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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6日，圣诞的热烈气氛还未散去，沪上知名的“经典947”频率又迎来了自己的十周岁生日。在“经典947”十周年直播室现场，青年小提琴家黄蒙拉接棒李云迪，成为了它2014年度新的代言人——2011年，“经典947”曾邀请青年钢琴家李云迪担任频率的形象代言人，但因为常有面对上海听众的音乐活动需要代言人时不时参加，所以今年起，节目组更多考虑在上海生活的音乐人来担任代言人。就这样，在国际舞台炙手可热、又是在上海出生长大的黄蒙拉就成为了最佳人选。据说现场还上演了感人一幕：12年前，尚在读大三的黄蒙拉在日本仙台国际小提琴比赛中获得金奖，那一次，指挥家曹鹏是评委之一，坐在台下的他信手写下了一句评语：“这个中国小伙艺术精湛，未来一定是大师。”12年后，同为“经典947”庆生嘉宾的曹鹏专门找出了当年写有这句话的那页纸，当场送到了黄蒙拉手中。
“大师”这个名头颇重，如今不过三十出头的黄蒙拉直说不敢担当，但其实纵观他的履历，却已然有了这样的气势：1980年出生于上海，四岁开始跟随小提琴首席张欣学习，八岁即被上海音乐学院录取，师从中国最著名的小提琴家和音乐教育家俞丽拿，并在俞教授门下学习十余年。黄蒙拉从小学开始在上海音乐学院接受正规的音乐教育，直至取得了硕士学位，并成为这所著名学府最年轻的教师。2002年，黄蒙拉荣获第49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并同时获得了这届比赛中的帕格尼尼随想曲演奏奖和纪念马里奥罗明内里奖；同年，黄蒙拉应丹麦皇后邀请，于丹麦皇宫演出，获皇室的高度赞誉；2007年4月，他于林肯中心艾丽斯托尼音乐厅及乔顿音乐厅举办了他的纽约及波士顿首演，同年12月于北京担任国家大剧院开幕音乐会演出嘉宾；他与德国班贝格交响乐团于德国的演出反应热烈，获得全场观众站立鼓掌致敬；他在享负盛名的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举行捷克首演独奏会，取得重大成功……再加上各种海报上的黄蒙拉都是一副小提琴演奏者特有的孤傲侧脸与昂然姿态，又有帕格尼尼“魔鬼的颤音”做背景，让我对这位年轻的“大师”不由得心生了很多悬念。
然而，“大师”私下里真的没有悬念，生活中的黄蒙拉半点没有海报上的凌厉气场，当他双手插着风衣口袋立在我面前时，当他合掌捧了热巧克力笑意融融时，当他深情谈起两位恩师和他那绝对算得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同门师妹兼太太时，当他的手机屏幕亮起浮现出他两岁女儿甜蜜的笑脸时，我只想说——这分明就是一枚暖男啊。“暖男”，根据百度词条的解释，就是指那些像煦日阳光那样，能给人温暖感觉的男子；他们通常细致体贴，感恩重义，能很好地理解和体恤别人的情感——拿这些标签去贴黄蒙拉，他真的条条都挨得上。
即使在功成名就的今时今日，黄蒙拉在各种场合被问到成功要诀时，总是会郑重感谢恩师：“学琴初期最重要的是遇见良师，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所幸我从拉琴的第一天起就遇到了好老师。”这是句大实话，当4岁的黄蒙拉小朋友第一次接觸小提琴时，他被送到了当时上影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张欣门前。作为黄蒙拉小提琴之路的蒙师，张欣一直记得黄蒙拉第一次上门的情形：那是1985年的一天，门开了，4岁半的黄蒙拉从父亲的两腿间钻出来，一脸灿烂的笑容，让张欣乐不可支。过了一会儿，黄蒙拉爬到张欣身上坐着，顽皮、淘气。张欣看他的手，均匀、很宽，符合条件。测试他区别切分音的感觉，黄蒙拉毫不费力地学会，然后说：“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于是黄蒙拉的学琴生涯就此开始。然而，和所有被新鲜事物诱上了不归路的琴童们一样，黄蒙拉小朋友很快就发现练琴不是游戏，并不好玩：“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可以白相，我要练琴？”张欣哄他：“拉琴在英语中叫Play，就是玩、白相。”她教“咪”的时候，画一只猫；教“哆”的时候，画一只狗，黄蒙拉开心的学猫叫、学狗叫，练琴中会拉得笑起来。 张欣的启迪是温和的：“你的名字叫‘蒙拉’，你做梦都要拉。”“那我什么时候才可以不拉？”“等你到20岁就可以不拉了。”于是5岁不到的黄蒙拉高兴得满屋里跳，逢人就说：“我20岁就可以不拉琴啦！”因为他以为自己过几天就是“20岁”了。
很不幸，20岁还遥远，不过8岁很快就到了，黄蒙拉到了可以报考上音附小的年龄。那一年附小录取8名公费生，黄蒙拉考了第九名，榜上无名，父母却不放弃，于是黄蒙拉成为了一名自费生，“我是以自费生身份考进上音附小的，是当时班里唯一一个自费生，家里给我交了3000元学费，但我的专业成绩却一直不怎么好。”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3000元可是个大数字，这对于幼小的黄蒙拉不会没有触动，然而落后生被触动一夕爆发成为天才儿童的情节只会出现在励志故事里，父母的助力与期许并没有换来奇迹，在小学的6年里黄蒙拉一直处于“只有技巧，琴声太平，没有思想感情”的状态，多数老师对他的前景并不看好，认为他只是一个“技术机器”。六年级时作为一块难啃的骨头，黄蒙拉被扔给了名师俞丽拿，俞教授接手一个月，就给张欣打电话：“这个学生不行，音准不行。”张欣替自己懵懵懂懂的学生求情：“不要怀疑，他的听力很好，你再看看。”又过了一个月，俞丽拿打来电话：“勿来塞，在班里还是最末的。”张欣还是恳请：“别急着否定，再试试。”于是俞丽拿再也没有打电话来，她决定面对这个没有音乐感觉的“落后生”。一天六七个小时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帮黄蒙拉校正音准，重新夯实基础；同一首曲子，把国际大师的演奏录下来，再用摄相机拍下黄蒙拉的演奏，进行比较。一年多后，黄蒙拉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上音附中，成为了公费生。
都说男孩子“开窍晚”，这个老说法还真就应在黄蒙拉的身上，虽然是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附中的，但此时的黄蒙拉只能说是在恩师俞丽拿的悉心打磨下技艺卓然而已，因为他自己心里的那个“窍”始终没有开启。然而转机很快降临在他16岁这年，这一年里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让他顿感“开窍”。第一件，他随团去法国比赛，巴黎的阳光是上帝的礼物，黄蒙拉惬意地仰望，却看到了一个奇异的景象： 云层重重叠叠，排列出多棱的形状，天空在阳光的折射下犹如一块幻彩水晶。黄蒙拉在刹那间突生感悟，自己以前一直一个劲儿地练技巧，把指法练得纯熟，传递出的旋律却始终缺乏动人心魄的力量，不能带给人无限的喜悦和感动，其中的缘故，就是因为自己忽略了内在的精神。就像一张白纸，虽然纯粹，却因为没有色彩而让人难生共情，今后必须在演奏时融入更多的元素。另一件事与父亲有关。黄蒙拉的父亲是外科医生，是个安稳殷实的职业，但家中培养一个小提琴家无异于培养一个“贵族”。一天，父子俩去俞丽拿老师家做客，无意中看到一把小提琴。回去的路上，黄蒙拉一直沉醉于方才试拉那把小提琴的感觉，说不出的契合，真的很想拥有它，可是那把小提琴的价值却让他望而却步——9000多美金，在当时相当于八九万人民币，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开口的数字。是父亲打破了缄默：“你确实喜欢这把琴吗？喜欢，我们就买下来，但你以后要好好地拉。”当父亲将这把小提琴交到他手里时，黄蒙拉也把一种信念放在了心里，那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要好好地拉”，不再是迫于压力，不再有任何委屈 。 如此心窍一开，加上之前被恩师“抠”“磨”出的精湛技艺，黄蒙拉的音乐之路终于迈上坦途，之后顺利进入上海音乐学院读大学，大三那年在日本仙台国际小提琴比赛中获得金奖、大四毕业那年拿下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破格成为研究生，渐渐享誉海内外，最后留校成为音乐学院最年轻的老师。
“开窍晚”的黄蒙拉这条艺途走得欲扬先抑，恩师俞丽拿是看着他一路走来的，因此黄蒙拉一直说俞老师“在我的生命里是亦师亦母的角色”。说俞老师“亦师亦母”可是一点不差的，除了从小学6年级开始一教12年的师徒情谊，俞丽拿还是黄蒙拉青春爱情的见证人与证婚人呢。话说到了大学的黄蒙拉终于“开窍”在艺术上突飞猛进，俞老师高兴之余，更带着蒙拉去各国参加大师班和音乐夏令营以开阔眼界、增进修养。有次去日本的夏令营还多一个名额，带谁去呢？俞老师问黄蒙拉，黄蒙拉一本正经地推荐了比他低一级的师妹孙萍，“这个女生好像拉得不错”。俞老师点头同意，这一点头便促成了一段长达8年的纯美爱情和幸福姻缘。在黄蒙拉和孙萍的盛大婚礼上，作为证婚人的俞丽拿搂着两名爱徒说：“为了和自己喜欢的小学妹多些时间相处，蒙拉那次推荐藏了‘私心’，这个弦外之音我当时可没听出来，被他给‘忽悠’了。”
如今，三十刚出头的黄蒙拉已经有了个两岁多的可爱女儿，说起她来都是甜蜜：“是她的出生把我最终留在了上海。”被问到是否会让女儿选择小提琴之路时——毕竟拥有这样一对专业级别的父母，优势简直是得天独厚的——黄蒙拉却摸了摸脖子上那一大块经年苦练磨出的瘀肿有感而发：“小提琴这条路真的太辛苦，我从小只要被打定是因为练琴，所以其实我并不希望女儿这么辛苦；当然如果她自己想要选择，我也肯定尽我所能的支持她。”而对于自己的“早婚早育”，捧着热巧克力的暖男黄蒙拉给出了满满的正能量：“这是自然发生的。她比我小一届，同一个专业，相恋八年，最终走到这个结果。我觉得任何一个健康、自然的人都会这样做。艺术家不一定就是反常的、不合人性的生活状态的代名词。如果说充满磨难的生活对一个人的人生是一种丰富，那么，能够在平静的生活中保持一份清醒和深刻，也是一种可贵的状态。”
记者：你总说自己“开窍晚”，可是如今却达到了如此高度，好励志。
黄蒙拉：呵呵，我四岁半就开始学琴，那时我像多动症似的，太活跃，父亲要我站在小凳子上练琴，一站便是一小时，还被第一个老师用钢尺打过手呢。但是从小在家长安排下拉琴，没有一个小孩会喜欢的呀。后来我以自费生身份考进上音附小，是当时班里唯一一个自费生，家里给我交了3000元学费。但小学阶段成绩一直不怎么好，所以就算我考上上音附中时名次升到第二位，老师仍不看好我——我真的是蛮典型的“开窍晚”。
记者：究竟什么是你“开窍”最关键的那把钥匙？
黄蒙拉：我当时被认定技巧很好，但欠缺音樂感觉，六年级由俞丽拿老师接手时就是个差生。但俞老师说，音乐可以是一生的学习，所以就算早期少一点音乐感觉也不打紧，可以慢慢寻找和补上。于是，16岁时，我生命中的拐点真的出现了。当时我第一次出国参赛，到法国参加一项青少年赛，结果当然没有得奖。但我不是“空手而归”，法国的气候、建筑、音乐都感染了我。比赛时听其他选手演奏，我忽然发现，原来音乐可以这样演奏，这是我第一次感悟到了演奏者想说的“话”。虽然连第二轮比赛都没有入围，但此行对我的意义十分重大。回国后，我开始真正自发地想学好琴了。
记者：你说的这点让我想到，在国际赛场上，中国的参赛者一直以精准的技术闻名，却总在艺术感受力和表达力上略输一筹，现在你也是个教师了，你觉得中国的艺术教育上有这方面的缺陷么？
黄蒙拉：我觉得谈不上是“缺陷”吧。比如我的老师俞教授，她培养学生的方式除了发掘天赋外，就是一个字，练。 小提琴是拉奏乐器，“拉”是学琴者的基本功，俞老师对学生的“拉”有一个高标准，即“零错误”。为了这个“零错误”，俞老师每天要花上十多个小时和学生一起，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抠”，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磨”。我那个阶段真是怕了俞老师的课，她的一双耳朵似乎是专门为挑错而生的，任何一个错音都休想逃过。高标准的要求，高强度的练习，这些都是她以及那一代的老师们一直坚持的教育观点和教学方式，不是一样打造出了诸多中国的专业演奏家么。而我结合自己的感受觉得，俞老师的“中国制造”，与欧洲以审美启发为主的艺术教育模式，虽然方法迥异，但在培养成功的专业演奏家这方面来说，真是殊途同归的。
记者：所以以你为例，通过高强度的练习，这样的成功也可以复制么？
黄蒙拉：其实我并不想把自己变成例子。我虽然不是天生喜欢拉琴，甚至有十几年都不那么愿意拉琴——小时候爸爸让我站在琴凳上拉琴，拉错了爸爸拿着尺打我的情景我至今记得。但幸好我对小提琴的真正感情到十六七岁终于迸发了，我终究还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小提琴的，所以我可以走到现在。但有时候回头想想，如果不是这样怎么办？进入了这个专业可就没有退路了。所以我觉得，家长可以让孩子学琴，但是如果非要把孩子很早就往专业的路上赶，没有必要。
我不想隐瞒，其实身边的一些同学从音乐学院附小、附中熬到大学，直到最后从事音乐工作，都没有喜欢过音乐——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讨厌音乐，就是因为家长过早把他们赶上了专业之路。这是很可悲的。我不赞成家长不分实际情况把孩子往专业的路上赶，那样最终培养出的很可能是一个个拉琴机器，只有炫技没有感情。
记者：炫技不好么？貌似你的第一张专辑就叫《小提琴炫技经典》。
黄蒙拉：（笑）我与环球录制的第一张专辑的确是《小提琴炫技经典》。但这些年我一直都相信一句话——所有技术是为音乐服务的。在出了第一张专辑后，我到了英国继续学习深造，最大的收获就是领悟了如何将音乐与技术作更好的结合。
记者：请谈谈对古典音乐的当今态度，我听到的答案里“普及派”与“独立派”各持半数呢。
黄蒙拉：我的态度是，对待古典音乐有一颗“寻常心”。我在伦敦的时候常常感受到这一点，在那里，单单一个晚上，从阿尔伯特音乐厅到一个小社区的剧场会有几十场音乐会同时举行；从伦敦交响乐团到外来的乐团，从麦斯基这样的大师级演奏家到名不见经传的学生，大家都有自己的观众。你见不到在报章、杂志上需要怎么吆喝“今晚有什么什么演出”，音乐厅就是人们自然的去处。听完演奏，人们在观众厅里发表艺术见解、交流观感则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习惯。如此健康的音乐环境，自然循环得非常完善的音乐市场，需要的是多年持续不懈的积累。
音乐是一种修养，甚至是融入人们血液的一种文化基因。我觉得国内市场在过多的喧哗之外，更需要培养一种气质，让人们真正爱音乐，并把音乐作为都市人生存必不可少的养料。
“大师”这个名头颇重，如今不过三十出头的黄蒙拉直说不敢担当，但其实纵观他的履历，却已然有了这样的气势：1980年出生于上海，四岁开始跟随小提琴首席张欣学习，八岁即被上海音乐学院录取，师从中国最著名的小提琴家和音乐教育家俞丽拿，并在俞教授门下学习十余年。黄蒙拉从小学开始在上海音乐学院接受正规的音乐教育，直至取得了硕士学位，并成为这所著名学府最年轻的教师。2002年，黄蒙拉荣获第49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并同时获得了这届比赛中的帕格尼尼随想曲演奏奖和纪念马里奥罗明内里奖；同年，黄蒙拉应丹麦皇后邀请，于丹麦皇宫演出，获皇室的高度赞誉；2007年4月，他于林肯中心艾丽斯托尼音乐厅及乔顿音乐厅举办了他的纽约及波士顿首演，同年12月于北京担任国家大剧院开幕音乐会演出嘉宾；他与德国班贝格交响乐团于德国的演出反应热烈，获得全场观众站立鼓掌致敬；他在享负盛名的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举行捷克首演独奏会，取得重大成功……再加上各种海报上的黄蒙拉都是一副小提琴演奏者特有的孤傲侧脸与昂然姿态，又有帕格尼尼“魔鬼的颤音”做背景，让我对这位年轻的“大师”不由得心生了很多悬念。
然而，“大师”私下里真的没有悬念，生活中的黄蒙拉半点没有海报上的凌厉气场，当他双手插着风衣口袋立在我面前时，当他合掌捧了热巧克力笑意融融时，当他深情谈起两位恩师和他那绝对算得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同门师妹兼太太时，当他的手机屏幕亮起浮现出他两岁女儿甜蜜的笑脸时，我只想说——这分明就是一枚暖男啊。“暖男”，根据百度词条的解释，就是指那些像煦日阳光那样，能给人温暖感觉的男子；他们通常细致体贴，感恩重义，能很好地理解和体恤别人的情感——拿这些标签去贴黄蒙拉，他真的条条都挨得上。
即使在功成名就的今时今日，黄蒙拉在各种场合被问到成功要诀时，总是会郑重感谢恩师：“学琴初期最重要的是遇见良师，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所幸我从拉琴的第一天起就遇到了好老师。”这是句大实话，当4岁的黄蒙拉小朋友第一次接觸小提琴时，他被送到了当时上影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张欣门前。作为黄蒙拉小提琴之路的蒙师，张欣一直记得黄蒙拉第一次上门的情形：那是1985年的一天，门开了，4岁半的黄蒙拉从父亲的两腿间钻出来，一脸灿烂的笑容，让张欣乐不可支。过了一会儿，黄蒙拉爬到张欣身上坐着，顽皮、淘气。张欣看他的手，均匀、很宽，符合条件。测试他区别切分音的感觉，黄蒙拉毫不费力地学会，然后说：“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于是黄蒙拉的学琴生涯就此开始。然而，和所有被新鲜事物诱上了不归路的琴童们一样，黄蒙拉小朋友很快就发现练琴不是游戏，并不好玩：“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可以白相，我要练琴？”张欣哄他：“拉琴在英语中叫Play，就是玩、白相。”她教“咪”的时候，画一只猫；教“哆”的时候，画一只狗，黄蒙拉开心的学猫叫、学狗叫，练琴中会拉得笑起来。 张欣的启迪是温和的：“你的名字叫‘蒙拉’，你做梦都要拉。”“那我什么时候才可以不拉？”“等你到20岁就可以不拉了。”于是5岁不到的黄蒙拉高兴得满屋里跳，逢人就说：“我20岁就可以不拉琴啦！”因为他以为自己过几天就是“20岁”了。
很不幸，20岁还遥远，不过8岁很快就到了，黄蒙拉到了可以报考上音附小的年龄。那一年附小录取8名公费生，黄蒙拉考了第九名，榜上无名，父母却不放弃，于是黄蒙拉成为了一名自费生，“我是以自费生身份考进上音附小的，是当时班里唯一一个自费生，家里给我交了3000元学费，但我的专业成绩却一直不怎么好。”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3000元可是个大数字，这对于幼小的黄蒙拉不会没有触动，然而落后生被触动一夕爆发成为天才儿童的情节只会出现在励志故事里，父母的助力与期许并没有换来奇迹，在小学的6年里黄蒙拉一直处于“只有技巧，琴声太平，没有思想感情”的状态，多数老师对他的前景并不看好，认为他只是一个“技术机器”。六年级时作为一块难啃的骨头，黄蒙拉被扔给了名师俞丽拿，俞教授接手一个月，就给张欣打电话：“这个学生不行，音准不行。”张欣替自己懵懵懂懂的学生求情：“不要怀疑，他的听力很好，你再看看。”又过了一个月，俞丽拿打来电话：“勿来塞，在班里还是最末的。”张欣还是恳请：“别急着否定，再试试。”于是俞丽拿再也没有打电话来，她决定面对这个没有音乐感觉的“落后生”。一天六七个小时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帮黄蒙拉校正音准，重新夯实基础；同一首曲子，把国际大师的演奏录下来，再用摄相机拍下黄蒙拉的演奏，进行比较。一年多后，黄蒙拉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上音附中，成为了公费生。
都说男孩子“开窍晚”，这个老说法还真就应在黄蒙拉的身上，虽然是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附中的，但此时的黄蒙拉只能说是在恩师俞丽拿的悉心打磨下技艺卓然而已，因为他自己心里的那个“窍”始终没有开启。然而转机很快降临在他16岁这年，这一年里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让他顿感“开窍”。第一件，他随团去法国比赛，巴黎的阳光是上帝的礼物，黄蒙拉惬意地仰望，却看到了一个奇异的景象： 云层重重叠叠，排列出多棱的形状，天空在阳光的折射下犹如一块幻彩水晶。黄蒙拉在刹那间突生感悟，自己以前一直一个劲儿地练技巧，把指法练得纯熟，传递出的旋律却始终缺乏动人心魄的力量，不能带给人无限的喜悦和感动，其中的缘故，就是因为自己忽略了内在的精神。就像一张白纸，虽然纯粹，却因为没有色彩而让人难生共情，今后必须在演奏时融入更多的元素。另一件事与父亲有关。黄蒙拉的父亲是外科医生，是个安稳殷实的职业，但家中培养一个小提琴家无异于培养一个“贵族”。一天，父子俩去俞丽拿老师家做客，无意中看到一把小提琴。回去的路上，黄蒙拉一直沉醉于方才试拉那把小提琴的感觉，说不出的契合，真的很想拥有它，可是那把小提琴的价值却让他望而却步——9000多美金，在当时相当于八九万人民币，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开口的数字。是父亲打破了缄默：“你确实喜欢这把琴吗？喜欢，我们就买下来，但你以后要好好地拉。”当父亲将这把小提琴交到他手里时，黄蒙拉也把一种信念放在了心里，那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要好好地拉”，不再是迫于压力，不再有任何委屈 。 如此心窍一开，加上之前被恩师“抠”“磨”出的精湛技艺，黄蒙拉的音乐之路终于迈上坦途，之后顺利进入上海音乐学院读大学，大三那年在日本仙台国际小提琴比赛中获得金奖、大四毕业那年拿下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破格成为研究生，渐渐享誉海内外，最后留校成为音乐学院最年轻的老师。
“开窍晚”的黄蒙拉这条艺途走得欲扬先抑，恩师俞丽拿是看着他一路走来的，因此黄蒙拉一直说俞老师“在我的生命里是亦师亦母的角色”。说俞老师“亦师亦母”可是一点不差的，除了从小学6年级开始一教12年的师徒情谊，俞丽拿还是黄蒙拉青春爱情的见证人与证婚人呢。话说到了大学的黄蒙拉终于“开窍”在艺术上突飞猛进，俞老师高兴之余，更带着蒙拉去各国参加大师班和音乐夏令营以开阔眼界、增进修养。有次去日本的夏令营还多一个名额，带谁去呢？俞老师问黄蒙拉，黄蒙拉一本正经地推荐了比他低一级的师妹孙萍，“这个女生好像拉得不错”。俞老师点头同意，这一点头便促成了一段长达8年的纯美爱情和幸福姻缘。在黄蒙拉和孙萍的盛大婚礼上，作为证婚人的俞丽拿搂着两名爱徒说：“为了和自己喜欢的小学妹多些时间相处，蒙拉那次推荐藏了‘私心’，这个弦外之音我当时可没听出来，被他给‘忽悠’了。”
如今，三十刚出头的黄蒙拉已经有了个两岁多的可爱女儿，说起她来都是甜蜜：“是她的出生把我最终留在了上海。”被问到是否会让女儿选择小提琴之路时——毕竟拥有这样一对专业级别的父母，优势简直是得天独厚的——黄蒙拉却摸了摸脖子上那一大块经年苦练磨出的瘀肿有感而发：“小提琴这条路真的太辛苦，我从小只要被打定是因为练琴，所以其实我并不希望女儿这么辛苦；当然如果她自己想要选择，我也肯定尽我所能的支持她。”而对于自己的“早婚早育”，捧着热巧克力的暖男黄蒙拉给出了满满的正能量：“这是自然发生的。她比我小一届，同一个专业，相恋八年，最终走到这个结果。我觉得任何一个健康、自然的人都会这样做。艺术家不一定就是反常的、不合人性的生活状态的代名词。如果说充满磨难的生活对一个人的人生是一种丰富，那么，能够在平静的生活中保持一份清醒和深刻，也是一种可贵的状态。”
记者：你总说自己“开窍晚”，可是如今却达到了如此高度，好励志。
黄蒙拉：呵呵，我四岁半就开始学琴，那时我像多动症似的，太活跃，父亲要我站在小凳子上练琴，一站便是一小时，还被第一个老师用钢尺打过手呢。但是从小在家长安排下拉琴，没有一个小孩会喜欢的呀。后来我以自费生身份考进上音附小，是当时班里唯一一个自费生，家里给我交了3000元学费。但小学阶段成绩一直不怎么好，所以就算我考上上音附中时名次升到第二位，老师仍不看好我——我真的是蛮典型的“开窍晚”。
记者：究竟什么是你“开窍”最关键的那把钥匙？
黄蒙拉：我当时被认定技巧很好，但欠缺音樂感觉，六年级由俞丽拿老师接手时就是个差生。但俞老师说，音乐可以是一生的学习，所以就算早期少一点音乐感觉也不打紧，可以慢慢寻找和补上。于是，16岁时，我生命中的拐点真的出现了。当时我第一次出国参赛，到法国参加一项青少年赛，结果当然没有得奖。但我不是“空手而归”，法国的气候、建筑、音乐都感染了我。比赛时听其他选手演奏，我忽然发现，原来音乐可以这样演奏，这是我第一次感悟到了演奏者想说的“话”。虽然连第二轮比赛都没有入围，但此行对我的意义十分重大。回国后，我开始真正自发地想学好琴了。
记者：你说的这点让我想到，在国际赛场上，中国的参赛者一直以精准的技术闻名，却总在艺术感受力和表达力上略输一筹，现在你也是个教师了，你觉得中国的艺术教育上有这方面的缺陷么？
黄蒙拉：我觉得谈不上是“缺陷”吧。比如我的老师俞教授，她培养学生的方式除了发掘天赋外，就是一个字，练。 小提琴是拉奏乐器，“拉”是学琴者的基本功，俞老师对学生的“拉”有一个高标准，即“零错误”。为了这个“零错误”，俞老师每天要花上十多个小时和学生一起，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抠”，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磨”。我那个阶段真是怕了俞老师的课，她的一双耳朵似乎是专门为挑错而生的，任何一个错音都休想逃过。高标准的要求，高强度的练习，这些都是她以及那一代的老师们一直坚持的教育观点和教学方式，不是一样打造出了诸多中国的专业演奏家么。而我结合自己的感受觉得，俞老师的“中国制造”，与欧洲以审美启发为主的艺术教育模式，虽然方法迥异，但在培养成功的专业演奏家这方面来说，真是殊途同归的。
记者：所以以你为例，通过高强度的练习，这样的成功也可以复制么？
黄蒙拉：其实我并不想把自己变成例子。我虽然不是天生喜欢拉琴，甚至有十几年都不那么愿意拉琴——小时候爸爸让我站在琴凳上拉琴，拉错了爸爸拿着尺打我的情景我至今记得。但幸好我对小提琴的真正感情到十六七岁终于迸发了，我终究还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小提琴的，所以我可以走到现在。但有时候回头想想，如果不是这样怎么办？进入了这个专业可就没有退路了。所以我觉得，家长可以让孩子学琴，但是如果非要把孩子很早就往专业的路上赶，没有必要。
我不想隐瞒，其实身边的一些同学从音乐学院附小、附中熬到大学，直到最后从事音乐工作，都没有喜欢过音乐——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讨厌音乐，就是因为家长过早把他们赶上了专业之路。这是很可悲的。我不赞成家长不分实际情况把孩子往专业的路上赶，那样最终培养出的很可能是一个个拉琴机器，只有炫技没有感情。
记者：炫技不好么？貌似你的第一张专辑就叫《小提琴炫技经典》。
黄蒙拉：（笑）我与环球录制的第一张专辑的确是《小提琴炫技经典》。但这些年我一直都相信一句话——所有技术是为音乐服务的。在出了第一张专辑后，我到了英国继续学习深造，最大的收获就是领悟了如何将音乐与技术作更好的结合。
记者：请谈谈对古典音乐的当今态度，我听到的答案里“普及派”与“独立派”各持半数呢。
黄蒙拉：我的态度是，对待古典音乐有一颗“寻常心”。我在伦敦的时候常常感受到这一点，在那里，单单一个晚上，从阿尔伯特音乐厅到一个小社区的剧场会有几十场音乐会同时举行；从伦敦交响乐团到外来的乐团，从麦斯基这样的大师级演奏家到名不见经传的学生，大家都有自己的观众。你见不到在报章、杂志上需要怎么吆喝“今晚有什么什么演出”，音乐厅就是人们自然的去处。听完演奏，人们在观众厅里发表艺术见解、交流观感则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习惯。如此健康的音乐环境，自然循环得非常完善的音乐市场，需要的是多年持续不懈的积累。
音乐是一种修养，甚至是融入人们血液的一种文化基因。我觉得国内市场在过多的喧哗之外，更需要培养一种气质，让人们真正爱音乐，并把音乐作为都市人生存必不可少的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