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东坡老《题西林壁》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识者每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诚哉斯言。可是，还真不能因此而认定，识者既能清“当局者”所以迷，又能清“旁观者”所以清。世上之事，有些竟然不仅“当局者迷”，“旁观者”亦迷；当局、旁观两清，何其难哉。
一个亦史亦稗的故事，竟然是个既蒙蔽“当局者”，又蒙蔽亿万“旁观者”一千余年的智者“谎言”。
三国故事里最精彩的故事属“赤壁之战”，“赤壁之战”最精彩的片段是孔明智激周瑜。孔明见周瑜对曹操咄咄逼人的攻势正处于“战”与“降”的犹豫之中，于是献上计外之计：
孔明曰：“愚有一计：……只须遣一介之使，扁舟送两个人到江上。操一得此两人，百万之众，皆卸甲卷旗而退矣。”……瑜又问：“果用何二人?”孔明日：“……操本好色之徒，久闻江东乔公有二女，长日大乔，次日小乔，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操曾发誓日：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一愿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虽死无恨矣。……”瑜日：“操欲得二乔，有何证验?”……孔明即时诵曹植所作《铜雀台赋》云：“从明后以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
周瑜听罢，勃然大怒，离座指北而骂曰：“老贼欺吾太甚!”孔明急起止之曰：“昔单于屡侵疆界，汉天子许以公主和亲，今何惜民间二女乎?”瑜曰：“公有所不知：大乔是孙伯符将军主妇，小乔乃瑜之妻也。”孔明佯作惶恐之状，曰：“亮实不知。失口乱言，死罪!死罪!”瑜曰：“吾与老贼誓不两立!”……
周瑜应当是个冷静的智者，他为防被孔明所欺，始则问“果用何二人?”继则问“操欲得‘二乔’，有何证验?”他决不是诸葛亮帐下的张飞、魏延等，一激将便着火的莽汉。当他真真切切听到孔明诵读“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时，方说出“吾与老贼誓不两立!”孔明自然是窃笑。读者至此，亦莫不会心而笑，为孔明的智慧所激赏。
孔明的智慧不仅在选择激将时机的得当，更在于他创造了一个智慧的但亦“拙劣”的谎言。没有这个谎言，激将便不能奏效!——这个谎言即是导致成功的关键之旬——“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其实，假如是局外人，不难发现这是一个“谎言”——我想，当时在场的鲁肃，就知道这是“谎言”，然而，这“谎言”导致的结果却符合他坚决“联蜀抗曹”的主张，中其下怀，因此亦就不吱声了。这里所以遽下判断说它是一句拙劣的“谎言”，那是因为，作为儿子的曹植，会在《铜雀台赋》中揭露父亲曹操的好色与荒淫吗!可见，这个谎言建立于逻辑的悖论，违背了曹植原赋只能为尊隐、为贤讳，须歌功、须颂德的常识常理。
笔者循此思路，查曹植的《铜雀台赋》原文，果然，这两旬本是“连二桥于东西兮，若太空之(虫带)蛛”——原来，铜雀台有东西两座，矗立于漳河两岸。“连二桥”是说用天桥将两台相连；“(虫带)蛛”则是彩虹，大概是文学史上最早用来比作桥梁的佳喻。
我们说孔明之智慧，那是说他的即兴改作是如此敏捷与娴熟，韵律是这样的自然与谐和，几乎“天衣无缝”。特别是瞅准周瑜“器量窄小”的特点，巧妙地将人们最不能忍受的“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运用于其中，刺激他的妒火，麻痹他的缜密，终使周瑜情不能禁而勃然大怒，遂致孔明出使吴国所衔重大的也是唯一的使命——联吴抗曹大计的成功。
作为三军统帅的周瑜。理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为什么竟然不能保持自己一贯的冷静与睿智，被一个低级的逻辑悖论所欺骗?那就是因为小乔是自己的爱妻，就是因为他是这一事件的“局中人”，因此，即使是智者，当他成为“当事人”、“局中人”，则也往往会与常人一般，致思维迟钝，被假象迷惑，入其彀而上其当。
当然，这个故事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所述之周瑜与孔明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与历史上的赤壁之战未必是一回事，与历史人物的周瑜与孔明亦未必是～回事。
这里笔者还要披露的是，它还有第二层面的“谎言”，这一动听的故事，在历史的真实中，是连发生的可能也绝不会有的!
再查历史知悉，赤壁之战发生于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铜雀台造于建安十五年，是在公元210年!可能发生孔明改动《铜雀台赋》而激怒周瑜的故事吗!可见，所谓“诸葛亮智激周瑜”，原不过是稗史的民间幽默而已。
然而，这样的一个逻辑背谬的故事却长期被奉为智慧的经典而津津乐道。假如说，周瑜之受骗，因为是身处云笼雾罩的“庐山”，是“局中人”，亦倒罢了。何以此后，作为诸多局外人，竟然没有哪个史家、哪个小说家、哪个研究者、哪个读者(读者是亿万计的!)指出那是美丽的“谎言”呢?或许因为，在长时间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诸葛亮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已经使广大读者自觉中成了孔明的“粉丝”、孔明的“追星族”。当人们成了“粉丝”与“追星族”，就是使自己从“旁观者”而转化成为“当局者”，就自觉地“为尊隐、为贤讳，须歌功、须颂德”，就不去逆向思维，不去对偶像的诸葛亮的“妙计”作清醒的审视。
这一“谎言”的创造还并非发生于《三国演义》成书之时，上当者有案可查的至少可以追溯到晚唐的杜牧。他有一首著名的咏史诗《赤壁》，其中这两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应当表明那时已经有了这一故事的雏形。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则有：“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用幽默的语调，故意出现了“战争叫女人走开”的“小乔”，岂不是说明苏东坡的思维中亦有孔明智激周郎故事余绪吗?杜牧与苏东坡是何等的智者，他们尚且如此，遑论凡人、常人了!——“当局者”与“旁观者”均迷于“局”，竟一至于此!看来，我们对生活中那些老是被“上天掉馅饼”骗局欺骗的人，还真该有一种宽容与理解，少一点苛责与嘲笑了。
(本文编辑 陈学勇)
一个亦史亦稗的故事，竟然是个既蒙蔽“当局者”，又蒙蔽亿万“旁观者”一千余年的智者“谎言”。
三国故事里最精彩的故事属“赤壁之战”，“赤壁之战”最精彩的片段是孔明智激周瑜。孔明见周瑜对曹操咄咄逼人的攻势正处于“战”与“降”的犹豫之中，于是献上计外之计：
孔明曰：“愚有一计：……只须遣一介之使，扁舟送两个人到江上。操一得此两人，百万之众，皆卸甲卷旗而退矣。”……瑜又问：“果用何二人?”孔明日：“……操本好色之徒，久闻江东乔公有二女，长日大乔，次日小乔，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操曾发誓日：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一愿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虽死无恨矣。……”瑜日：“操欲得二乔，有何证验?”……孔明即时诵曹植所作《铜雀台赋》云：“从明后以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
周瑜听罢，勃然大怒，离座指北而骂曰：“老贼欺吾太甚!”孔明急起止之曰：“昔单于屡侵疆界，汉天子许以公主和亲，今何惜民间二女乎?”瑜曰：“公有所不知：大乔是孙伯符将军主妇，小乔乃瑜之妻也。”孔明佯作惶恐之状，曰：“亮实不知。失口乱言，死罪!死罪!”瑜曰：“吾与老贼誓不两立!”……
周瑜应当是个冷静的智者，他为防被孔明所欺，始则问“果用何二人?”继则问“操欲得‘二乔’，有何证验?”他决不是诸葛亮帐下的张飞、魏延等，一激将便着火的莽汉。当他真真切切听到孔明诵读“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时，方说出“吾与老贼誓不两立!”孔明自然是窃笑。读者至此，亦莫不会心而笑，为孔明的智慧所激赏。
孔明的智慧不仅在选择激将时机的得当，更在于他创造了一个智慧的但亦“拙劣”的谎言。没有这个谎言，激将便不能奏效!——这个谎言即是导致成功的关键之旬——“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其实，假如是局外人，不难发现这是一个“谎言”——我想，当时在场的鲁肃，就知道这是“谎言”，然而，这“谎言”导致的结果却符合他坚决“联蜀抗曹”的主张，中其下怀，因此亦就不吱声了。这里所以遽下判断说它是一句拙劣的“谎言”，那是因为，作为儿子的曹植，会在《铜雀台赋》中揭露父亲曹操的好色与荒淫吗!可见，这个谎言建立于逻辑的悖论，违背了曹植原赋只能为尊隐、为贤讳，须歌功、须颂德的常识常理。
笔者循此思路，查曹植的《铜雀台赋》原文，果然，这两旬本是“连二桥于东西兮，若太空之(虫带)蛛”——原来，铜雀台有东西两座，矗立于漳河两岸。“连二桥”是说用天桥将两台相连；“(虫带)蛛”则是彩虹，大概是文学史上最早用来比作桥梁的佳喻。
我们说孔明之智慧，那是说他的即兴改作是如此敏捷与娴熟，韵律是这样的自然与谐和，几乎“天衣无缝”。特别是瞅准周瑜“器量窄小”的特点，巧妙地将人们最不能忍受的“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运用于其中，刺激他的妒火，麻痹他的缜密，终使周瑜情不能禁而勃然大怒，遂致孔明出使吴国所衔重大的也是唯一的使命——联吴抗曹大计的成功。
作为三军统帅的周瑜。理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为什么竟然不能保持自己一贯的冷静与睿智，被一个低级的逻辑悖论所欺骗?那就是因为小乔是自己的爱妻，就是因为他是这一事件的“局中人”，因此，即使是智者，当他成为“当事人”、“局中人”，则也往往会与常人一般，致思维迟钝，被假象迷惑，入其彀而上其当。
当然，这个故事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所述之周瑜与孔明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与历史上的赤壁之战未必是一回事，与历史人物的周瑜与孔明亦未必是～回事。
这里笔者还要披露的是，它还有第二层面的“谎言”，这一动听的故事，在历史的真实中，是连发生的可能也绝不会有的!
再查历史知悉，赤壁之战发生于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铜雀台造于建安十五年，是在公元210年!可能发生孔明改动《铜雀台赋》而激怒周瑜的故事吗!可见，所谓“诸葛亮智激周瑜”，原不过是稗史的民间幽默而已。
然而，这样的一个逻辑背谬的故事却长期被奉为智慧的经典而津津乐道。假如说，周瑜之受骗，因为是身处云笼雾罩的“庐山”，是“局中人”，亦倒罢了。何以此后，作为诸多局外人，竟然没有哪个史家、哪个小说家、哪个研究者、哪个读者(读者是亿万计的!)指出那是美丽的“谎言”呢?或许因为，在长时间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诸葛亮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已经使广大读者自觉中成了孔明的“粉丝”、孔明的“追星族”。当人们成了“粉丝”与“追星族”，就是使自己从“旁观者”而转化成为“当局者”，就自觉地“为尊隐、为贤讳，须歌功、须颂德”，就不去逆向思维，不去对偶像的诸葛亮的“妙计”作清醒的审视。
这一“谎言”的创造还并非发生于《三国演义》成书之时，上当者有案可查的至少可以追溯到晚唐的杜牧。他有一首著名的咏史诗《赤壁》，其中这两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应当表明那时已经有了这一故事的雏形。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则有：“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用幽默的语调，故意出现了“战争叫女人走开”的“小乔”，岂不是说明苏东坡的思维中亦有孔明智激周郎故事余绪吗?杜牧与苏东坡是何等的智者，他们尚且如此，遑论凡人、常人了!——“当局者”与“旁观者”均迷于“局”，竟一至于此!看来，我们对生活中那些老是被“上天掉馅饼”骗局欺骗的人，还真该有一种宽容与理解，少一点苛责与嘲笑了。
(本文编辑 陈学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