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陈独秀是一个聚焦时代目光、产生巨大影响也引发颇多争议的大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其间的重大事件他几乎无役不与，且常处事态中心。同时，恰如胡适所言，他又是“终生反对派”。他是晚清秀才，却自称“选学妖孽”；曾是倾心维新改良的康梁党，却成为革命洪流的弄潮儿；是辛亥革命的大功臣，却不曾加入同盟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也是中共反对派“托派”的领导者；他相识遍天下，最终却在曾经参与其中的国民党、共产党和“托派”的围攻中，带着“世无朋友实凄凉”的感叹离开人世。
　　陈独秀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人物，也因之是常说常新的。在众多研究中，唐宝林先生最近出版的《陈独秀全传》，堪称翘楚。30多年来，唐先生致力于还陈独秀本来面貌，为其“正名”，重塑了几代人对陈独秀的认识。笔者无力对此书作全方位评价，只能对贯穿影响陈独秀一生选择的一对核心观念——民主与阶级——略寻其轨迹。
　　“民主”和“阶级”是一对辩证统一的观念，民主观念以克服阶级问题为目标。这基本上是国人从清末接触近代阶级观念时就开始形成的认识倾向。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及其《新青年》同仁，将“民主”与“阶级”之间此种辩证关系推向高潮，并进而深远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进程。
　　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为主要诉求，其立足点则在批判中国的“阶级”社会。思想批判乃是现实政治的先导，陈独秀等对中国的“阶级”制度的否定，必然引向一种旨在解决其问题的政治诉求。
　　陈独秀等以“民主”为尺度的“阶级”批判，最终沿着“民主”的内在逻辑，导向接受马克思主义。正是启蒙运动以降的民主观念发展，成为20世纪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依据。如此，陈独秀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而组建共产党，就成为预料中事。
　　但问题还在于，在客观上，“阶级”与“民主”这一对观念也存在着辩证否定的一面。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待民主，批判资产阶级少数人的民主，追求无产阶级的、多数人的民主。
　　按照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考茨基》中的话，这就是“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当然也就没有民主”。而在自由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民主，本身就是对“民主”的否定。
　　“民主”与“阶级”观念相伴而生，似无疑义。但范围不断扩大的“民主”是否真有“阶级”性，多数人的真民主是否必须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寻求，则引发无数人的困惑、争议乃至对立。作为新文化运动总司令与中共创始人的陈独秀也不例外，而且是最好的见证者。
　　1940年9月，人到暮年不再隶属任何党派的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中强调，“民主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为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此时的陈独秀，显然更重视民主的普世性，而相对淡化了阶级。他的这种转变，得到了昔日战友胡适的高度肯定，被后者称为“大彻大悟的见解”。
　　“民主”是近代以来包括陈独秀在内先进国人孜孜以求的核心政治理念，也因之才有中国数千年帝制覆灭，才有其后的共和国。另一方面，殊为大众的、真正的民主，在阶级观念形成后，确也引发了巨大争议与对立。陈独秀纠结于“民主”与“阶级”之间的一生，是对之最好的诠释。
　　唐先生在总结陈独秀自身弱点时说得极好。他认为陈独秀一生最大的缺点在于没有系统的、坚定不移的理论基础，为此才始而提倡法兰西民主主义，继而信仰列宁斯大林主义，再而归于托洛茨基主义，“常常被牵着鼻子走”。不过，陈独秀这些作为政治家的弱点，或许正是他身为思想家的长处。
　　显然，较之政治家，陈独秀更是一个感知于时代、充满理想主义的思想家。观其一生，可以说“民主”是陈独秀“不变的人生追求”，变化的是“民主”的类型及其实现方式。理想难免在现实中被改写，现实的政治家可以在曲折中前进，真正的思想家则往往秉持理想，做“终身反对派”。陈独秀更属于后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才能超越一时一地，成为现实的一面镜子。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师
　　《陈独秀全传》，唐宝林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