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权力是一种高危事物，必须时时处处给予严密、严格甚至严酷的监管，否则它就可能会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其微小的缝隙滋生腐败
“4.47英镑的狗食费、10英镑的成人电影浏览费、119英镑的熨裤费……”这些都是被捅出来的英国议员报销项目。英国绅士们的骗补行为恰似蚁贪的另一重折射。而他们之所以能成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监管方面存在漏洞。
英国“骗补门”丑闻证明，权力是一种高危事物，必须时时处处给予严密、严格甚至严酷的监管，否则它就可能会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其微小的缝隙滋生腐败。
官员财产透明制
好在，人类社会不乏这样的权力制衡力量，早在1766年，瑞典就建立起了完善的官员财产透明制度。时至今日，全世界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了这项制度，既包括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也包括泰国、尼日利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以首创该制度的瑞典为例，自建立该制度起，瑞典公民就取得了查阅所有官员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利，任何公民都有权查看首相的财产及纳税清单，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下来，迄今已经240多年。在瑞典，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称为“阳光法案”或“终端反腐”。
后来，瑞典规定包括公职人员在内的所有公民和团体，都必须向税务部门公开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明细，并接受所有人的查询。不少瑞典官员自我解嘲说，自己处在一个“赤裸地生活着”的国家。任何一个瑞典公民都有权查阅任何官员、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甚至王室成员的资产和纳税情况。为了限制政府对信息的自由裁量权，瑞典还制订了《保密法》，详细列举哪些信息属国家机密，从而避免了相关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向公众隐瞒信息。
德国的行政权力行使也是一律实行“阳光操作”，对重大工程项目的招投标、财政相关的支出、警察执行公务都遵循“四只眼睛”的原则，即两个人以上把关和同行，不能个人单独行动，暗箱操作。对容易滋生腐败的建设、规划、医药部门、财政（税务）、社会保险等权力部门的公务员实行定期轮岗，一般为3年，如发现违规行为立即调离岗位。
管住官员的“手、口、脚”
除了官员财产透明制度外，国外有各种规定管住官员们的“手、口、脚”，从而达到 “管住政府的钱”的目的。
首先是严格限制官员收受礼品。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韩国、新加坡等国都对收受礼品的限额有具体规定。
在瑞典，宴请而送的鲜花等物品一般被视为是正当的。但赠送的礼物为实物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允许的，除非赠送者与接受者之间有一种亲密的友谊关系而不具有商业性质。
对于接受礼品，瑞典反行贿受贿新法明确规定，政府人员不得接受价值200克郎以上的礼品，企业雇员不得接受500克郎以上的礼品，否则视为行贿受贿。据瑞典反贿赂研究所负责人解释，对何为适当，何为不适当，不能光看馈赠物的价值，还要看接受馈赠的是什么人，例如，“办案中的法官、律师、警察就不能接受任何东西”。
另外，公款吃喝在国外是极为少见的，因为对此有各种繁复的规定。在欧洲，政府对官员吃喝方面的监督很严格，而滥用公款被媒体披露就会成为一件大丑闻。
在俄罗斯，无论是在俄餐馆还是在中餐馆，消费的大都是自己付钱的市民，相互之间推杯换盏互相敬酒的场面也不多见。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俄罗斯单位的财务制度卡得很严，报销手续太复杂。蚁贪们想在吃喝上下手难之又难。
一位在俄罗斯政府部门工作的官员说，他们单位请人吃饭需要完成五步手續，至少三个领导签字才能顺利报销，整个过程耗时数个月。首先要在请客之前填写一张“请客计划”，详细汇报一下去哪儿吃，吃什么，大概的价格是多少，请客的目的是什么，之后再由领导签字，经批准后才能请客。吃完饭后，要保留饭店提供的发票，发票上需标明吃了哪些菜，喝了哪些汤，每个菜的价格是多少，此外，吃完还要报告请客效果如何，是否达到了请客目的等等。“如果遇到了去外国出差，请客就更麻烦了，还要把发票都翻译过来。”有时候为了省事，官员们干脆自掏腰包请客。
此外，国外对公务用车的管理亦是非常严格，虽然在具体管理上略有差别，但一般都坚持“一要方便工作，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二要尽量为纳税人节省开支”的原则，并以此做出各项具体的规定。
“第四权”的力量
“一旦贪污腐败以同样一种形式在各地出现，那么这种普遍的罪恶一定是有自身原因的、非个人的结果，而不是某些坏人道德败坏的偶然性事件。” 美国《麦克卢尔》杂志的编辑部主任林肯·斯蒂芬斯曾如是说。在美国，新闻媒体已被公认为堪与行政、立法和司法这“三权”并列的“第四权”。
除却完善的反腐制度，新闻媒体的监督是防止腐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形式。一些腐败问题的揭露，往往是新闻媒体监督的结果。在被称作“信息社会”的德国，有100多个电台、25个电视台、27家通讯社、380多种报纸和9000多种期刊。德国的新闻媒体以独资和合资的股份制企业为主，都以盈利为目的，为了占有读者，一般都雇有耳目，专门收集政府要员和公务员的政治丑闻和绯闻。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一旦腐败丑闻和绯闻曝光，就得引咎辞职。促成德国统一的前总理科尔就是因政治献金案曝光而被迫下台。
而说起蚁贪与新闻监督，不得不提到瑞典的“三角巧克力事件”。 三角巧克力取名自其形似阿尔卑斯山马特洪峰的三角外形，因瑞典副首相莫娜·萨林在被调查中发现，她用公务信用卡购买的私人用品大都是些小食品，像巧克力、饼干之类的，尤其以三角巧克力居多，故此事也被戏称作“三角巧克力事件”
1995年10月，时任瑞典副首相的莫娜·萨林被发现，她在自动取款机用政府的公务信用卡（那时的瑞典，政府官员在因公消费时，可以直接使用公务信用卡）4次取款，共计8000瑞典克朗（当时1克朗约合1.2元人民币），用于私人消费。而萨林的秘书对此事作出澄清，萨林把政府的公务信用卡与自己私人的信用卡“用混了”，后她在发现错用信用卡后，已经主动向政府补交了上述款项。
但瑞典《快报》的记者在继续追查中发现，萨林在之前就有过这种行为，司法部财务司也曾向萨林发出过催账单，萨林还为此写过书面保证，说今后不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但此后，萨林又多次使用政府的信用卡取款或付费计万余克朗，当然，这些款项后来都还了，只是时间稍稍晚了一些。
瑞典国家检察长在得知上述情况后，决定对此事立案调查。从事后的调查看，萨林虽然使用了政府的信用卡，但并没有拿走一分钱，所有欠款都还了，所以没有违犯法规。萨林最终因此事引咎辞职。
对贪官的穷追猛打
实际上，在许多国家对于公务员的廉洁性有极高的要求，这种要求更大程度上并不是出于对法律的景仰，而是一种从下而上的社会氛围。
“在瑞典，反腐败不仅仅是检察官和法官的事，而是全社会都关注的事情。” 瑞典前议会监察总长克劳兹·埃克伦德如是说。
瑞典的民众和媒体都有很强的监督意识。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水平高出他的收入水平，那么很快就会有人举报他。然后税务部门就会派人来查他是否有额外的收入。如果有额外的收入，他就必须向有关部门报告。埃克伦德说，这种调查虽然不是查腐败犯罪的，但它是发现腐败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如埃克伦德所讲：“在瑞典，腐败是非常不能接受的事，这可能跟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有关”。据他介绍，在瑞典，很少人会幻想通过受贿来发财，因为那是不可能，也是非常羞耻的事。如果一位官员被发现用权力做交易的话，那他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作为在整个欧洲大陆乃至全球蚁贪出现最少的国家，德国则是一个极好的样本。德国人十分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德国政府机关在录用公务员时，坚持忠实可靠、待人诚实、勤劳认真的标准。法律要求公务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公务员行为守则》而且每一位新加入公务员队伍的公民都要举行宣誓仪式，保证严格遵守公务员守则，若违反誓言愿意接受处罚。同时，每年公务员要与所在单位领导签订一份廉政合约，承诺廉洁奉公。对绝大多数德国公务员来说，利用徇私舞弊的手段贪污公款和收受贿赂，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在公务员队伍中违纪违法者的比例很小。
在英国，英国人简直是把对贪官——不论是“蚁贪”或是“巨贪”——的穷追猛打当做日常消遣。对“骗补门”中女议员史密斯“浴缸活塞8毛”的报销单项目，英国人就认为，一个议员连浴缸活塞都拿去报销，太糟蹋纳税人的钱了。
全民盯梢，一有火苗就被发现，一被发现就被扑灭，如是反贪，蚁贪难存。
责任编辑：黄倩
“4.47英镑的狗食费、10英镑的成人电影浏览费、119英镑的熨裤费……”这些都是被捅出来的英国议员报销项目。英国绅士们的骗补行为恰似蚁贪的另一重折射。而他们之所以能成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监管方面存在漏洞。
英国“骗补门”丑闻证明，权力是一种高危事物，必须时时处处给予严密、严格甚至严酷的监管，否则它就可能会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其微小的缝隙滋生腐败。
官员财产透明制
好在，人类社会不乏这样的权力制衡力量，早在1766年，瑞典就建立起了完善的官员财产透明制度。时至今日，全世界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了这项制度，既包括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也包括泰国、尼日利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以首创该制度的瑞典为例，自建立该制度起，瑞典公民就取得了查阅所有官员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利，任何公民都有权查看首相的财产及纳税清单，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下来，迄今已经240多年。在瑞典，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称为“阳光法案”或“终端反腐”。
后来，瑞典规定包括公职人员在内的所有公民和团体，都必须向税务部门公开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明细，并接受所有人的查询。不少瑞典官员自我解嘲说，自己处在一个“赤裸地生活着”的国家。任何一个瑞典公民都有权查阅任何官员、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甚至王室成员的资产和纳税情况。为了限制政府对信息的自由裁量权，瑞典还制订了《保密法》，详细列举哪些信息属国家机密，从而避免了相关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向公众隐瞒信息。
德国的行政权力行使也是一律实行“阳光操作”，对重大工程项目的招投标、财政相关的支出、警察执行公务都遵循“四只眼睛”的原则，即两个人以上把关和同行，不能个人单独行动，暗箱操作。对容易滋生腐败的建设、规划、医药部门、财政（税务）、社会保险等权力部门的公务员实行定期轮岗，一般为3年，如发现违规行为立即调离岗位。
管住官员的“手、口、脚”
除了官员财产透明制度外，国外有各种规定管住官员们的“手、口、脚”，从而达到 “管住政府的钱”的目的。
首先是严格限制官员收受礼品。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韩国、新加坡等国都对收受礼品的限额有具体规定。
在瑞典，宴请而送的鲜花等物品一般被视为是正当的。但赠送的礼物为实物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允许的，除非赠送者与接受者之间有一种亲密的友谊关系而不具有商业性质。
对于接受礼品，瑞典反行贿受贿新法明确规定，政府人员不得接受价值200克郎以上的礼品，企业雇员不得接受500克郎以上的礼品，否则视为行贿受贿。据瑞典反贿赂研究所负责人解释，对何为适当，何为不适当，不能光看馈赠物的价值，还要看接受馈赠的是什么人，例如，“办案中的法官、律师、警察就不能接受任何东西”。
另外，公款吃喝在国外是极为少见的，因为对此有各种繁复的规定。在欧洲，政府对官员吃喝方面的监督很严格，而滥用公款被媒体披露就会成为一件大丑闻。
在俄罗斯，无论是在俄餐馆还是在中餐馆，消费的大都是自己付钱的市民，相互之间推杯换盏互相敬酒的场面也不多见。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俄罗斯单位的财务制度卡得很严，报销手续太复杂。蚁贪们想在吃喝上下手难之又难。
一位在俄罗斯政府部门工作的官员说，他们单位请人吃饭需要完成五步手續，至少三个领导签字才能顺利报销，整个过程耗时数个月。首先要在请客之前填写一张“请客计划”，详细汇报一下去哪儿吃，吃什么，大概的价格是多少，请客的目的是什么，之后再由领导签字，经批准后才能请客。吃完饭后，要保留饭店提供的发票，发票上需标明吃了哪些菜，喝了哪些汤，每个菜的价格是多少，此外，吃完还要报告请客效果如何，是否达到了请客目的等等。“如果遇到了去外国出差，请客就更麻烦了，还要把发票都翻译过来。”有时候为了省事，官员们干脆自掏腰包请客。
此外，国外对公务用车的管理亦是非常严格，虽然在具体管理上略有差别，但一般都坚持“一要方便工作，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二要尽量为纳税人节省开支”的原则，并以此做出各项具体的规定。
“第四权”的力量
“一旦贪污腐败以同样一种形式在各地出现，那么这种普遍的罪恶一定是有自身原因的、非个人的结果，而不是某些坏人道德败坏的偶然性事件。” 美国《麦克卢尔》杂志的编辑部主任林肯·斯蒂芬斯曾如是说。在美国，新闻媒体已被公认为堪与行政、立法和司法这“三权”并列的“第四权”。
除却完善的反腐制度，新闻媒体的监督是防止腐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形式。一些腐败问题的揭露，往往是新闻媒体监督的结果。在被称作“信息社会”的德国，有100多个电台、25个电视台、27家通讯社、380多种报纸和9000多种期刊。德国的新闻媒体以独资和合资的股份制企业为主，都以盈利为目的，为了占有读者，一般都雇有耳目，专门收集政府要员和公务员的政治丑闻和绯闻。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一旦腐败丑闻和绯闻曝光，就得引咎辞职。促成德国统一的前总理科尔就是因政治献金案曝光而被迫下台。
而说起蚁贪与新闻监督，不得不提到瑞典的“三角巧克力事件”。 三角巧克力取名自其形似阿尔卑斯山马特洪峰的三角外形，因瑞典副首相莫娜·萨林在被调查中发现，她用公务信用卡购买的私人用品大都是些小食品，像巧克力、饼干之类的，尤其以三角巧克力居多，故此事也被戏称作“三角巧克力事件”
1995年10月，时任瑞典副首相的莫娜·萨林被发现，她在自动取款机用政府的公务信用卡（那时的瑞典，政府官员在因公消费时，可以直接使用公务信用卡）4次取款，共计8000瑞典克朗（当时1克朗约合1.2元人民币），用于私人消费。而萨林的秘书对此事作出澄清，萨林把政府的公务信用卡与自己私人的信用卡“用混了”，后她在发现错用信用卡后，已经主动向政府补交了上述款项。
但瑞典《快报》的记者在继续追查中发现，萨林在之前就有过这种行为，司法部财务司也曾向萨林发出过催账单，萨林还为此写过书面保证，说今后不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但此后，萨林又多次使用政府的信用卡取款或付费计万余克朗，当然，这些款项后来都还了，只是时间稍稍晚了一些。
瑞典国家检察长在得知上述情况后，决定对此事立案调查。从事后的调查看，萨林虽然使用了政府的信用卡，但并没有拿走一分钱，所有欠款都还了，所以没有违犯法规。萨林最终因此事引咎辞职。
对贪官的穷追猛打
实际上，在许多国家对于公务员的廉洁性有极高的要求，这种要求更大程度上并不是出于对法律的景仰，而是一种从下而上的社会氛围。
“在瑞典，反腐败不仅仅是检察官和法官的事，而是全社会都关注的事情。” 瑞典前议会监察总长克劳兹·埃克伦德如是说。
瑞典的民众和媒体都有很强的监督意识。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水平高出他的收入水平，那么很快就会有人举报他。然后税务部门就会派人来查他是否有额外的收入。如果有额外的收入，他就必须向有关部门报告。埃克伦德说，这种调查虽然不是查腐败犯罪的，但它是发现腐败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如埃克伦德所讲：“在瑞典，腐败是非常不能接受的事，这可能跟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有关”。据他介绍，在瑞典，很少人会幻想通过受贿来发财，因为那是不可能，也是非常羞耻的事。如果一位官员被发现用权力做交易的话，那他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作为在整个欧洲大陆乃至全球蚁贪出现最少的国家，德国则是一个极好的样本。德国人十分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德国政府机关在录用公务员时，坚持忠实可靠、待人诚实、勤劳认真的标准。法律要求公务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公务员行为守则》而且每一位新加入公务员队伍的公民都要举行宣誓仪式，保证严格遵守公务员守则，若违反誓言愿意接受处罚。同时，每年公务员要与所在单位领导签订一份廉政合约，承诺廉洁奉公。对绝大多数德国公务员来说，利用徇私舞弊的手段贪污公款和收受贿赂，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在公务员队伍中违纪违法者的比例很小。
在英国，英国人简直是把对贪官——不论是“蚁贪”或是“巨贪”——的穷追猛打当做日常消遣。对“骗补门”中女议员史密斯“浴缸活塞8毛”的报销单项目，英国人就认为，一个议员连浴缸活塞都拿去报销，太糟蹋纳税人的钱了。
全民盯梢，一有火苗就被发现，一被发现就被扑灭，如是反贪，蚁贪难存。
责任编辑：黄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