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赞奇告诉我们，一味试图通过现代化的方式对乡村社会进行领导、改造乃至于计划，结果国家变得无所不为时，乡土社会的活力就被抹杀了
　　
　　自近代以来，面对着西方文明的冲击，作为中国社会的主体——乡村与农民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一批经过现代知识“熏陶”的读书人在“救国救难”之际，来到乡村，参与“乡土重建”，并将观察到的乡村诉诸笔端，但反映的农村基本境况却差不太多：乡村极其困苦，乡民目不识丁，生活水深火热之中还迷信愚昧。这些看法对于中国社会的进程很“重要”，它们最终奠定了中国农村需要引导、改造和革命的基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乡村已今非昔比，却仍留下太多问题不能解决，这不禁让人反思长期以来的乡村认识。我们或许不能简单认同西方文化，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一定要回到中国乡土社会的内在逻辑，回到历史的本土性脉络。
　　如何回到中国的乡土社会，在这方面，美籍印裔历史学家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非常具有开创性。
　　该著作创立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研究模型。它是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原则构成。在这里，权力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的他人服从的能力，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对原有权威和法统的继承。“文化”则指扎根于乡村社会组织之中而为人们认同的象征和规范，主要是指宗教信仰、家族条规、乡村规约等。通过“权力文化网络”的独有视角，国家地方政权、家族、宗教、民间组织等权力主体在乡村生活的存在形态，村庄内的权力斗争以及国家政权企图深入乡村社会内部加强社会控制的努力均得以有机展现。
　　“权力文化网络”研究模型的一个贡献，是抛弃了二元论的思维方式”，认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那种无意识的、普普通通的过日子的社会资源如宗教信仰、家族情感和各种文化象征和乡土规范，不是国家政权的对立面，反而往往是乡民认可国家合法性权威的基础。“文化网络不仅沟通了乡村居民与外界的联系，而且成为封建国家的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封建国家的权力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
　　“权力文化网络”研究模型的另一个贡献，是揭示了进入20世纪之后的国家政权强行深入乡村社会后产生的负面效应。由于国家仅仅注重各种现代化政策的推行、制度的建立，而不注意这些政策和制度为哪些人所控制以及它们在基层社会的实施效果，使原来在“权力文化网络”其领导作用的地方精英面对两难的局面。一方面，支持不得人心的国家掠夺资源，以取得国家对自己地位的合法性承认，但是不得不容忍它破坏地方社区，耗蚀权力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尽力维持自治传统和社区团结，但与国家的对立使他们最后丧失自己的官僚地位。结果只能是，乡村社会上原来的地方精英（保护型经纪人）逐渐为企业型、行政分支型的国家掮客（掠夺型经纪人）所代替。后者钻入乡村政权，社区权力为“土豪劣绅”所垄断，损害了政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结合现有事实来看杜赞奇的著作，可以发现，他所描述已不仅仅是历史，而是中国社会和民间那种固有的、传统的、“本原”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模式。
　　历史与现实是相通的，从史家的角度而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通过杜赞奇的作品，可以深刻意识到，乡土的东西不一定是现代化的障碍，而现代的东西不一定就有利于乡土社会的发展。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一味试图通过现代化的方式对乡村社会进行领导、改造乃至于计划，结果国家变得无所不为时，乡土社会的活力就被抹杀了，物极必反！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