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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改行、坚持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时候，好朋友觉得我“作”。但我义无反顾，支撑我的是历久弥新的兴趣，是对文学翻译的热爱
文学翻译是我的第二次人生，于我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种子是少年时代埋下的。初中时看书多而杂，对《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傲慢与偏见》的译者不胜向往之至。高中毕业时在理科和文科间进行选择，最后报考复旦数学系以遂母亲心愿。去法国后，在巴黎高师这样一个随处都能感受到哲人余韵的宽松环境里，思路开阔了，胆子也大了，觉得人生道路宽广得很，改行去做自己热爱的事并非大逆不道。
但真的跨出这一步，毕竟又等了十年。刚回来，觉得既然受惠于公派，应当有一段时间报效学校才是。真正改行时，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就这样，少时埋下的种子，在学了五年数学、教了二十八年数学之后，终于发了芽，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最近看到羽毛球名将林丹的一段话，颇有感触。他在《直到世界尽头》中说：“人这一辈子，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真的很难得。坚持自己的理想吧，也许会失败，但也不枉这辈子有过一次这么坚持自我、义无反顾地做好一件事的经历。生活永远被人安排好了，你不觉得这样很没意思吗？有时候，成功只是因为你多坚持了一下。”
我决定改行、坚持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时候，好朋友觉得我“作”。但我义无反顾，支撑我的是历久弥新的兴趣，是对文学翻译的热爱。
兴趣和热爱，随着岁月的老去，也许会慢慢淡去，但与此同时，它们会转变成一种习惯；一旦真的失去这种淡淡的维系，你似乎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用普鲁斯特的话说，习惯是你慢慢养成的，但是当你把它养成养大之后，它就会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自在之物，变得比你强大，使你难以摆脱它。
不过说到底，让工作成为习惯，或许还是一种却老的方式。《情人》的作者杜拉斯说过一句话：La seule facon de remplir le temps，c’est de le perdre.大致的意思是：让时间变得充实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它消磨掉。这不是跟项鸿祚的那句“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颇为相似吗？法国诗人维尼（Vigny）则从更为积极的角度说：Le travail est beau et noble（工作是美好而高尚的）。前辈作家陈学昭有本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书名显然就是化用维尼的这句话。工作着是美丽的；如果在有生之年还能有一段不太短的时间享受这种美丽，那就是上天对我的眷顾了。
翻译是一种感觉，亦即找出文字背后的东西的过程。外文、中文都可以，是否就能做个好译者？实践表明：未必。原因就在于翻译是“化学反应”，往往需要添加催化剂，添加催化剂的过程就是感觉的过程。
感觉，意味着全身心的投入。投入，就要聚精会神，如狮搏兔。要尽可能地找到作者写作时的感觉，亦即文字背后的东西（好的文字是“可以扪触到”的，其中蕴含着作者对人生的思考，以及他的生活状态和写作时的情绪）。记得汪曾祺的女儿在回忆文章中说，汪先生在构思新作时，会“直眉瞪眼”地坐在沙发里，就像下蛋的母鸡。这形容的不也是聚精会神吗？
投入，就要充满柔情，“犹如母熊舔仔，慢慢舔出宝宝的模样”，静静地、仔细地把感觉到的东西在译文中传达出来，让读者也能感觉到它。一样东西，你真心爱它，就会日久生情，这个情，对翻译而言就是感觉。
前一阵想练毛笔字，为此请教一位书家，他说了四个字：念兹在兹。他说得对，练字也好，翻译也好，倘若能心心念念想着你要写的字、要寻觅的词句，那么，老天爷大概也会觉着你可怜见的。
翻译的所谓甘苦，往往就在这样的寻寻觅觅之中。苦思冥想而觅不到一个恰当的词、一个恰当的句式，是翻译中常有的事。有一段时间，我床边总放着一张纸和一支笔，半夜醒来突然想到一个合适的词或句子，马上摸黑写下来，第二天清晨看着歪歪斜斜的字，心里充满欢喜。
投入，就要舍得花时间，花精力。梁实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某太太烧萝卜汤特别好，朋友请教其中诀窍，答案是烧的时候要舍得多放排骨，多放肉。这个道理，大概在翻译上也适用，那就是译者在翻译时要舍得多花时间、多花精力。做文学翻译，我不是“行伍”出身，没有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多年来，我不敢懈怠偷懒，我知道，只有舍得多花时间，多花精力，才有可能在跌打滚爬中有所长进。
感觉，未必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特质。或许有的人天生感觉比较敏锐，这些人当作家、翻译家，自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我想，感觉的敏锐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磨炼出来的。沈从文给学生出的作文题“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完全是训练感觉敏锐度的。
译得快些，还是译得慢些，这是个问题。译者当然愿意译得快一些，可是他一定不能贪快，不能以牺牲质量作为求快的代价。
翻译恐怕是不大会有“天才”的，我相信“慢工出细活”。而在这个浮躁的年头，要能“慢翻译”，首先就要有对文字的敬畏感，以及对读者的敬畏感。当一个译者对读者的宽容充满感激，而且对未来的读者充满期待的时候，他就有了这种敬畏感。
译者必须有自信，哪怕面对一位令他景仰、崇拜的作者，他也要以一种“平等对话”的姿态，去跟作者“交流”。否则，感觉云云就无从谈起。译者的自信，有时首先来自不迷信。当你在读一个译本，发现其中有些词句或是费解，或是刺眼的时候，倘若你能把原著找来，逐字逐句对照着读，说不定你就能在无形中生出几分底气。倘若你有志于翻译，说不定你就会自己动手，悄悄地试译一些东西。一不小心，说不定你就会走上翻译之路。
自信，在更多的情况下来自长期的跌打滚爬，当你打过几场“硬仗”，终于“杀开一条血路”之时，你的感慨会化成一种自信。但是，正因为你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你一定会感到自己的不足，一定会在内心有一份谦卑，一定会在翻译时如履薄冰、时时存疑。
举个现成的例子。前几天重读福尔摩斯探案中的《波西米亚丑闻》，心里就升起过几团疑云。华生婚后去贝克街看望福尔摩斯。“他的态度不很热情，这种情况是少见的，……”这句译文看着就让人生疑，难道在译者心目中，福尔摩斯竟然经常是很热情的？原文是His manner was not effusive. It seldom was；……问题显然就在对后半句的理解上。在我想来，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他的态度向来是难得热情的”，也就是说，在福尔摩斯身上，热情这种态度一向是很罕见的。于是后半句也就顺理成章了：“不过我觉得，见到我他还是高兴的。”不热情，但心里是高兴的，这才像福尔摩斯。
接下去的译文，几乎有点吊诡的意味：福尔摩斯“把他的雪茄烟盒扔了过来，并指了指放在角落里的酒精瓶和小型煤气炉”。酒精瓶？小型煤气炉？实在费解得很。一查原文，是a spirit case and a gasogene。简单地说，就是放威士忌的酒架和苏打水瓶，福尔摩斯的意思是说，要喝兑苏打水的威士忌的话，请自便。这样的场景，发生在伦敦的贝克街，发生在福尔摩斯和华生之间，就比较合乎情理了。
一个译者，总想让自己的译作更完美些；所谓念兹在兹，指的不仅是译事进行之时，而且是译作成书以后。我的译文，是七改八改改出来的；出书以后，有时也还会改来改去。《小王子》初版时，apprivoiser这个词译成“驯养”，再版时，先是改成“跟……要好”，然后又改回“驯养”。如此折腾，一则说明译者功力有所不逮，二则恐怕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翻译的“无定本”性。
翻译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译者只有保持一颗平常心，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哪怕回过头去看那些脚印时，心中会有遗憾。
（摘自2014年1月13日《文汇报》，原题为《文采来自透彻的理解：我心目中的翻译》）
周克希，著名法语文学翻译家，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早年就读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入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任教，一度赴法国巴黎高师进修黎曼几何。回国后开始在教学之余翻译数学与文学作品。终因热爱翻译，调至上海译文出版社任外国文学编辑。译作有《追寻逝去的时光·卷一·卷二·卷五》《包法利夫人》《小王子》《基督山伯爵》《三剑客》《不朽者》《古老的法兰西》《侠盗亚森·罗平》《王家大道》《幽灵的生活》《格勒尼埃中短篇小说集》等小说，以及《几何·群的作用，仿射与射影空间》等数学著作。著有随笔集《译边草》。
文学翻译是我的第二次人生，于我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种子是少年时代埋下的。初中时看书多而杂，对《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傲慢与偏见》的译者不胜向往之至。高中毕业时在理科和文科间进行选择，最后报考复旦数学系以遂母亲心愿。去法国后，在巴黎高师这样一个随处都能感受到哲人余韵的宽松环境里，思路开阔了，胆子也大了，觉得人生道路宽广得很，改行去做自己热爱的事并非大逆不道。
但真的跨出这一步，毕竟又等了十年。刚回来，觉得既然受惠于公派，应当有一段时间报效学校才是。真正改行时，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就这样，少时埋下的种子，在学了五年数学、教了二十八年数学之后，终于发了芽，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最近看到羽毛球名将林丹的一段话，颇有感触。他在《直到世界尽头》中说：“人这一辈子，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真的很难得。坚持自己的理想吧，也许会失败，但也不枉这辈子有过一次这么坚持自我、义无反顾地做好一件事的经历。生活永远被人安排好了，你不觉得这样很没意思吗？有时候，成功只是因为你多坚持了一下。”
我决定改行、坚持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时候，好朋友觉得我“作”。但我义无反顾，支撑我的是历久弥新的兴趣，是对文学翻译的热爱。
兴趣和热爱，随着岁月的老去，也许会慢慢淡去，但与此同时，它们会转变成一种习惯；一旦真的失去这种淡淡的维系，你似乎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用普鲁斯特的话说，习惯是你慢慢养成的，但是当你把它养成养大之后，它就会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自在之物，变得比你强大，使你难以摆脱它。
不过说到底，让工作成为习惯，或许还是一种却老的方式。《情人》的作者杜拉斯说过一句话：La seule facon de remplir le temps，c’est de le perdre.大致的意思是：让时间变得充实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它消磨掉。这不是跟项鸿祚的那句“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颇为相似吗？法国诗人维尼（Vigny）则从更为积极的角度说：Le travail est beau et noble（工作是美好而高尚的）。前辈作家陈学昭有本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书名显然就是化用维尼的这句话。工作着是美丽的；如果在有生之年还能有一段不太短的时间享受这种美丽，那就是上天对我的眷顾了。
翻译是一种感觉，亦即找出文字背后的东西的过程。外文、中文都可以，是否就能做个好译者？实践表明：未必。原因就在于翻译是“化学反应”，往往需要添加催化剂，添加催化剂的过程就是感觉的过程。
感觉，意味着全身心的投入。投入，就要聚精会神，如狮搏兔。要尽可能地找到作者写作时的感觉，亦即文字背后的东西（好的文字是“可以扪触到”的，其中蕴含着作者对人生的思考，以及他的生活状态和写作时的情绪）。记得汪曾祺的女儿在回忆文章中说，汪先生在构思新作时，会“直眉瞪眼”地坐在沙发里，就像下蛋的母鸡。这形容的不也是聚精会神吗？
投入，就要充满柔情，“犹如母熊舔仔，慢慢舔出宝宝的模样”，静静地、仔细地把感觉到的东西在译文中传达出来，让读者也能感觉到它。一样东西，你真心爱它，就会日久生情，这个情，对翻译而言就是感觉。
前一阵想练毛笔字，为此请教一位书家，他说了四个字：念兹在兹。他说得对，练字也好，翻译也好，倘若能心心念念想着你要写的字、要寻觅的词句，那么，老天爷大概也会觉着你可怜见的。
翻译的所谓甘苦，往往就在这样的寻寻觅觅之中。苦思冥想而觅不到一个恰当的词、一个恰当的句式，是翻译中常有的事。有一段时间，我床边总放着一张纸和一支笔，半夜醒来突然想到一个合适的词或句子，马上摸黑写下来，第二天清晨看着歪歪斜斜的字，心里充满欢喜。
投入，就要舍得花时间，花精力。梁实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某太太烧萝卜汤特别好，朋友请教其中诀窍，答案是烧的时候要舍得多放排骨，多放肉。这个道理，大概在翻译上也适用，那就是译者在翻译时要舍得多花时间、多花精力。做文学翻译，我不是“行伍”出身，没有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多年来，我不敢懈怠偷懒，我知道，只有舍得多花时间，多花精力，才有可能在跌打滚爬中有所长进。
感觉，未必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特质。或许有的人天生感觉比较敏锐，这些人当作家、翻译家，自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我想，感觉的敏锐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磨炼出来的。沈从文给学生出的作文题“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完全是训练感觉敏锐度的。
译得快些，还是译得慢些，这是个问题。译者当然愿意译得快一些，可是他一定不能贪快，不能以牺牲质量作为求快的代价。
翻译恐怕是不大会有“天才”的，我相信“慢工出细活”。而在这个浮躁的年头，要能“慢翻译”，首先就要有对文字的敬畏感，以及对读者的敬畏感。当一个译者对读者的宽容充满感激，而且对未来的读者充满期待的时候，他就有了这种敬畏感。
译者必须有自信，哪怕面对一位令他景仰、崇拜的作者，他也要以一种“平等对话”的姿态，去跟作者“交流”。否则，感觉云云就无从谈起。译者的自信，有时首先来自不迷信。当你在读一个译本，发现其中有些词句或是费解，或是刺眼的时候，倘若你能把原著找来，逐字逐句对照着读，说不定你就能在无形中生出几分底气。倘若你有志于翻译，说不定你就会自己动手，悄悄地试译一些东西。一不小心，说不定你就会走上翻译之路。
自信，在更多的情况下来自长期的跌打滚爬，当你打过几场“硬仗”，终于“杀开一条血路”之时，你的感慨会化成一种自信。但是，正因为你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你一定会感到自己的不足，一定会在内心有一份谦卑，一定会在翻译时如履薄冰、时时存疑。
举个现成的例子。前几天重读福尔摩斯探案中的《波西米亚丑闻》，心里就升起过几团疑云。华生婚后去贝克街看望福尔摩斯。“他的态度不很热情，这种情况是少见的，……”这句译文看着就让人生疑，难道在译者心目中，福尔摩斯竟然经常是很热情的？原文是His manner was not effusive. It seldom was；……问题显然就在对后半句的理解上。在我想来，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他的态度向来是难得热情的”，也就是说，在福尔摩斯身上，热情这种态度一向是很罕见的。于是后半句也就顺理成章了：“不过我觉得，见到我他还是高兴的。”不热情，但心里是高兴的，这才像福尔摩斯。
接下去的译文，几乎有点吊诡的意味：福尔摩斯“把他的雪茄烟盒扔了过来，并指了指放在角落里的酒精瓶和小型煤气炉”。酒精瓶？小型煤气炉？实在费解得很。一查原文，是a spirit case and a gasogene。简单地说，就是放威士忌的酒架和苏打水瓶，福尔摩斯的意思是说，要喝兑苏打水的威士忌的话，请自便。这样的场景，发生在伦敦的贝克街，发生在福尔摩斯和华生之间，就比较合乎情理了。
一个译者，总想让自己的译作更完美些；所谓念兹在兹，指的不仅是译事进行之时，而且是译作成书以后。我的译文，是七改八改改出来的；出书以后，有时也还会改来改去。《小王子》初版时，apprivoiser这个词译成“驯养”，再版时，先是改成“跟……要好”，然后又改回“驯养”。如此折腾，一则说明译者功力有所不逮，二则恐怕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翻译的“无定本”性。
翻译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译者只有保持一颗平常心，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哪怕回过头去看那些脚印时，心中会有遗憾。
（摘自2014年1月13日《文汇报》，原题为《文采来自透彻的理解：我心目中的翻译》）
周克希，著名法语文学翻译家，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早年就读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入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任教，一度赴法国巴黎高师进修黎曼几何。回国后开始在教学之余翻译数学与文学作品。终因热爱翻译，调至上海译文出版社任外国文学编辑。译作有《追寻逝去的时光·卷一·卷二·卷五》《包法利夫人》《小王子》《基督山伯爵》《三剑客》《不朽者》《古老的法兰西》《侠盗亚森·罗平》《王家大道》《幽灵的生活》《格勒尼埃中短篇小说集》等小说，以及《几何·群的作用，仿射与射影空间》等数学著作。著有随笔集《译边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