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它不仅是一座医院和学校，更幻化成一种科学精神与人文追求的符号。
自1921年9月16日北京协和医院建成并收治第一位病人以来，协和已经走过90年风风雨雨。一部协和发展史，是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缩影，更是中国历史进程的见证。在此过程中，一批又一批协和人不断完善对协和形象的注解。正如讴歌在《追寻老协和》中所写的：“‘协和’这两个字暗示的是：曾经对中国医学教育和中国医学的推动，医事之道的至高境界。但它在时间打磨中积累的内涵，已超越了医学学科和医生职业。在民间，人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期望，赋予了‘协和’许多延伸内容，这两个字渐渐演化成——医疗安全感、医学精英、关爱百姓的亲切姿态、病人重获健康与温情的可能。”
事实上，协和在中国人心中，已不仅是一座医院和学校，更是一种科学精神与人文追求的符号。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品读耄耋之年的协和，意义并不止于对医学与医师之道的反省、对高等教育的追问。大师远去的时代里，“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值得追忆与流传。
小洛东方梦
在北京东单的胡同里，零星留有一些老宅子，记录着逝去的往昔，帅府园1号便是其中最大的一处。与别处不同，这座前清豫王府的花园被改造成了带着中式花翎的西式洋楼，建筑学家梁思成还曾对这个改造颇为不满。然而，在当时“带着脚镣跳舞”的情形之下，能够得以形成如此视觉效果，已属不易，这座花园便是被老百姓打趣地称为“油王府”——协和医院与协和医学院的所在地。
1921年夏，当一群平均年龄仅20余岁的年轻人在嘉兴南湖的画舫上谋划中国社会的未来时，在北京闹市区的东单，一个美国人的创世计划即将面世。这个人便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儿子小洛克菲勒。
1909年至1915年间，小洛克菲勒先后三次派考察团来中国，为的就是一个东方梦想——在东方建造一所世界一流的医学院。三次考察之后，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创始者伦敦教会达成了一个协议：洛克菲勒基金会接受协和医学堂。协和医学堂的面积太小，并不足以实施小洛的东方梦，经历几番折腾，基金会购买了一墙之隔的豫王府作为扩建的领地。建筑设计师柯立芝第一次奉命到北京实地勘察时，立时被眼前这座华丽精美的院落所倾倒。彼时，他思绪万千，百感交集：“我一想到所有这些有着雕梁画栋、绚丽色彩设计的建筑竟然要被毁掉，便感到难过。”一年之后，柯立芝返回洛克菲勒基金会，重新提交了设计报告，建议保留部分中国元素，也就是今天看到的协和医院的绿色琉璃瓦和拱顶。
1917年奠基之后，经历四年的建设周期，尽管由于各种因素导致造价飞涨，费用超支，但基金会依然坚持将计划实现，1921年9月，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按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模式所建立的北京协和医院建筑落成，所花费用达750万美元，整整超出预算4倍。
小洛克菲勒带着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校长韦尔奇，一起登上了前往中国“亚洲快线”轮船，韦尔奇则在轮船上被邀请演讲《中国的医学教育》，此时基金会在中国成立的下属机构“洛氏驻华医社”已为“北京协和医院”准备了七年有余。
仁心铸道
小洛对于这家当年配置超豪华的中国医院从筹备到运行一直十分关注，这种关注的动力则来源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核心目标。医学博士讴歌在《协和医事?序》中写道：“1923年，美国《时代》周刊回顾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以来的十年之路。除了惊人的拨款数字，就是它在发展中不断锁定的中心主题：为全人类的健康。耸立在这个主题两旁的是两大伟绩：一个在美国，是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另一个则在中国，是PUMC——北京协和医学院。”可见，协和当时提出“世界一流”的建设目标，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事实上，协和自诞生那一刻起，就深浸在世界一流的医学氛围中，最新的外文研究成果、全英文的教材与教学使其得以了解世界医学的前沿。洛克菲勒基金会向协和医院派遣代表团援助医疗，更为先进医疗手段和医学知识带入中国医学界创造了条件，而根据医学院的规模设计医院的床位，使得协和的医院、教学、研究更好地融为一体。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早在90年前的协和便已得到实现。从协和开创之时，就特别强调医学院的生源质量，学生要先读完三年的医预科，以保证学生在进入医本部学习前，打下扎实基础，课程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英语。
洛克菲勒基金会高姿态的行为风格使得入学审查严谨、师资力量雄厚的协和的美名迅速传播，吸引了不少中国青年投奔。1921年夏，一个20岁的小丫头从厦门只身奔北，慕名赴上海考场报考协和的医预科，那次只招二十五名学生。最后一场英语笔试时，一位女生突然中暑被抬出考场，监考的男老师碍于礼教无法对女生进行救助。她见状，立即放下试卷跑去急救，代价是自己的考试也没能完成，她就是后来受邀参加开国典礼的老名医林巧稚。此时，年轻的她虽为自己必定落榜而感到了一丝遗憾，却并未有半点后悔。一个月后，幸运降临，她收到了协和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原来，监考老师已将那份感动寄存于心，考试过后给协和医学院写报告，称她处理问题沉着，品行优秀。协和校方看了报告，认真研究了她的其他各科成绩，决定录取她。于是，50年后的协和多了一位医学泰斗。
对于一名医生来说，医学成绩固然重要，然而，医师之道的根本还在于救死扶伤，林巧稚在考场以救人为己任，并表现出医生应有的心理素质。协和并没有唯成绩论，而是综合考察了学生的综合素质，破格录取。协和精神也正是在录人、用人时便已生发。不仅如此，协和“宽进严出”、平均每年十余名毕业生的产量，才得以产生了医学界创立后半个世纪内的大半精英。九三学社领导人吴阶平老先生对当年协和求学的情形记忆犹新：“早八点从宿舍到学校，12点过后才下课，下午2点开始实验课。一般情况，6点晚餐，然后到图书馆自习，晚10点图书馆闭馆，回到宿舍继续学习到12点以后才休息。”这样的付出也来自于名教授的严厉管教与师出名门的压力。医学统计学家高润泉回忆说，“三年级的临床实习可谓一个导师‘剋’一个学生，我的导师育采蘩，在当时算是客气的，可‘剋’得也很厉害。一个病历记录完了，紧接着到图书馆看书去，把有关谈病例的问题都仔细地查看一遍，因为你不知道导师会提什么问题。交给导师病历后，就准备挨‘剋’，‘剋’后又跑去图书馆补充资料。”就这样，三年的临床实践上才得以打下扎实的根底。
在10年里，协和已成长为中国医学专业教育高质量的象征。1931年9月至11月，协和医学院应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的邀请，先后派两批医护人员前往武汉救治灾民，也包括为在国共两党军队的武装冲突中受伤的人治疗。听闻消息后，人们纷纷奔走相告：“协和来人了，我们有救了！”
同样重要的是，协和人已成为个人品质上的典范。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协和迫于压力于1941年关闭，医生护士都被遣散至各地，然而，图书馆、档案室的文献却完好无损。日本人决定销毁协和所有的病历材料，病案室主任王贤星不顾生命危险，怒斥日方的野蛮行为，最终所有文献才得以保留至今，成为不可多得的医学研究素材。
精英传承
1947年1月24日，太阳照常升起。《纽约时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昨天晚上，洛氏基金会对北平协和医学院的末次捐献为1000万美元。作为协和医学院的末次捐献，这次捐献使自1915年来的捐献总数达到4465.249万美元。”随着内战爆发，各种政治角逐展开，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予中国最后一笔资助，结束支援。与此同时，1947年3月12日，关闭近6年的协和举行了一次董事会会议，任命曾经担任协和教务长14年的李宗恩为校长，启动复校流程。消息放出后，协和人纷纷自发回到母校。不到一月，协和护校校长聂玉婵便自己带着50名学生和老师从成都坐车加步行前往北平。协和的凝聚力在一次离别后的重逢中，显得愈发难能可贵。正如聂玉婵所说，他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佳状态。
随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撤出，协和的主办权逐渐转向了国内。1951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接管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开始了“新协和”的时代。当年，小洛克菲勒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提及此事：“我们不应认为这必将意味着驻华医社的用武之地已经提前终止了，其实不过是换了一种管理而已。让我们希望、祈祷和相信，所有一切必将有最完美的结果。”
协和人对未来信心满满，但新中国的领导人对于接管协和一事十分谨慎，除主管方更改以外，其他基本照旧，尊重学校原有的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
老协和曾经有三宝，即住院医师制度、图书馆、病历。住院医师制度最有特色的是“大巡诊”，邓家栋回忆：“仅凭记忆谈谈一个很有特色的协和内科传统，即每周一次的大巡诊。……首先由实习医师报告案例，要求完整而扼要，不遗漏重要资料，又要避免琐碎。继而由主治医师发言，然而是大家提问并进行讨论。任何人都可提出自己的意见并进行争辩，百家争鸣，气氛既严肃又热烈。”老协和的病历要求也极其严格，“不仅内容要准确齐全，而且单位要标准化，字迹不得潦草，绝对禁止自编的简化字和缩写。”张孝骞常说：“病历是有历史意义的公共财富，不能看成个人的小事而漫不经心，要对别人和后人负责。”
尽管经历了近乎直角的陡坡与波折，但协和的三宝依然得以保存下来，正是这三宝塑造了协和人的精神品格。在文革时期，协和人被关牛棚，拉出去批斗，却从不透露半点患者资料。“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三严”（严格要求、严谨态度、严肃作风）中浸润多年的老协和人在进入新协和中，依然保持着贯常的作风，并将这种作风延续至今。2006年5月，低调的协和进入公众视野。王菲来到协和医院生产，整整半个月，协和医院门前聚集了等待扑捉花边新闻的娱乐记者。协和医院的严格把守使得那些娱记扑了空，甚至没能拍到李嫣的一张照片，而李嫣兔唇的消息协和也未走漏半点风声。也正是那些在协和精神中浸润多年的老协和人的执着与信仰，协和的精英传统才得以留存至今。
不变的指引
讴歌在《协和医事》中写道：“科学最需要的其实是一种方向感……离开了它赖以生存的信仰问题，科学既不真实也无生命。如果知识本身变成科学的最终目的，那么科学也就失去了意义。指引必须来自内部，来自所有科学的最根本之处——来自求知的绝对意志。把科学看做是道路而非终点，许多由于求知而生的沮丧情绪其实是由于丧失了内在的指引。”协和三宝中传统的病历，逐渐被系统化、程序化、模式化的电子病历所取代，在高科技对传统病历的收编过程中，消除了年轻医生亲笔书写的繁琐形式。随着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信息共享的平台，也使得协和的图书馆资源不再成为明显的优势。然而，传统三宝所历练出的协和人张孝骞、吴阶平、林巧稚、邓家栋、杨秀玉等与他们身上的协和精神却越发显得珍贵。
上世纪60年代，叶剑英曾经为开创血液病学的邓家栋题了一首诗：“泽畔竹吟放屈原，为伊太息有婵娟。竹廉志洁泥无滓，一读骚经一肃然。”意指邓家栋自省、清廉的作风。一位记者曾经到他在北京南城南纬路的家中采访，“位于南城的一套普通的两居室，仅仅四平米大小的客厅，放上两个沙发和一个茶几后，人要侧着身蹭过去才能坐下；卧室的一张木床已用了几十年；过道上傫放的几只旧木箱被当做了桌子，夫妻俩至今仅有一台14英寸彩电；今年才刚买了空调，还是因去年王耀云中暑病倒，儿媳一再动员才买的。……唯有那些整齐码放在书架上的诸多中英文书籍，不经意地流露出这平凡中的大者之气。”
协和人的大家风范不仅体现在对医学的专注执着与病人的宽容大气，他们对人生与人际关系的处理，也令人感动。中国风湿免疫的创始人张乃峥在晚年回忆：“我曾多次参与对张孝骞教授的批判。但是他不念前嫌，先后支持我去苏联学习和在全国宣传开展医学遗传学工作，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次讨论晋升教授的会上，他对我说，‘你今天工作报告讲得好，我很高兴。’”
尽管在快速发展的今天，协和不再是病患唯一的首选，也不再是高考大军最青睐的高校。协和的名声并没有明显的减退，协和的门口每天都有倒号的贩子向渴望见到协和名医的病人高价兜售，而几年前那次全国协和医院的“李鬼”大起底，更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协和在国人心中的地位。
事实上，专注、慈悲的协和人对未来的担忧一直存在。他们有着精英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也有着精英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2006年，协和与清华大学合作，诞生了两个名称并列的机构：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协和的重建、与其他医学院、综合大学合并与否，一直充满了争议，常有来自协和民间的坚决反对意见。这种担忧不仅来自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模式对协和精神与传统的可能性冲击，还有浮躁之风的甚嚣尘上。
今天的协和，是否能够像90年前建院时那样意志坚决地朝向“世界一流”抑或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福斯迪克所说的那样——它要失败了？我们依然能在协和医院里看到行色匆匆、面色疲惫的“协和脸”。协和医院周边的旧建筑全部拆毁殆尽，协和建筑群的雕梁画栋与周遭的高楼大厦交杂在一起，与这个摩登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今天的协和，生存在“211”及“985”计划的压力之下，生存在高校大跃进的年代里，如何保留着心中的那份操守与人文的关怀，真正迈向“世界一流”，困难与阻碍绝不比之前少。
时代瞬息万变、各种诱惑充斥其间，医院与学校的市场化导致的各类冲突频频见诸报端，协和人的精神坚守成为医学界的标杆，同样值得生存于浮华中的我们自省。I
参考资料：讴歌，《协和医事》；董炳琨等，《老协和》；
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话说老协和》
自1921年9月16日北京协和医院建成并收治第一位病人以来，协和已经走过90年风风雨雨。一部协和发展史，是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缩影，更是中国历史进程的见证。在此过程中，一批又一批协和人不断完善对协和形象的注解。正如讴歌在《追寻老协和》中所写的：“‘协和’这两个字暗示的是：曾经对中国医学教育和中国医学的推动，医事之道的至高境界。但它在时间打磨中积累的内涵，已超越了医学学科和医生职业。在民间，人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期望，赋予了‘协和’许多延伸内容，这两个字渐渐演化成——医疗安全感、医学精英、关爱百姓的亲切姿态、病人重获健康与温情的可能。”
事实上，协和在中国人心中，已不仅是一座医院和学校，更是一种科学精神与人文追求的符号。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品读耄耋之年的协和，意义并不止于对医学与医师之道的反省、对高等教育的追问。大师远去的时代里，“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值得追忆与流传。
小洛东方梦
在北京东单的胡同里，零星留有一些老宅子，记录着逝去的往昔，帅府园1号便是其中最大的一处。与别处不同，这座前清豫王府的花园被改造成了带着中式花翎的西式洋楼，建筑学家梁思成还曾对这个改造颇为不满。然而，在当时“带着脚镣跳舞”的情形之下，能够得以形成如此视觉效果，已属不易，这座花园便是被老百姓打趣地称为“油王府”——协和医院与协和医学院的所在地。
1921年夏，当一群平均年龄仅20余岁的年轻人在嘉兴南湖的画舫上谋划中国社会的未来时，在北京闹市区的东单，一个美国人的创世计划即将面世。这个人便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儿子小洛克菲勒。
1909年至1915年间，小洛克菲勒先后三次派考察团来中国，为的就是一个东方梦想——在东方建造一所世界一流的医学院。三次考察之后，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创始者伦敦教会达成了一个协议：洛克菲勒基金会接受协和医学堂。协和医学堂的面积太小，并不足以实施小洛的东方梦，经历几番折腾，基金会购买了一墙之隔的豫王府作为扩建的领地。建筑设计师柯立芝第一次奉命到北京实地勘察时，立时被眼前这座华丽精美的院落所倾倒。彼时，他思绪万千，百感交集：“我一想到所有这些有着雕梁画栋、绚丽色彩设计的建筑竟然要被毁掉，便感到难过。”一年之后，柯立芝返回洛克菲勒基金会，重新提交了设计报告，建议保留部分中国元素，也就是今天看到的协和医院的绿色琉璃瓦和拱顶。
1917年奠基之后，经历四年的建设周期，尽管由于各种因素导致造价飞涨，费用超支，但基金会依然坚持将计划实现，1921年9月，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按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模式所建立的北京协和医院建筑落成，所花费用达750万美元，整整超出预算4倍。
小洛克菲勒带着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校长韦尔奇，一起登上了前往中国“亚洲快线”轮船，韦尔奇则在轮船上被邀请演讲《中国的医学教育》，此时基金会在中国成立的下属机构“洛氏驻华医社”已为“北京协和医院”准备了七年有余。
仁心铸道
小洛对于这家当年配置超豪华的中国医院从筹备到运行一直十分关注，这种关注的动力则来源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核心目标。医学博士讴歌在《协和医事?序》中写道：“1923年，美国《时代》周刊回顾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以来的十年之路。除了惊人的拨款数字，就是它在发展中不断锁定的中心主题：为全人类的健康。耸立在这个主题两旁的是两大伟绩：一个在美国，是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另一个则在中国，是PUMC——北京协和医学院。”可见，协和当时提出“世界一流”的建设目标，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事实上，协和自诞生那一刻起，就深浸在世界一流的医学氛围中，最新的外文研究成果、全英文的教材与教学使其得以了解世界医学的前沿。洛克菲勒基金会向协和医院派遣代表团援助医疗，更为先进医疗手段和医学知识带入中国医学界创造了条件，而根据医学院的规模设计医院的床位，使得协和的医院、教学、研究更好地融为一体。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早在90年前的协和便已得到实现。从协和开创之时，就特别强调医学院的生源质量，学生要先读完三年的医预科，以保证学生在进入医本部学习前，打下扎实基础，课程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英语。
洛克菲勒基金会高姿态的行为风格使得入学审查严谨、师资力量雄厚的协和的美名迅速传播，吸引了不少中国青年投奔。1921年夏，一个20岁的小丫头从厦门只身奔北，慕名赴上海考场报考协和的医预科，那次只招二十五名学生。最后一场英语笔试时，一位女生突然中暑被抬出考场，监考的男老师碍于礼教无法对女生进行救助。她见状，立即放下试卷跑去急救，代价是自己的考试也没能完成，她就是后来受邀参加开国典礼的老名医林巧稚。此时，年轻的她虽为自己必定落榜而感到了一丝遗憾，却并未有半点后悔。一个月后，幸运降临，她收到了协和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原来，监考老师已将那份感动寄存于心，考试过后给协和医学院写报告，称她处理问题沉着，品行优秀。协和校方看了报告，认真研究了她的其他各科成绩，决定录取她。于是，50年后的协和多了一位医学泰斗。
对于一名医生来说，医学成绩固然重要，然而，医师之道的根本还在于救死扶伤，林巧稚在考场以救人为己任，并表现出医生应有的心理素质。协和并没有唯成绩论，而是综合考察了学生的综合素质，破格录取。协和精神也正是在录人、用人时便已生发。不仅如此，协和“宽进严出”、平均每年十余名毕业生的产量，才得以产生了医学界创立后半个世纪内的大半精英。九三学社领导人吴阶平老先生对当年协和求学的情形记忆犹新：“早八点从宿舍到学校，12点过后才下课，下午2点开始实验课。一般情况，6点晚餐，然后到图书馆自习，晚10点图书馆闭馆，回到宿舍继续学习到12点以后才休息。”这样的付出也来自于名教授的严厉管教与师出名门的压力。医学统计学家高润泉回忆说，“三年级的临床实习可谓一个导师‘剋’一个学生，我的导师育采蘩，在当时算是客气的，可‘剋’得也很厉害。一个病历记录完了，紧接着到图书馆看书去，把有关谈病例的问题都仔细地查看一遍，因为你不知道导师会提什么问题。交给导师病历后，就准备挨‘剋’，‘剋’后又跑去图书馆补充资料。”就这样，三年的临床实践上才得以打下扎实的根底。
在10年里，协和已成长为中国医学专业教育高质量的象征。1931年9月至11月，协和医学院应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的邀请，先后派两批医护人员前往武汉救治灾民，也包括为在国共两党军队的武装冲突中受伤的人治疗。听闻消息后，人们纷纷奔走相告：“协和来人了，我们有救了！”
同样重要的是，协和人已成为个人品质上的典范。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协和迫于压力于1941年关闭，医生护士都被遣散至各地，然而，图书馆、档案室的文献却完好无损。日本人决定销毁协和所有的病历材料，病案室主任王贤星不顾生命危险，怒斥日方的野蛮行为，最终所有文献才得以保留至今，成为不可多得的医学研究素材。
精英传承
1947年1月24日，太阳照常升起。《纽约时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昨天晚上，洛氏基金会对北平协和医学院的末次捐献为1000万美元。作为协和医学院的末次捐献，这次捐献使自1915年来的捐献总数达到4465.249万美元。”随着内战爆发，各种政治角逐展开，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予中国最后一笔资助，结束支援。与此同时，1947年3月12日，关闭近6年的协和举行了一次董事会会议，任命曾经担任协和教务长14年的李宗恩为校长，启动复校流程。消息放出后，协和人纷纷自发回到母校。不到一月，协和护校校长聂玉婵便自己带着50名学生和老师从成都坐车加步行前往北平。协和的凝聚力在一次离别后的重逢中，显得愈发难能可贵。正如聂玉婵所说，他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佳状态。
随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撤出，协和的主办权逐渐转向了国内。1951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接管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开始了“新协和”的时代。当年，小洛克菲勒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提及此事：“我们不应认为这必将意味着驻华医社的用武之地已经提前终止了，其实不过是换了一种管理而已。让我们希望、祈祷和相信，所有一切必将有最完美的结果。”
协和人对未来信心满满，但新中国的领导人对于接管协和一事十分谨慎，除主管方更改以外，其他基本照旧，尊重学校原有的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
老协和曾经有三宝，即住院医师制度、图书馆、病历。住院医师制度最有特色的是“大巡诊”，邓家栋回忆：“仅凭记忆谈谈一个很有特色的协和内科传统，即每周一次的大巡诊。……首先由实习医师报告案例，要求完整而扼要，不遗漏重要资料，又要避免琐碎。继而由主治医师发言，然而是大家提问并进行讨论。任何人都可提出自己的意见并进行争辩，百家争鸣，气氛既严肃又热烈。”老协和的病历要求也极其严格，“不仅内容要准确齐全，而且单位要标准化，字迹不得潦草，绝对禁止自编的简化字和缩写。”张孝骞常说：“病历是有历史意义的公共财富，不能看成个人的小事而漫不经心，要对别人和后人负责。”
尽管经历了近乎直角的陡坡与波折，但协和的三宝依然得以保存下来，正是这三宝塑造了协和人的精神品格。在文革时期，协和人被关牛棚，拉出去批斗，却从不透露半点患者资料。“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三严”（严格要求、严谨态度、严肃作风）中浸润多年的老协和人在进入新协和中，依然保持着贯常的作风，并将这种作风延续至今。2006年5月，低调的协和进入公众视野。王菲来到协和医院生产，整整半个月，协和医院门前聚集了等待扑捉花边新闻的娱乐记者。协和医院的严格把守使得那些娱记扑了空，甚至没能拍到李嫣的一张照片，而李嫣兔唇的消息协和也未走漏半点风声。也正是那些在协和精神中浸润多年的老协和人的执着与信仰，协和的精英传统才得以留存至今。
不变的指引
讴歌在《协和医事》中写道：“科学最需要的其实是一种方向感……离开了它赖以生存的信仰问题，科学既不真实也无生命。如果知识本身变成科学的最终目的，那么科学也就失去了意义。指引必须来自内部，来自所有科学的最根本之处——来自求知的绝对意志。把科学看做是道路而非终点，许多由于求知而生的沮丧情绪其实是由于丧失了内在的指引。”协和三宝中传统的病历，逐渐被系统化、程序化、模式化的电子病历所取代，在高科技对传统病历的收编过程中，消除了年轻医生亲笔书写的繁琐形式。随着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信息共享的平台，也使得协和的图书馆资源不再成为明显的优势。然而，传统三宝所历练出的协和人张孝骞、吴阶平、林巧稚、邓家栋、杨秀玉等与他们身上的协和精神却越发显得珍贵。
上世纪60年代，叶剑英曾经为开创血液病学的邓家栋题了一首诗：“泽畔竹吟放屈原，为伊太息有婵娟。竹廉志洁泥无滓，一读骚经一肃然。”意指邓家栋自省、清廉的作风。一位记者曾经到他在北京南城南纬路的家中采访，“位于南城的一套普通的两居室，仅仅四平米大小的客厅，放上两个沙发和一个茶几后，人要侧着身蹭过去才能坐下；卧室的一张木床已用了几十年；过道上傫放的几只旧木箱被当做了桌子，夫妻俩至今仅有一台14英寸彩电；今年才刚买了空调，还是因去年王耀云中暑病倒，儿媳一再动员才买的。……唯有那些整齐码放在书架上的诸多中英文书籍，不经意地流露出这平凡中的大者之气。”
协和人的大家风范不仅体现在对医学的专注执着与病人的宽容大气，他们对人生与人际关系的处理，也令人感动。中国风湿免疫的创始人张乃峥在晚年回忆：“我曾多次参与对张孝骞教授的批判。但是他不念前嫌，先后支持我去苏联学习和在全国宣传开展医学遗传学工作，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次讨论晋升教授的会上，他对我说，‘你今天工作报告讲得好，我很高兴。’”
尽管在快速发展的今天，协和不再是病患唯一的首选，也不再是高考大军最青睐的高校。协和的名声并没有明显的减退，协和的门口每天都有倒号的贩子向渴望见到协和名医的病人高价兜售，而几年前那次全国协和医院的“李鬼”大起底，更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协和在国人心中的地位。
事实上，专注、慈悲的协和人对未来的担忧一直存在。他们有着精英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也有着精英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2006年，协和与清华大学合作，诞生了两个名称并列的机构：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协和的重建、与其他医学院、综合大学合并与否，一直充满了争议，常有来自协和民间的坚决反对意见。这种担忧不仅来自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模式对协和精神与传统的可能性冲击，还有浮躁之风的甚嚣尘上。
今天的协和，是否能够像90年前建院时那样意志坚决地朝向“世界一流”抑或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福斯迪克所说的那样——它要失败了？我们依然能在协和医院里看到行色匆匆、面色疲惫的“协和脸”。协和医院周边的旧建筑全部拆毁殆尽，协和建筑群的雕梁画栋与周遭的高楼大厦交杂在一起，与这个摩登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今天的协和，生存在“211”及“985”计划的压力之下，生存在高校大跃进的年代里，如何保留着心中的那份操守与人文的关怀，真正迈向“世界一流”，困难与阻碍绝不比之前少。
时代瞬息万变、各种诱惑充斥其间，医院与学校的市场化导致的各类冲突频频见诸报端，协和人的精神坚守成为医学界的标杆，同样值得生存于浮华中的我们自省。I
参考资料：讴歌，《协和医事》；董炳琨等，《老协和》；
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话说老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