如交通意外、自然灾害等。
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公民和企业“走出去”的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中国公民出境总数首次突破1亿人次，中国在海外企业超过2万家。从这个庞大并不断上升的数字可看出，中国公民的海外安全事件也会随之日益增多。
针对这一现象，多年来，外交部实践“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加大领事保护力度，维护我国海外侨民的权益和安全：2000年，外交部首次出台了《中国境外领事保护和服务指南》；2004年，外交部成立涉外安全事务司；同年11月4日，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在京举行；2006年5月29日，中国外交部在领事司设立领事保护处，专门处理和协调海外中国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2007年8月23日，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成立，12308热线每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为海外中国公民和法人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服务。
但黄屏也说，“现在的领事保护工作是‘小马拉大车’，我们有个数据，每名领保官员要服务20万中国公民，所以我同事也开玩笑地说，我们不是‘小马拉大车’而是‘蚂蚁拖大象’。”他感叹道，“我们是文装解放军，承担了沉甸甸的在责任，代表着政府去承担公民救助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