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经济增长的目标是发展，而幸福则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民生、尊严与幸福”议题在2011年两会得以彰显，在对幸福测量研究综述之上，笔者提出了自己的幸福测量观，并经由对呼吁幸福社会建设“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的解读去体察个中所内含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向，即在新转型时代，除了“生产性产出”的经济绩效之外，更要注重立足于为民众谋幸福的社会进步。
关键词： 幸福测量； 经济发展方式；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 幸福社会
中图分类号： F20；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1)03-0112-05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of Well-Being Measurement and Turning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lanation for Joint Construction Concept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LIGan1 ， CAOLin-lin2
(1.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China Navy Command College, Guangzhou 51000, China)
Abstract: The aim of economic growth is beyond economic performances, and well-being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a review of “Well-being Research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and the author’s definition about well-being measurement, the author tells a great transformation from“production-oriented”to “well-being-oriented” is coming, which will focus on how to improve levels of well-being besides productive achievements in public policies.
Key words: well-being measurement；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happier society
一、幸福测量研究综述
西方伦理学奠基人亚里斯多德在其《尼各马科伦理学》第十卷中论及的“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1]，将幸福视为人生最终目的与至善。在社会科学界，对幸福的理解一般是从经济学角度去探讨的。例如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论及“经济发展应当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2]边沁提出的“幸福最大化原则”则是基于其信仰不渝的功利主义理论之上的，尽管其中多少有些自相矛盾之处。边沁之后，杰文斯以正负效用观进一步丰富了其共有的避苦求乐“快乐净收益”论点。而伊斯特林（1974）却告诉我们一个有悖于传统经济学认识的“幸福悖论”[3]，即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居民幸福感和收入背离几乎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相对于财富而言，婚姻、健康、职业与良好的社会关系等要素可以带来更加持久的快乐。一定程度上，学界有关幸福的“伊斯特林悖论”的讨论催生了对福利经济学，乃至传统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结论（如传统效用函数论）提出挑战的“快乐经济学”（Economics of Happiness）与基于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和体验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的“幸福学”（Hedonics）的诞生，与此相呼应的名家有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绩效中心的曾任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顾问的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理查莱亚德和著名澳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前者在其《不幸福的经济学》中指出幸福无疑是社会唯一值得努力的目标。[4]后者在其《东亚快乐鸿沟》中指出，除却经济因素之外，人们的幸福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财富因素。“总体而言，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其他学者也对幸福悖论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Carol Graham(2005)将相关经验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指出大多数幸福研究文献发现，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幸福水平不存在明显相关性，这表明许多其他的因素也在起作用，如文化特征。[5]而在对幸福的测量方面，经济学界除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的以“可行能力”（capability）论之外,还陆续提出来几个具有一定影响的指数或量表，例如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力推的“快乐星球指数”（HPI, Happy Planet Index）和“幸福学”（Hedonics）倡导者、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兼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提出的国民幸福计算指数也颇有影响，即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c%。另外，以快乐心理学(Hedonic Psychology)研究著称的行为经济学代表人物、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与他人合作提出的“日重现法”（DRM，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即根据一定问题架构来引导被测试者对一天中有关快乐与幸福的状态进行回忆与再现,并对这种状态进行评估。简言之，幸福及其测量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主流经济学如福利经济学和非主流的“快乐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对其都有贡献。某种程度上，前者的幸福观可以视为以收入为基础的客观效用幸福论，倡导经济福利测度MEW （Measure of Economic Welfare），而后者幸福观则可以视为以收入为前提的主观效用幸福论（对心理学SWB的改造）。
同时，在社会科学领域，对幸福的研究除了经济学之外，还有已经取得不菲成果的心理学学界。心理学中对幸福进行解释的经典理论为设定值理论（Set point theory）。该理论认为，对“何为幸福”，个体的心理有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即为快乐幸福与否的感知点。人们会根据对生命事件的感受，将其划分为临界点之上或之下，因此，快乐的适应性决定了人们的幸福感受。设定值理论还认为任何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都将是一种事倍功半，因为个体往往只会根据当下的感受去定义幸福。[6]而著名心理学学者Diener等人则提出了“幸福期望论”（Aspiration Levels）,指出幸福与否及其程度不仅受期望值和实际成果之间的差影响，也受到期望值、现实条件与个人内外在资源之间契合度的影响。[7]在对幸福的测量方面，心理学对幸福的研究大多着力于对SWB（Subjective Well-being）的测度, 作为心理学专门术语，SWB主要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其由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感三个不同维度组成，具有主观性、稳定性、整体性三大特征[8]。西方学者就SWB的实证测量做了不少工作，如美国的Ronald Inglehart等研究人员（2008），就以WVS（The World Value Survey）指数为基础，经由快乐和生活满意度两个向度来测量SWB，设定SWB=生活满意度的分值–2.5*快乐程度的分值：生活满意度打分，最高为10分（最满意），最低为1分（最不满意）；快乐程度打分，很快乐(赋值为1)、比较快乐（赋值为2）、不太快乐（赋值为3）、很不快乐（赋值为4）。[9]另外，英国心理学家科恩（P. Cohen）提出的幸福方程式一度得以广为推崇。在该方程式中，幸福＝P＋（5xE）＋（3xH）。“P”代表个性，包括人的世界观、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E”代表生存状况，包括健康状况、财务状况和交友状况。“H”则代表人类更高一层的需要，包括雄心、自尊心、期望值、幽默感。
本文主要着力于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于2009年发布的“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委员会报告”①提出的对经济发展的测量体系应实现从“生产导向”（production-oriented）到“幸福导向”（well-being-oriented）的转变，即应聚焦于未来福祉社会进步测量的思考与回应，因为进步并不只是意味着财富创造或革新，进步更意味着苦难减少和幸福增加，（生产性）财富是（人本）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财富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幸福除了“福利”（基于收入或财富）因素之外，更多涉及非收入因素（例如健康状况、职业发展、家庭关系等）。有鉴于以上的回顾与思考以及本研究的经济社会学取向，笔者从“效用”（Utility）角度去界定“幸福”(Well-being)②，提出以收入为前提的相对效用幸福论（客观效用综合主观效用）。在测量方面，本研究中的“幸福”测度涵盖侧重于主观方面的“幸福感”(Measure of Subjective Social Progress Well-being)与侧重于客观方面的“幸福度”(Measure of Objective Economic Performance Well-being )两个层次。①研究认为改善与提升幸福的途径至少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基于政府公共政策层次，如追加有利于社会进步（教育、健康、安全、职业发展、民意表达与善治等）的公共支出，另一方面是基于个体的心理调适与适应性行为（Adaptive Behavior）的校正层次。
二、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关于“经济与社会”共建理念的阐释与启示
（一）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关于“经济与社会”共建理念的阐释
因对既有GDP衡量体系的不满，法国总统萨科齐试图建立起一个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新综合指标，于是在2008年建立起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委员会(CMEPSP)，即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2009年，“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发布，报告写作用意很明晰，即其就是为政治领导人（政策制定者）而书就。该报告通篇围绕GDP标准的缺陷、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三方面来阐述。报告在开篇即指出人们使用GDP和 GNP（国民生产总值）等国民收入数据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衡量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市场经济活动，但目前GDP和 GNP指标却越来越多地被视为衡量社会福祉的指标，一厢情愿地认为幸福会随着GDP和 GNP的增加而上升。但从世界范围的考察来看，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形。一般来说，GDP只是衡量市场生产和经济绩效的一个通行标准。不过，GDP只能用来捕捉经济所有的最终产品，而不考虑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到底是公司、家庭、还是政府，也正是由于GDP一般只是衡量国富的标准，而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不能从本质上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和人民的幸福程度。在诸种经济社会问题面前，因此，对既有衡量经济指标统计体系（GDP衡量体系）的改革值得期待。譬如，在很多情况下，GDP的增长可能隐藏了人们福利的下降，因为健康的身体、愉快的心情很难被体现在某一个数字之中。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经济进步与个体生活感受之间反差的直接来源是因为人们使用测量市场生产的GDP去测量人的幸福。因此，斯蒂格利茨报告倡导实现对经济发展测量体系重点的转向，即从“生产导向”测量到聚焦于当前和未来福祉（well-being of curr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社会进步测量的转变。报告认为，对幸福的界定是一个多维的取向，幸福的主观与客观维度（数据）同等重要。基于既有的学术研究和环球一些具体措施，委员会认为，至少在原则上，测量幸福应同时考虑以下8个关键维度：物质生活水准（收入、消费和财富）；健康；教育；个人活动，包括工作；政治表达和治理；社会联系和关系；环境（当前和未来状况）；不安全状况（经济的和物理的）。报告认为这8个维度塑造着人们的幸福，但是其中不少方面却为传统的收入测量指标体系所忽略。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在报告中还就如何测量幸福提出了12条建议②，涵盖了从“生产到幸福的转向、幸福的多维建制、幸福测量中主客观维度的同等重要性、可持续发展测量的务实路径、环境压力的物理指标”等内容。
报告建议主要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调整GDP的算法，用“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以下简称GNH③）之类新的指标体系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DP），以及设定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恰当标准，新的指标体系可以成为衡量人们幸福感与社会发展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况的标尺，因为国民幸福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并不一定同步增长。将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与衡量经济生产增长的GDP相比，“国民幸福总值”（GNH）的精华之处在于它可以反映未来的发展。因此，对人民生活幸福而言，国民幸福总值比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该报告提醒各国政府，既要有能力测量市场生产，评估经济绩效，监控整体经济状况，更要有能力测量人的幸福，评估当前幸福，关注未来幸福。政府测量幸福的能力，既是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机遇，也是发展中国家制度转型的挑战。为此，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还区分了对可持续程度与当前幸福的评估，去权衡哪一个可能更持久。进一步说，当前幸福不仅涉及经济资源方面的收入与财富，也涉及人生活诸多非经济方面，比如人们感受如何，做过什么，能做什么，以及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的评估与认知。所以，幸福的这些层面能否长时间持续，可能更多取决于影响我们自然、身体、人和社会生活的资本可否留给子孙后代。转移重心不是放弃GDP和生产标准，它们仍是衡量市场生产和就业所不可或缺的，它们也是解决经济状况监控等很多重大问题所离不开的，即“国民幸福总值”（GNH）与GDP二者也是互助的，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但是，把幸福作为重心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因为GDP统计数据所包含的信息与百姓幸福所必需的东西，二者之间的差距看上去越来越大。在社会发展实践中，“国民幸福总值” （GNH）应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有机结合，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新标准体系。这意味着，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需要改进统计体系，以人的幸福为中心，用能够捕捉可持续性的标准，来弥补市场行为标准。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郑重指出，对经济与社会的引导正如领航员的领航一样，一个可靠的指南针是不能缺失的。希望各国政治领袖与政策制定者将“生产导向”的标准体系转向“幸福导向”，建立覆盖面更为宽泛的可以用于社会进步测量的新标准体系。而实际的决策者也需要对决策所需统计数据和指标深化研究拓展，这样才能找到更好的指标，有效地设计、执行和评估更好的政策，以改进人类福祉和促进社会进步。简言之，超越GDP，测量幸福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声。
（二）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在“经济与社会”共建的认知与测量方面的启示
纵览法国总统萨科奇所设立“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的因缘及由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中所体现的“将评价系统的重点由经济产出向民众幸福转变” 的幸福社会建设理念，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何提升幸福”的议题在不久的将来极可能成为考量各国政府治理能力的标尺之一，将成为衡量各国政府行为的新指标。经济政策与幸福政策的并举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声。如今，政府已经无法回避其应负有的为民众谋幸福的责任，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公共政策转向将是世界性的潮流所在。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提供的幸福测量是从国家（政府）治理层面出发的，而此前的测量，无论是盖洛普还是皮尤，都依托对个人满意度的主观调查来分析各国的满意度，即依托人们对个人生活状况的满意度与对国家状况的满意度作为重要维度。不过，个人满意度测量涉及的层面相对简单，也无意于影响政策决策。而从国家（政府）治理层面出发的幸福评估，则同时兼顾个人满意度和公共政策满意度，兼顾主观调查数据和客观数据分析，可以提供对社会福利更为准确的衡量标准，可以帮助政府做出更适宜的公共决策，从而政府可以据此确定最大化国民幸福所要采取的行为与措施。
三、“经济与社会”共建发展方式的公共政策意蕴
在一定程度上，依据世界上对GDP指标体系的一致性反思（法国设置斯蒂格利茨委员会即为一明证）与对国民幸福总值GNH之类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新指标体系的研究热潮①，可以预测“经济与社会”的共建极可能就是十二五之后中国发展方式新前景，这将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向，一个由物（GDP）到人（幸福）的发展转向。诚如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所言，对幸福研究的探讨将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公共政策转向。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幸福指数的使用需要同时注意到其中的政策规划、政策影响评估和绩效评估三个层面。[10]在政策规划层面，一方面需要识别潜在的幸福源并确定最低水平幸福的优先权；另一方面，在政策设计时应认识到幸福水平是不断递增的，要考虑到该政策设计对幸福不同维度（例如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所列举影响幸福的8个维度或者不丹研究院GNH研究中心所提供的影响幸福的9个维度）的影响。在政策影响评估层面，为保障幸福政策项目的有效性，要根据对过去经济发展情形的分析做好幸福调查事前和事后的评估，例如不同制度、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地区或社会对幸福的可能性理解和影响幸福的因素以及同一地区不同阶层对幸福抑或不幸福的看法，个人层次与组织层次的幸福抑或不幸福将导致的社会（经济）后果是什么。在绩效评估层面，规划设定的幸福指数考评体系应具备可操作性，可以对政府机构及其组成人员的绩效进行测度和赋值，以作为下一步发展调整的参考依据。
此外，立足于为民众谋幸福的“幸福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不妨加入对个体“偏好”（preference）和“需求”（need）之间均衡性的考虑，因为以前的政策制定往往只考虑如何改善社会经济环境，忽视了个体偏好和需求的变化。经济学的前提假设认为个体的行为决定是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然而现有的研究发现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和快乐适应性（hedonic adaptation）并不一定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经济学前提假设的解释力。因此，政府政策的关注点应回归到个体的偏好和需求上。[11]有效的幸福政策将导致下列产出：可以用微观个体幸福的测量来评估政府财政支出的成效；提高就业率，比仅仅增加人均收入或提供失业救济金更有利于人们幸福的提升；定义“贫困人群”应该同时测量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和主观幸福的强弱；人们的主观幸福受到与他人比较的影响，因此还应该向高收入人群收更高的税，增加社会平等（但具体仍需考虑其他很多方面的影响）。[12]“幸福政策”不仅可以构成政府执行力新的挑战与动力，还可作为一种新的政策评估标准和未来政府绩效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可以涵盖经济增长、文化发展、环境保护以及政府责任的甄善、公民权利的甄善等诸多方面。简言之，幸福政策的研究与幸福指标体系的建立要在既有发展成果基础上围绕现有政策的需求（短板）、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与评估进行操作。幸福探寻对于政府的要义就在于推进一个法治、高效、廉洁、深孚众望、高度负责的良性政治建制与治理。
四、讨论
笔者是在对幸福研究综述基础上通过对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的解读去捕捉“经济与社会”共建折射出的政府公共政策转向的意图。幸福和“经济与社会”共建研究要以了解个人选择和政府政策的后果，进而影响个人选择和政府政策为其研究目的，即要着重关注经济社会共建中对影响幸福抑或不幸福因素的分析，进而可以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或者调整提供有效依据。同时，也囿于学界对幸福研究的不成熟，例如经验性或描述性的居多，而能在理论方面升华的则很少，本研究在幸福及其测量的界定和操作化方面也还有待进一步充实，一些构思尚处于探索阶段。笔者思考，下一步可以尝试依据本研究提出的幸福概念去度量和建立一套综合主客观数据的指标体系（可以涵盖幸福的目标、阶段、机制、组织保障、突破口等）。此数据指标体系除了彰显本土的特殊性之外，还要能体现出幸福研究的一般性，即能够将可比性与本土性有机结合起来，并注意到测量指标体系构建中不同部分的权重差别，譬如，在本研究中，可以将发展阶段、生活水平、社会阶层等设置为中介变量。而基于大样本统计的抽样极为重要，问卷、访谈等典型社会学研究方法自然也是题中之义，计划依据中山大学电话访问中心先进行一次小规模的电话调查，然后争取在有关部门支持之下开展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为和谐幸福的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做学理性铺垫。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高思谦，译.台北：台湾商务出版社，2005.
[2]〔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谢宗林，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3]Easterlin R.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 ence[C]∥David P, Reader M.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witz.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4：116-125.
[4]〔英〕理查·莱亚德.不幸福的经济学[M].陈佳伶，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5]Carol Graham. Insights on Development from 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J].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2005，（2）：219.
[6]Daniel Kahneman，Alan B.Krueger. 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6，（1）：3-24.
[7]Diener E, Fujita F. Resources, Personal Striving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Nom- othetic and Idiographic Approach[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5，（5）：926-935.
[8]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 [J]. Psychology Bulletin，1984，（3）：542-575.
[9]Ronald Inglehart, et al. Development, Freedom and Rising Happiness[J].Association forPsychological Science，2008，（l3）：264-285.
[10]Derek. Bork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what government can learn from the new res- earch on well-being[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11]Richard A. Easterlin. Explaining happines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J].Academy of Sciences，2003，（100）：110-179.
[12]Bruno S. Frey, Alois Stutzer.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2，（7）：402-435.
[责任编辑：任山庆校对：叶慧娟]
关键词： 幸福测量； 经济发展方式；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 幸福社会
中图分类号： F20；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1)03-0112-05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of Well-Being Measurement and Turning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lanation for Joint Construction Concept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LIGan1 ， CAOLin-lin2
(1.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China Navy Command College, Guangzhou 51000, China)
Abstract: The aim of economic growth is beyond economic performances, and well-being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a review of “Well-being Research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and the author’s definition about well-being measurement, the author tells a great transformation from“production-oriented”to “well-being-oriented” is coming, which will focus on how to improve levels of well-being besides productive achievements in public policies.
Key words: well-being measurement；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happier society
一、幸福测量研究综述
西方伦理学奠基人亚里斯多德在其《尼各马科伦理学》第十卷中论及的“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1]，将幸福视为人生最终目的与至善。在社会科学界，对幸福的理解一般是从经济学角度去探讨的。例如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论及“经济发展应当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2]边沁提出的“幸福最大化原则”则是基于其信仰不渝的功利主义理论之上的，尽管其中多少有些自相矛盾之处。边沁之后，杰文斯以正负效用观进一步丰富了其共有的避苦求乐“快乐净收益”论点。而伊斯特林（1974）却告诉我们一个有悖于传统经济学认识的“幸福悖论”[3]，即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居民幸福感和收入背离几乎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相对于财富而言，婚姻、健康、职业与良好的社会关系等要素可以带来更加持久的快乐。一定程度上，学界有关幸福的“伊斯特林悖论”的讨论催生了对福利经济学，乃至传统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结论（如传统效用函数论）提出挑战的“快乐经济学”（Economics of Happiness）与基于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和体验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的“幸福学”（Hedonics）的诞生，与此相呼应的名家有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绩效中心的曾任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顾问的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理查莱亚德和著名澳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前者在其《不幸福的经济学》中指出幸福无疑是社会唯一值得努力的目标。[4]后者在其《东亚快乐鸿沟》中指出，除却经济因素之外，人们的幸福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财富因素。“总体而言，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其他学者也对幸福悖论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Carol Graham(2005)将相关经验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指出大多数幸福研究文献发现，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幸福水平不存在明显相关性，这表明许多其他的因素也在起作用，如文化特征。[5]而在对幸福的测量方面，经济学界除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的以“可行能力”（capability）论之外,还陆续提出来几个具有一定影响的指数或量表，例如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力推的“快乐星球指数”（HPI, Happy Planet Index）和“幸福学”（Hedonics）倡导者、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兼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提出的国民幸福计算指数也颇有影响，即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c%。另外，以快乐心理学(Hedonic Psychology)研究著称的行为经济学代表人物、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与他人合作提出的“日重现法”（DRM，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即根据一定问题架构来引导被测试者对一天中有关快乐与幸福的状态进行回忆与再现,并对这种状态进行评估。简言之，幸福及其测量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主流经济学如福利经济学和非主流的“快乐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对其都有贡献。某种程度上，前者的幸福观可以视为以收入为基础的客观效用幸福论，倡导经济福利测度MEW （Measure of Economic Welfare），而后者幸福观则可以视为以收入为前提的主观效用幸福论（对心理学SWB的改造）。
同时，在社会科学领域，对幸福的研究除了经济学之外，还有已经取得不菲成果的心理学学界。心理学中对幸福进行解释的经典理论为设定值理论（Set point theory）。该理论认为，对“何为幸福”，个体的心理有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即为快乐幸福与否的感知点。人们会根据对生命事件的感受，将其划分为临界点之上或之下，因此，快乐的适应性决定了人们的幸福感受。设定值理论还认为任何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都将是一种事倍功半，因为个体往往只会根据当下的感受去定义幸福。[6]而著名心理学学者Diener等人则提出了“幸福期望论”（Aspiration Levels）,指出幸福与否及其程度不仅受期望值和实际成果之间的差影响，也受到期望值、现实条件与个人内外在资源之间契合度的影响。[7]在对幸福的测量方面，心理学对幸福的研究大多着力于对SWB（Subjective Well-being）的测度, 作为心理学专门术语，SWB主要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其由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感三个不同维度组成，具有主观性、稳定性、整体性三大特征[8]。西方学者就SWB的实证测量做了不少工作，如美国的Ronald Inglehart等研究人员（2008），就以WVS（The World Value Survey）指数为基础，经由快乐和生活满意度两个向度来测量SWB，设定SWB=生活满意度的分值–2.5*快乐程度的分值：生活满意度打分，最高为10分（最满意），最低为1分（最不满意）；快乐程度打分，很快乐(赋值为1)、比较快乐（赋值为2）、不太快乐（赋值为3）、很不快乐（赋值为4）。[9]另外，英国心理学家科恩（P. Cohen）提出的幸福方程式一度得以广为推崇。在该方程式中，幸福＝P＋（5xE）＋（3xH）。“P”代表个性，包括人的世界观、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E”代表生存状况，包括健康状况、财务状况和交友状况。“H”则代表人类更高一层的需要，包括雄心、自尊心、期望值、幽默感。
本文主要着力于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于2009年发布的“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委员会报告”①提出的对经济发展的测量体系应实现从“生产导向”（production-oriented）到“幸福导向”（well-being-oriented）的转变，即应聚焦于未来福祉社会进步测量的思考与回应，因为进步并不只是意味着财富创造或革新，进步更意味着苦难减少和幸福增加，（生产性）财富是（人本）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财富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幸福除了“福利”（基于收入或财富）因素之外，更多涉及非收入因素（例如健康状况、职业发展、家庭关系等）。有鉴于以上的回顾与思考以及本研究的经济社会学取向，笔者从“效用”（Utility）角度去界定“幸福”(Well-being)②，提出以收入为前提的相对效用幸福论（客观效用综合主观效用）。在测量方面，本研究中的“幸福”测度涵盖侧重于主观方面的“幸福感”(Measure of Subjective Social Progress Well-being)与侧重于客观方面的“幸福度”(Measure of Objective Economic Performance Well-being )两个层次。①研究认为改善与提升幸福的途径至少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基于政府公共政策层次，如追加有利于社会进步（教育、健康、安全、职业发展、民意表达与善治等）的公共支出，另一方面是基于个体的心理调适与适应性行为（Adaptive Behavior）的校正层次。
二、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关于“经济与社会”共建理念的阐释与启示
（一）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关于“经济与社会”共建理念的阐释
因对既有GDP衡量体系的不满，法国总统萨科齐试图建立起一个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新综合指标，于是在2008年建立起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委员会(CMEPSP)，即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2009年，“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发布，报告写作用意很明晰，即其就是为政治领导人（政策制定者）而书就。该报告通篇围绕GDP标准的缺陷、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三方面来阐述。报告在开篇即指出人们使用GDP和 GNP（国民生产总值）等国民收入数据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衡量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市场经济活动，但目前GDP和 GNP指标却越来越多地被视为衡量社会福祉的指标，一厢情愿地认为幸福会随着GDP和 GNP的增加而上升。但从世界范围的考察来看，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形。一般来说，GDP只是衡量市场生产和经济绩效的一个通行标准。不过，GDP只能用来捕捉经济所有的最终产品，而不考虑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到底是公司、家庭、还是政府，也正是由于GDP一般只是衡量国富的标准，而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不能从本质上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和人民的幸福程度。在诸种经济社会问题面前，因此，对既有衡量经济指标统计体系（GDP衡量体系）的改革值得期待。譬如，在很多情况下，GDP的增长可能隐藏了人们福利的下降，因为健康的身体、愉快的心情很难被体现在某一个数字之中。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经济进步与个体生活感受之间反差的直接来源是因为人们使用测量市场生产的GDP去测量人的幸福。因此，斯蒂格利茨报告倡导实现对经济发展测量体系重点的转向，即从“生产导向”测量到聚焦于当前和未来福祉（well-being of curr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社会进步测量的转变。报告认为，对幸福的界定是一个多维的取向，幸福的主观与客观维度（数据）同等重要。基于既有的学术研究和环球一些具体措施，委员会认为，至少在原则上，测量幸福应同时考虑以下8个关键维度：物质生活水准（收入、消费和财富）；健康；教育；个人活动，包括工作；政治表达和治理；社会联系和关系；环境（当前和未来状况）；不安全状况（经济的和物理的）。报告认为这8个维度塑造着人们的幸福，但是其中不少方面却为传统的收入测量指标体系所忽略。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在报告中还就如何测量幸福提出了12条建议②，涵盖了从“生产到幸福的转向、幸福的多维建制、幸福测量中主客观维度的同等重要性、可持续发展测量的务实路径、环境压力的物理指标”等内容。
报告建议主要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调整GDP的算法，用“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以下简称GNH③）之类新的指标体系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DP），以及设定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恰当标准，新的指标体系可以成为衡量人们幸福感与社会发展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况的标尺，因为国民幸福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并不一定同步增长。将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与衡量经济生产增长的GDP相比，“国民幸福总值”（GNH）的精华之处在于它可以反映未来的发展。因此，对人民生活幸福而言，国民幸福总值比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该报告提醒各国政府，既要有能力测量市场生产，评估经济绩效，监控整体经济状况，更要有能力测量人的幸福，评估当前幸福，关注未来幸福。政府测量幸福的能力，既是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机遇，也是发展中国家制度转型的挑战。为此，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还区分了对可持续程度与当前幸福的评估，去权衡哪一个可能更持久。进一步说，当前幸福不仅涉及经济资源方面的收入与财富，也涉及人生活诸多非经济方面，比如人们感受如何，做过什么，能做什么，以及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的评估与认知。所以，幸福的这些层面能否长时间持续，可能更多取决于影响我们自然、身体、人和社会生活的资本可否留给子孙后代。转移重心不是放弃GDP和生产标准，它们仍是衡量市场生产和就业所不可或缺的，它们也是解决经济状况监控等很多重大问题所离不开的，即“国民幸福总值”（GNH）与GDP二者也是互助的，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但是，把幸福作为重心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因为GDP统计数据所包含的信息与百姓幸福所必需的东西，二者之间的差距看上去越来越大。在社会发展实践中，“国民幸福总值” （GNH）应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有机结合，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新标准体系。这意味着，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需要改进统计体系，以人的幸福为中心，用能够捕捉可持续性的标准，来弥补市场行为标准。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报告郑重指出，对经济与社会的引导正如领航员的领航一样，一个可靠的指南针是不能缺失的。希望各国政治领袖与政策制定者将“生产导向”的标准体系转向“幸福导向”，建立覆盖面更为宽泛的可以用于社会进步测量的新标准体系。而实际的决策者也需要对决策所需统计数据和指标深化研究拓展，这样才能找到更好的指标，有效地设计、执行和评估更好的政策，以改进人类福祉和促进社会进步。简言之，超越GDP，测量幸福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声。
（二）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在“经济与社会”共建的认知与测量方面的启示
纵览法国总统萨科奇所设立“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的因缘及由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中所体现的“将评价系统的重点由经济产出向民众幸福转变” 的幸福社会建设理念，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何提升幸福”的议题在不久的将来极可能成为考量各国政府治理能力的标尺之一，将成为衡量各国政府行为的新指标。经济政策与幸福政策的并举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声。如今，政府已经无法回避其应负有的为民众谋幸福的责任，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公共政策转向将是世界性的潮流所在。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提供的幸福测量是从国家（政府）治理层面出发的，而此前的测量，无论是盖洛普还是皮尤，都依托对个人满意度的主观调查来分析各国的满意度，即依托人们对个人生活状况的满意度与对国家状况的满意度作为重要维度。不过，个人满意度测量涉及的层面相对简单，也无意于影响政策决策。而从国家（政府）治理层面出发的幸福评估，则同时兼顾个人满意度和公共政策满意度，兼顾主观调查数据和客观数据分析，可以提供对社会福利更为准确的衡量标准，可以帮助政府做出更适宜的公共决策，从而政府可以据此确定最大化国民幸福所要采取的行为与措施。
三、“经济与社会”共建发展方式的公共政策意蕴
在一定程度上，依据世界上对GDP指标体系的一致性反思（法国设置斯蒂格利茨委员会即为一明证）与对国民幸福总值GNH之类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新指标体系的研究热潮①，可以预测“经济与社会”的共建极可能就是十二五之后中国发展方式新前景，这将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向，一个由物（GDP）到人（幸福）的发展转向。诚如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所言，对幸福研究的探讨将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公共政策转向。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幸福指数的使用需要同时注意到其中的政策规划、政策影响评估和绩效评估三个层面。[10]在政策规划层面，一方面需要识别潜在的幸福源并确定最低水平幸福的优先权；另一方面，在政策设计时应认识到幸福水平是不断递增的，要考虑到该政策设计对幸福不同维度（例如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所列举影响幸福的8个维度或者不丹研究院GNH研究中心所提供的影响幸福的9个维度）的影响。在政策影响评估层面，为保障幸福政策项目的有效性，要根据对过去经济发展情形的分析做好幸福调查事前和事后的评估，例如不同制度、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地区或社会对幸福的可能性理解和影响幸福的因素以及同一地区不同阶层对幸福抑或不幸福的看法，个人层次与组织层次的幸福抑或不幸福将导致的社会（经济）后果是什么。在绩效评估层面，规划设定的幸福指数考评体系应具备可操作性，可以对政府机构及其组成人员的绩效进行测度和赋值，以作为下一步发展调整的参考依据。
此外，立足于为民众谋幸福的“幸福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不妨加入对个体“偏好”（preference）和“需求”（need）之间均衡性的考虑，因为以前的政策制定往往只考虑如何改善社会经济环境，忽视了个体偏好和需求的变化。经济学的前提假设认为个体的行为决定是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然而现有的研究发现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和快乐适应性（hedonic adaptation）并不一定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经济学前提假设的解释力。因此，政府政策的关注点应回归到个体的偏好和需求上。[11]有效的幸福政策将导致下列产出：可以用微观个体幸福的测量来评估政府财政支出的成效；提高就业率，比仅仅增加人均收入或提供失业救济金更有利于人们幸福的提升；定义“贫困人群”应该同时测量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和主观幸福的强弱；人们的主观幸福受到与他人比较的影响，因此还应该向高收入人群收更高的税，增加社会平等（但具体仍需考虑其他很多方面的影响）。[12]“幸福政策”不仅可以构成政府执行力新的挑战与动力，还可作为一种新的政策评估标准和未来政府绩效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可以涵盖经济增长、文化发展、环境保护以及政府责任的甄善、公民权利的甄善等诸多方面。简言之，幸福政策的研究与幸福指标体系的建立要在既有发展成果基础上围绕现有政策的需求（短板）、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与评估进行操作。幸福探寻对于政府的要义就在于推进一个法治、高效、廉洁、深孚众望、高度负责的良性政治建制与治理。
四、讨论
笔者是在对幸福研究综述基础上通过对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的解读去捕捉“经济与社会”共建折射出的政府公共政策转向的意图。幸福和“经济与社会”共建研究要以了解个人选择和政府政策的后果，进而影响个人选择和政府政策为其研究目的，即要着重关注经济社会共建中对影响幸福抑或不幸福因素的分析，进而可以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或者调整提供有效依据。同时，也囿于学界对幸福研究的不成熟，例如经验性或描述性的居多，而能在理论方面升华的则很少，本研究在幸福及其测量的界定和操作化方面也还有待进一步充实，一些构思尚处于探索阶段。笔者思考，下一步可以尝试依据本研究提出的幸福概念去度量和建立一套综合主客观数据的指标体系（可以涵盖幸福的目标、阶段、机制、组织保障、突破口等）。此数据指标体系除了彰显本土的特殊性之外，还要能体现出幸福研究的一般性，即能够将可比性与本土性有机结合起来，并注意到测量指标体系构建中不同部分的权重差别，譬如，在本研究中，可以将发展阶段、生活水平、社会阶层等设置为中介变量。而基于大样本统计的抽样极为重要，问卷、访谈等典型社会学研究方法自然也是题中之义，计划依据中山大学电话访问中心先进行一次小规模的电话调查，然后争取在有关部门支持之下开展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为和谐幸福的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做学理性铺垫。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高思谦，译.台北：台湾商务出版社，2005.
[2]〔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谢宗林，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3]Easterlin R.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 ence[C]∥David P, Reader M.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witz.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4：116-125.
[4]〔英〕理查·莱亚德.不幸福的经济学[M].陈佳伶，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5]Carol Graham. Insights on Development from 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J].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2005，（2）：219.
[6]Daniel Kahneman，Alan B.Krueger. 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6，（1）：3-24.
[7]Diener E, Fujita F. Resources, Personal Striving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Nom- othetic and Idiographic Approach[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5，（5）：926-935.
[8]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 [J]. Psychology Bulletin，1984，（3）：542-575.
[9]Ronald Inglehart, et al. Development, Freedom and Rising Happiness[J].Association forPsychological Science，2008，（l3）：264-285.
[10]Derek. Bork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what government can learn from the new res- earch on well-being[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11]Richard A. Easterlin. Explaining happines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J].Academy of Sciences，2003，（100）：110-179.
[12]Bruno S. Frey, Alois Stutzer.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2，（7）：402-435.
[责任编辑：任山庆校对：叶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