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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窑是四川西南地区的一个庞大窑系，起始于东晋晚期，发展于隋，兴盛于唐代，衰于南宋中晚期。以烧青瓷为主，至隋创烧了高温三色彩绘瓷，自此即兼烧高温、低温三色彩绘瓷，以“邛窑三彩”著称。
关于邛窑的外销瓷，尚有些学者持疑，其主要原因：邛窑考古发掘材料公布较晚，不为人所详知，故有研究者把邛窑误认为其他瓷窑。通过邛窑与唐三彩、长沙窑、越窑对比研究，列举了研究者把外销西亚与日本的邛窑误为越窑，或视为长沙窑感到困惑持疑。根据21世纪长江三峡考古最新出土物与参照文献为证，提出了邛窑是有外销的，其路线主要从岷江、涪江、嘉陵江汇长江三峡直入扬州港出海，否定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不可能有外销瓷的臆断。
邛窑，是四川成都平原及川西南地区的一个瓷窑系，因邛崃市南河十方堂固驿瓦窑山窑最先发现，又最具代表性，故名“邛窑”。邛窑以烧青瓷为主，始烧于东晋，发展于隋，兴盛于唐、五代，衰于南宋中晚期，持续时间长达九个世纪。它最大的贡献，在隋时，受到长江下游越窑的启迪，率先创烧成功褐、黑、绿的多色高温彩绘瓷，并对此后的唐三彩及长沙窑的高温彩绘瓷均有极大的影响。
凡研究我国古陶瓷者，或热爱古陶瓷者，均知自唐始，尤以中世纪的8—10世纪时，我国越窑、唐三彩、长沙窑、邢窑白瓷就以新兴的商品进入国际市场，远销到西亚、东非及东南亚领域。“经历千辛万苦沟通东西方两个世界，从而成为中世纪以来深受世界人民所喜爱的贸易商品”。中世纪吋，亦是邛窑的兴盛繁荣时期，长沙窑、越窑、唐三彩是外销贸易瓷的代表，那么邛窑陶瓷是否也有外销呢？关于这个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笔者已有论述⑴，但由于当时材料有限，论据尚欠充分，现我们根据长江三峡及邛窑的新發现，进一步与唐三彩、长沙窑、越窑对比研究，认为邛窑陶瓷在唐代是可能有外销瓷商品的。
概述邛窑三彩特点
邛窑主要以烧青釉瓷为主，至隋首先发明创烧了高温三彩陶瓷，自此后即兼烧多色彩绘瓷，并称“邛窑三彩”。邛窑三彩的特点，在初创期是采用黑、褐、绿三色或两色在青釉或米黄白色与灰白色釉上进行彩绘，主要纹饰为联珠圆圈纹、墨线圆圈纹，相互穿插构成几何纹；或芳草纹与圆圈纹、联珠纹构图，纹样组合简雅。这种纹样在某些方面有似于织锦中的“球路纹”，与古代波斯经常使用的联圆纹和联点纹相似。唐代是邛窑成熟与辉煌时期，除沿袭隋之联珠圆圈纹外，在色彩上，由褐、黑、绿演进为黄、绿、褐、蓝、白数色进行彩绘，但以黄、绿、褐三色为主，偶有红色斑块纹饰。纹饰组合以黄、绿、褐三色彩绘的芳草纹、卷草纹、祥云纹、宝相花纹；或祥云与芳草纹、芳草与竖条连点纹组合，可更多而广泛的是随意挥洒点染的斑块与散点纹。斑块纹有的呈圆形、桃尖形和不规则的条形，色彩上有褐色与绿色、绿色与黄色组合，散点形以绿色为主。至五代时，邛窑纹饰更加丰富，点彩技术更为成熟。此外，邛窑还有三彩或两彩随意点染于人物或动物的面部与身躯。烧成温度在1270℃±2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邛窑还有低温三彩，低温三彩多在黄釉上施褐、绿彩，或模印纹饰。高温三彩胎多灰黑色、黑红色、红褐色、黄褐色，少数黄白色或灰色。露胎部分绝大多数呈深浅不同的黑红色，黄白色极少。低温三彩有红胎、白胎，露胎部分呈砖红色或黄白色。两者均在釉下饰白色化妆土（图1 邛窑三彩）。
邛窯与唐三彩
唐三彩，约起源于初唐或盛唐时期⑵。是一种低温陶器，烧成温度700℃—800℃之间，其釉色有黄、褐、绿、蓝、白等色，而以三色为主，故称“唐三彩”。它不是在青釉或单色釉上彩绘，而是以三色点染，色釉相互浑融，流釉明显，是一种陶器。生产的产品，实用器较少，主要是冥器，但一般的瓶、钵、罐、盘、杯、碗等均属常见。它的三彩鸭、鹅形杯与邛窑的鸭、鹅形杯多相似，只是质地不同而已，又如邛窑三彩面具、三彩器物盖以及五代时期的三彩盂，如不仔细辨别，很可能将邛窑误认为唐三彩，据唐昌朴先生著《邛窑彩釉的兴起及继承问题》（3），提出了北方唐三彩是受南方邛窑的影响，并推测是武则天将四川的邛窑三彩带到了中原去的，由于武则天的喜好和推举，故在武则天掌权以后，京、洛三彩著称于世。笔者亦赞同这种看法。
邛窑与长沙窑
长沙窑兴起于“安史之乱”之际，盛于晚唐而衰于五代⑷。长沙窑亦是在青釉上进行彩绘。两窑都采用含铁量较高的粘土做胎，胎之表面多施一层白色化妆土，高温烧成，纹饰内容丰富，凡邛窑有的联珠纹、联圆纹、芳草纹以及褐色、绿色的斑块纹、条形纹皆有，且变幻丰富胜于邛窑，长沙窑题诗装饰，及彩绘山水人物画更是邛窑所不见。邛窑虽早于长沙窑一百多年，在纹饰上不如长沙窑绚丽，但从大的风格看，相似之处亦很迷人。如邛窑和长沙窑在唐代均盛行绿色乳浊釉，邛窑乳浊绿釉始于南朝晚期或隋初，比长沙窑早两个世纪左右。另外“邛窑与长沙窑的陶工们首先发现了铜红釉，有意识地进行了试验，并传之于世，所以红铜釉彩的起源应归功于他们”（5）。关于它们的不同之处，在纹饰上，长沙窑擅长用模印的单件人物与动物纹贴附于执壶或罐之显眼处，而邛窑则施褐色或黄色斑块配饰，这是两窑不同。而邛窑黄色斑块彩饰，长沙窑至今未有发现。关于碗的装饰，长沙窑最擅长在碗内进行彩绘，邛窑虽有彩绘但不及长沙窑广泛与丰富，而邛窑擅长在碗、盘内模印宝相花与昆虫组合，长沙窑则不多见。在造型上，长沙窑在唐代执壶的短流几乎全八棱或六至十棱不等，至五代才始有管状流，邛窑在唐代虽有八棱短流，但绝大部分均为管状流。碗的造型，长沙窑底足主要为玉璧形与环形圈足，而无饼足。邛窑虽有玉璧底，但绝大多数为饼足，到五代始有环形圈足和圈足外撇。在烧造工艺上，长沙窑是一匣一器，内底光洁无疵，露胎处主要呈黄白色。邛窑是一匣多器装烧，碗内多有五个不等的垫烧疤痕，露胎处主要呈深浅不同的铁红色。尽管有这些不同之处，而共同点仍是较多，关系密切。邛窑与长沙窑所产器物在造型、装饰方法上多有相似，如邛窑瓜棱形红彩水盂，长沙窑亦有此类器物传世，又如邛窑与长沙窑所产之壶，均用褐色斑块或条形纹在壶身进行装饰。正如冯先铭先生所言：邛窑与铜官窑（即长沙窑），两窑所烧瓷器基本上差不多，青釉褐斑、绿斑的风格一样，轮旋方法上也相同，这些特点不是偶然的相合，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6）。这密切的关系是什么呢？应是长沙窑继承发扬邛窑先进技术，又优于邛窑，有别于邛窑（图2，左图邛窑三彩，右图长沙窑三彩）。 邛窑与越窑
越窑历史悠久，是青瓷创造者。从原始青瓷到成熟的优质瓷器都是它的发展与创造，并于三国晚期首先以釉下褐彩绘制人物、山水与几何图案于瓷器上，是最早突破单一青瓷的先驱。唐五代时是它的极盛吋期。邛窑是在它的传播、启迪下产生的，还在某些方面继承发扬了越窑瓷器，如三国晚期的釉下褐彩，邛窑即在它的基础上于隋代创造发明了釉上釉下的高温褐、黑、绿多色的彩绘瓷。邛窑由于原料差，胎釉的纯净亮丽、造型的端庄丰富始终不如越窑。但由于市场经济竞争激烈，邛窑为谋求生存与发展，克服自身原料的弱点，除大力美化邛窑二彩外，还奋力追仿越窑的刻划、模印纹饰，故在唐五代邛窑在模印纹上表现极为卓越。恰似冯先铭先生所言：“邛窑瓷器在上林湖越窑式花纹很多，还有印花鹦鹉小盒，海棠式杯等”（7）。又如邛窑唐代绿釉印花三出三瓣莲花纹盘，二出二重仰莲纹花间蝴蝶飞舞印模，刻划之细腻，构图之严谨，写实之生动，虽不言是空前绝后，至少时至今日仍是绝妙的融艺术与实用于一体的杰作。再如越窑五代时的“已”字杯的造型和模印莲花纹杯，与邛窑内绿釉、外黄釉、内印二重莲纹杯相似，论其纹饰之优美清晰，胎体之细腻似有胜于越窑（8）。以及邛窑五代的五瓣莲纹印模，背有铭文“乾德六年（924）二月上旬造官样杨全记用”，不仅展示出邛窑印花纹精美极致，更充分证实邛窑五代时亦有贡瓷的烧造之务。
唐五代时邛窑有外销瓷吗？
中东、东非、西亚以及我国邻近的东亚与南亚，均在八世纪至十一世纪时出现中国外销陶瓷，主要有唐三彩、邢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却不见邛窑瓷器有外销的记载。究其原因，是邛窑的考古发掘所写出的详细报告公诸于世较晚，又或已有撰文发表，实物照片亦不多，故不为研究外销陶瓷专家学者知晓，同时邛窑与长沙窑、越窑、唐三彩又有如前所述的渊源关系，相同相似的地方尚有之，即便是有外销的邛窑陶瓷也误认为是其他窑的产品，或为不知的窑口对待与持疑。笔者举例如下：
第一，如《陶瓷之路》日本作者三上次男先生，在1982年上海召开的中国古陶瓷研讨会上，把九世纪末十世紀初从中国输入中东的“宽足圆壁浅碗”定名为越窑青瓷。其论文宣讲时，是用彩色幻灯片介绍，我亲眼所见，那“宽足圆壁浅碗”实为敞口宽沿，斜弧壁，平足（饼足）碗。特别重要的，在碗底内底有五支烧疤痕，外壁半釉，这种碗，绝不是越窑青瓷碗，十世纪初，即五代时，越窑碗其底足根本不是平足，而是圈足微外卷型，碗内外皆满釉，多是一匣一器，当然亦有多碗叠烧，亦有内外底有支烧疤痕，可其疤痕特点是长条形砂堆凸起，绝不是似圆非方的无釉疤痕。而这种内底有五支烧似圆非方无釉疤痕，外壁半釉，敞口斜腹平足碗正好是邛窑五代青瓷碗。会中我的论文即《邛窑新探》，还进行交换意见，三上次男先生赞同我的看法。
第二，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葛维汉在撰写《邛窑陶记》的附注中写道：“为了写邛窑陶器这篇文章，我获得机会访问欧美一系列博物馆，在大英博物馆中藏有底格里斯河附近萨马拉和勃罗明纳德遗址（原位）出土的中国瓷器，这些属于公元800-900年的瓷片，与邛窑出土物极为相似”（9）。这一附注中，又足以说明中东与西亚出土的中国陶瓷中，应有邛窑唐五代瓷器的可能。
2004年笔者曾专程至大英博物馆考察萨马拉遗址8—9世纪出土的中国瓷器，非常遗憾，由于保管人员生孩子休假，未曾见到与邛窑相似的瓷片，但见到了邢窑、定窑白瓷碗、杯等碎片数十片。也看到了9-10世纪的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邢窑、定窑、越窑碎片，其中有三片长沙窑彩绘瓷，确实未见有邛窑残片。可喜的是，在库存中，看到了20世纪初大英博物馆收集的邛窑绿釉龟盖砚、綠釉小龟、小蛙、三彩人头埙、葫芦形小瓶，其中所藏的邛窑三彩脸谱残片与邛窑博物馆所藏三彩脸谱极其相似（图3 大英博物馆藏唐代邛窑脸谱，图4 大英博物馆藏唐代邛窑陶瓷），邛窑墨绿彩碗与秭归出土的邛窑墨绿彩纹碗不仅器型相似，图案画法也似出自同一工匠之手（图5 1996年长江三峡秭归出土唐代邛窑墨绿彩碗，图6 大英博物馆藏唐代邛窑墨绿彩碗），当然这些不能认定是唐代外销品，但至少邛窑瓷器也为大英博物馆收藏，至于是何时、何地流传至西亚或欧洲还需研究，不过那脸谱残片，是否就是出土于西亚或东非，而后再由大英博物馆收藏，也是有可能或亦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三，2001年4月在参观邛窑博物馆陶瓷展览时，当看到邛窑低温三彩釉时，北大秦大树教授说：“我在埃及看到这类彩绘瓷时，还以为是清代瓷器，没想到还是邛窑的产品。”
第四，日本学者失部良明在所著《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中写道：“久留未市火葬墓出土的黄釉褐彩圆点纹壶，和筑紫野市大门出土的黄釉褐彩圆点纹水注等等，在粗糙的胎上，施以灰白色薄的化妆土，再施褐彩，其施釉工序看起来和瓦渣坪窑（长沙窑）同样的手法，在釉胎上，立即要判断是一个窑制的，感到犹豫不决”（10）。即说明在日本出土不少长沙窑的，而其中仍有很难准确判断为长沙窑出土物，那这又是什么窑呢？迄今为止，与长沙窑相似的只有邛窑，这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共认的。
第五，三上次男先生在《唐三彩的后裔》中提出：“而在伊朗发现来看，也是长沙窑最多，这足以说明长沙窑在唐末出口的商品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长沙窑，离海岸的贸易港口遥远，为什么长沙窑会成为重要的贸易商品，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11）。可见三上次男先生对中东与西亚同我国的邻国出土这么多长沙窑产品，有质疑的感慨，但他仅提出离海岸遥远为由，我认为那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他所认的长沙窑中有邛窑产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第六，国内外学者有认为长沙窑距海岸比邛窑近多了，都有人质疑，同时，又有唐人李白诗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邛窑在蜀中离海岸那么遥远，会有可能吗？根据出土物为证，我们认为完全可能：1.据1994年11月中国古陶瓷年会参观扬州博物馆陈列中，即有扬州出土的青釉褐彩斑块大罐，做工规整，高约40余厘米，施半釉，下腹无釉，露胎呈铁红色，未标属何窑口。笔者当即请问各专家，均言不知，可我确如发现新大陆似的欣喜，这就是邛窑产品（图7，扬州出土唐代邛窑青釉褐彩大罐）。但是否为长沙窑呢？若单以青釉饰褐彩斑块而论，长沙窑是有可能的，可长沙窑之青釉多偏黄，此青绿；另长沙窑大件不多，而邛窑在40厘米左右之器较多，从施釉工艺看长沙窑多半釉以下，而最普遍的近足，且其露胎是黄白色。故笔者认为此罐是邛窑的上乘之作，销售于扬州的贸易瓷，或为外销海外滞留于扬州（12）。2.笔者近年为考察长江三峡出土历代瓷器，在峡区沿市县均见有邛窑陶瓷出土，而以唐代为最多，不仅如此，在峡区还有比邛窑之数量、质量多而美的长沙窑彩绘瓷（13），尤为重要的，于2006年春，专程至峡区的尾端宜昌，溯江而上，在西陵峡考察时，见有2002年巴东、秭归出土的邛窑唐代陶瓷，粗细皆有，精细的有邛窑三彩模印贴塑莲花纹薰炉、米黄釉绘绿色单株玉米植物纹大盘。以这些出土物为证，其言“蜀道难”为借口，邛窑不可能有外销妄作评论而告终罢。
第七，据2007年扬州珍园工地出土的邛窑羊首彩绘褐绿纹壶为证，邛窑绝对有外销的可能，据扬州文物队池军、薛炳宏先生考证，提出扬州唐城出土大量长沙窑彩绘瓷多叠压于中唐或之前的地层，结合地层关系和伴出物，并参照扬州罗城年代推断，此件邛窑壶时代可能为中唐时期或之前，邛窑彩绘瓷来到扬州港的时间比长沙窑早。又提出：唐代扬州是全国的重要港口，也是商品的集散地，从全国来到扬州的陶瓷等产品的目的主要是销售，一部分通过运河及近海转运到全国各地，另一部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朝鲜；或从东南沿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邛窑陶瓷来到扬州走的是水路，沿岷江长江顺流而下，来到扬州不是孤品，应该是一批产品，从彩绘壶纹饰画意上推断可能属于外销瓷的一类。（28）
邛窑外销瓷历史依据与输出路线
1.追溯历史依据
关于成都与邛崃的商品，早在西汉初时，即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就有运至中东与西亚的，具体就是张骞出使西域时，亲眼在阿富汗看到邛竹杖与蜀布，据悉是从印度运去的（14）。在汉代，我国与亚欧一些国家已有交往，马其顿商人（今欧洲巴尔干半岛中南部地区），常旅游大夏，由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到所谓的丝绸之国（中国）贩卖丝织物品（15）。至北魏太安元年（455），波斯萨珊王朝遣使来华，其后常有使节来往（16）。到隋，中国和波斯已互遣使节（17），至唐波斯使节不断来到唐朝，仅永徽二年（651）至贞元十四年（798），正式遣使之记载就有37次（18）。此外，还有唐末随僖宗入蜀的李珣，即波斯商人李苏沙的后裔，与三台（今四川三台县）、成都人融为一体。李珣（855—936）家居三台，善词能诗，妹舜弦为前蜀王衍的昭仪女官，地位仅次于皇后和四妃，为九宾之首，长住成都（19）。从以上史料看，成都与西亚的交通和商品贸易、文化交往，从汉代起一直到唐五代都有。
2.唐时的长江商贸
唐代经济兴盛，有“扬一益二”的说法，扬即扬州，益指成都。是唐时两个著名的经济繁荣的大都会，两地商贸往来十分繁忙，以水运最为兴旺，杜甫有诗“吴盐蜀麻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20）及“胡商离别下扬州”（21）其“胡商”泛指大食波斯商人。此二首诗，均是杜甫寓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所作。不仅论述当时成都至扬州水运之畅达，船舶之大、货物之多，且还有定居中国成都或重庆之波斯商参与商贸，可见成都唐时已是内陆商贸的国际都市了。
3.运输路线
在唐代，四川交通运输四通八达。北有金牛道接褒斜道到达陕西；西北有成都与灌县经桃关、汶川、过松、茂诸州而入吐蕃通西域；从成都经临邛隽州入南诏而至天竺（22），还有两岷江、涪江、沱江分别达长江出三峡至扬州。这几条路线中以水陆最为繁忙，这条航线当时是邛窑输出的主要交通线。成都是西南航运的重要交通要道。杜甫于成都草堂作诗有“门泊东吴万里船”（23），说明长江下游的船已航至成都，从出土物看，在长江三峡的巫山、奉节、云阳、万州至重庆，及三峡下游的巴东、秭归多出土有长沙窑、越窑、邢窑、定窑、邛窑、洪州窑瓷器与残片（24）。关于岷江至长江达三峡的记载，有李白诗《峨眉山月歌》（25），“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诗中之平羌江，即今之青衣江，源于四川芦山县，流至乐山入岷江，渝州即今之重庆市。关于涪江经嘉陵江至长江向三峡到长江中游转陆路达河南，有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26）“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今襄樊市）向洛阳。”此外，还有描绘成都與扬州水上航运的诗，即岑参《万里桥》诗“成都至维扬（今扬州），相去万余里。沧江东流急，帆去如鸟翅。”（27），是最直接记载成都从岷江出发至长江，与海上交通发达的扬州港口之便捷。
根据以上唐代著名诗人的生活实感所记载，充分阐明了四川水上交通的发达。因此，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邛窑陶瓷，虽地处内陆，离海岸比较遥远，然实实在在可从成都直航扬州出海，输至海外各地的。
后记：照片由邛崃市文管所、尚崇伟先生、宜昌博物馆、云阳文管所、大英博物馆提供，特此致谢。
注释：
（1）陈丽琼《邛窑与铜官窑的关系及邛窑可能有外销》，载《四川文物》1996年增刊《四川考古研究论文集》。
（2）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唐三彩》，河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出版。
（3）唐昌朴《邛窑彩釉的兴起及继承问题》，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1期。
（4）湖南省文物考古所、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出版。
（5）张福康《邛崃窑和长沙窑的烧造工艺》，载耿宝昌等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6）冯先铭《从两次调查长沙铜官窑所得的几点收获》，载《文物》1960年3期。
（7）同（6）。
（8）童兆良《上林湖越窑单子款》，载《2002年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专辑》195页图五十，杭州出版社2002年出版。
（9）[美]葛维汉著，成恩元译《邛崃陶器》，载《四川古陶瓷研究》第一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出版。
（10）[日]矢部良明《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载《中国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二辑，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于1983年编印。
（11）三上次男《伊朗發现的长沙铜官窑与越窑青瓷》及《唐三彩的后裔》，载《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
（12）关于扬州出土青釉褐彩斑块大罐，经《长沙窑》专著主笔周世荣先生审视，于2008年3月回示同意笔者意见。
（13）胡习珍《长江三峡地区出土的长沙窑瓷器》，载《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二辑，303页。紫禁城出版社2006出版。
（14）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卷123，3166页，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15）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418页。
（16）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三册33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17）同（16）第四册506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8）《陈坦学术论文集·回回族入中国史略》548页，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19）魏尧西《杂谈西蜀词人李珣》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683年3期。
（20）杜甫《夔州歌十绝句》之六，载《全唐诗》卷230，5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21）杜甫《解闷十二首》，载《全唐诗》卷230，5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22）蒙漠、刘琳、唐光沛等著《四川古代史稿》200-2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23）同（21）杜甫《绝句四首》之三，卷415，563页。
（24）《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卷一，95页，557页，671页，卷四24页，151页，159页，393页，科学出版社出版。《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91-97页，181页，317页，342页，1998卷52页，280页，287页，390页，1999卷24页，75页，211页，447页，493页，674-677页，科学出版社出版。徐光翼主编《三峡文物抢救纪实·永不逝落的文明》139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出版。
（25）同（21）李白《峨眉山月歌》卷167页，394页。
（26）同（21）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卷401，577页。
（27）同（21）岑参《万里桥》卷198，465页。
（28）扬州考古队 池 军、薛炳宏《沉睡古窑瓷，出土惊天下-谈扬州珍园工地出土唐代邛窑瓷器》载《扬州文博研究集》101页，广陵书社2009年版。
关于邛窑的外销瓷，尚有些学者持疑，其主要原因：邛窑考古发掘材料公布较晚，不为人所详知，故有研究者把邛窑误认为其他瓷窑。通过邛窑与唐三彩、长沙窑、越窑对比研究，列举了研究者把外销西亚与日本的邛窑误为越窑，或视为长沙窑感到困惑持疑。根据21世纪长江三峡考古最新出土物与参照文献为证，提出了邛窑是有外销的，其路线主要从岷江、涪江、嘉陵江汇长江三峡直入扬州港出海，否定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不可能有外销瓷的臆断。
邛窑，是四川成都平原及川西南地区的一个瓷窑系，因邛崃市南河十方堂固驿瓦窑山窑最先发现，又最具代表性，故名“邛窑”。邛窑以烧青瓷为主，始烧于东晋，发展于隋，兴盛于唐、五代，衰于南宋中晚期，持续时间长达九个世纪。它最大的贡献，在隋时，受到长江下游越窑的启迪，率先创烧成功褐、黑、绿的多色高温彩绘瓷，并对此后的唐三彩及长沙窑的高温彩绘瓷均有极大的影响。
凡研究我国古陶瓷者，或热爱古陶瓷者，均知自唐始，尤以中世纪的8—10世纪时，我国越窑、唐三彩、长沙窑、邢窑白瓷就以新兴的商品进入国际市场，远销到西亚、东非及东南亚领域。“经历千辛万苦沟通东西方两个世界，从而成为中世纪以来深受世界人民所喜爱的贸易商品”。中世纪吋，亦是邛窑的兴盛繁荣时期，长沙窑、越窑、唐三彩是外销贸易瓷的代表，那么邛窑陶瓷是否也有外销呢？关于这个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笔者已有论述⑴，但由于当时材料有限，论据尚欠充分，现我们根据长江三峡及邛窑的新發现，进一步与唐三彩、长沙窑、越窑对比研究，认为邛窑陶瓷在唐代是可能有外销瓷商品的。
概述邛窑三彩特点
邛窑主要以烧青釉瓷为主，至隋首先发明创烧了高温三彩陶瓷，自此后即兼烧多色彩绘瓷，并称“邛窑三彩”。邛窑三彩的特点，在初创期是采用黑、褐、绿三色或两色在青釉或米黄白色与灰白色釉上进行彩绘，主要纹饰为联珠圆圈纹、墨线圆圈纹，相互穿插构成几何纹；或芳草纹与圆圈纹、联珠纹构图，纹样组合简雅。这种纹样在某些方面有似于织锦中的“球路纹”，与古代波斯经常使用的联圆纹和联点纹相似。唐代是邛窑成熟与辉煌时期，除沿袭隋之联珠圆圈纹外，在色彩上，由褐、黑、绿演进为黄、绿、褐、蓝、白数色进行彩绘，但以黄、绿、褐三色为主，偶有红色斑块纹饰。纹饰组合以黄、绿、褐三色彩绘的芳草纹、卷草纹、祥云纹、宝相花纹；或祥云与芳草纹、芳草与竖条连点纹组合，可更多而广泛的是随意挥洒点染的斑块与散点纹。斑块纹有的呈圆形、桃尖形和不规则的条形，色彩上有褐色与绿色、绿色与黄色组合，散点形以绿色为主。至五代时，邛窑纹饰更加丰富，点彩技术更为成熟。此外，邛窑还有三彩或两彩随意点染于人物或动物的面部与身躯。烧成温度在1270℃±2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邛窑还有低温三彩，低温三彩多在黄釉上施褐、绿彩，或模印纹饰。高温三彩胎多灰黑色、黑红色、红褐色、黄褐色，少数黄白色或灰色。露胎部分绝大多数呈深浅不同的黑红色，黄白色极少。低温三彩有红胎、白胎，露胎部分呈砖红色或黄白色。两者均在釉下饰白色化妆土（图1 邛窑三彩）。
邛窯与唐三彩
唐三彩，约起源于初唐或盛唐时期⑵。是一种低温陶器，烧成温度700℃—800℃之间，其釉色有黄、褐、绿、蓝、白等色，而以三色为主，故称“唐三彩”。它不是在青釉或单色釉上彩绘，而是以三色点染，色釉相互浑融，流釉明显，是一种陶器。生产的产品，实用器较少，主要是冥器，但一般的瓶、钵、罐、盘、杯、碗等均属常见。它的三彩鸭、鹅形杯与邛窑的鸭、鹅形杯多相似，只是质地不同而已，又如邛窑三彩面具、三彩器物盖以及五代时期的三彩盂，如不仔细辨别，很可能将邛窑误认为唐三彩，据唐昌朴先生著《邛窑彩釉的兴起及继承问题》（3），提出了北方唐三彩是受南方邛窑的影响，并推测是武则天将四川的邛窑三彩带到了中原去的，由于武则天的喜好和推举，故在武则天掌权以后，京、洛三彩著称于世。笔者亦赞同这种看法。
邛窑与长沙窑
长沙窑兴起于“安史之乱”之际，盛于晚唐而衰于五代⑷。长沙窑亦是在青釉上进行彩绘。两窑都采用含铁量较高的粘土做胎，胎之表面多施一层白色化妆土，高温烧成，纹饰内容丰富，凡邛窑有的联珠纹、联圆纹、芳草纹以及褐色、绿色的斑块纹、条形纹皆有，且变幻丰富胜于邛窑，长沙窑题诗装饰，及彩绘山水人物画更是邛窑所不见。邛窑虽早于长沙窑一百多年，在纹饰上不如长沙窑绚丽，但从大的风格看，相似之处亦很迷人。如邛窑和长沙窑在唐代均盛行绿色乳浊釉，邛窑乳浊绿釉始于南朝晚期或隋初，比长沙窑早两个世纪左右。另外“邛窑与长沙窑的陶工们首先发现了铜红釉，有意识地进行了试验，并传之于世，所以红铜釉彩的起源应归功于他们”（5）。关于它们的不同之处，在纹饰上，长沙窑擅长用模印的单件人物与动物纹贴附于执壶或罐之显眼处，而邛窑则施褐色或黄色斑块配饰，这是两窑不同。而邛窑黄色斑块彩饰，长沙窑至今未有发现。关于碗的装饰，长沙窑最擅长在碗内进行彩绘，邛窑虽有彩绘但不及长沙窑广泛与丰富，而邛窑擅长在碗、盘内模印宝相花与昆虫组合，长沙窑则不多见。在造型上，长沙窑在唐代执壶的短流几乎全八棱或六至十棱不等，至五代才始有管状流，邛窑在唐代虽有八棱短流，但绝大部分均为管状流。碗的造型，长沙窑底足主要为玉璧形与环形圈足，而无饼足。邛窑虽有玉璧底，但绝大多数为饼足，到五代始有环形圈足和圈足外撇。在烧造工艺上，长沙窑是一匣一器，内底光洁无疵，露胎处主要呈黄白色。邛窑是一匣多器装烧，碗内多有五个不等的垫烧疤痕，露胎处主要呈深浅不同的铁红色。尽管有这些不同之处，而共同点仍是较多，关系密切。邛窑与长沙窑所产器物在造型、装饰方法上多有相似，如邛窑瓜棱形红彩水盂，长沙窑亦有此类器物传世，又如邛窑与长沙窑所产之壶，均用褐色斑块或条形纹在壶身进行装饰。正如冯先铭先生所言：邛窑与铜官窑（即长沙窑），两窑所烧瓷器基本上差不多，青釉褐斑、绿斑的风格一样，轮旋方法上也相同，这些特点不是偶然的相合，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6）。这密切的关系是什么呢？应是长沙窑继承发扬邛窑先进技术，又优于邛窑，有别于邛窑（图2，左图邛窑三彩，右图长沙窑三彩）。 邛窑与越窑
越窑历史悠久，是青瓷创造者。从原始青瓷到成熟的优质瓷器都是它的发展与创造，并于三国晚期首先以釉下褐彩绘制人物、山水与几何图案于瓷器上，是最早突破单一青瓷的先驱。唐五代时是它的极盛吋期。邛窑是在它的传播、启迪下产生的，还在某些方面继承发扬了越窑瓷器，如三国晚期的釉下褐彩，邛窑即在它的基础上于隋代创造发明了釉上釉下的高温褐、黑、绿多色的彩绘瓷。邛窑由于原料差，胎釉的纯净亮丽、造型的端庄丰富始终不如越窑。但由于市场经济竞争激烈，邛窑为谋求生存与发展，克服自身原料的弱点，除大力美化邛窑二彩外，还奋力追仿越窑的刻划、模印纹饰，故在唐五代邛窑在模印纹上表现极为卓越。恰似冯先铭先生所言：“邛窑瓷器在上林湖越窑式花纹很多，还有印花鹦鹉小盒，海棠式杯等”（7）。又如邛窑唐代绿釉印花三出三瓣莲花纹盘，二出二重仰莲纹花间蝴蝶飞舞印模，刻划之细腻，构图之严谨，写实之生动，虽不言是空前绝后，至少时至今日仍是绝妙的融艺术与实用于一体的杰作。再如越窑五代时的“已”字杯的造型和模印莲花纹杯，与邛窑内绿釉、外黄釉、内印二重莲纹杯相似，论其纹饰之优美清晰，胎体之细腻似有胜于越窑（8）。以及邛窑五代的五瓣莲纹印模，背有铭文“乾德六年（924）二月上旬造官样杨全记用”，不仅展示出邛窑印花纹精美极致，更充分证实邛窑五代时亦有贡瓷的烧造之务。
唐五代时邛窑有外销瓷吗？
中东、东非、西亚以及我国邻近的东亚与南亚，均在八世纪至十一世纪时出现中国外销陶瓷，主要有唐三彩、邢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却不见邛窑瓷器有外销的记载。究其原因，是邛窑的考古发掘所写出的详细报告公诸于世较晚，又或已有撰文发表，实物照片亦不多，故不为研究外销陶瓷专家学者知晓，同时邛窑与长沙窑、越窑、唐三彩又有如前所述的渊源关系，相同相似的地方尚有之，即便是有外销的邛窑陶瓷也误认为是其他窑的产品，或为不知的窑口对待与持疑。笔者举例如下：
第一，如《陶瓷之路》日本作者三上次男先生，在1982年上海召开的中国古陶瓷研讨会上，把九世纪末十世紀初从中国输入中东的“宽足圆壁浅碗”定名为越窑青瓷。其论文宣讲时，是用彩色幻灯片介绍，我亲眼所见，那“宽足圆壁浅碗”实为敞口宽沿，斜弧壁，平足（饼足）碗。特别重要的，在碗底内底有五支烧疤痕，外壁半釉，这种碗，绝不是越窑青瓷碗，十世纪初，即五代时，越窑碗其底足根本不是平足，而是圈足微外卷型，碗内外皆满釉，多是一匣一器，当然亦有多碗叠烧，亦有内外底有支烧疤痕，可其疤痕特点是长条形砂堆凸起，绝不是似圆非方的无釉疤痕。而这种内底有五支烧似圆非方无釉疤痕，外壁半釉，敞口斜腹平足碗正好是邛窑五代青瓷碗。会中我的论文即《邛窑新探》，还进行交换意见，三上次男先生赞同我的看法。
第二，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葛维汉在撰写《邛窑陶记》的附注中写道：“为了写邛窑陶器这篇文章，我获得机会访问欧美一系列博物馆，在大英博物馆中藏有底格里斯河附近萨马拉和勃罗明纳德遗址（原位）出土的中国瓷器，这些属于公元800-900年的瓷片，与邛窑出土物极为相似”（9）。这一附注中，又足以说明中东与西亚出土的中国陶瓷中，应有邛窑唐五代瓷器的可能。
2004年笔者曾专程至大英博物馆考察萨马拉遗址8—9世纪出土的中国瓷器，非常遗憾，由于保管人员生孩子休假，未曾见到与邛窑相似的瓷片，但见到了邢窑、定窑白瓷碗、杯等碎片数十片。也看到了9-10世纪的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邢窑、定窑、越窑碎片，其中有三片长沙窑彩绘瓷，确实未见有邛窑残片。可喜的是，在库存中，看到了20世纪初大英博物馆收集的邛窑绿釉龟盖砚、綠釉小龟、小蛙、三彩人头埙、葫芦形小瓶，其中所藏的邛窑三彩脸谱残片与邛窑博物馆所藏三彩脸谱极其相似（图3 大英博物馆藏唐代邛窑脸谱，图4 大英博物馆藏唐代邛窑陶瓷），邛窑墨绿彩碗与秭归出土的邛窑墨绿彩纹碗不仅器型相似，图案画法也似出自同一工匠之手（图5 1996年长江三峡秭归出土唐代邛窑墨绿彩碗，图6 大英博物馆藏唐代邛窑墨绿彩碗），当然这些不能认定是唐代外销品，但至少邛窑瓷器也为大英博物馆收藏，至于是何时、何地流传至西亚或欧洲还需研究，不过那脸谱残片，是否就是出土于西亚或东非，而后再由大英博物馆收藏，也是有可能或亦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三，2001年4月在参观邛窑博物馆陶瓷展览时，当看到邛窑低温三彩釉时，北大秦大树教授说：“我在埃及看到这类彩绘瓷时，还以为是清代瓷器，没想到还是邛窑的产品。”
第四，日本学者失部良明在所著《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中写道：“久留未市火葬墓出土的黄釉褐彩圆点纹壶，和筑紫野市大门出土的黄釉褐彩圆点纹水注等等，在粗糙的胎上，施以灰白色薄的化妆土，再施褐彩，其施釉工序看起来和瓦渣坪窑（长沙窑）同样的手法，在釉胎上，立即要判断是一个窑制的，感到犹豫不决”（10）。即说明在日本出土不少长沙窑的，而其中仍有很难准确判断为长沙窑出土物，那这又是什么窑呢？迄今为止，与长沙窑相似的只有邛窑，这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共认的。
第五，三上次男先生在《唐三彩的后裔》中提出：“而在伊朗发现来看，也是长沙窑最多，这足以说明长沙窑在唐末出口的商品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长沙窑，离海岸的贸易港口遥远，为什么长沙窑会成为重要的贸易商品，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11）。可见三上次男先生对中东与西亚同我国的邻国出土这么多长沙窑产品，有质疑的感慨，但他仅提出离海岸遥远为由，我认为那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他所认的长沙窑中有邛窑产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第六，国内外学者有认为长沙窑距海岸比邛窑近多了，都有人质疑，同时，又有唐人李白诗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邛窑在蜀中离海岸那么遥远，会有可能吗？根据出土物为证，我们认为完全可能：1.据1994年11月中国古陶瓷年会参观扬州博物馆陈列中，即有扬州出土的青釉褐彩斑块大罐，做工规整，高约40余厘米，施半釉，下腹无釉，露胎呈铁红色，未标属何窑口。笔者当即请问各专家，均言不知，可我确如发现新大陆似的欣喜，这就是邛窑产品（图7，扬州出土唐代邛窑青釉褐彩大罐）。但是否为长沙窑呢？若单以青釉饰褐彩斑块而论，长沙窑是有可能的，可长沙窑之青釉多偏黄，此青绿；另长沙窑大件不多，而邛窑在40厘米左右之器较多，从施釉工艺看长沙窑多半釉以下，而最普遍的近足，且其露胎是黄白色。故笔者认为此罐是邛窑的上乘之作，销售于扬州的贸易瓷，或为外销海外滞留于扬州（12）。2.笔者近年为考察长江三峡出土历代瓷器，在峡区沿市县均见有邛窑陶瓷出土，而以唐代为最多，不仅如此，在峡区还有比邛窑之数量、质量多而美的长沙窑彩绘瓷（13），尤为重要的，于2006年春，专程至峡区的尾端宜昌，溯江而上，在西陵峡考察时，见有2002年巴东、秭归出土的邛窑唐代陶瓷，粗细皆有，精细的有邛窑三彩模印贴塑莲花纹薰炉、米黄釉绘绿色单株玉米植物纹大盘。以这些出土物为证，其言“蜀道难”为借口，邛窑不可能有外销妄作评论而告终罢。
第七，据2007年扬州珍园工地出土的邛窑羊首彩绘褐绿纹壶为证，邛窑绝对有外销的可能，据扬州文物队池军、薛炳宏先生考证，提出扬州唐城出土大量长沙窑彩绘瓷多叠压于中唐或之前的地层，结合地层关系和伴出物，并参照扬州罗城年代推断，此件邛窑壶时代可能为中唐时期或之前，邛窑彩绘瓷来到扬州港的时间比长沙窑早。又提出：唐代扬州是全国的重要港口，也是商品的集散地，从全国来到扬州的陶瓷等产品的目的主要是销售，一部分通过运河及近海转运到全国各地，另一部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朝鲜；或从东南沿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邛窑陶瓷来到扬州走的是水路，沿岷江长江顺流而下，来到扬州不是孤品，应该是一批产品，从彩绘壶纹饰画意上推断可能属于外销瓷的一类。（28）
邛窑外销瓷历史依据与输出路线
1.追溯历史依据
关于成都与邛崃的商品，早在西汉初时，即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就有运至中东与西亚的，具体就是张骞出使西域时，亲眼在阿富汗看到邛竹杖与蜀布，据悉是从印度运去的（14）。在汉代，我国与亚欧一些国家已有交往，马其顿商人（今欧洲巴尔干半岛中南部地区），常旅游大夏，由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到所谓的丝绸之国（中国）贩卖丝织物品（15）。至北魏太安元年（455），波斯萨珊王朝遣使来华，其后常有使节来往（16）。到隋，中国和波斯已互遣使节（17），至唐波斯使节不断来到唐朝，仅永徽二年（651）至贞元十四年（798），正式遣使之记载就有37次（18）。此外，还有唐末随僖宗入蜀的李珣，即波斯商人李苏沙的后裔，与三台（今四川三台县）、成都人融为一体。李珣（855—936）家居三台，善词能诗，妹舜弦为前蜀王衍的昭仪女官，地位仅次于皇后和四妃，为九宾之首，长住成都（19）。从以上史料看，成都与西亚的交通和商品贸易、文化交往，从汉代起一直到唐五代都有。
2.唐时的长江商贸
唐代经济兴盛，有“扬一益二”的说法，扬即扬州，益指成都。是唐时两个著名的经济繁荣的大都会，两地商贸往来十分繁忙，以水运最为兴旺，杜甫有诗“吴盐蜀麻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20）及“胡商离别下扬州”（21）其“胡商”泛指大食波斯商人。此二首诗，均是杜甫寓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所作。不仅论述当时成都至扬州水运之畅达，船舶之大、货物之多，且还有定居中国成都或重庆之波斯商参与商贸，可见成都唐时已是内陆商贸的国际都市了。
3.运输路线
在唐代，四川交通运输四通八达。北有金牛道接褒斜道到达陕西；西北有成都与灌县经桃关、汶川、过松、茂诸州而入吐蕃通西域；从成都经临邛隽州入南诏而至天竺（22），还有两岷江、涪江、沱江分别达长江出三峡至扬州。这几条路线中以水陆最为繁忙，这条航线当时是邛窑输出的主要交通线。成都是西南航运的重要交通要道。杜甫于成都草堂作诗有“门泊东吴万里船”（23），说明长江下游的船已航至成都，从出土物看，在长江三峡的巫山、奉节、云阳、万州至重庆，及三峡下游的巴东、秭归多出土有长沙窑、越窑、邢窑、定窑、邛窑、洪州窑瓷器与残片（24）。关于岷江至长江达三峡的记载，有李白诗《峨眉山月歌》（25），“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诗中之平羌江，即今之青衣江，源于四川芦山县，流至乐山入岷江，渝州即今之重庆市。关于涪江经嘉陵江至长江向三峡到长江中游转陆路达河南，有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26）“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今襄樊市）向洛阳。”此外，还有描绘成都與扬州水上航运的诗，即岑参《万里桥》诗“成都至维扬（今扬州），相去万余里。沧江东流急，帆去如鸟翅。”（27），是最直接记载成都从岷江出发至长江，与海上交通发达的扬州港口之便捷。
根据以上唐代著名诗人的生活实感所记载，充分阐明了四川水上交通的发达。因此，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邛窑陶瓷，虽地处内陆，离海岸比较遥远，然实实在在可从成都直航扬州出海，输至海外各地的。
后记：照片由邛崃市文管所、尚崇伟先生、宜昌博物馆、云阳文管所、大英博物馆提供，特此致谢。
注释：
（1）陈丽琼《邛窑与铜官窑的关系及邛窑可能有外销》，载《四川文物》1996年增刊《四川考古研究论文集》。
（2）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唐三彩》，河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出版。
（3）唐昌朴《邛窑彩釉的兴起及继承问题》，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1期。
（4）湖南省文物考古所、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出版。
（5）张福康《邛崃窑和长沙窑的烧造工艺》，载耿宝昌等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6）冯先铭《从两次调查长沙铜官窑所得的几点收获》，载《文物》1960年3期。
（7）同（6）。
（8）童兆良《上林湖越窑单子款》，载《2002年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专辑》195页图五十，杭州出版社2002年出版。
（9）[美]葛维汉著，成恩元译《邛崃陶器》，载《四川古陶瓷研究》第一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出版。
（10）[日]矢部良明《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载《中国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二辑，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于1983年编印。
（11）三上次男《伊朗發现的长沙铜官窑与越窑青瓷》及《唐三彩的后裔》，载《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
（12）关于扬州出土青釉褐彩斑块大罐，经《长沙窑》专著主笔周世荣先生审视，于2008年3月回示同意笔者意见。
（13）胡习珍《长江三峡地区出土的长沙窑瓷器》，载《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二辑，303页。紫禁城出版社2006出版。
（14）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卷123，3166页，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15）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418页。
（16）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三册33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17）同（16）第四册506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8）《陈坦学术论文集·回回族入中国史略》548页，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19）魏尧西《杂谈西蜀词人李珣》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683年3期。
（20）杜甫《夔州歌十绝句》之六，载《全唐诗》卷230，5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21）杜甫《解闷十二首》，载《全唐诗》卷230，5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22）蒙漠、刘琳、唐光沛等著《四川古代史稿》200-2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23）同（21）杜甫《绝句四首》之三，卷415，563页。
（24）《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卷一，95页，557页，671页，卷四24页，151页，159页，393页，科学出版社出版。《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91-97页，181页，317页，342页，1998卷52页，280页，287页，390页，1999卷24页，75页，211页，447页，493页，674-677页，科学出版社出版。徐光翼主编《三峡文物抢救纪实·永不逝落的文明》139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出版。
（25）同（21）李白《峨眉山月歌》卷167页，394页。
（26）同（21）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卷401，577页。
（27）同（21）岑参《万里桥》卷198，465页。
（28）扬州考古队 池 军、薛炳宏《沉睡古窑瓷，出土惊天下-谈扬州珍园工地出土唐代邛窑瓷器》载《扬州文博研究集》101页，广陵书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