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功能主义理论认为，教育对社会结构起到了社会地位生产机制功能，从而自获性因素在地位获得中作用更为显著；冲突理论认为，教育对社会结构起到社会地位再生产机制的功能，而先赋性因素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对于黑龙江省三所高校学生的实证研究表明，学生的工作经历、担任学生干部经历等自获性因素以及父亲职业、父亲经济地位、父亲教育程度等先赋性因素对学生的职业地位获得都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职业地位；自获因素；先赋因素；高校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6-0257-03
无论传统社会还是在近现代，接受教育始终被民众赋予了一种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意义。也就是说，教育对社会各阶层而言，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地位获得机制；教育作为一种稀缺性的社会资源，承载了出身于社会下层的社会成员改变命运的愿望。而在今天，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否真的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这样的愿望，高等教育对于社会结构发挥着什么样的功能，是本篇论文需要探索的问题。
一、理论基础
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关于教育在社会地位获得中所发挥的功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视教育为社会地位生产机制的功能主义理论，和将教育视为社会地位再生产机制的冲突理论。
功能主义认为，教育最重要的功能在于使社会成员获得从事某种职业的技能，社会根据不同技能的重要程度将社会成员置于高低有序的社会分层体系当中。简言之，功能主义认为教育与社会阶层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关系，即教育作为社会地位的生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会结构。人们可能通过教育获取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资格，实现了公平的竞争和优胜劣汰，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
冲突理论，特别是布尔迪厄的理论则认为，教育非但不会改变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实则在通过内化上层阶级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为出身社会上层的成员提供着种种便利，从而复制着现有的社会分层结构。也就是说教育制度本身就是在鼓励出身上层的成员获得更高的教育地位，同时为出身下层的社会成员设置障碍。布尔迪厄指出，“最初的文化资本上的不平等经由学校演绎为某种学业资格，引导着社会空间中特定位置的继承者走向与其前辈相似的社会位置，并拥有适合该位置的一系列社会资源，进而再生产出既存的社会等级制。”按照这一理论，出身下层者向上层的流动就成为了一个愿望和幻想。但布尔迪厄也认识到，教育是“使得一个阶级作为团体可以再生产自身”的，它并不排除个别出身下层者通过教育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的可能，亦无法保证处于较高阶层者的子女都能保住自己原有的社会位置。
二、研究假设
在一个人的教育经历中，高等教育相对于初等和中等教育，对地位获得的影响最大。本文旨在考察高等教育对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有何种影响，以明晰高等教育对于不同出身的学生来说，究竟是起到了地位生产机制的功能还是起到了地位再生产机制的功能。
为了使问题得到简化，本文所研究的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用大学生在毕业后能够得到一份适当的工作作为标准。大学生在接受过高等教育之后能或未能获得某种职业地位，由于有这样的两种可能，我们将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作为一个二分变量，在统计分析时，作为一个虚拟变量来处理。而影响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因素，则是本研究的自变量。影响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因素很多，具体来说，我们可将其区分为“先赋因素”和“自获因素”两个方面。先赋因素指诸多与出身相关的因素，包括三个变量：父亲职业、父亲经济地位、父亲教育程度；自获因素是指与大学生自我努力和经历有关的因素，包括八个自变量：学习成绩、所学专业、获奖情况、英语证书、其他证书、工作经历、担任学生干部经历、政治面貌。通过实证研究，就可以具体分析哪些因素对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更大。
我们在2012年6月以多阶段抽样方式选取了哈尔滨市三所大学的152名大四学生样本，对他们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访问问卷的形式，回收率为98%，有效回收率92%。全部样本中男生86人，占57%，女生66人，占43%；其中理工专业学生92人，文史专业学生60人；对于调查结果，采用了定量分析方法，通过计算Lambda系数和Logistic分析来说明三个代表先赋因素的自变量，及八个代表自获因素的自变量在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中的具体影响。如果自獲因素的影响占有更大的比重，说明调查结果支持教育作为“地位生产机制功能”；如果先赋因素所占的比重理大，则说明在本次调查中，教育更多地体现为“地位再生产机制”。
三、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Lambda系数分析，我们得到表1的数据。自获性因素和先赋性因素与大学生的职业地位获得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具体来说，在自获性因素中，所学专业和学习成绩与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的相关性最强，Lambda值为别为0.265和0.212，两者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工作经历、政治面貌、担任学生干部的经历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Lambda值分别为0.153、0.121和0.102，说明这三项和大学生的职业地位获得也是相关的；获奖、英语证书和其他证书与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因素对于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先赋性因素，父亲职业、父亲经济地位和父亲教育程度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Lambda值分别为0.202、0.215和0.198，从总体上来说，超过了自获性因素的作用，与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具有更强的相关性。
在利用Lambda系数辨明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性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进行了回归即Logistic分析。从上表的数据中可以发现，对于黑龙江省三所高校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即学生在毕业时能否顺利地获得某种职业，自获性因素与先赋性因素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进行解释。其中解释力最强的是学生在校期间的“工作经历”、担任“学生干部”、回归分析的结果B值分别分为0.494 、0.376；其次，“父亲经济地位”、“父亲职业”、“父亲教育程度”和回归分析的结果分别为0.356、0.324、0.298；“所学专业”及“政治面貌”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回归分析结果分别为0.203和0.201；而在校期间“获奖”、获得“英语证书”和“其他证书”的作用并不显著。
经验研究证明，学生在校期间的工作经历和担任学生干部的经历，是近年来在大学生求职中用人单位比较重视的因素，上述能力强的学生获得初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经历。在本研究中，这两方面因素属于自获性变量。此外，所学专业和政治面貌也是学生后天获得的自获性因素。本研究表明，自获性因素对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表明，越是工业化程度高的社会，自获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越强；越是传统的社会，先赋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越强。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另外的趋势，“父亲经济地位”、“父亲职业”、“父亲教育程度”对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在接受了同样的高等教育之后，父辈的先赋优势仍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子代的竞争力。在对学生的访问中，我们的发现也印证了这一点。
四、结论与讨论
在前文的研究假设中，我们认为如果自获因素的影响在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中比重大，则支持教育作为“地位生产机制”的功能主义理论；如果先赋因素所占的比重更大，则支持教育作为“地位再生产机制”的冲突理论。而分析结果呈现了综合的趋势，自获性因素的影响比较明显，这说明教育在对于社会结构的塑造中发挥了生产机制的功能，而在一定程度上，先赋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小视，父辈的优势也会经由教育这一途径传递给子代。
由于调查时间所限，本研究并未区分不同级别院校的学生的差异，也没有深入分析学生获得的职业类型以及学生的初职与后续职业之间的关系，而对于父亲的先赋因素如何通过教育传递给子代，也应探索其具体的作用机制，这些需要在后续的相关研究中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 陈彬莉.教育：地位生产机制，还是再生产机制——教育与社会分层关系的理论述评[J].社会科学辑刊，2007，（2）.
[3] 王晶舒.人力资本在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J].经济师，2012，（8）.
[4] 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王玉妹]
关键词：职业地位；自获因素；先赋因素；高校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6-0257-03
无论传统社会还是在近现代，接受教育始终被民众赋予了一种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意义。也就是说，教育对社会各阶层而言，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地位获得机制；教育作为一种稀缺性的社会资源，承载了出身于社会下层的社会成员改变命运的愿望。而在今天，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否真的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这样的愿望，高等教育对于社会结构发挥着什么样的功能，是本篇论文需要探索的问题。
一、理论基础
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关于教育在社会地位获得中所发挥的功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视教育为社会地位生产机制的功能主义理论，和将教育视为社会地位再生产机制的冲突理论。
功能主义认为，教育最重要的功能在于使社会成员获得从事某种职业的技能，社会根据不同技能的重要程度将社会成员置于高低有序的社会分层体系当中。简言之，功能主义认为教育与社会阶层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关系，即教育作为社会地位的生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会结构。人们可能通过教育获取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资格，实现了公平的竞争和优胜劣汰，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
冲突理论，特别是布尔迪厄的理论则认为，教育非但不会改变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实则在通过内化上层阶级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为出身社会上层的成员提供着种种便利，从而复制着现有的社会分层结构。也就是说教育制度本身就是在鼓励出身上层的成员获得更高的教育地位，同时为出身下层的社会成员设置障碍。布尔迪厄指出，“最初的文化资本上的不平等经由学校演绎为某种学业资格，引导着社会空间中特定位置的继承者走向与其前辈相似的社会位置，并拥有适合该位置的一系列社会资源，进而再生产出既存的社会等级制。”按照这一理论，出身下层者向上层的流动就成为了一个愿望和幻想。但布尔迪厄也认识到，教育是“使得一个阶级作为团体可以再生产自身”的，它并不排除个别出身下层者通过教育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的可能，亦无法保证处于较高阶层者的子女都能保住自己原有的社会位置。
二、研究假设
在一个人的教育经历中，高等教育相对于初等和中等教育，对地位获得的影响最大。本文旨在考察高等教育对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有何种影响，以明晰高等教育对于不同出身的学生来说，究竟是起到了地位生产机制的功能还是起到了地位再生产机制的功能。
为了使问题得到简化，本文所研究的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用大学生在毕业后能够得到一份适当的工作作为标准。大学生在接受过高等教育之后能或未能获得某种职业地位，由于有这样的两种可能，我们将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作为一个二分变量，在统计分析时，作为一个虚拟变量来处理。而影响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因素，则是本研究的自变量。影响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因素很多，具体来说，我们可将其区分为“先赋因素”和“自获因素”两个方面。先赋因素指诸多与出身相关的因素，包括三个变量：父亲职业、父亲经济地位、父亲教育程度；自获因素是指与大学生自我努力和经历有关的因素，包括八个自变量：学习成绩、所学专业、获奖情况、英语证书、其他证书、工作经历、担任学生干部经历、政治面貌。通过实证研究，就可以具体分析哪些因素对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更大。
我们在2012年6月以多阶段抽样方式选取了哈尔滨市三所大学的152名大四学生样本，对他们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访问问卷的形式，回收率为98%，有效回收率92%。全部样本中男生86人，占57%，女生66人，占43%；其中理工专业学生92人，文史专业学生60人；对于调查结果，采用了定量分析方法，通过计算Lambda系数和Logistic分析来说明三个代表先赋因素的自变量，及八个代表自获因素的自变量在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中的具体影响。如果自獲因素的影响占有更大的比重，说明调查结果支持教育作为“地位生产机制功能”；如果先赋因素所占的比重理大，则说明在本次调查中，教育更多地体现为“地位再生产机制”。
三、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Lambda系数分析，我们得到表1的数据。自获性因素和先赋性因素与大学生的职业地位获得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具体来说，在自获性因素中，所学专业和学习成绩与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的相关性最强，Lambda值为别为0.265和0.212，两者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工作经历、政治面貌、担任学生干部的经历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Lambda值分别为0.153、0.121和0.102，说明这三项和大学生的职业地位获得也是相关的；获奖、英语证书和其他证书与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因素对于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先赋性因素，父亲职业、父亲经济地位和父亲教育程度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Lambda值分别为0.202、0.215和0.198，从总体上来说，超过了自获性因素的作用，与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具有更强的相关性。
在利用Lambda系数辨明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性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进行了回归即Logistic分析。从上表的数据中可以发现，对于黑龙江省三所高校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即学生在毕业时能否顺利地获得某种职业，自获性因素与先赋性因素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进行解释。其中解释力最强的是学生在校期间的“工作经历”、担任“学生干部”、回归分析的结果B值分别分为0.494 、0.376；其次，“父亲经济地位”、“父亲职业”、“父亲教育程度”和回归分析的结果分别为0.356、0.324、0.298；“所学专业”及“政治面貌”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回归分析结果分别为0.203和0.201；而在校期间“获奖”、获得“英语证书”和“其他证书”的作用并不显著。
经验研究证明，学生在校期间的工作经历和担任学生干部的经历，是近年来在大学生求职中用人单位比较重视的因素，上述能力强的学生获得初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经历。在本研究中，这两方面因素属于自获性变量。此外，所学专业和政治面貌也是学生后天获得的自获性因素。本研究表明，自获性因素对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表明，越是工业化程度高的社会，自获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越强；越是传统的社会，先赋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越强。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另外的趋势，“父亲经济地位”、“父亲职业”、“父亲教育程度”对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在接受了同样的高等教育之后，父辈的先赋优势仍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子代的竞争力。在对学生的访问中，我们的发现也印证了这一点。
四、结论与讨论
在前文的研究假设中，我们认为如果自获因素的影响在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中比重大，则支持教育作为“地位生产机制”的功能主义理论；如果先赋因素所占的比重更大，则支持教育作为“地位再生产机制”的冲突理论。而分析结果呈现了综合的趋势，自获性因素的影响比较明显，这说明教育在对于社会结构的塑造中发挥了生产机制的功能，而在一定程度上，先赋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小视，父辈的优势也会经由教育这一途径传递给子代。
由于调查时间所限，本研究并未区分不同级别院校的学生的差异，也没有深入分析学生获得的职业类型以及学生的初职与后续职业之间的关系，而对于父亲的先赋因素如何通过教育传递给子代，也应探索其具体的作用机制，这些需要在后续的相关研究中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 陈彬莉.教育：地位生产机制，还是再生产机制——教育与社会分层关系的理论述评[J].社会科学辑刊，2007，（2）.
[3] 王晶舒.人力资本在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J].经济师，2012，（8）.
[4] 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王玉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