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我们这种教养的这些人的处境，就像一幢虚假的大楼在知识和生活的阳光照耀下溶化了一样，他们有的已经发觉这一点，并把它清除掉了，有的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五卷，冯增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在五十一到五十三岁之间，列夫·托尔斯泰写下了上面这段话。这些文字并不是用来发表的，而仅仅是写给一个人—自己—看的。
　　此时，托尔斯泰已悄然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就在几年前，《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相继出版。读者尊他如神明。他拥有巨大的庄园，妻子索菲亚出身名门、贤良淑惠，十几个子女健康聪颖，一大群仆人忠实勤劳。人本可以安然躺卧在自己以往的成就上，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了。用托尔斯泰自己的话来说：“我是艺术家，诗人，我写作，教育别人，连自己也不知道教的是什么。为此人家付给我钱，我食有佳肴，住有高楼，美女作伴，高朋满座，名满天下。”（同上）
　　然而此时，人突然开始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了—我为何而活？举目四望，人被巨大的虚空所笼罩，感受到空前的孤寂。科学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神学也不能。挚友不能代替你回答这个问题，亲人也不能。人只能自己为自己给出意义。“……一个人乘着任凭风浪摆布的小船，对此时主要的唯一的问题：‘往哪儿去’？”（同上）
　　据说，每个人生命中都可能有几个决定性的瞬间。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躺在浴缸里顿悟出浮力原理的那个瞬间—“啊，我想明白了！”—后来被翻译为“尤里卡”（eureka）时刻。而托尔斯泰的“开悟”据说都源于一个夜晚。一八六九年九月，托尔斯泰独自在旅途中路过阿尔扎马斯。深夜里他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忧愁和虚无——“阿尔扎马斯的恐怖”袭来。似乎一切来得过于迅猛和突然，人无处逃遁，也无法逃遁。
　　这些文字后来被集结为一本叫《忏悔录》的小册子。忏悔并非他的专利。西方历史上同名的著作就有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和法国哲学家卢梭的作品。“忏悔”其实无须带有特定的宗教神学色彩。那一刻，人无非是在诚实地独处。如今，似乎每天人都戴着面具跳舞，鲜有直面本心的自省时刻。何谓“直面本心”？无非是抽身而出，指着自己说：“看，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