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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公益，只是中国企业家们生活中的一小部分，而远非必需品。其实，公益活动不仅可以缓解企业家，尤其是转型期企业家与社会的普遍紧张关系，更是企业家精神的一部分
说起张醒生跳槽亚信公司的渊源，一个可能被很多人忽视的细节是，他曾和丁健、田溯宁在一次“赞助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的公益活动中，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在价值观上达成了彼此的“认同”。
当然，时间必须要追溯到去年年中，那是7月，骄阳似火的天气，张醒生和网通副总裁田溯宁、新华信董事长赵民、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等人，一同赴藏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可可西里之行”。
他们之所以有这次“不顾一切”的行动，最重要的原因是，张此前发起援助的“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活动（三年捐助200万元），给了每个国人“良知上的震撼”。而同去的企业家们也都在这次西藏之行中再一次受到了触动和感染。回来后，网通特意发行了一套以保护藏羚羊为主题的IP电话卡；新华信公司则取消了原定的10周年庆典活动，把节省出来的费用购买了一辆改装的2020吉普车，捐献给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
如果说，一个企业家的“善良”毕竟很有限的话，那么，当他和自己周围的企业家们结成一个团队，一起投身到这种纯粹的非盈利性的公益活动中的时候，显然，便拧成了一股绳索的力量，便有了社会的普遍意义和价值。
美国《商业周刊》有为富豪慈善捐助不定期进行排榜的习惯。但在中国，像这样的企业家现在究竟有多少，还没有一个机构准确统计过。
事实上，在各种义举中，人们似乎只是看到，新疆巴楚发生6.8级强烈地震，24小时内最先向中国红十字会表达捐赠愿望的是些企业的名字：美国辉瑞制药（中国）公司、深圳奥斯曼实业集团、柯达（中国）公司，等等。
隐藏在企业声誉背后的中国企业家们，究竟过着一种什么样的非盈利“隐秘生活”？
公益文化
在公众眼中，企业家们投身公益的种种非盈利行为，不外乎受两种思维支配：一个是东方人传统的“乐善好施”、“与人为善”。深圳奥斯曼公司的董事长许競荣——一个典型民营企业家，在提到捐助动机时，他会非常自然地想起，自己平常最怕见到的那些小乞丐。他觉得，这些孩子实在太可怜了，所以，只要出门，他就会在身上特意带一些零钱，随时准备“不时之需”。虽然，他承认自己很推崇佛教，但是，每每行善，他还是认为那是发自内心，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
这种中国式的慈悲为怀，虽然诚心诚意、不夹带一丝私心杂念，但表现出来，经常会是零星的、无目的的捐助，而西方的公益文化则提倡将公益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表现出来的，往往会是习惯性的自然而然。
身处中国的跨国公司里的老板们，身体力行中，已将这种西方的公益文化带到了中国。美国辉瑞公司的中国区负责人Allan Gab，信奉“八个核心价值观”，他认为其中的“社区精神”就是鼓励大家，为自己所处的国家和社区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园。所以在中国新疆发生地震后，他要马上组织抗生素、感冒药以及灾后心理创伤治疗药物共计168万元，包机送往灾区。虽然，他丝毫不否认中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提法是鼓励大家投身公益的动力源泉之一，但是，他还是觉得，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公益文化更能深入人心，而其对于一个有能力的企业家投身公益的影响力还是更为深远些。
其实，中国的企业家们投身公益的整体情况，也在验证这一点。在去年年底的中国企业家年会上对400位与会企业家的调查中发现，几乎每个受访企业家都在过去一年中有公益事业或慈善活动的支出。但是，他们很多人除了一些感觉上不得不捐的赈灾款以外，并不知道如果自己或者自己所代表的企业要做慈善、要投身公益，怎么做才能对社会更有效，或者说更具有“战略性”。
非盈利，为了什么？
“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人和他的妻子建立了一个240亿美元的基金，来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孩子对抗疾病。”美国《新闻周刊》曾这样描述比尔·盖茨的慈善活动。
实际上，对已年过40的比尔来说，现在除了保持自己处理事情的激情之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持续他和家人的慈善事业。而这笔名叫“盖茨”的基金之所以成立，也正是这种心愿的表达。
从美国东海岸到非洲的海地乘飞机只要4个小时，但是这4个小时的前后却可以让人看到两个不同的世界：美国的繁华和海地的贫穷，形容后者人们通常会用“抢劫、谋杀、痢疾、痛苦、失望”等词，但最要命的是那里的孩子，要么活不过16个月，要么疾病缠身。盖茨和他的妻子美琳达曾到过一次海地，他们发现，当地的儿童一年只有16美元用于医疗保护，因为海地人一天的平均收入只有1.26美元。所以，回到美国后，比尔马上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能做些什么？”
“捐出所得，帮助世界上最贫穷地区的孩子”。比尔知道，除了海地，世界上还有很多地区也处在同一生活水平。所以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慈善基金，并让它成为世界慈善史上最大的一笔基金。
现在，投入7.5亿美元设立的“盖茨基金”已经成为最具成长性的慈善基金，但是它仍然坚持着最简单的原则：如果它能被容纳为商业的一部分，它将保证能提供一个奉献的目标。也就是说，比尔这种非盈利的公益行为并不完全依赖自己的捐献，而是利用基金本身的各种投资，赚取更多收益，并投入更广泛的公益活动之中。
当然，这是国外各种富人基金滚动发展并壮大的通常途径。也正如“盖茨基金”基金会的CEO斯通西夫所说，“我们不想只成为一个资金提供的机器，而应该扮演催化剂的角色。”他希望，借这个基金的推动，能促使当地政府更多注意自己管辖区域的人们的健康问题，因为更多的事还是得由当地政府完成。
他们的做法和想法与中国的企业家可真是不同。
中国扶贫基金会曾记录过一位扶贫状元陈亦峰的故事。作为深圳冠丰华贸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亦峰在5年之内曾向中国扶贫基金及深圳残联捐献超过2000万元的公益款。他说，自己热心公益纯粹是因为童年的苦难经历使然。
小时侯的陈亦峰，家里很穷，天天要提篮去拾煤渣，有时到酒厂较早，看门人故意刁难，不给开门，数九寒冬，就在厂门口蜷缩着等，只有碰到看门中的好心人，才会因为可怜他给开开门。于是，“好心助人受欢迎”这个朴素的道理，就成为了他全力投身公益活动的全部思想根源。
为了扶贫，陈亦峰个人生活十分简朴。据说，他的第一套西装是在1997年作为全国助残先进个人到北京接受国家领导人接见时才做的。而像这样的企业家，在国内各个非盈利性组织的捐助名册上都能找到。
但即使这样，在中国扶贫基金2000年报中，还是有一个统计显示：向基金会提供捐助的主要群体是境外企业和个人，其累计捐助6157万元，占整个捐助的65.07%。
中国的企业家捐赠并没有蔚然成风。
差异化生存
除了道德，法律和税收才是富人们头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剑。
而这也是约束并鼓励他们从事非盈利活动的主要力量。西方富豪经常选择非盈利性基金，或捐助慈善事业作为他们避税和树立公众形象的途径。很多世界级的富豪同时也是世界级的慈善家。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在于，西方国家对个人收入和消费的税收很高，公民在消费时，尤其是富人在购买奢侈品时，消费税更是高的惊人。此时，富人们建立自己的慈善基金或是捐助善款，就可以合理避税，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回报社会。比如，企业家参加公益、捐助善款，就可以减免很多税，其中包括所得税、营业税、财产税等。此外，慈善捐赠还可以在税前支付，不列入捐赠人的个人计税所得。
而要说起中国的状况，美宝集团副总裁冯皙就有点忍不住“寒心”了。他的公司1990年曾做过一次捐助活动，当时，他理所当然的把捐助物品价值计入了公司成本，但立马就被税务部门否决了，并告知他，这是交给国家的税，谁也没有权力把它捐赠掉。
清华大学非政府组织（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告诉记者，敦煌莫高窟现在作为中国的文物，居然要靠日本人的捐助来保护着。这不是说政府不重视，而是比起贫困人口、下岗工人、失学儿童来，文化遗产不得不退居次席；这也不是说国内企业家都没钱捐助保护，而是这些对非盈利性行业，比如文化、艺术、教育等的捐助，在国外可以享受减免税的鼓励政策，但在国内好像谁也没听说过。
当然，中国与外国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国外法律明确保护私人的财产权，并不关心捐助人的钱是怎么挣的，企业家把钱拿出来搞非盈利性活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会觉得这是社会对他的存在的一个认可。而且，国外企业家进行公益活动，渠道非常畅通，成熟规范运作的非盈利性组织也很多，而中国在这方面却不能让企业家们满意。
许曾向记者讲过捐助中的一个细节。他说，新疆发生地震时，自己身在深圳，试图从当地民政部门打听有关捐助的渠道，却被告知“没有相关捐助活动”。自己的公司每年都会有一次清仓，库房里的服装不是拿去贱卖，而是拿去捐给需要这些产品的人，但有时候千方百计都找不到可以接收这些东西的地方，最后只好草草了事。
想公益却公益不成，这不是许競荣一个企业家的困惑。
在此次采访中，一些国内企业家曾不太自然地对记者说，有时候自己的捐助并非所愿，而是因为各种摊派，或者公关；一些人则很不情愿说出自己捐助的数目，他们害怕会被“仇富”，甚至被误解成“作秀”。
看来，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目前非盈利活动还只是他们“隐秘生活”中的一部分，远没有成为如国外富豪一般的“生活必需品”。其实，公益活动不仅可以缓解企业家与社会的普遍紧张关系，尤其是社会转型期，更是企业家精神的一部分——前者是伴随着对财富在内的普遍认同感，后者是作为社会精英的企业家存在的崇高目的之一。
说起张醒生跳槽亚信公司的渊源，一个可能被很多人忽视的细节是，他曾和丁健、田溯宁在一次“赞助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的公益活动中，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在价值观上达成了彼此的“认同”。
当然，时间必须要追溯到去年年中，那是7月，骄阳似火的天气，张醒生和网通副总裁田溯宁、新华信董事长赵民、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等人，一同赴藏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可可西里之行”。
他们之所以有这次“不顾一切”的行动，最重要的原因是，张此前发起援助的“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活动（三年捐助200万元），给了每个国人“良知上的震撼”。而同去的企业家们也都在这次西藏之行中再一次受到了触动和感染。回来后，网通特意发行了一套以保护藏羚羊为主题的IP电话卡；新华信公司则取消了原定的10周年庆典活动，把节省出来的费用购买了一辆改装的2020吉普车，捐献给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
如果说，一个企业家的“善良”毕竟很有限的话，那么，当他和自己周围的企业家们结成一个团队，一起投身到这种纯粹的非盈利性的公益活动中的时候，显然，便拧成了一股绳索的力量，便有了社会的普遍意义和价值。
美国《商业周刊》有为富豪慈善捐助不定期进行排榜的习惯。但在中国，像这样的企业家现在究竟有多少，还没有一个机构准确统计过。
事实上，在各种义举中，人们似乎只是看到，新疆巴楚发生6.8级强烈地震，24小时内最先向中国红十字会表达捐赠愿望的是些企业的名字：美国辉瑞制药（中国）公司、深圳奥斯曼实业集团、柯达（中国）公司，等等。
隐藏在企业声誉背后的中国企业家们，究竟过着一种什么样的非盈利“隐秘生活”？
公益文化
在公众眼中，企业家们投身公益的种种非盈利行为，不外乎受两种思维支配：一个是东方人传统的“乐善好施”、“与人为善”。深圳奥斯曼公司的董事长许競荣——一个典型民营企业家，在提到捐助动机时，他会非常自然地想起，自己平常最怕见到的那些小乞丐。他觉得，这些孩子实在太可怜了，所以，只要出门，他就会在身上特意带一些零钱，随时准备“不时之需”。虽然，他承认自己很推崇佛教，但是，每每行善，他还是认为那是发自内心，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
这种中国式的慈悲为怀，虽然诚心诚意、不夹带一丝私心杂念，但表现出来，经常会是零星的、无目的的捐助，而西方的公益文化则提倡将公益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表现出来的，往往会是习惯性的自然而然。
身处中国的跨国公司里的老板们，身体力行中，已将这种西方的公益文化带到了中国。美国辉瑞公司的中国区负责人Allan Gab，信奉“八个核心价值观”，他认为其中的“社区精神”就是鼓励大家，为自己所处的国家和社区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园。所以在中国新疆发生地震后，他要马上组织抗生素、感冒药以及灾后心理创伤治疗药物共计168万元，包机送往灾区。虽然，他丝毫不否认中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提法是鼓励大家投身公益的动力源泉之一，但是，他还是觉得，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公益文化更能深入人心，而其对于一个有能力的企业家投身公益的影响力还是更为深远些。
其实，中国的企业家们投身公益的整体情况，也在验证这一点。在去年年底的中国企业家年会上对400位与会企业家的调查中发现，几乎每个受访企业家都在过去一年中有公益事业或慈善活动的支出。但是，他们很多人除了一些感觉上不得不捐的赈灾款以外，并不知道如果自己或者自己所代表的企业要做慈善、要投身公益，怎么做才能对社会更有效，或者说更具有“战略性”。
非盈利，为了什么？
“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人和他的妻子建立了一个240亿美元的基金，来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孩子对抗疾病。”美国《新闻周刊》曾这样描述比尔·盖茨的慈善活动。
实际上，对已年过40的比尔来说，现在除了保持自己处理事情的激情之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持续他和家人的慈善事业。而这笔名叫“盖茨”的基金之所以成立，也正是这种心愿的表达。
从美国东海岸到非洲的海地乘飞机只要4个小时，但是这4个小时的前后却可以让人看到两个不同的世界：美国的繁华和海地的贫穷，形容后者人们通常会用“抢劫、谋杀、痢疾、痛苦、失望”等词，但最要命的是那里的孩子，要么活不过16个月，要么疾病缠身。盖茨和他的妻子美琳达曾到过一次海地，他们发现，当地的儿童一年只有16美元用于医疗保护，因为海地人一天的平均收入只有1.26美元。所以，回到美国后，比尔马上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能做些什么？”
“捐出所得，帮助世界上最贫穷地区的孩子”。比尔知道，除了海地，世界上还有很多地区也处在同一生活水平。所以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慈善基金，并让它成为世界慈善史上最大的一笔基金。
现在，投入7.5亿美元设立的“盖茨基金”已经成为最具成长性的慈善基金，但是它仍然坚持着最简单的原则：如果它能被容纳为商业的一部分，它将保证能提供一个奉献的目标。也就是说，比尔这种非盈利的公益行为并不完全依赖自己的捐献，而是利用基金本身的各种投资，赚取更多收益，并投入更广泛的公益活动之中。
当然，这是国外各种富人基金滚动发展并壮大的通常途径。也正如“盖茨基金”基金会的CEO斯通西夫所说，“我们不想只成为一个资金提供的机器，而应该扮演催化剂的角色。”他希望，借这个基金的推动，能促使当地政府更多注意自己管辖区域的人们的健康问题，因为更多的事还是得由当地政府完成。
他们的做法和想法与中国的企业家可真是不同。
中国扶贫基金会曾记录过一位扶贫状元陈亦峰的故事。作为深圳冠丰华贸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亦峰在5年之内曾向中国扶贫基金及深圳残联捐献超过2000万元的公益款。他说，自己热心公益纯粹是因为童年的苦难经历使然。
小时侯的陈亦峰，家里很穷，天天要提篮去拾煤渣，有时到酒厂较早，看门人故意刁难，不给开门，数九寒冬，就在厂门口蜷缩着等，只有碰到看门中的好心人，才会因为可怜他给开开门。于是，“好心助人受欢迎”这个朴素的道理，就成为了他全力投身公益活动的全部思想根源。
为了扶贫，陈亦峰个人生活十分简朴。据说，他的第一套西装是在1997年作为全国助残先进个人到北京接受国家领导人接见时才做的。而像这样的企业家，在国内各个非盈利性组织的捐助名册上都能找到。
但即使这样，在中国扶贫基金2000年报中，还是有一个统计显示：向基金会提供捐助的主要群体是境外企业和个人，其累计捐助6157万元，占整个捐助的65.07%。
中国的企业家捐赠并没有蔚然成风。
差异化生存
除了道德，法律和税收才是富人们头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剑。
而这也是约束并鼓励他们从事非盈利活动的主要力量。西方富豪经常选择非盈利性基金，或捐助慈善事业作为他们避税和树立公众形象的途径。很多世界级的富豪同时也是世界级的慈善家。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在于，西方国家对个人收入和消费的税收很高，公民在消费时，尤其是富人在购买奢侈品时，消费税更是高的惊人。此时，富人们建立自己的慈善基金或是捐助善款，就可以合理避税，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回报社会。比如，企业家参加公益、捐助善款，就可以减免很多税，其中包括所得税、营业税、财产税等。此外，慈善捐赠还可以在税前支付，不列入捐赠人的个人计税所得。
而要说起中国的状况，美宝集团副总裁冯皙就有点忍不住“寒心”了。他的公司1990年曾做过一次捐助活动，当时，他理所当然的把捐助物品价值计入了公司成本，但立马就被税务部门否决了，并告知他，这是交给国家的税，谁也没有权力把它捐赠掉。
清华大学非政府组织（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告诉记者，敦煌莫高窟现在作为中国的文物，居然要靠日本人的捐助来保护着。这不是说政府不重视，而是比起贫困人口、下岗工人、失学儿童来，文化遗产不得不退居次席；这也不是说国内企业家都没钱捐助保护，而是这些对非盈利性行业，比如文化、艺术、教育等的捐助，在国外可以享受减免税的鼓励政策，但在国内好像谁也没听说过。
当然，中国与外国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国外法律明确保护私人的财产权，并不关心捐助人的钱是怎么挣的，企业家把钱拿出来搞非盈利性活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会觉得这是社会对他的存在的一个认可。而且，国外企业家进行公益活动，渠道非常畅通，成熟规范运作的非盈利性组织也很多，而中国在这方面却不能让企业家们满意。
许曾向记者讲过捐助中的一个细节。他说，新疆发生地震时，自己身在深圳，试图从当地民政部门打听有关捐助的渠道，却被告知“没有相关捐助活动”。自己的公司每年都会有一次清仓，库房里的服装不是拿去贱卖，而是拿去捐给需要这些产品的人，但有时候千方百计都找不到可以接收这些东西的地方，最后只好草草了事。
想公益却公益不成，这不是许競荣一个企业家的困惑。
在此次采访中，一些国内企业家曾不太自然地对记者说，有时候自己的捐助并非所愿，而是因为各种摊派，或者公关；一些人则很不情愿说出自己捐助的数目，他们害怕会被“仇富”，甚至被误解成“作秀”。
看来，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目前非盈利活动还只是他们“隐秘生活”中的一部分，远没有成为如国外富豪一般的“生活必需品”。其实，公益活动不仅可以缓解企业家与社会的普遍紧张关系，尤其是社会转型期，更是企业家精神的一部分——前者是伴随着对财富在内的普遍认同感，后者是作为社会精英的企业家存在的崇高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