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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起中国时，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个体而言，最真切的感受，莫过于文化江山。正因为孔子的叮咛、屈原的九死不悔、李白的神采飞扬、文天祥的浩然正气，让我们如痴如醉，那是我们共有的心灵家园。
然而，过去的160年，在现代文明冲击下，这一切突然变得风雨飘摇。
乡愁，是几代中国人共有的情愫，我们不仅渐渐丧失了物理上的故乡，也丧失了文化上的故乡。我们的生活与精神已挤满了西方内容，但我们并未因此感到幸福，我们内心的空洞反而在不断扩张。
不能不惊叹于70多年前钱穆先生的奋斗，在一片嘲讽中，钱先生努力地拯救着对历史的亲切感与敬意。只有在我们备尝现代性的苦涩后，才会理解钱穆先生所坚持的保守主义的价值。
故乡是不能重建的，只能返回。在今天，这也许就是重读钱穆的价值所在。为此，本刊专访了钱理群先生的弟子、学者赵寻。
钱穆非一般史家
检察风云：在相当时期，钱穆是个陌生的名字，他对您的吸引力何在？
赵寻：刚开始读钱穆，确实有隔阂，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民国时的学术风范会感到有些陌生，可真读进去就不一样了。我读钱先生的书已经20年，我认为四个字可以概括他，就是“婉扬清通”。
钱先生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他的博才通识，以及对传统的温情。他不是一般的史家，靠材料、版本，以孤史震惊世人，他是由文入史、由史入经。钱先生中年以后，持续阅读宋明理学，无一日间断。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都在集中追赶西学，通过阅读钱先生的书，让我转向关注我们自己的思想传统和学术传统，可以说，钱先生是递给我地图的人。
与伏尔泰不谋而合
检察风云：但在学术上，对钱穆的争议较大，您怎么看？
赵寻：钱穆代表理论是“二非论”，即中国古代政治非专制论和中国古代社会非封建论，这引起了极大争议，在今天也还没平息。我搜索过关于非专制论相关的论文，吓了一跳，多达5万篇，其中大多不值一读。
中国古代政治专制的提法，始于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他这么说是有背景的，当时罗马教廷宣布中国人祭祖、拜孔子为偶像崇拜，康熙一怒之下宣布禁教，法国传教士去不了中国了，这给孟德斯鸠以误导。当时欧洲出版的图书中，86%是法文，所以他的观点很快传向全欧洲。其实，晚年孟德斯鸠修正了他的观点，但相关著作目前还未译成中文，所以国人不太了解。
与孟德斯鸠同时的伏尔泰的观点就不一样，伏尔泰学过宋明理学，而且学得很好，他在法国边境隐居时，屋里便挂着孔子像。他认为古代中国是贤明政治，或者叫开明专制，其优势在于能维持秩序、醇化风俗和培养美德，而这恰好就是政治的主要目的，所以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比当时欧洲要领先多了。
孟德斯鸠偏卢梭，主张革命，而伏尔泰更看重秩序，随着法国大革命暴行震惊世人，人们才惊叹于伏尔泰的远见，这使法国从卢梭时代走向伏尔泰时代。
钱穆没有看过伏尔泰的书，但两人观点惊人相似，钱穆认为古代中国皇帝是“虚君”，只负责祭天地祭祖先之类礼仪工作，实权在宰相手中，而宰相必须是读书人，经考诠才能当。王安石当宰相时，大家都不服，因为他是管财务出身，算不上士人代表。此外，古代皇帝也要读书，钱穆说，王安石当太傅时，他坐着讲课，仁宗站着听。
钱穆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是一种信托政治，与西方的契约政治相比更有说服力，也更温情，所以中国古代几乎没出过“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式的混账皇帝。
发现我们的隐性传统
检察风云：争论这个有意义吗？
赵寻：最大的意义在于发现我们的隐性传统，即读书人的担当与责任感是中国文明发展的保证，这是一个特别的传统，而在社会转型期间，读书人的人格失败将会给文明前行带来巨大的困难，这个观点在今天也依然有价值。
当然，我也不完全同意非专制论，毕竟中国古代对于相权并无制度性的保障，王安石、秦桧权倾一时，但那是在皇权加持下才行，旧皇一去，他们立刻猪狗不如。
宋代确实产生了现代化萌芽，但异族执掌中原后，中国又退回到部落政治，道德亦劣败化，到明清时期，专制程度反而达到了历史的顶点。
走向未来靠社会
检察风云：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今天读钱穆的意义何在？
赵寻：主要在两点——首先，重新认识中国思想传统文化，看到历史的复杂面向。其次，为现代化转型提供一个参照。
宋代已接近了现代化，韩侂胄甚至可以逼天子退位。值得注意的是，中唐前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从重农抑商走向农商并重，实现了税务统一化、军队国家化、教育普及，出现了乡规民约、义务兵制等，从贵族社会走向世俗社会。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封禅是宋真宗搞的，到宋徽宗时，臣子劝他去，他也不愿去了。为什么？因为没人再相信这一套了。
中唐之前，孔孟不并称，汉代时甚至扬雄的地位都比孟子的高，直到唐代韩愈才开始推重孟子，到宋代才给予孟子较高地位。
宋代初期刻意在模仿唐朝，但庆历新政后，宋代开始走自己的路。
然而，我们看王安石变法，其中许多是惠民的，却没有得到底层民众的支持，因为他与底层没有沟通的方法，无法深入其中。两宋党政激烈，多是文人意气，民众利益受损，可他们却没有代言自身权益的组织和渠道。
市民社会不发达，变革只能由少数精英发动，所以充满风险。宋代现代化之路被中断，虽源于外部安全问题，但不能忽视其内部的巨大缺陷。我想，中国未来的发展依然有赖于激活社会。
究竟该向往怎样的社会
检察风云：钱穆所向往的社会，能与现代人相契合吗？
赵寻：钱穆先生的思想植根于传统农耕文明，他所向往的社会是士人加农耕的社会，我觉得，恰恰是这一点，对现代人有巨大意义，促使我们反思，未来中国的立国之道一定要以欧美的大工业为基础吗？还是建立一个工农并重、城乡并重的社会？ 翻开美国思想史，可知美国当年也曾为此发生过激烈争论，他们也在思考：是重复欧洲工业化的道路，还是保持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平衡？今天我们将欧美视为一体，其实是不对的。
我并不认为中国模仿欧美，搞几个巨大无比的核心城市，就是对中国文明的贡献。相反，这很可能是东施效颦，那么，如何为我们的文明善尽责任，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话题，而阅读钱穆的书有助于我们这方面的思考。
今天读书人缺乏持身之道
检察风云：常有人说，当下社会充满戾气，这与失去传统文化的滋养有关，您怎么看？
赵寻：我同意这个说法。很多人将社会戾气归因为社会变动，个人认为，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君子之学的衰败。所谓君子之学，就是为己之学，这不是说怎么利己，而是说如何建构自己，宋明理学的核心就在于自我建设。
人分先天与后天，后天习惯是需要改造的，所谓戾气，无非是对周边环境不觉、不察，遂顺于它，随波逐流，所以应该反求诸己，回到先天，找到善的端倪。这个端倪是什么呢？就是孟子所说的，静夜之时，突然想起，而不会感到愧疚。所以说，人心本善，在不忍的基础上，加以培养，最终发育成浩然之气。
有己的人是有光辉的，所以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种刮垢磨光的功夫，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适用，而恰恰是今天读书人最欠缺的，由于没有持身之道，所以内不能齐家，外不能安人。
我觉得，古代思想的主要意义就在这里，它是一种实践智慧。
“海外新儒学”是错误说法
检察风云：钱穆被列为“海外新儒学四大家”之一，他的东西是否适合今天中国的大陆呢？
赵寻：我需要特别澄清一下，我觉得“海外新儒学四大家”这个说法完全是错误的，这四位先生离开中国大陆时都已年长，钱穆最大，当年54岁，徐复观46岁，最小的牟宗三与唐君毅也40岁了，他们的主要思想在大陆时期已经形成，即使到了海外，他们思考的也是中国，认为自己对中国文明的存亡绝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并没有“本地化”，不像现在一些海外学者那样视野狭窄、气象不足。所以我们今天读这四位先生的书，不会有任何理解上的困难。
我认为，我们现在已到收获新儒学果实的时候了，这四位先生对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收获，那就太可惜了。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对个体而言，最真切的感受，莫过于文化江山。正因为孔子的叮咛、屈原的九死不悔、李白的神采飞扬、文天祥的浩然正气，让我们如痴如醉，那是我们共有的心灵家园。
然而，过去的160年，在现代文明冲击下，这一切突然变得风雨飘摇。
乡愁，是几代中国人共有的情愫，我们不仅渐渐丧失了物理上的故乡，也丧失了文化上的故乡。我们的生活与精神已挤满了西方内容，但我们并未因此感到幸福，我们内心的空洞反而在不断扩张。
不能不惊叹于70多年前钱穆先生的奋斗，在一片嘲讽中，钱先生努力地拯救着对历史的亲切感与敬意。只有在我们备尝现代性的苦涩后，才会理解钱穆先生所坚持的保守主义的价值。
故乡是不能重建的，只能返回。在今天，这也许就是重读钱穆的价值所在。为此，本刊专访了钱理群先生的弟子、学者赵寻。
钱穆非一般史家
检察风云：在相当时期，钱穆是个陌生的名字，他对您的吸引力何在？
赵寻：刚开始读钱穆，确实有隔阂，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民国时的学术风范会感到有些陌生，可真读进去就不一样了。我读钱先生的书已经20年，我认为四个字可以概括他，就是“婉扬清通”。
钱先生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他的博才通识，以及对传统的温情。他不是一般的史家，靠材料、版本，以孤史震惊世人，他是由文入史、由史入经。钱先生中年以后，持续阅读宋明理学，无一日间断。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都在集中追赶西学，通过阅读钱先生的书，让我转向关注我们自己的思想传统和学术传统，可以说，钱先生是递给我地图的人。
与伏尔泰不谋而合
检察风云：但在学术上，对钱穆的争议较大，您怎么看？
赵寻：钱穆代表理论是“二非论”，即中国古代政治非专制论和中国古代社会非封建论，这引起了极大争议，在今天也还没平息。我搜索过关于非专制论相关的论文，吓了一跳，多达5万篇，其中大多不值一读。
中国古代政治专制的提法，始于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他这么说是有背景的，当时罗马教廷宣布中国人祭祖、拜孔子为偶像崇拜，康熙一怒之下宣布禁教，法国传教士去不了中国了，这给孟德斯鸠以误导。当时欧洲出版的图书中，86%是法文，所以他的观点很快传向全欧洲。其实，晚年孟德斯鸠修正了他的观点，但相关著作目前还未译成中文，所以国人不太了解。
与孟德斯鸠同时的伏尔泰的观点就不一样，伏尔泰学过宋明理学，而且学得很好，他在法国边境隐居时，屋里便挂着孔子像。他认为古代中国是贤明政治，或者叫开明专制，其优势在于能维持秩序、醇化风俗和培养美德，而这恰好就是政治的主要目的，所以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比当时欧洲要领先多了。
孟德斯鸠偏卢梭，主张革命，而伏尔泰更看重秩序，随着法国大革命暴行震惊世人，人们才惊叹于伏尔泰的远见，这使法国从卢梭时代走向伏尔泰时代。
钱穆没有看过伏尔泰的书，但两人观点惊人相似，钱穆认为古代中国皇帝是“虚君”，只负责祭天地祭祖先之类礼仪工作，实权在宰相手中，而宰相必须是读书人，经考诠才能当。王安石当宰相时，大家都不服，因为他是管财务出身，算不上士人代表。此外，古代皇帝也要读书，钱穆说，王安石当太傅时，他坐着讲课，仁宗站着听。
钱穆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是一种信托政治，与西方的契约政治相比更有说服力，也更温情，所以中国古代几乎没出过“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式的混账皇帝。
发现我们的隐性传统
检察风云：争论这个有意义吗？
赵寻：最大的意义在于发现我们的隐性传统，即读书人的担当与责任感是中国文明发展的保证，这是一个特别的传统，而在社会转型期间，读书人的人格失败将会给文明前行带来巨大的困难，这个观点在今天也依然有价值。
当然，我也不完全同意非专制论，毕竟中国古代对于相权并无制度性的保障，王安石、秦桧权倾一时，但那是在皇权加持下才行，旧皇一去，他们立刻猪狗不如。
宋代确实产生了现代化萌芽，但异族执掌中原后，中国又退回到部落政治，道德亦劣败化，到明清时期，专制程度反而达到了历史的顶点。
走向未来靠社会
检察风云：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今天读钱穆的意义何在？
赵寻：主要在两点——首先，重新认识中国思想传统文化，看到历史的复杂面向。其次，为现代化转型提供一个参照。
宋代已接近了现代化，韩侂胄甚至可以逼天子退位。值得注意的是，中唐前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从重农抑商走向农商并重，实现了税务统一化、军队国家化、教育普及，出现了乡规民约、义务兵制等，从贵族社会走向世俗社会。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封禅是宋真宗搞的，到宋徽宗时，臣子劝他去，他也不愿去了。为什么？因为没人再相信这一套了。
中唐之前，孔孟不并称，汉代时甚至扬雄的地位都比孟子的高，直到唐代韩愈才开始推重孟子，到宋代才给予孟子较高地位。
宋代初期刻意在模仿唐朝，但庆历新政后，宋代开始走自己的路。
然而，我们看王安石变法，其中许多是惠民的，却没有得到底层民众的支持，因为他与底层没有沟通的方法，无法深入其中。两宋党政激烈，多是文人意气，民众利益受损，可他们却没有代言自身权益的组织和渠道。
市民社会不发达，变革只能由少数精英发动，所以充满风险。宋代现代化之路被中断，虽源于外部安全问题，但不能忽视其内部的巨大缺陷。我想，中国未来的发展依然有赖于激活社会。
究竟该向往怎样的社会
检察风云：钱穆所向往的社会，能与现代人相契合吗？
赵寻：钱穆先生的思想植根于传统农耕文明，他所向往的社会是士人加农耕的社会，我觉得，恰恰是这一点，对现代人有巨大意义，促使我们反思，未来中国的立国之道一定要以欧美的大工业为基础吗？还是建立一个工农并重、城乡并重的社会？ 翻开美国思想史，可知美国当年也曾为此发生过激烈争论，他们也在思考：是重复欧洲工业化的道路，还是保持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平衡？今天我们将欧美视为一体，其实是不对的。
我并不认为中国模仿欧美，搞几个巨大无比的核心城市，就是对中国文明的贡献。相反，这很可能是东施效颦，那么，如何为我们的文明善尽责任，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话题，而阅读钱穆的书有助于我们这方面的思考。
今天读书人缺乏持身之道
检察风云：常有人说，当下社会充满戾气，这与失去传统文化的滋养有关，您怎么看？
赵寻：我同意这个说法。很多人将社会戾气归因为社会变动，个人认为，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君子之学的衰败。所谓君子之学，就是为己之学，这不是说怎么利己，而是说如何建构自己，宋明理学的核心就在于自我建设。
人分先天与后天，后天习惯是需要改造的，所谓戾气，无非是对周边环境不觉、不察，遂顺于它，随波逐流，所以应该反求诸己，回到先天，找到善的端倪。这个端倪是什么呢？就是孟子所说的，静夜之时，突然想起，而不会感到愧疚。所以说，人心本善，在不忍的基础上，加以培养，最终发育成浩然之气。
有己的人是有光辉的，所以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种刮垢磨光的功夫，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适用，而恰恰是今天读书人最欠缺的，由于没有持身之道，所以内不能齐家，外不能安人。
我觉得，古代思想的主要意义就在这里，它是一种实践智慧。
“海外新儒学”是错误说法
检察风云：钱穆被列为“海外新儒学四大家”之一，他的东西是否适合今天中国的大陆呢？
赵寻：我需要特别澄清一下，我觉得“海外新儒学四大家”这个说法完全是错误的，这四位先生离开中国大陆时都已年长，钱穆最大，当年54岁，徐复观46岁，最小的牟宗三与唐君毅也40岁了，他们的主要思想在大陆时期已经形成，即使到了海外，他们思考的也是中国，认为自己对中国文明的存亡绝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并没有“本地化”，不像现在一些海外学者那样视野狭窄、气象不足。所以我们今天读这四位先生的书，不会有任何理解上的困难。
我认为，我们现在已到收获新儒学果实的时候了，这四位先生对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收获，那就太可惜了。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