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殇思，不仅仅是为了让每一位中国人都牢记国耻；
　　甲午殇思，更是为了规划如今的复兴蓝图。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鸦片战争之后，国人皆知西方专恃坚船利炮，无坚船利炮要割地赔款。北洋成军，船不可谓不坚，炮不可谓不利，为什么反而更大规模地割地赔款？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海军不能一战，原因何在？
　　从失败一刻起，当事者就开始诿过别人，洗刷自己。丁汝昌曾向李鸿章报告说，“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遁逃，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战败就因个别将领的怯懦逃跑。李鸿章则间接诿过于清廷：“平时请款辄驳诘，临时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这是最早的经费不足失败论者。
　　清廷则将责难集中在李鸿章身上：“满朝文武，均议李鸿章应负陆海军战败之全责，并令拔去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以为李鸿章只知避战保船，导致战败。
　　这些观点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不妨提出几种假设。
　　假设一： 北洋水师皆有邓世昌之勇，如何？
　　自从战争与人类社会相伴以来，还没有哪一种力量像海军这样，尤其检验一支军队的整体实力。也没有哪一种兵器像军舰这样，每一个战斗动作的质量都是全体成员战斗动作质量的总和。同治年间有人仔细观察过西方海军的训练：“……每船数百人， 终日寂然无声。所派在船分段巡查者， 持枪往来，足无停趾。不但无故无一登岸者，即在船亦无酣嬉高卧之人。枪炮、器械、绳索、什物， 不惜厚费， 必新必坚， 终日淬砺， 如待敌至……”真正的战斗力，只有这样产生于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训练、严谨的作风形成的整体合力。一支平素疏于训练却精于应付的舰队，战时无论怎样英勇，也难整合成整体合力。
　　假设二： 北洋水师经费充足，多添快船快炮，如何？
　　持这样想法的人，仍以为北洋舰队败于装备性能，败于经费不足。同是主力舰，只备有一二枚主炮实弹去作战的海军，给它再强的兵器也归于无用。同是鱼雷艇，我方管带王平、蔡廷干冒死率艇冲出港外争相逃命、丢脸地毁灭之时，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冒死率艇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其中的差距，不是船速炮速所能弥补的。单就军事来说， 甲午海战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海军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就此一点， 任何经费短绌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证，在残酷事实面前成了苍白无力的开脱。
　　假设三： 北洋水师多运用谋略，少去死打硬拼，又如何？
　　北洋海军自始至终都在失败地运用谋略。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手法贯穿战争始终。外交上他殚精竭虑地疏通英、俄、德，妄图用他们钳制日本；在军事上更费尽心思，增援朝鲜的运兵船雇佣英轮“高升”号，以为日舰不敢开炮。北洋舰队总教习用汉纳根、马格禄，都并非海军出身，李鸿章考虑这样既争取英、德两大国关照，又不致将舰队指挥权落入外人之手。思虑、算计不可谓不深，但现代战争从头到尾是实力的较量，包括兵力、兵器，更包括人的勇气、意志、素质。以心术支撑的谋略哪怕再高再深，在实力冲撞面前不过是画饼充饥。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从慈禧、光绪到奕譞、李鸿章、翁同龢，再至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可以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之前，有多少人参加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有的是海军筹建者，为此上下呼吁，四处奔走；有的则是舰队指挥者和战斗参加者，最终随战舰的沉没而自杀身亡；有的至今仍然受到我们的尊敬。他们的悲剧何尝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 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互为牺牲品。
　　对当今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大不过的教训就是： 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必须通过人及其组织去实现。从这一点上来说，北洋海军的失败实属必然。
　　——金一南
　　栏目主持人：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