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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鲍有荪”这个名字,似乎并不为人熟知,但要说起抗战时期的“舒城女县委”,却是大名鼎鼎。其实,鲍有荪就是“舒城女县委”的县委书记。如今,在鲍有荪曾经战斗过的舒城、庐江、巢湖等地,她的抗日事迹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
奔赴武汉意志坚
1916年12月,鲍有荪出生于合肥名门望族,其祖父鲍叔宜曾为合肥总商会会长。父亲鲍哲文早年参加同盟会,民国年间曾担任冯玉祥的高级参议,后遭军阀迫害,只得化名在安徽大学任文字学教授。鲍有荪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时期,革命家风的熏染使鲍有荪将个人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
1932年,16岁的鲍有荪进入安徽省立第六女子中学读书。鲍有荪和李静一、蔡柏等同学,在进步教师谢立惠的支持下,组织了“朝曦读书会”。经谢立惠介绍,鲍有荪加入了党组织。回忆往昔,鲍有荪说,正是在合肥参加了朝曦读书会,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自己才最终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悍然挑起全面侵华战争。鲍有荪被迫中断在上海新华艺专的学业,回到家乡合肥。后来,在韩同华的帮助下,鲍有荪来到舒城桃溪第二高小任教,她一边教书,一边待机寻找党组织。
10月,鲍有荪应邀到舒城民教馆工作。不久,鲍有荪与吴云邨、高治民等人成立了舒城县抗敌后援会。鲍有荪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控诉日本强盗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启发大家的觉悟,希望大家组织起来,保卫国家,保卫家乡。听了鲍有荪充满激情的动员,大家一致表示要团结起来,保卫乡土。东沙埂原本是老苏区、游击区,当年红军游击队常在此活动,群众基础好,此时犹如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仅仅经过不到一个月的工作,一支60多人的抗日突击队就组成了。然而,怎样才能带好这支队伍?上级党组织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年轻的鲍有荪。
恰在此时,鲍有荪听说同学傅承铭从苏州监狱被释放,回到舒城城关的家中。鲍有荪便与傅承铭启程西去武汉,寻找党组织。
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实际上也是中共中央长江局所在地),鲍有荪、傅承铭见到了董必武。董必武起初想留鲍有荪在武汉工作,但鲍有荪真诚地告诉董必武:“我们要到舒城搞武装,打游击。如果有了武装,日本鬼子一来就跑不掉了!”董必武对鲍有荪的革命热忱深表赞许,他说:“你们回去以后,可以先建立一个特别支部,发展党组织,再建立县委。”他还指示鲍有荪回去后要开展好三方面工作:“一、发展党组织;二、组织工人、贫雇农搞武装;三、搞好统战和抗日救亡工作。”
在武汉期间,鲍有荪还多次去听华北某地游击队女领导人刘青阳做报告。刘青阳的报告深深打动了鲍有荪,鲍有荪便专门去拜访刘青阳,向她请教进行游击战的经验。刘青阳告诉鲍有荪:华北平原地区搞游击战的经验是“一靠群众,二靠挖地道”,大别山山峦起伏,地势险要,进行游击战有许多优势。刘青阳的鼓励使鲍有荪更有信心了。
皖中抗战燃烽火
1938年1月,鲍有荪回到舒城东沙埂,成立了東沙埂党支部和中共舒城特别支部(简称“特支”),领导全县工作,鲍有荪担任书记。特支成立后,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加强统战工作,进行抗日宣传动员。不久,新四军第四支队从鄂东七里坪出发,一路东进来到舒城,使党组织又有了很大发展。
5月,董必武亲临舒城,视察已在舒城地区战略展开的新四军第四支队。董必武会见了鲍有荪,并应邀向舒城各界代表作时事报告。
3个月后,中共舒城县委正式成立,县委机关设于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部驻地东港冲,鲍有荪担任县委书记,随第四支队来到舒城的女青年徐平、林轩分别任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由于县委几位主要负责人都是女性,所以群众亲切地称之为“舒城女县委”。
由于舒城党组织的恢复和迅速发展,加之新四军第四支队又东进来此征战,皖中大地上燃起了抗日救亡的熊熊烈火。
1938年初夏,日军飞机轰炸舒城县城,接着便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虽然组织了抵抗,但一触即溃,战地附近丢弃了大量武器、辎重。鲍有荪立即组织游击队和当地群众,收集了大批枪弹武器,并正式宣布成立“东沙埂抗日游击大队”,鲍有荪被推举为大队长。不久,东沙埂抗日游击大队发展到300余人。
6月13日,游击大队在南港活捉了一个叫“洪龙保章”的日军通讯连长。日军发现丢了连长,立即回头寻找,包围了东沙埂。经两天激战,游击队经受住了考验,打退了敌人。日军没有达到目的,恼羞成怒,撤退时竟将东沙埂沿街房屋焚烧精光。
一天,鲍有荪得到侦察员的报告,南港沙河里发现5个日军在洗澡,其中一个日军负责站岗,枪支都架在岸边房子里。鲍有荪立即带人赶过去,然后隐秘地接近沙河岸边。几个战士悄悄上去绑住哨兵,其他战士快速冲进屋子缴获了枪支。正在河里洗澡的几个敌人见状,吓得往水里乱钻乱窜,游击队战士犹如猛虎下山一般扑过去,跳进水中,先将日军按在水里好一番呛水,然后像捉落汤鸡一样将其提拎上岸。游击队不费一枪一弹就活捉5个日军,打了一个漂亮仗!
9月,东沙埂抗日游击大队大部参加了新四军,被编入第四支队第二游击纵队。与此同时,舒城地方党组织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截至1939年底,中共党员达2000余名。为了提高党员政治觉悟及理论水平,适应形势变化和斗争的需要,舒城县委先后在西港冲举办了4期党员训练班,进行思想和组织整顿。鲍有荪、林轩等为主要授课人。经过培训和整顿,当地党员素质和党组织的纯洁性得到提高,培养了一批党的地方干部,为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领导舒城地区的抗日运动和斗争提供了组织保证。
革命伴侣赴皖东
1938年的一个仲夏之日,鲍有荪前往舒城东港冲韦家大屋向皖中工委书记李世农汇报工作。一进门,就见屋里除了李世农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早已熟悉的皖中工委委员、舒城中心县委书记桂蓬,另一个人却不认识。李世农先向那人介绍了鲍有荪,然后转身向鲍有荪介绍说:“这位就是跟我一块坐过牢的刘大哥刘顺元,他现在在安徽省工委工作。”“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大哥呀!世农他们多次说起你学问高、骨头硬哩!”鲍有荪久闻刘顺元大名,她热情地与刘顺元握手。 刘顺元1903年生于山东博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学识渊博,为人耿直。1931年5月,他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而遭逮捕,被长期关押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在狱中,刘顺元遭到敌人的残酷折磨和威逼利诱,但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经受住了种种考验。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再次合作,刘顺元被释放出来,经组织审查后留在南京(后转至武汉)工作,担任中共代表团干部审查组组长。1938年6月,他受中共长江局派遣,来安徽担任安徽省工委组织部部长,此次舒城之行,正是来巡视检查皖中工作的。
从李世农、桂蓬的口中,刘顺元已了解到鲍有荪在舒城创建党组织、组建抗日游击队的许多事迹,不由得对这个“能带兵打仗的女英雄”心生敬意。在刘顺元巡视皖中的过程中,鲍有荪又几次亲自陪同,使刘顺元对这位22岁的巾帼英雄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鲍有荪干事泼辣利落,待人真诚热情,斗争意志顽强,对革命胜利满怀憧憬,这些都给刘顺元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刘顺元对鲍有荪暗生了几分爱意。后来,刘顺元向鲍有荪表达了爱慕之情,但鲍有荪起初并没有接受,她担心恋爱、结婚会影响工作。刘顺元向她坦诚表白,结婚不仅不会影响工作,婚后还要相互支持,互相帮助。刘顺元的渊博学识、善解人意和坦荡胸襟,终于打动了姑娘的心。从此,俩人在为革命事业奋斗的漫长道路上,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相伴终身。
1938年秋,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安徽省工委撤销,成立鄂豫皖区党委和皖东工委,刘顺元担任皖东工委书记。不久,鲍有荪也调任皖东巢县县委书记。这年10月,夫妻二人一同东进,担任起开辟皖东、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淡泊名利严自律
鲍有荪在抗战之初就担任县委书记,在工作中又表现出卓越才干,但她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从不居功自矜,始终是那样谦逊自律、淡泊名利,却又心系群众。
1939年路东区党委成立后,组织上曾决定由鲍有荪担任区党委的妇委书记。刘顺元知道后,心情很不安,他对鲍有荪说:“我是区党委书记,如果你当妇委书记,不是一家两票了吗?”鲍有荪理解丈夫的心思,知道他素来反对“夫荣妻贵”的封建陋习,于是对刘顺元平静地说:“我喜欢在基层工作,你去把这件事回掉好了。”这事传开后,淮南根据地的干部群众都感到由衷敬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环境安定了,鲍有荪、刘顺元有条件在一起工作、生活,但为了避嫌,俩人从未在同一个机关工作过。鲍有荪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她不愿意跟着丈夫一道在大机关里工作,甘愿到教育部门、群众团体去工作,即便是在家里,鲍有荪也从不干涉丈夫的工作。鲍有荪对子女也很严格,要求他们凭自己的才学闯荡世界,寻找适合自己的岗位、职务。
离休以后的鲍有荪,重拾青年时代的爱好,时常在斗室中手绘丹青,直抒胸臆,或者寫一点文章。有时,她和老友、访客交流谈心,回忆过去,展望未来,在言谈之中,不乏睿智的见解。 刘顺元90大寿时,夫妻二人既没有到大酒店请客,也没有收受任何人的礼物,甚至没有声张这事,鲍有荪只在一张红纸上手书“福寿松龄”四个大字,送给心爱的丈夫,以示祝贺。鲍有荪一生衣食简单,生活俭朴,被人们誉为“四清老人”。但是,她的精神生活却多彩而富足,一如当年在抗日战场上,尽显一位巾帼女杰的飒爽英姿和战斗豪情。
奔赴武汉意志坚
1916年12月,鲍有荪出生于合肥名门望族,其祖父鲍叔宜曾为合肥总商会会长。父亲鲍哲文早年参加同盟会,民国年间曾担任冯玉祥的高级参议,后遭军阀迫害,只得化名在安徽大学任文字学教授。鲍有荪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时期,革命家风的熏染使鲍有荪将个人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
1932年,16岁的鲍有荪进入安徽省立第六女子中学读书。鲍有荪和李静一、蔡柏等同学,在进步教师谢立惠的支持下,组织了“朝曦读书会”。经谢立惠介绍,鲍有荪加入了党组织。回忆往昔,鲍有荪说,正是在合肥参加了朝曦读书会,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自己才最终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悍然挑起全面侵华战争。鲍有荪被迫中断在上海新华艺专的学业,回到家乡合肥。后来,在韩同华的帮助下,鲍有荪来到舒城桃溪第二高小任教,她一边教书,一边待机寻找党组织。
10月,鲍有荪应邀到舒城民教馆工作。不久,鲍有荪与吴云邨、高治民等人成立了舒城县抗敌后援会。鲍有荪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控诉日本强盗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启发大家的觉悟,希望大家组织起来,保卫国家,保卫家乡。听了鲍有荪充满激情的动员,大家一致表示要团结起来,保卫乡土。东沙埂原本是老苏区、游击区,当年红军游击队常在此活动,群众基础好,此时犹如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仅仅经过不到一个月的工作,一支60多人的抗日突击队就组成了。然而,怎样才能带好这支队伍?上级党组织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年轻的鲍有荪。
恰在此时,鲍有荪听说同学傅承铭从苏州监狱被释放,回到舒城城关的家中。鲍有荪便与傅承铭启程西去武汉,寻找党组织。
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实际上也是中共中央长江局所在地),鲍有荪、傅承铭见到了董必武。董必武起初想留鲍有荪在武汉工作,但鲍有荪真诚地告诉董必武:“我们要到舒城搞武装,打游击。如果有了武装,日本鬼子一来就跑不掉了!”董必武对鲍有荪的革命热忱深表赞许,他说:“你们回去以后,可以先建立一个特别支部,发展党组织,再建立县委。”他还指示鲍有荪回去后要开展好三方面工作:“一、发展党组织;二、组织工人、贫雇农搞武装;三、搞好统战和抗日救亡工作。”
在武汉期间,鲍有荪还多次去听华北某地游击队女领导人刘青阳做报告。刘青阳的报告深深打动了鲍有荪,鲍有荪便专门去拜访刘青阳,向她请教进行游击战的经验。刘青阳告诉鲍有荪:华北平原地区搞游击战的经验是“一靠群众,二靠挖地道”,大别山山峦起伏,地势险要,进行游击战有许多优势。刘青阳的鼓励使鲍有荪更有信心了。
皖中抗战燃烽火
1938年1月,鲍有荪回到舒城东沙埂,成立了東沙埂党支部和中共舒城特别支部(简称“特支”),领导全县工作,鲍有荪担任书记。特支成立后,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加强统战工作,进行抗日宣传动员。不久,新四军第四支队从鄂东七里坪出发,一路东进来到舒城,使党组织又有了很大发展。
5月,董必武亲临舒城,视察已在舒城地区战略展开的新四军第四支队。董必武会见了鲍有荪,并应邀向舒城各界代表作时事报告。
3个月后,中共舒城县委正式成立,县委机关设于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部驻地东港冲,鲍有荪担任县委书记,随第四支队来到舒城的女青年徐平、林轩分别任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由于县委几位主要负责人都是女性,所以群众亲切地称之为“舒城女县委”。
由于舒城党组织的恢复和迅速发展,加之新四军第四支队又东进来此征战,皖中大地上燃起了抗日救亡的熊熊烈火。
1938年初夏,日军飞机轰炸舒城县城,接着便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虽然组织了抵抗,但一触即溃,战地附近丢弃了大量武器、辎重。鲍有荪立即组织游击队和当地群众,收集了大批枪弹武器,并正式宣布成立“东沙埂抗日游击大队”,鲍有荪被推举为大队长。不久,东沙埂抗日游击大队发展到300余人。
6月13日,游击大队在南港活捉了一个叫“洪龙保章”的日军通讯连长。日军发现丢了连长,立即回头寻找,包围了东沙埂。经两天激战,游击队经受住了考验,打退了敌人。日军没有达到目的,恼羞成怒,撤退时竟将东沙埂沿街房屋焚烧精光。
一天,鲍有荪得到侦察员的报告,南港沙河里发现5个日军在洗澡,其中一个日军负责站岗,枪支都架在岸边房子里。鲍有荪立即带人赶过去,然后隐秘地接近沙河岸边。几个战士悄悄上去绑住哨兵,其他战士快速冲进屋子缴获了枪支。正在河里洗澡的几个敌人见状,吓得往水里乱钻乱窜,游击队战士犹如猛虎下山一般扑过去,跳进水中,先将日军按在水里好一番呛水,然后像捉落汤鸡一样将其提拎上岸。游击队不费一枪一弹就活捉5个日军,打了一个漂亮仗!
9月,东沙埂抗日游击大队大部参加了新四军,被编入第四支队第二游击纵队。与此同时,舒城地方党组织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截至1939年底,中共党员达2000余名。为了提高党员政治觉悟及理论水平,适应形势变化和斗争的需要,舒城县委先后在西港冲举办了4期党员训练班,进行思想和组织整顿。鲍有荪、林轩等为主要授课人。经过培训和整顿,当地党员素质和党组织的纯洁性得到提高,培养了一批党的地方干部,为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领导舒城地区的抗日运动和斗争提供了组织保证。
革命伴侣赴皖东
1938年的一个仲夏之日,鲍有荪前往舒城东港冲韦家大屋向皖中工委书记李世农汇报工作。一进门,就见屋里除了李世农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早已熟悉的皖中工委委员、舒城中心县委书记桂蓬,另一个人却不认识。李世农先向那人介绍了鲍有荪,然后转身向鲍有荪介绍说:“这位就是跟我一块坐过牢的刘大哥刘顺元,他现在在安徽省工委工作。”“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大哥呀!世农他们多次说起你学问高、骨头硬哩!”鲍有荪久闻刘顺元大名,她热情地与刘顺元握手。 刘顺元1903年生于山东博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学识渊博,为人耿直。1931年5月,他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而遭逮捕,被长期关押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在狱中,刘顺元遭到敌人的残酷折磨和威逼利诱,但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经受住了种种考验。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再次合作,刘顺元被释放出来,经组织审查后留在南京(后转至武汉)工作,担任中共代表团干部审查组组长。1938年6月,他受中共长江局派遣,来安徽担任安徽省工委组织部部长,此次舒城之行,正是来巡视检查皖中工作的。
从李世农、桂蓬的口中,刘顺元已了解到鲍有荪在舒城创建党组织、组建抗日游击队的许多事迹,不由得对这个“能带兵打仗的女英雄”心生敬意。在刘顺元巡视皖中的过程中,鲍有荪又几次亲自陪同,使刘顺元对这位22岁的巾帼英雄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鲍有荪干事泼辣利落,待人真诚热情,斗争意志顽强,对革命胜利满怀憧憬,这些都给刘顺元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刘顺元对鲍有荪暗生了几分爱意。后来,刘顺元向鲍有荪表达了爱慕之情,但鲍有荪起初并没有接受,她担心恋爱、结婚会影响工作。刘顺元向她坦诚表白,结婚不仅不会影响工作,婚后还要相互支持,互相帮助。刘顺元的渊博学识、善解人意和坦荡胸襟,终于打动了姑娘的心。从此,俩人在为革命事业奋斗的漫长道路上,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相伴终身。
1938年秋,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安徽省工委撤销,成立鄂豫皖区党委和皖东工委,刘顺元担任皖东工委书记。不久,鲍有荪也调任皖东巢县县委书记。这年10月,夫妻二人一同东进,担任起开辟皖东、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淡泊名利严自律
鲍有荪在抗战之初就担任县委书记,在工作中又表现出卓越才干,但她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从不居功自矜,始终是那样谦逊自律、淡泊名利,却又心系群众。
1939年路东区党委成立后,组织上曾决定由鲍有荪担任区党委的妇委书记。刘顺元知道后,心情很不安,他对鲍有荪说:“我是区党委书记,如果你当妇委书记,不是一家两票了吗?”鲍有荪理解丈夫的心思,知道他素来反对“夫荣妻贵”的封建陋习,于是对刘顺元平静地说:“我喜欢在基层工作,你去把这件事回掉好了。”这事传开后,淮南根据地的干部群众都感到由衷敬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环境安定了,鲍有荪、刘顺元有条件在一起工作、生活,但为了避嫌,俩人从未在同一个机关工作过。鲍有荪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她不愿意跟着丈夫一道在大机关里工作,甘愿到教育部门、群众团体去工作,即便是在家里,鲍有荪也从不干涉丈夫的工作。鲍有荪对子女也很严格,要求他们凭自己的才学闯荡世界,寻找适合自己的岗位、职务。
离休以后的鲍有荪,重拾青年时代的爱好,时常在斗室中手绘丹青,直抒胸臆,或者寫一点文章。有时,她和老友、访客交流谈心,回忆过去,展望未来,在言谈之中,不乏睿智的见解。 刘顺元90大寿时,夫妻二人既没有到大酒店请客,也没有收受任何人的礼物,甚至没有声张这事,鲍有荪只在一张红纸上手书“福寿松龄”四个大字,送给心爱的丈夫,以示祝贺。鲍有荪一生衣食简单,生活俭朴,被人们誉为“四清老人”。但是,她的精神生活却多彩而富足,一如当年在抗日战场上,尽显一位巾帼女杰的飒爽英姿和战斗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