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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自身体制的自信心越强,就越应该正视体制中的各种弊端和缺陷
在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保增长”、“保民生”成为中国执政党的当务之急,当然也是全社会最关注的现实问题,而民间长期热议的政治体制改革话题被再次忽视。但事实上,即便没有金融危机,政治改革也很难立即成为优先的国事日程。去年如是,今年亦然。
这首先是因为体制本身没有明确的相关改革意愿和方向;其次是因为来自体制外的主张和诉求,还不足以说服执政党做出这一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上要求政改的呼声从未间断。无论是官方学者、民间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政府的治理模式应该增加民主程序,社会管理方式应该体现公平正义,媒体舆论应该更多地反映民众的心声。但至今为止,这些领域虽然有些改善,但依然落后于民众的期待。
具体地分析,最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执政党对内外形势的判断,决定了政治日程的轻重缓急次序。执政党的基本判断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谋求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因此,必须把发展经济作为不可动摇的中心任务。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判断始终是执政党的思维坐标。
因此,执政党这些年不断地强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甚至成为一般民众的共识。很多人都倾向于认为,只要能尽快提升国力,改善生活素质,其他事情都可以暂时搁置。以中国的政治传统看,一旦某种思维变成定势,其他主张就难以成为主流。
原因之二是,这些年来,虽然要求相关改革的呼声较高,也比较普遍,但大多只是意愿的表达,停留在空泛的概念层次。当然,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很有吸引力的体制改革主张,但可惜难以跳脱西方模式的局限,偏离了中国本身的现实,投入实践的可能性极低。
原因之三是,最近30年来,无论是必然原因还是偶然原因,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模式之争中,一次叉一次地占据上风,使执政党和一些民众增强了信心,同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变得更谨慎。
在这一方面,仅举两个事例。首先是在欧洲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稳中求变、自主发展的战略取得了成功,令西方世界为之惊讶。相较于经历了大动荡、大倒退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中国选择的道路似乎很有说服力,以至于俄罗斯不得不关注和研究中国经验。
其次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学者开始用新眼光、从新角度来观察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模式,并且对自己的社会进行反思。一些西方媒体借机提倡“中国经验”,虽然有似是而非的结论,但西方人突然变得如此“谦虚好学”,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
第四个原因是,这些年来,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公共事务的管理水平,在逐步改善和提高,表明执政党的自我调适能力在增强。最近几十年,世界变化之大可谓天翻地覆,多少执政党和政治家都在政治波涛中被吞没。假若中国执政党没有自我调适、自我革新的能力,它就不可能走到今天。
平心而论,无论是否认同中国现有体制,人们都须看到的一点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执政体制既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被其淹没。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要求,中国执政体制的能力居上;以发达国家的水平要求之,中国体制远未健全,但也有自身的优势。
但是,所有这些事实都不能构成推迟改革的理由,也不应用来为此种迟滞进行辩护。相反,中国对自身体制的自信心越强,就越应该正视体制中的各种弊端和缺陷。与世界先进的政治文明相比,中国的革新之路或许依然遥远。
坦率地说,当前体制中的一些弊端,往往能够抵销自身的优势,甚至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构成了障碍。假若不能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改革,执政党将来面对的挑战会越来越多。
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中国政府要解决的问题异常庞杂,人们不应对相关领域内的改革抱以不切实际的期望,不能指望某一改革就能令所有问题迎刃而解。假若某些改革导致更大的成本,那还不如不改。
但无论如何,改革又必须从执政者做起。简单地说,执政者必须真正遵守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以中国当前的情况看,所有的法律都适用于平民百姓。假若执政者不受相关法律制约,那么任何改革都无意义。
中国当前的现状是,虽然市场经济在欢蹦乱跳,但是相关制度安排却在蹒跚瘸行。只有最大程度地令政经体制相互配套,彼此和谐并行,法律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这个社会才成体统。
在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保增长”、“保民生”成为中国执政党的当务之急,当然也是全社会最关注的现实问题,而民间长期热议的政治体制改革话题被再次忽视。但事实上,即便没有金融危机,政治改革也很难立即成为优先的国事日程。去年如是,今年亦然。
这首先是因为体制本身没有明确的相关改革意愿和方向;其次是因为来自体制外的主张和诉求,还不足以说服执政党做出这一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上要求政改的呼声从未间断。无论是官方学者、民间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政府的治理模式应该增加民主程序,社会管理方式应该体现公平正义,媒体舆论应该更多地反映民众的心声。但至今为止,这些领域虽然有些改善,但依然落后于民众的期待。
具体地分析,最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执政党对内外形势的判断,决定了政治日程的轻重缓急次序。执政党的基本判断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谋求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因此,必须把发展经济作为不可动摇的中心任务。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判断始终是执政党的思维坐标。
因此,执政党这些年不断地强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甚至成为一般民众的共识。很多人都倾向于认为,只要能尽快提升国力,改善生活素质,其他事情都可以暂时搁置。以中国的政治传统看,一旦某种思维变成定势,其他主张就难以成为主流。
原因之二是,这些年来,虽然要求相关改革的呼声较高,也比较普遍,但大多只是意愿的表达,停留在空泛的概念层次。当然,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很有吸引力的体制改革主张,但可惜难以跳脱西方模式的局限,偏离了中国本身的现实,投入实践的可能性极低。
原因之三是,最近30年来,无论是必然原因还是偶然原因,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模式之争中,一次叉一次地占据上风,使执政党和一些民众增强了信心,同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变得更谨慎。
在这一方面,仅举两个事例。首先是在欧洲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稳中求变、自主发展的战略取得了成功,令西方世界为之惊讶。相较于经历了大动荡、大倒退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中国选择的道路似乎很有说服力,以至于俄罗斯不得不关注和研究中国经验。
其次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学者开始用新眼光、从新角度来观察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模式,并且对自己的社会进行反思。一些西方媒体借机提倡“中国经验”,虽然有似是而非的结论,但西方人突然变得如此“谦虚好学”,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
第四个原因是,这些年来,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公共事务的管理水平,在逐步改善和提高,表明执政党的自我调适能力在增强。最近几十年,世界变化之大可谓天翻地覆,多少执政党和政治家都在政治波涛中被吞没。假若中国执政党没有自我调适、自我革新的能力,它就不可能走到今天。
平心而论,无论是否认同中国现有体制,人们都须看到的一点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执政体制既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被其淹没。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要求,中国执政体制的能力居上;以发达国家的水平要求之,中国体制远未健全,但也有自身的优势。
但是,所有这些事实都不能构成推迟改革的理由,也不应用来为此种迟滞进行辩护。相反,中国对自身体制的自信心越强,就越应该正视体制中的各种弊端和缺陷。与世界先进的政治文明相比,中国的革新之路或许依然遥远。
坦率地说,当前体制中的一些弊端,往往能够抵销自身的优势,甚至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构成了障碍。假若不能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改革,执政党将来面对的挑战会越来越多。
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中国政府要解决的问题异常庞杂,人们不应对相关领域内的改革抱以不切实际的期望,不能指望某一改革就能令所有问题迎刃而解。假若某些改革导致更大的成本,那还不如不改。
但无论如何,改革又必须从执政者做起。简单地说,执政者必须真正遵守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以中国当前的情况看,所有的法律都适用于平民百姓。假若执政者不受相关法律制约,那么任何改革都无意义。
中国当前的现状是,虽然市场经济在欢蹦乱跳,但是相关制度安排却在蹒跚瘸行。只有最大程度地令政经体制相互配套,彼此和谐并行,法律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这个社会才成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