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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0年，国民党十九路军领袖陈铭枢接办当时趋于没落的神州国光社，并网罗了王礼锡、胡秋原等知识分子主持社务，意欲为自己的反蒋事业提供舆论和理论上的支持。在王礼锡等人的努力下，神州国光社通过一系列的文化策略，包括审时度势地为知识分子提供学术探讨的空间、对思想论辩进行“因势利导”等等，为陈铭枢政治活动提供了文化人才，而且对中国社会与蒋介石政权的性质进行了反思，从而起到鼓动革命的效果并最终形成反蒋的纲领。
[关键词]神州国光社，陈铭枢，王礼锡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4—0027—05
神州国光社(以下简称“神州”)1901年创办于上海，起初以编辑国学丛书和古典画册为主。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经营逐年亏损，到20年代末期已经无力回天。1930年，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花费40万元盘下神州，出版新思潮著作，并创办《读书杂志》《文化评论》等一系列社会科学杂志。最为人称道的是，《读书杂志》掀起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等思想界的论辩热潮，并以此团结了一批上海的知识分子，神州也因之成为30年代名噪一时的出版机构。
“革命意义”的寻找与神州事业的文化定位
陈铭枢是国民党十九路军的领导人之一，他曾如是评价神州：“在接办时虽然由我个人投资，但它始终是属于十九路军集体事业的一部分的。”应该说，陈铭枢计划将十九路军发展为中国新兴的一股政治力量，并最终于1933年发动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闽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以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把持，而神州作为属下的文化机构，自然与他当时的政治理想和规划相联系。
北伐后期国共合作破裂后，统一革命的局面宣告结束。十九路军作为原北伐军第四军第十师，在中共领导南昌起义时逃离战场，与共产党分离，投靠蒋介石，此时的陈铭枢信奉思想上的统一和北伐司令蒋介石的领袖权威。在蒋介石帐下，十九路军虽小有发展，但终非嫡系，未曾占据自己稳定的地盘，1930年还被蒋派至江西“剿共”，损失惨重。双方积怨不断，十九路军最终由拥蒋转为反蒋。
任何政局的演变都需要有一定的义理作为后盾，为政治斗争提供合法性依据和舆论支持。北伐的胜利，社会各界达成的推翻旧式军阀统治、建立现代政治的共识，为军事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号召，并制造了统一、民主的幻象，从而在社会上赢得了民心。1928年后群雄并起，旨在社会进步的革命活动被各党派在各地的利益纷争所代替，国内民众的政治热情渐趋消沉，所谓“革命意义”更是已遭弃置，文学与思想界充满迷惘、幻灭与颓废的色彩。作为政治家的陈铭枢应很明白，在举国厌乱的时势下，蒋介石与十九路军的争权一旦陷入社会各界普遍反感的军阀混战的思维逻辑，在蒋强己弱的情势下，单靠军事力量自己是必败无疑的。所以，当他找到王礼锡为神州事业出谋划策时，王提出要结交“左翼”作家出版进步书籍，陈回忆：“其时我因不满现状，亟欲另开政治局面，同时也意识到文化事业对政治的作用，故欣然接受了。”其实，陈铭枢也承认对何谓“左翼”并不甚了解，他所看重的是“政治局面的开拓”，以及“文化对政治的作用”，其实也就是为自己的政治事业找到一个像北伐纲领那样可以夺得人心的思想保证，为打击蒋政权造势。
王礼锡，原名王庶三，江西安福人，由于陈铭枢并不插手神州的具体社务，他其实是1930年至1933年间神州各项文化出版事业的策划人。王与陈相识于1927年南京国民党党部，是莫逆之交。对政治敏感的王礼锡对陈铭枢的政治意图不可能不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早年的王礼锡曾经是国民党江西争权漩涡中的政治“弄潮儿”，他站在蒋介石一方，参加陈果夫授意、江西人段锡朋组织的AB团，后任江西省清党委员会委员等职，可称得上蒋介石集团控制江西省党权、抑制武汉政府和滇军朱培德等人在赣发展的一枚棋子，但AB团成员在江西不得人心，两次被逐出境，王礼锡等人还曾被江西省政府羁押，情势仓皇。王礼锡后来在河北省党部任职时曾开展学运和工运，但被当局抵制。政治上的屡屡碰壁，也使王礼锡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政治大潮中的一叶“孤舟”，随时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些都促使他不再轻易涉足直接的政治斗争而转向“文化幕僚”的角色。正是源于对自身文化人身份的认知，王礼锡一开始就让神州一定程度上脱离陈铭枢的反蒋活动保持相对独立，神州也因之具有不同于一般政党宣传机构的民主色彩和自由主义气质。即使1932年十九路军抗击日寇全国闻名之后，陈铭枢到处宣讲民族主义以作为反蒋的有力思想号召，此时王礼锡尽管亦热衷于民族义举，但其主持下的神州和《读书杂志》也未曾完全成为陈铭枢集团进行民族主义“一家之言”宣传的机构，而是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多元并收的文化品格，继续为抱有歧见的知识分子提供论辩的舞台，发表不同政见；另一方面，王礼锡也有意识地将维持社务作为第一要义，保证神州不因陈铭枢的反蒋活动而招致当局查禁。1932年6月，陈铭枢好友刘叔模曾找到接任王礼锡《读书杂志》编辑一职的胡秋原，要求《读书杂志》刊登陈在福州名为《从国际形势说到中国民族的出路》的演讲稿，但胡考虑到该篇文章对当局批评较为严厉，可能导致查封，而王礼锡嘱托自己一定要使社务维持下去，显得非常犹豫，这也从侧面看出神州同人普遍地对神州这一文化平台的珍惜。我们看出，正是王礼锡早年的政治实践中屡遭挫折的教训，使他最终将神州定位于相对独立、相对超越政治的文化机构。学术空间的开拓与文化人才的网罗
从“政治人”到“文化人”，是大革命中许多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王礼锡对“文化人”的境遇感同身受。因此，他能够审时度势地采取相应文化策略团结文化界的力量，开拓社会科学研究空间。
其时，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在大革命时期普遍失望于革命的变质，有的甚至生命受到威胁，局势不稳，生活状况堪忧。这些人过去可以为自己认同的某种政治纲领做宣传，而直接卷入政治漩涡，在大革命刚刚失败之后，却是唯恐避之不及。在1930年前后的文化界，一个刊物常常会为某种政治势力做理论上的建构，甚至学校的教育也因教师政治倾向的影响形成某系某派。但是一个文化组织或刊物如果过多地让成员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就会大减。以中共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为例，尽管成立时为数甚众，并默认了较小范围内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攻讦，但是当它提出“革命的文学家在这个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应该不迟疑地加入这艰苦的行动中去，即使把文学家的工作地位抛去，也是毫不足惜的”，并强制会员参加纪念“五一”、“五卅”的飞行集会、示威游行之后，大多数会员对此不能赞同，认为是白白牺牲革命力量，很多人甚至用戏谑的口吻描述此事，表达着自己的愤怒并退出“左联”。当然也有会员后来深情回 忆这种革命集会，并声称在其中获得了革命的力量。
这些“左派”知识分子对于实际政治斗争的犹疑，在当时执行“左倾盲动主义”政策的中共看来，皆为“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所致。1931年，王明提出使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实际上是为了消除党内对其骤然上台的异议，更是为了推销他在苏联所学的“红色暴动”的斗争形式，因此党内出现大量驱逐和排挤知识分子党员的现象。国民党内部也有对蒋介石不满的知识分子，这样，30年代初知识界出现了不少相对自由的文化人，这是意欲崛起的陈铭枢所愿意招揽的。正是看到了知识分子欲回书斋的普遍愿望，王礼锡主持下的神州执意于学院式的研究和社会“真理”的探求，为知识分子切实提供出版著作的机会。30年代的神州大量出版学术和思想著作，不仅介绍了新的学术成果，还对革命史进行科学的反思。其中大部头的哲学、美学、社会学著作占了很大的比重，其中不乏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包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神州无疑是成功的，这些艰涩的理论书籍不仅有多种再版，而且它旗下的《读书杂志》达到单期万余本的销量，成为当时出版界的奇迹。除了神州背后有陈铭枢在党政上的周旋，使之出版“反动”书籍几乎不遭查禁，相较于“左联”初期的政党化、组织化，神州这种相对温和、自由的学术姿态，近于“以文会友”的结交方式，也确实给有意规避政治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才华与发泄思想幽闭的空间，给苦于生存的文人提供著述谋生的机会，从而为之储备了广泛的撰稿人队伍。
神州对学术空间的开创，在赢得知识分子好感的同时，却受到中共方面“取消革命”的指责。“左联”还将神州的形象加以“政党化”，认为它们实为社会民主党团体，神州人员一有动向，即刻加以指摘。其实王礼锡等人对中共素来无好感。首先，对1927年自己在江西的遭遇，王礼锡最深的感受是中共领导下群众运动带来的强大冲击，进而对社会革命带来的流血和混乱很是反感。陈铭枢集团与中共上海局的接洽一直不甚成功，双方暂时没有结盟的可能。淞沪抗战时，中共采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政策，企图对十九路军进行瓦解，这无疑也增加了神州同人对中共的恶感。在神州同人看来，中共已经背离了共产主义的信念，走向了盲动的流氓无产主义。因此王礼锡一再于《读书杂志》上强调，所谓“取消革命”的指责实际上是一种盲动。当他发表《从青年的烦闷谈到苦学与深思》，要求青年对各种革命思想做细致的分辨之后，“左翼”方面署名盲马的作者就立即发表文章指责他麻痹青年。王礼锡则反驳说：“恐怕只有像盲马先生等才会害怕‘研究’真理成了‘盲动’的障碍”，“盲马先生们!希望你们不要在时代中‘盲’人骑瞎‘马’，闯到‘此路不通!”’其实王礼锡不满于《读书杂志》只限于知识分子群体之间，也希望它引起市民和工农的注意，在同篇文章中说道：“我们希望它将来能在工人与小商人中间获得更多的读者，并努力使它适合于一般知识分子以外，更能适合于失学而执劳役的贫苦青年。”但显然，流氓无产者和盲动分子并不在他争取的行列内。对神州的这种团结知识分子而迅速崛起的态势，实际上中共也感受到了危机，并意识到思想理论对党建的重要性，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刘梦云(张闻天)、王昂(王学文)等共产党人开始投入到《读书杂志》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系统阐述中共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立场，并与其他党派学者加以争辩。但中共对神州的“学术”姿态始终持否定态度，尤其认为神州对共产主义的探讨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在与神州同人的论辩中，“左翼”经常鲜明地将双方思想观点的争论定性为敌我矛盾；而在后来很长时间内中共学者对神州组织的社会性质问题论辩的评价上，仍然认为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过程。
王礼锡正是通过神州，协助出版了“左、中、右”翼各派人士的著述，从而在思想与文学界广泛结缘，一批大革命中遭遇相仿，易于产生认同感的知识分子也陆续地加入神州这项文化事业中来。1933年福建人民政府的政治纲领和宣传文件大都出自神州同人之手，而在这次“闽变”中，陈铭枢兼任了文化委员会的主任，王礼锡任秘书长并实际主持会务，胡秋原、梅龚彬、彭芳艸、徐翔穆等神州的“骨干”成为文化委员。可以说，神州为福建人民政府和陈铭枢此时期建立的生产人民党完成了基本的党纲和意识形态架构。陈铭枢曾说过自己1927年在南京政治部任职之前并没有接触过多少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此时却不可同日而语，这不能不说是神州团结这些知识分子的功劳。
神州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于陈铭枢政治集团的文化机构，对上海文化力量重组的影响也不仅限于为陈铭枢提供了理论人才这一方面。一些因为在政治上失去了“帮口”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被打压状态的知识分子，正是通过神州才得以出版自己的著作，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的政治生命也因思想战线上日益扩大的影响而复苏。据唐宝林的研究，神州亦曾联系中共，但是因为中共“关门主义”态度，遂通过无产者社刘伯垂的关系，找到了托派。主要以《读书杂志》为阵地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托派严灵峰、任曙、李季等人的观点得到了发挥，并出版了大量相关著作，而中共内部倾向于共产国际的“干部派”的声音却显得比较微弱。借助理论的推动，托派队伍开始迅速扩大。而像王宜昌这样本来默默无闻的大学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见解而一鸣惊人，受到改组派陶希圣的赏识，后遂引领其进入自己的思想团体。
中国社会性质判断与革命情绪的鼓动
除了为陈铭枢的政治活动积蓄人才，作为革命义理的寻求，神州还要在理论上对蒋介石政权的性质做出判断，从而回答“需不需要反蒋”、“为什么反蒋”。这是《读书杂志》着重推出“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重要原因。1928年开始，围绕周佛海主编的《新生命月刊》、中共主办的《新思潮月刊》等刊物，这两场论战即告展开，此时正方兴未艾。王礼锡把争论的战场移到《读书杂志》上，展示各派观点，并为之出版“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根本上还是看中了这场争论有利于解决“中国到底是什么社会”、“中国经济的性质如何”等问题。而这些问题解决后，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原则，蒋介石政府的性质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果思想界在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对象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上尚未达到共识，也就无法为宣传反蒋提供一个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读书杂志》刚刚创刊时，本拟名《战场》，要求各理论学派能够在同一刊物上作思想的斗争，然而它亦表示要“沟通海内外各方面读书者个人与集体的联络”㈣。这种既斗争又联合的态度，反映了神州更希望知识界在相互论辩中逐步对中国社会和革命对象达到较统一的意见，以造成反蒋的普遍共识，即王礼锡所说的“由各方面理论的介 绍，而至于各方面理论的争斗，进而企图得着指示行动的结论”。
关于《读书杂志》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关系，史学界已有众多著述。然而尤其需要说明的是，《读书杂志》对这场论争定位于“学术研讨”，即要求读者“看到一个思想的正面与反面”，不仅展示各派观点，而且主编者不参与成见。之前参加这场争论的各种政治集团的刊物为了寻找广泛的支持，都声称自己是可以引领革命思潮的，这种众口一词的强势号召，不仅没有达到支配和指导青年读者的效果，反而使刊物常常陷入党派的泥潭，而各种刊物发表的文章又多为同人相和，观点类似。人们在提及某本刊物时，就会不自觉地想起编刊者隶属某党某系，从而降低了观点的可信度，又易于引起别个刊物对其观点的一概抹杀。神州不偏不倚的态度，保证了这场论争停留于思辨层面而不至于逐渐流于宣传。实际上王礼锡、胡秋原等个人通过发表文章参加论争，还是在神州内部对中国社会性质逐步达到了观点的统一。例如一开始王礼锡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性质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比较近于托派严灵峰等人的观点，陈铭枢也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后来王、陈二人都认同了胡秋原的观点，即中国还处于专制主义社会，并不具备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
可以看到，神州同人部分地认同了中共对中国社会“还属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治下”的判断，随着《新思潮月刊》等刊物的相继被禁，“社联”、“左联”等社团被视为非法，中共合法发表自己观点的阵地正在减少，而《读书杂志》这一平台保证了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其实是神州同人愿意听到的一种声援。尽管观点有所认同，但神州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力量，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共的行动纲领已经偏离了反帝反封建的方向，尤其是在反帝成为社会民心所向的时候，中共“偏偏要披上反日的民族革命斗争的外衣，做非当务之急的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运动，斗争失坠了重心。“一·二八”抗战期间中共与十九路军产生的矛盾，更坚定了神州的这种看法。
为了表示对十九路军抗日的支持，1932年开始，神州陆续刊发出版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关于十九路军抗战的演讲和著述，并自觉地将自己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和“一·二八”抗战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结合起来。他们认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恰恰证明了神州关于蒋政权是帝国主义在中国买办的看法，反帝就自然包括反对蒋介石政权。由于十九路军抗日在中国社会产生的广泛号召力，民族主义经常被神州同人看作现阶段革命的根本动力。正如陈铭枢所说：“无论我们能从半殖民地化中把中国的民族资本解放出来，或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路，解除帝国主义的束缚，是唯一的前提。所以我们要为反帝国主义而斗争。”可以说，通过神州就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方向在思想界的广泛征求看法和探讨论辩，1933年陈铭枢领导下的福建“中华共和国”最终确定了民族主义的“抗日反帝”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的政权性质，它所提出的纲领即鲜明地指出：“中国之社会系在帝国主义者统治之下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之最大目的，在消灭帝国主义者在华之宰割；同时扫除一切封建势力”，但这种与中共趋同的社会性质判断最终还是没有换来苏区对福建政府的军事支援。
[责任编辑：侯林莉]
[关键词]神州国光社，陈铭枢，王礼锡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4—0027—05
神州国光社(以下简称“神州”)1901年创办于上海，起初以编辑国学丛书和古典画册为主。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经营逐年亏损，到20年代末期已经无力回天。1930年，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花费40万元盘下神州，出版新思潮著作，并创办《读书杂志》《文化评论》等一系列社会科学杂志。最为人称道的是，《读书杂志》掀起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等思想界的论辩热潮，并以此团结了一批上海的知识分子，神州也因之成为30年代名噪一时的出版机构。
“革命意义”的寻找与神州事业的文化定位
陈铭枢是国民党十九路军的领导人之一，他曾如是评价神州：“在接办时虽然由我个人投资，但它始终是属于十九路军集体事业的一部分的。”应该说，陈铭枢计划将十九路军发展为中国新兴的一股政治力量，并最终于1933年发动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闽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以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把持，而神州作为属下的文化机构，自然与他当时的政治理想和规划相联系。
北伐后期国共合作破裂后，统一革命的局面宣告结束。十九路军作为原北伐军第四军第十师，在中共领导南昌起义时逃离战场，与共产党分离，投靠蒋介石，此时的陈铭枢信奉思想上的统一和北伐司令蒋介石的领袖权威。在蒋介石帐下，十九路军虽小有发展，但终非嫡系，未曾占据自己稳定的地盘，1930年还被蒋派至江西“剿共”，损失惨重。双方积怨不断，十九路军最终由拥蒋转为反蒋。
任何政局的演变都需要有一定的义理作为后盾，为政治斗争提供合法性依据和舆论支持。北伐的胜利，社会各界达成的推翻旧式军阀统治、建立现代政治的共识，为军事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号召，并制造了统一、民主的幻象，从而在社会上赢得了民心。1928年后群雄并起，旨在社会进步的革命活动被各党派在各地的利益纷争所代替，国内民众的政治热情渐趋消沉，所谓“革命意义”更是已遭弃置，文学与思想界充满迷惘、幻灭与颓废的色彩。作为政治家的陈铭枢应很明白，在举国厌乱的时势下，蒋介石与十九路军的争权一旦陷入社会各界普遍反感的军阀混战的思维逻辑，在蒋强己弱的情势下，单靠军事力量自己是必败无疑的。所以，当他找到王礼锡为神州事业出谋划策时，王提出要结交“左翼”作家出版进步书籍，陈回忆：“其时我因不满现状，亟欲另开政治局面，同时也意识到文化事业对政治的作用，故欣然接受了。”其实，陈铭枢也承认对何谓“左翼”并不甚了解，他所看重的是“政治局面的开拓”，以及“文化对政治的作用”，其实也就是为自己的政治事业找到一个像北伐纲领那样可以夺得人心的思想保证，为打击蒋政权造势。
王礼锡，原名王庶三，江西安福人，由于陈铭枢并不插手神州的具体社务，他其实是1930年至1933年间神州各项文化出版事业的策划人。王与陈相识于1927年南京国民党党部，是莫逆之交。对政治敏感的王礼锡对陈铭枢的政治意图不可能不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早年的王礼锡曾经是国民党江西争权漩涡中的政治“弄潮儿”，他站在蒋介石一方，参加陈果夫授意、江西人段锡朋组织的AB团，后任江西省清党委员会委员等职，可称得上蒋介石集团控制江西省党权、抑制武汉政府和滇军朱培德等人在赣发展的一枚棋子，但AB团成员在江西不得人心，两次被逐出境，王礼锡等人还曾被江西省政府羁押，情势仓皇。王礼锡后来在河北省党部任职时曾开展学运和工运，但被当局抵制。政治上的屡屡碰壁，也使王礼锡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政治大潮中的一叶“孤舟”，随时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些都促使他不再轻易涉足直接的政治斗争而转向“文化幕僚”的角色。正是源于对自身文化人身份的认知，王礼锡一开始就让神州一定程度上脱离陈铭枢的反蒋活动保持相对独立，神州也因之具有不同于一般政党宣传机构的民主色彩和自由主义气质。即使1932年十九路军抗击日寇全国闻名之后，陈铭枢到处宣讲民族主义以作为反蒋的有力思想号召，此时王礼锡尽管亦热衷于民族义举，但其主持下的神州和《读书杂志》也未曾完全成为陈铭枢集团进行民族主义“一家之言”宣传的机构，而是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多元并收的文化品格，继续为抱有歧见的知识分子提供论辩的舞台，发表不同政见；另一方面，王礼锡也有意识地将维持社务作为第一要义，保证神州不因陈铭枢的反蒋活动而招致当局查禁。1932年6月，陈铭枢好友刘叔模曾找到接任王礼锡《读书杂志》编辑一职的胡秋原，要求《读书杂志》刊登陈在福州名为《从国际形势说到中国民族的出路》的演讲稿，但胡考虑到该篇文章对当局批评较为严厉，可能导致查封，而王礼锡嘱托自己一定要使社务维持下去，显得非常犹豫，这也从侧面看出神州同人普遍地对神州这一文化平台的珍惜。我们看出，正是王礼锡早年的政治实践中屡遭挫折的教训，使他最终将神州定位于相对独立、相对超越政治的文化机构。学术空间的开拓与文化人才的网罗
从“政治人”到“文化人”，是大革命中许多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王礼锡对“文化人”的境遇感同身受。因此，他能够审时度势地采取相应文化策略团结文化界的力量，开拓社会科学研究空间。
其时，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在大革命时期普遍失望于革命的变质，有的甚至生命受到威胁，局势不稳，生活状况堪忧。这些人过去可以为自己认同的某种政治纲领做宣传，而直接卷入政治漩涡，在大革命刚刚失败之后，却是唯恐避之不及。在1930年前后的文化界，一个刊物常常会为某种政治势力做理论上的建构，甚至学校的教育也因教师政治倾向的影响形成某系某派。但是一个文化组织或刊物如果过多地让成员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就会大减。以中共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为例，尽管成立时为数甚众，并默认了较小范围内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攻讦，但是当它提出“革命的文学家在这个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应该不迟疑地加入这艰苦的行动中去，即使把文学家的工作地位抛去，也是毫不足惜的”，并强制会员参加纪念“五一”、“五卅”的飞行集会、示威游行之后，大多数会员对此不能赞同，认为是白白牺牲革命力量，很多人甚至用戏谑的口吻描述此事，表达着自己的愤怒并退出“左联”。当然也有会员后来深情回 忆这种革命集会，并声称在其中获得了革命的力量。
这些“左派”知识分子对于实际政治斗争的犹疑，在当时执行“左倾盲动主义”政策的中共看来，皆为“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所致。1931年，王明提出使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实际上是为了消除党内对其骤然上台的异议，更是为了推销他在苏联所学的“红色暴动”的斗争形式，因此党内出现大量驱逐和排挤知识分子党员的现象。国民党内部也有对蒋介石不满的知识分子，这样，30年代初知识界出现了不少相对自由的文化人，这是意欲崛起的陈铭枢所愿意招揽的。正是看到了知识分子欲回书斋的普遍愿望，王礼锡主持下的神州执意于学院式的研究和社会“真理”的探求，为知识分子切实提供出版著作的机会。30年代的神州大量出版学术和思想著作，不仅介绍了新的学术成果，还对革命史进行科学的反思。其中大部头的哲学、美学、社会学著作占了很大的比重，其中不乏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包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神州无疑是成功的，这些艰涩的理论书籍不仅有多种再版，而且它旗下的《读书杂志》达到单期万余本的销量，成为当时出版界的奇迹。除了神州背后有陈铭枢在党政上的周旋，使之出版“反动”书籍几乎不遭查禁，相较于“左联”初期的政党化、组织化，神州这种相对温和、自由的学术姿态，近于“以文会友”的结交方式，也确实给有意规避政治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才华与发泄思想幽闭的空间，给苦于生存的文人提供著述谋生的机会，从而为之储备了广泛的撰稿人队伍。
神州对学术空间的开创，在赢得知识分子好感的同时，却受到中共方面“取消革命”的指责。“左联”还将神州的形象加以“政党化”，认为它们实为社会民主党团体，神州人员一有动向，即刻加以指摘。其实王礼锡等人对中共素来无好感。首先，对1927年自己在江西的遭遇，王礼锡最深的感受是中共领导下群众运动带来的强大冲击，进而对社会革命带来的流血和混乱很是反感。陈铭枢集团与中共上海局的接洽一直不甚成功，双方暂时没有结盟的可能。淞沪抗战时，中共采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政策，企图对十九路军进行瓦解，这无疑也增加了神州同人对中共的恶感。在神州同人看来，中共已经背离了共产主义的信念，走向了盲动的流氓无产主义。因此王礼锡一再于《读书杂志》上强调，所谓“取消革命”的指责实际上是一种盲动。当他发表《从青年的烦闷谈到苦学与深思》，要求青年对各种革命思想做细致的分辨之后，“左翼”方面署名盲马的作者就立即发表文章指责他麻痹青年。王礼锡则反驳说：“恐怕只有像盲马先生等才会害怕‘研究’真理成了‘盲动’的障碍”，“盲马先生们!希望你们不要在时代中‘盲’人骑瞎‘马’，闯到‘此路不通!”’其实王礼锡不满于《读书杂志》只限于知识分子群体之间，也希望它引起市民和工农的注意，在同篇文章中说道：“我们希望它将来能在工人与小商人中间获得更多的读者，并努力使它适合于一般知识分子以外，更能适合于失学而执劳役的贫苦青年。”但显然，流氓无产者和盲动分子并不在他争取的行列内。对神州的这种团结知识分子而迅速崛起的态势，实际上中共也感受到了危机，并意识到思想理论对党建的重要性，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刘梦云(张闻天)、王昂(王学文)等共产党人开始投入到《读书杂志》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系统阐述中共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立场，并与其他党派学者加以争辩。但中共对神州的“学术”姿态始终持否定态度，尤其认为神州对共产主义的探讨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在与神州同人的论辩中，“左翼”经常鲜明地将双方思想观点的争论定性为敌我矛盾；而在后来很长时间内中共学者对神州组织的社会性质问题论辩的评价上，仍然认为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过程。
王礼锡正是通过神州，协助出版了“左、中、右”翼各派人士的著述，从而在思想与文学界广泛结缘，一批大革命中遭遇相仿，易于产生认同感的知识分子也陆续地加入神州这项文化事业中来。1933年福建人民政府的政治纲领和宣传文件大都出自神州同人之手，而在这次“闽变”中，陈铭枢兼任了文化委员会的主任，王礼锡任秘书长并实际主持会务，胡秋原、梅龚彬、彭芳艸、徐翔穆等神州的“骨干”成为文化委员。可以说，神州为福建人民政府和陈铭枢此时期建立的生产人民党完成了基本的党纲和意识形态架构。陈铭枢曾说过自己1927年在南京政治部任职之前并没有接触过多少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此时却不可同日而语，这不能不说是神州团结这些知识分子的功劳。
神州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于陈铭枢政治集团的文化机构，对上海文化力量重组的影响也不仅限于为陈铭枢提供了理论人才这一方面。一些因为在政治上失去了“帮口”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被打压状态的知识分子，正是通过神州才得以出版自己的著作，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的政治生命也因思想战线上日益扩大的影响而复苏。据唐宝林的研究，神州亦曾联系中共，但是因为中共“关门主义”态度，遂通过无产者社刘伯垂的关系，找到了托派。主要以《读书杂志》为阵地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托派严灵峰、任曙、李季等人的观点得到了发挥，并出版了大量相关著作，而中共内部倾向于共产国际的“干部派”的声音却显得比较微弱。借助理论的推动，托派队伍开始迅速扩大。而像王宜昌这样本来默默无闻的大学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见解而一鸣惊人，受到改组派陶希圣的赏识，后遂引领其进入自己的思想团体。
中国社会性质判断与革命情绪的鼓动
除了为陈铭枢的政治活动积蓄人才，作为革命义理的寻求，神州还要在理论上对蒋介石政权的性质做出判断，从而回答“需不需要反蒋”、“为什么反蒋”。这是《读书杂志》着重推出“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重要原因。1928年开始，围绕周佛海主编的《新生命月刊》、中共主办的《新思潮月刊》等刊物，这两场论战即告展开，此时正方兴未艾。王礼锡把争论的战场移到《读书杂志》上，展示各派观点，并为之出版“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根本上还是看中了这场争论有利于解决“中国到底是什么社会”、“中国经济的性质如何”等问题。而这些问题解决后，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原则，蒋介石政府的性质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果思想界在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对象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上尚未达到共识，也就无法为宣传反蒋提供一个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读书杂志》刚刚创刊时，本拟名《战场》，要求各理论学派能够在同一刊物上作思想的斗争，然而它亦表示要“沟通海内外各方面读书者个人与集体的联络”㈣。这种既斗争又联合的态度，反映了神州更希望知识界在相互论辩中逐步对中国社会和革命对象达到较统一的意见，以造成反蒋的普遍共识，即王礼锡所说的“由各方面理论的介 绍，而至于各方面理论的争斗，进而企图得着指示行动的结论”。
关于《读书杂志》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关系，史学界已有众多著述。然而尤其需要说明的是，《读书杂志》对这场论争定位于“学术研讨”，即要求读者“看到一个思想的正面与反面”，不仅展示各派观点，而且主编者不参与成见。之前参加这场争论的各种政治集团的刊物为了寻找广泛的支持，都声称自己是可以引领革命思潮的，这种众口一词的强势号召，不仅没有达到支配和指导青年读者的效果，反而使刊物常常陷入党派的泥潭，而各种刊物发表的文章又多为同人相和，观点类似。人们在提及某本刊物时，就会不自觉地想起编刊者隶属某党某系，从而降低了观点的可信度，又易于引起别个刊物对其观点的一概抹杀。神州不偏不倚的态度，保证了这场论争停留于思辨层面而不至于逐渐流于宣传。实际上王礼锡、胡秋原等个人通过发表文章参加论争，还是在神州内部对中国社会性质逐步达到了观点的统一。例如一开始王礼锡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性质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比较近于托派严灵峰等人的观点，陈铭枢也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后来王、陈二人都认同了胡秋原的观点，即中国还处于专制主义社会，并不具备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
可以看到，神州同人部分地认同了中共对中国社会“还属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治下”的判断，随着《新思潮月刊》等刊物的相继被禁，“社联”、“左联”等社团被视为非法，中共合法发表自己观点的阵地正在减少，而《读书杂志》这一平台保证了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其实是神州同人愿意听到的一种声援。尽管观点有所认同，但神州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力量，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共的行动纲领已经偏离了反帝反封建的方向，尤其是在反帝成为社会民心所向的时候，中共“偏偏要披上反日的民族革命斗争的外衣，做非当务之急的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运动，斗争失坠了重心。“一·二八”抗战期间中共与十九路军产生的矛盾，更坚定了神州的这种看法。
为了表示对十九路军抗日的支持，1932年开始，神州陆续刊发出版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关于十九路军抗战的演讲和著述，并自觉地将自己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和“一·二八”抗战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结合起来。他们认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恰恰证明了神州关于蒋政权是帝国主义在中国买办的看法，反帝就自然包括反对蒋介石政权。由于十九路军抗日在中国社会产生的广泛号召力，民族主义经常被神州同人看作现阶段革命的根本动力。正如陈铭枢所说：“无论我们能从半殖民地化中把中国的民族资本解放出来，或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路，解除帝国主义的束缚，是唯一的前提。所以我们要为反帝国主义而斗争。”可以说，通过神州就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方向在思想界的广泛征求看法和探讨论辩，1933年陈铭枢领导下的福建“中华共和国”最终确定了民族主义的“抗日反帝”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的政权性质，它所提出的纲领即鲜明地指出：“中国之社会系在帝国主义者统治之下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之最大目的，在消灭帝国主义者在华之宰割；同时扫除一切封建势力”，但这种与中共趋同的社会性质判断最终还是没有换来苏区对福建政府的军事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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