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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基金会的数量，正以平均每天新成立2家的速度在增长。”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9月11日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基金会每年占据了绝大部分社会捐赠资源。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9月11日，中国基金会总数达3361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连续多年主编《慈善蓝皮书》，时刻保持着对中国慈善事业的近距离审视。近日，杨团也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
平民慈善崛起 专业化要求提高
《瞭望东方周刊》：依据你的观察，今年慈善领域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王振耀：2013年，截至目前，我们慈善界感到最振奋的是朱基同志捐出著作版税成立实事助学基金会。
政府出台的两项政策对慈善事业发展带来利好：一是政府放开了几类社会组织的注册，二是政府提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这都会推动慈善组织的发展。最近，深圳、河南都有一些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创新政策。比如，深圳有关于推动社区基金会的政策。
国内的慈善机构逐渐开始走向专业化。慈善在朝专业化转型的时候，也正朝着向受助人直接捐助的方向发展。
我的整体判断是，中国慈善将来一定会进一步专业化，甚至像发达国家一样出现“募捐师”这种专门的职业。不再像现在这样，可能依靠名人号召，或者网络大V凭直觉做慈善。
《瞭望东方周刊》：网络微博上的微公益等促成众多捐助项目。这种现象能够说明什么呢？
王振耀：这是平民慈善的一种表现形式。美国80%的捐款都是平民慈善完成的，我们国家恰恰是平民慈善还没有发展起来。
慈善离我们普通人并不遥远。平民慈善的一种表现形式可能就是社区慈善，社区居民为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发起募捐项目。
在国外，社区里都经常能见到慈善项目铜牌，上面标识着捐助者的信息。在美国，平民慈善还有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注册小微型的慈善基金会。
美国人可能几个熟人凑几千、几万美元就注册一个基金会。有的可能是老人去世了，兄弟姐妹将父母的几万美元遗产拿出来就在一起做慈善。有一些家庭甚至鼓励孩子将压岁钱拿出来成立基金会做慈善。
2013年，平民慈善在崛起，富人慈善也在发展。一些企业和机构正在试着做股权捐赠。
慈善组织进步明显 项目指向性加强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2013年以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有怎样的整体认识？
杨团：2013年，中国慈善的主要话题主要还是救灾。与2008年汶川地震时相比，2013年芦山地震中就能看出中国的慈善组织有了很大的进步。
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慈善捐款主要走政府渠道。这就是没有分清政府和慈善组织的界限。这次就好多了，直到现在还有慈善组织在芦山地震灾区提供相关服务。
慈善组织在芦山地震救灾中也明显比2008年汶川地震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次救灾过程中，出现了慈善组织救灾自律联盟，加强自律接受社会监督。为了更有效地赈灾救援和灾后重建，还有几家慈善组织发起地震救灾协调会。
从组织治理、改革方面来看，2013年慈善组织的改革有所前进，比如红会的改革等。此外，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利于社会组织注册的法规政策。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目前平民慈善的发展，抱持怎样的态度？
杨团：今年，平民慈善的案例较多。比如“白雪可乐”项目就是由普通人发起的救助普通人的慈善项目，很短时间之内就达到较高的捐款额。
这个项目的发起没有名人、大V等任何背景，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这就是小额的平民慈善，聚集起来就是一大笔。目前的平民慈善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如果“白雪可乐”项目有剩下的钱，应该怎么处理？这类问题这两年在一些平民慈善项目中表现得较突出。
这实质就是慈善专业化的问题，慈善不是光靠简单的捐款就行的，它还会涉及到合理性、合法性问题。慈善是一个专业的领域，而且专业性还很强。
从中国慈善的发展特点来看，2013年截至目前，从整体上还是前几年的继续。比如借助微博做慈善，借助淘宝平台做慈善都是前几年的进一步发展。
引人关注的是，今年慈善项目的指向性非常明确，直接就是捐给具体的项目、受捐人，而且项目的可承受性很强，捐赠额是普通人都能接受的。
几十年老政策还在制约慈善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就你的观察，目前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困难主要有哪些？
王振耀：目前国内新成立基金会势头很猛，平均每天以新成立2家的速度在增长。但是目前基金会的注册门槛还是显得比较高。
最明显的障碍还是注册障碍。比如规定200万元的注册资本金就有些高，将不少愿意做慈善的人挡在了门外。
这些年来，慈善界一直在倡导国家成立更高层级的慈善委员会，来作为日常协调机构，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慈善基本法，一些规定还是“非现代化”的，是几十年前贫困时期的理念。比如“行善不能领工资”的理念还在影响着人们对慈善事业的看法。
《瞭望东方周刊》：关于慈善成本问题，一直以来存在争论。你是如何看待的？
王振耀：在财务、法律上，慈善成本都是允许存在的，没有问题。但在中国国内，人们总是习惯认为运作慈善项目的“成本”就是“提成”。因此，对慈善的各种成本总是忌讳多提。具体操作的时候，更是存在诸多难处。
其实在慈善发达国家，人们不忌讳谈慈善的成本问题。比如，在美国慈善的募款成本在30%还多一点儿，我国几乎没有。再比如，我国规定慈善机构行政成本不得超过10%，这在慈善发达国家也是难以想象的，只有政府规定行业最低工资的，没有规定最高工资的。
基金会每年占据了绝大部分社会捐赠资源。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9月11日，中国基金会总数达3361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连续多年主编《慈善蓝皮书》，时刻保持着对中国慈善事业的近距离审视。近日，杨团也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
平民慈善崛起 专业化要求提高
《瞭望东方周刊》：依据你的观察，今年慈善领域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王振耀：2013年，截至目前，我们慈善界感到最振奋的是朱基同志捐出著作版税成立实事助学基金会。
政府出台的两项政策对慈善事业发展带来利好：一是政府放开了几类社会组织的注册，二是政府提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这都会推动慈善组织的发展。最近，深圳、河南都有一些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创新政策。比如，深圳有关于推动社区基金会的政策。
国内的慈善机构逐渐开始走向专业化。慈善在朝专业化转型的时候，也正朝着向受助人直接捐助的方向发展。
我的整体判断是，中国慈善将来一定会进一步专业化，甚至像发达国家一样出现“募捐师”这种专门的职业。不再像现在这样，可能依靠名人号召，或者网络大V凭直觉做慈善。
《瞭望东方周刊》：网络微博上的微公益等促成众多捐助项目。这种现象能够说明什么呢？
王振耀：这是平民慈善的一种表现形式。美国80%的捐款都是平民慈善完成的，我们国家恰恰是平民慈善还没有发展起来。
慈善离我们普通人并不遥远。平民慈善的一种表现形式可能就是社区慈善，社区居民为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发起募捐项目。
在国外，社区里都经常能见到慈善项目铜牌，上面标识着捐助者的信息。在美国，平民慈善还有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注册小微型的慈善基金会。
美国人可能几个熟人凑几千、几万美元就注册一个基金会。有的可能是老人去世了，兄弟姐妹将父母的几万美元遗产拿出来就在一起做慈善。有一些家庭甚至鼓励孩子将压岁钱拿出来成立基金会做慈善。
2013年，平民慈善在崛起，富人慈善也在发展。一些企业和机构正在试着做股权捐赠。
慈善组织进步明显 项目指向性加强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2013年以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有怎样的整体认识？
杨团：2013年，中国慈善的主要话题主要还是救灾。与2008年汶川地震时相比，2013年芦山地震中就能看出中国的慈善组织有了很大的进步。
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慈善捐款主要走政府渠道。这就是没有分清政府和慈善组织的界限。这次就好多了，直到现在还有慈善组织在芦山地震灾区提供相关服务。
慈善组织在芦山地震救灾中也明显比2008年汶川地震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次救灾过程中，出现了慈善组织救灾自律联盟，加强自律接受社会监督。为了更有效地赈灾救援和灾后重建，还有几家慈善组织发起地震救灾协调会。
从组织治理、改革方面来看，2013年慈善组织的改革有所前进，比如红会的改革等。此外，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利于社会组织注册的法规政策。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目前平民慈善的发展，抱持怎样的态度？
杨团：今年，平民慈善的案例较多。比如“白雪可乐”项目就是由普通人发起的救助普通人的慈善项目，很短时间之内就达到较高的捐款额。
这个项目的发起没有名人、大V等任何背景，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这就是小额的平民慈善，聚集起来就是一大笔。目前的平民慈善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如果“白雪可乐”项目有剩下的钱，应该怎么处理？这类问题这两年在一些平民慈善项目中表现得较突出。
这实质就是慈善专业化的问题，慈善不是光靠简单的捐款就行的，它还会涉及到合理性、合法性问题。慈善是一个专业的领域，而且专业性还很强。
从中国慈善的发展特点来看，2013年截至目前，从整体上还是前几年的继续。比如借助微博做慈善，借助淘宝平台做慈善都是前几年的进一步发展。
引人关注的是，今年慈善项目的指向性非常明确，直接就是捐给具体的项目、受捐人，而且项目的可承受性很强，捐赠额是普通人都能接受的。
几十年老政策还在制约慈善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就你的观察，目前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困难主要有哪些？
王振耀：目前国内新成立基金会势头很猛，平均每天以新成立2家的速度在增长。但是目前基金会的注册门槛还是显得比较高。
最明显的障碍还是注册障碍。比如规定200万元的注册资本金就有些高，将不少愿意做慈善的人挡在了门外。
这些年来，慈善界一直在倡导国家成立更高层级的慈善委员会，来作为日常协调机构，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慈善基本法，一些规定还是“非现代化”的，是几十年前贫困时期的理念。比如“行善不能领工资”的理念还在影响着人们对慈善事业的看法。
《瞭望东方周刊》：关于慈善成本问题，一直以来存在争论。你是如何看待的？
王振耀：在财务、法律上，慈善成本都是允许存在的，没有问题。但在中国国内，人们总是习惯认为运作慈善项目的“成本”就是“提成”。因此，对慈善的各种成本总是忌讳多提。具体操作的时候，更是存在诸多难处。
其实在慈善发达国家，人们不忌讳谈慈善的成本问题。比如，在美国慈善的募款成本在30%还多一点儿，我国几乎没有。再比如，我国规定慈善机构行政成本不得超过10%，这在慈善发达国家也是难以想象的，只有政府规定行业最低工资的，没有规定最高工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