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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年，美国和欧洲收紧移民政策将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这不仅意味着一直以来享受着“两个世界中最好的”的人们不得不作出取舍，还意味着对国民责任的要求史无前例地增强，各国所面临的内部压力也将变大，维持社会和经济稳定的成本将越来越高。
且不论中产阶层在中国是否存在，也不看媒体竞相发布的全国各地实现财务自由所需的收入水准，中国亿万城镇居民却着实在向“中产阶级”的标准看齐：从行为方式、审美品位，到消费偏好和生存策略。他们脆弱的神经频频受到各种“鸡汤文”与“10万 ”网文的撩拨，海外旅游、国际教育、外国扫货和置业移居都成了中产标配。得到的总是有恃无恐，得不到的一直在骚动。而最近《上海市常住户口管理规定》更让很多选择在国外生活在国内挣钱的人感到愤怒和惶恐。
移民是不是一种自由？移民对来源国和目的地国有何影响？移民在目的地国有什么权利？从经济角度讲，于国于民都不是个划算的生意。
向往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尤其是福利国家的福利：规避国内短期无法消除的風险，不管是环境、饮食还是社会服务;追求个人实现或者保护个人利益，移民的理由干差万别，但无外乎“这山望着那山高”的羡慕和“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自我安慰。仅以备受中国中产欢迎的美国绿卡为例，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数据，2017年，获得美国长居的中国人多达74194人，而去年入境美国的非移民中国人更高达228万。这些人当然是中国的中产甚至精英阶层。从个人自由的角度讲，住在哪里，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与什么样的人做邻居，都是个人选择。
在没有国界限制的理想情况下，人的自由迁徙是一种基本权利。但在现实中，移民自由是一个像驾照一样的特权：要考试、要打分、要掌握特定技能、要满足贡献门槛……拥有“移民自由”选项的精英阶层身处一个高度全球化的环境中，改不改公民身份并不迫在眉睫，而对汲汲于“绿卡”“长居”的中产阶层，转换公民权则是一个刚性需求。古典自由主义对移民的态度一直十分分裂，极端的观点认为应该直接取消政府和国界，移民自然也就占到了人类基本权利的优先级。而温和一点的则认为，在“融入”问题能够解决的情况下，移民作为额外的劳动力，对当地经济发展有好处，应该欢迎。
当然，也要对移民进行区分，是社会包袱还是经济贡献者。近几年，在欧洲作为“问题制造机”的中东难民安置问题与各国精英和中产移民申请自然是十分不同的例子。以香港《优秀人才入境计划》为例，只有具备特定技能、对社会有特别贡献、满足最低标准的人，才有机会经过遴选获得香港的公民权。这也就从“入场券”上避免了搭便车现象。而从经济学角度讲，即便是很多移民国家不欢迎的难民，也具有经济价值，因为他们是生产力，是人力资本。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是德国。二战后，为了加快恢复重建，德国政府引进大量土耳其移民。他们从事着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卫生等最底层的工作，工时最长，待遇最差。实际上，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土耳其美食土耳其烤肉卷，就是这些移民在德国“发明”，出口转内销回到土耳其的。到现在，土耳其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越来越成为社会问题的制造者，他们的身份认同及其亲突厥文化倾向都受到当地居民的怀疑。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是导致美国内战的黑奴贸易，作为廉价甚至免费劳动力被贩到美国的黑奴也是移民。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看来，当时利用黑奴耕作的庄园比家庭式农场效率更高。如果南北不开战，庄园根本不会崩溃，黑奴也不会得到解放。而且有趣的是，福格尔发现废奴后获得自由的黑人经济地位大不如前，公民权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这当然是政治不正确的说法，但却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
移民是不是一种自由？移民对来源国和目的地国有何影响？移民在目的地国有什么权利？从经济角度讲，于国于民都不是个划算的生意。
在移民这个问题上，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芝加哥学派的中坚亨利·西蒙斯认为移民的积极意义很有限。他认为自由贸易本身足以提高全球的生活水平，而自由移民会拉低各地的生活水平，并造成社会和政治融合问题。也就是说，自由贸易会改善人类福祉，而移民往往都是“人往高处走”，从而只是拉低了“高处”的高度。西蒙斯并不赞成吸纳移民时一视同仁或放弃歧视，他主张放下感情，实事求是，换言之，平均主义止于国界。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则认为移民问题还有个道德层面，由于各国政府的起码职责是保证国民的基本收入，保证他们的生计，那么公民移居不应该是因为他们无法在本国生存下去。因而移民的道德风险是他们寻求目的地国家的福利。所以，在他看来，只有在取消社会福利的补贴制度的前提下，自由移民在道德上才站得住脚。
如果一定要在道德上对移民问题作出分析，德国经济学家和思想家阿尔伯特·赫希曼提供了一个十分趁手的分析框架。他认为无论国家还是公司组织（有人也认为国家本质上是一个大公司，只不过一般情况下，国家不能炒掉自己的国民，或许新加坡除外），在情况变糟的情况下，比如政府腐化、经济萧条、言论自由不彰、环境恶化、生计受迫等，国民都有四种策略：退出、发声、忠诚和麻木。退出指的是离开国家或组织，也即移民或者辞职：发声指的是发表批评的言论或者给决策者提意见：忠诚指的是得过且过但避免进一步投入，在公司这个情况下是“磨洋工”，于国家而言，则是乡愿和政治投机：麻木指的是对外界环境置若罔闻或者视之为不可改变的约束条件。根据这个分析框架，对国家或组织境遇改善有利的是发声和忠诚，也即，国民可以顶住政治压力坚持发表意见，帮助政府改善境况，或者在不发声的情况下通过最低程度的社会贡献将意见消极反馈给决策者：对国家或组织境遇改善有害的是退出和麻木，也即，改换公民身份成为利益无关者，隔岸观火，或者对决策者言听计从唯唯诺诺，成为社会中搭便车的利益攸关方;居于中间的选项组合具有对个人境遇改善的积极效果，也即通过退出和发声改变自身境遇，或者通过麻木和忠诚维持现状。
对于移民而言，退出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自身福祉，但对国家而言基本不具备积极意义。有人会用孙中山移居海外发起救国运动最终引发中国现代化进程来反驳，但那是打破范式的情况，已经不适合这套分析框架。在民粹主义裹挟民族主义沉渣泛起的当下，不仅美国在收紧移民政策，欧洲国家也越来越谨慎，在未来几年这都将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这一判断意涵丰富，不仅意味着一直以来享受着“两个世界中最好的”的人们不得不作出取舍，还意味着对国民责任的要求史无前例地增强，各国所面临的内部压力也将变大，维持社会和经济稳定的成本将越来越高。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国将强化“四大开放”，开启开放的新时代。显然，一个更开放的中国不仅符合全球化的要求，更对改善本国人民福祉大有好处，而且对政府治理大有减压作用。
显然，一个更开放的中国不仅符合全球化的要求，更对改善本国人民福祉大有好处，而且对政府治理大有减压作用。
责任编辑：尚国敏
且不论中产阶层在中国是否存在，也不看媒体竞相发布的全国各地实现财务自由所需的收入水准，中国亿万城镇居民却着实在向“中产阶级”的标准看齐：从行为方式、审美品位，到消费偏好和生存策略。他们脆弱的神经频频受到各种“鸡汤文”与“10万 ”网文的撩拨，海外旅游、国际教育、外国扫货和置业移居都成了中产标配。得到的总是有恃无恐，得不到的一直在骚动。而最近《上海市常住户口管理规定》更让很多选择在国外生活在国内挣钱的人感到愤怒和惶恐。
移民是不是一种自由？移民对来源国和目的地国有何影响？移民在目的地国有什么权利？从经济角度讲，于国于民都不是个划算的生意。
向往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尤其是福利国家的福利：规避国内短期无法消除的風险，不管是环境、饮食还是社会服务;追求个人实现或者保护个人利益，移民的理由干差万别，但无外乎“这山望着那山高”的羡慕和“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自我安慰。仅以备受中国中产欢迎的美国绿卡为例，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数据，2017年，获得美国长居的中国人多达74194人，而去年入境美国的非移民中国人更高达228万。这些人当然是中国的中产甚至精英阶层。从个人自由的角度讲，住在哪里，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与什么样的人做邻居，都是个人选择。
在没有国界限制的理想情况下，人的自由迁徙是一种基本权利。但在现实中，移民自由是一个像驾照一样的特权：要考试、要打分、要掌握特定技能、要满足贡献门槛……拥有“移民自由”选项的精英阶层身处一个高度全球化的环境中，改不改公民身份并不迫在眉睫，而对汲汲于“绿卡”“长居”的中产阶层，转换公民权则是一个刚性需求。古典自由主义对移民的态度一直十分分裂，极端的观点认为应该直接取消政府和国界，移民自然也就占到了人类基本权利的优先级。而温和一点的则认为，在“融入”问题能够解决的情况下，移民作为额外的劳动力，对当地经济发展有好处，应该欢迎。
当然，也要对移民进行区分，是社会包袱还是经济贡献者。近几年，在欧洲作为“问题制造机”的中东难民安置问题与各国精英和中产移民申请自然是十分不同的例子。以香港《优秀人才入境计划》为例，只有具备特定技能、对社会有特别贡献、满足最低标准的人，才有机会经过遴选获得香港的公民权。这也就从“入场券”上避免了搭便车现象。而从经济学角度讲，即便是很多移民国家不欢迎的难民，也具有经济价值，因为他们是生产力，是人力资本。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是德国。二战后，为了加快恢复重建，德国政府引进大量土耳其移民。他们从事着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卫生等最底层的工作，工时最长，待遇最差。实际上，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土耳其美食土耳其烤肉卷，就是这些移民在德国“发明”，出口转内销回到土耳其的。到现在，土耳其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越来越成为社会问题的制造者，他们的身份认同及其亲突厥文化倾向都受到当地居民的怀疑。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是导致美国内战的黑奴贸易，作为廉价甚至免费劳动力被贩到美国的黑奴也是移民。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看来，当时利用黑奴耕作的庄园比家庭式农场效率更高。如果南北不开战，庄园根本不会崩溃，黑奴也不会得到解放。而且有趣的是，福格尔发现废奴后获得自由的黑人经济地位大不如前，公民权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这当然是政治不正确的说法，但却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
移民是不是一种自由？移民对来源国和目的地国有何影响？移民在目的地国有什么权利？从经济角度讲，于国于民都不是个划算的生意。
在移民这个问题上，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芝加哥学派的中坚亨利·西蒙斯认为移民的积极意义很有限。他认为自由贸易本身足以提高全球的生活水平，而自由移民会拉低各地的生活水平，并造成社会和政治融合问题。也就是说，自由贸易会改善人类福祉，而移民往往都是“人往高处走”，从而只是拉低了“高处”的高度。西蒙斯并不赞成吸纳移民时一视同仁或放弃歧视，他主张放下感情，实事求是，换言之，平均主义止于国界。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则认为移民问题还有个道德层面，由于各国政府的起码职责是保证国民的基本收入，保证他们的生计，那么公民移居不应该是因为他们无法在本国生存下去。因而移民的道德风险是他们寻求目的地国家的福利。所以，在他看来，只有在取消社会福利的补贴制度的前提下，自由移民在道德上才站得住脚。
如果一定要在道德上对移民问题作出分析，德国经济学家和思想家阿尔伯特·赫希曼提供了一个十分趁手的分析框架。他认为无论国家还是公司组织（有人也认为国家本质上是一个大公司，只不过一般情况下，国家不能炒掉自己的国民，或许新加坡除外），在情况变糟的情况下，比如政府腐化、经济萧条、言论自由不彰、环境恶化、生计受迫等，国民都有四种策略：退出、发声、忠诚和麻木。退出指的是离开国家或组织，也即移民或者辞职：发声指的是发表批评的言论或者给决策者提意见：忠诚指的是得过且过但避免进一步投入，在公司这个情况下是“磨洋工”，于国家而言，则是乡愿和政治投机：麻木指的是对外界环境置若罔闻或者视之为不可改变的约束条件。根据这个分析框架，对国家或组织境遇改善有利的是发声和忠诚，也即，国民可以顶住政治压力坚持发表意见，帮助政府改善境况，或者在不发声的情况下通过最低程度的社会贡献将意见消极反馈给决策者：对国家或组织境遇改善有害的是退出和麻木，也即，改换公民身份成为利益无关者，隔岸观火，或者对决策者言听计从唯唯诺诺，成为社会中搭便车的利益攸关方;居于中间的选项组合具有对个人境遇改善的积极效果，也即通过退出和发声改变自身境遇，或者通过麻木和忠诚维持现状。
对于移民而言，退出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自身福祉，但对国家而言基本不具备积极意义。有人会用孙中山移居海外发起救国运动最终引发中国现代化进程来反驳，但那是打破范式的情况，已经不适合这套分析框架。在民粹主义裹挟民族主义沉渣泛起的当下，不仅美国在收紧移民政策，欧洲国家也越来越谨慎，在未来几年这都将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这一判断意涵丰富，不仅意味着一直以来享受着“两个世界中最好的”的人们不得不作出取舍，还意味着对国民责任的要求史无前例地增强，各国所面临的内部压力也将变大，维持社会和经济稳定的成本将越来越高。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国将强化“四大开放”，开启开放的新时代。显然，一个更开放的中国不仅符合全球化的要求，更对改善本国人民福祉大有好处，而且对政府治理大有减压作用。
显然，一个更开放的中国不仅符合全球化的要求，更对改善本国人民福祉大有好处，而且对政府治理大有减压作用。
责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