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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手那卡西乐队不断接触不同的社会团体如工作伤害人协会，和团体中的人一起说故事、讲故事，把歌曲做出来。这些说出来的故事会增强工人们的认同感。“当他们的经验能够通过歌曲公开演唱，他们会发现他们的东西也并非没有价值，因为故事真实，往往会感动到更多的人。
2013年冬，北京，在一台特殊的春节晚会——为打工者筹备的春晚上，黑手那卡西乐队亮相了，准备唱他们的成名曲《福气个屁》，吉他手刘自强在介绍这首歌时说道：“我们为这个社会创造了经济的繁荣，到头来获得是一无所有。工人到底有什么福气，福气个屁！”
黑手，在台湾的意思是指“劳动工人的手，每天都沾着机油”，而“那卡西”是一种伴奏的乐队形式。如他们的名字，成立于1996年的黑手那卡西乐队，十几年来一直为“双手沾满机油”的劳动者唱歌，用音乐创作表达自己的态度，书写新的劳工文化。
他们站在舞台上，一字排开，两把木吉他，一把手风琴，一个非洲鼓和一个手握沙锤，然后音乐响起，歌声坚决有力。歌曲渐入高潮，站在舞台左侧的黑手成员王眀惠，拿着手锤带领大家站了起来。“这首歌，站着听，更好听”，大家跟着王眀惠做着黑手经典的“带动唱”动作，那一刻，仿佛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街头，所有人一起为双手油污的劳工呐喊，与那些被社会挤压窒息的边缘弱势人群，如工伤者、精神障碍者、外籍配偶，一起振臂高唱。
被“福气啦！”
1996年，周润发在台湾拍了一个提神饮料的广告。这则广告中，周润发对着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喊话：“各位劳动的兄弟姐妹们，你们是台湾经济奇迹幕后的无名英雄”，然后台下的群众呼喊着：“福气啦！福气啦！”
此时，台湾在造就经济发展繁荣景象的同时，遭遇了传统的产业的衰落，如纺织制衣、电子制造等产业，都逐渐迁往东南亚。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波“关厂”，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他们为争取资方该支付的遣散费和退休金，走上街头。
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散落在各地的工会，形成了一个工会联盟——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简称“工委会”）。他们聚集起来，希望推动台湾修改有利于劳工的劳动法律。1994年进入台湾大学读书的陈柏伟，开始关注失业工人，毕业后，他积极参与到了这些活动中。
早在读书时，陈柏伟就爱好音乐，创作一些歌曲。1996年，在工委会工会组织者的协助下，陈柏伟组织起“黑手那卡西”乐队，取义“为劳动者而歌唱”。这时的黑手乐队成员，大概有30～40人左右，大多是来自工运组织者以及基层工会的工会干部。
当他们看到《福气啦！》广告播出，一群人都很气愤，一次讨论会后，他们花了大约2个小时，一起创作出这首戳破“福气”谎言的歌曲——《福气个屁》，这也是黑手那卡西成立来的第一首创作歌曲。
当这首歌出现在当年集会上，或在大型工人聚会中，即使《福气个屁》歌词有一些脏字，不过配合着一些粗鄙的动作，着实让这些压抑的工人一抒苦闷。
1996年12月，陈柏伟以“组织者”的身份参与到福昌关厂抗争中，四个多月的抗争，让他更加看到抗争歌曲在抗争行动中对工人发生的作用。他意识到，抗争歌曲本身就是抗争活动的一环。
1997年，专辑《福气个屁》出版，这是一张台湾草根工人歌曲集，把工人们唱过的歌曲翻唱再编曲。当时他们的工作方式主要是让工人和弱势者讲出自己的故事，写出自己的歌，“邀请劳工、弱势者，以及社会底层的人聚在一起，大家一起讲讲故事，讲讲自己生活的状况。”
渐渐的，他们开始觉得“不只是一个记录”，可以成立一个固定的乐团，或许可以写一些歌，于是“真正开始写歌”，组建固定的团队。
不只是做音乐
成立之初，黑手成员很多，但却不固定。主要是靠陈柏伟和同学杨友仁支撑。当时杨友仁是“无聊男子团结组织”的主唱，有自己的乐手和团员。在第一张专辑《福气个屁》中，杨友仁和其乐团参与这些歌曲中的编曲部分。
黑手那卡西跟很多工会的组织者认识，所以透过这些组织者，进入到这些工人的团体里去。他们并不是告诉工人，“我为你发声”，而是“我们是一起的，应该是我们一起来看看应该怎么发声”，因此，更多的时间，花在“勾引”工人谈出他们的想法。
听到刘自强用了“勾引”一词来描述，屋子里其他的那卡西成员都笑了起来，夸赞“用得好”。
陈柏伟发现，“音乐在散播的过程中可以软化某些人对某些事情的偏见。”于是，他希望乐队能以抗争的人为主题，“从他们的生命的经验、从他们的抗争出发”。
2000年开始，黑手那卡西乐队不断接触不同的社会团体如工作伤害人协会，和团体中的人一起说故事、讲故事，把歌曲做出来。
这些说出来的故事会增强工人们的认同感。“当他们的经验能够通过歌曲公开的演唱之后，他们会想他们的东西也并非没有价值，因为他们的故事比较真实，往往会感动到更多的人。这对工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赋能过程。”
不过，歌曲只是黑手工作方式的一种。他们更关心“音乐和底层的人的关系是什么？音乐对社会带来什么影响”，他们“不只是要做伟大的音乐”。
2003年，黑手出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台湾牛大战WTO》。它跟《福气个屁》最大的不同，就是“有工人自己的声音”。其中最后一首歌《幸福》，是在为性工作者赋权的日日春协会创作的。很多不支持社会运动的人听了这首歌，透过音乐了解到这些性工作者们的社会环境，转而会支持她们。
2009年的专辑比2004年的创作方式更多元，有更多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歌曲内容，很多歌曲出现不是为了现场抗争，而是通过音乐记录下这些人的生命历程、社会处境。“一首歌就是一个复杂完整的故事。”
集体创作
黑手那卡西乐队不仅是一个乐队，还年年举办工作坊，让普通工人有机会创作自己的歌。虽然他们没有经验，但可以去触发生命里的故事。陈柏伟很详细地讲述了他们的工作方法，“不是谱曲也不是写歌，我们就是聊，然后哼出来，然后修改，然后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工作坊要把事情讨论出来，不是说一个人很厉害，写出来一首歌，你们来唱，这样比较不民主。” 黑手在工作坊中，只是一个协作者，或是“教育者的角色”，但是“这个教育者不是说上下级，我来教你，而是我们示范一种方法，然后我们可以怎样去讨论。”
在现实中，往往越有能力的人越有发言权，黑手一直试图让弱势群体的人发声。刘自强说，他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平等地发言，“发言的权利更要关照到那些没有能力的人”。
这不仅是创作的过程，更是大家一起练习、学习民主的过程。“民主的规则怎样被讨论出来，民主的过程到底发生什么，民主不只是投票。”
2011年6月，走过了15年的黑手那卡西举办了一场演唱会，取名为“就这么办！边缘翻腾、人民力量 ”。与他们一起协作过的工会成员和劳工团体，都站到了台上，自己出来唱歌，唱彼此的歌。
“通过彼此唱对方的歌，了解到对方的社会处境，”陈柏伟举例，比如一个工伤者，他透过工作坊只看到自己被压迫，但是他看不到一个性工作者怎样被压迫，透过这个相互访问的过程，才互相了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有不同形式的压迫。他们也希望通过互唱互访的过程，将不同的抗争联系起来，“弱势者之间如果没有一个相互理解的过程，很容易被台湾当下的这种政党政治给绑架。”
“我们认为社会真正的问题是在阶级，而阶级的压迫是用各种形式存在的，所以让他们透着这样一个机会认识社会的本来面目。”
2013年冬，北京，在一台特殊的春节晚会——为打工者筹备的春晚上，黑手那卡西乐队亮相了，准备唱他们的成名曲《福气个屁》，吉他手刘自强在介绍这首歌时说道：“我们为这个社会创造了经济的繁荣，到头来获得是一无所有。工人到底有什么福气，福气个屁！”
黑手，在台湾的意思是指“劳动工人的手，每天都沾着机油”，而“那卡西”是一种伴奏的乐队形式。如他们的名字，成立于1996年的黑手那卡西乐队，十几年来一直为“双手沾满机油”的劳动者唱歌，用音乐创作表达自己的态度，书写新的劳工文化。
他们站在舞台上，一字排开，两把木吉他，一把手风琴，一个非洲鼓和一个手握沙锤，然后音乐响起，歌声坚决有力。歌曲渐入高潮，站在舞台左侧的黑手成员王眀惠，拿着手锤带领大家站了起来。“这首歌，站着听，更好听”，大家跟着王眀惠做着黑手经典的“带动唱”动作，那一刻，仿佛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街头，所有人一起为双手油污的劳工呐喊，与那些被社会挤压窒息的边缘弱势人群，如工伤者、精神障碍者、外籍配偶，一起振臂高唱。
被“福气啦！”
1996年，周润发在台湾拍了一个提神饮料的广告。这则广告中，周润发对着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喊话：“各位劳动的兄弟姐妹们，你们是台湾经济奇迹幕后的无名英雄”，然后台下的群众呼喊着：“福气啦！福气啦！”
此时，台湾在造就经济发展繁荣景象的同时，遭遇了传统的产业的衰落，如纺织制衣、电子制造等产业，都逐渐迁往东南亚。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波“关厂”，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他们为争取资方该支付的遣散费和退休金，走上街头。
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散落在各地的工会，形成了一个工会联盟——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简称“工委会”）。他们聚集起来，希望推动台湾修改有利于劳工的劳动法律。1994年进入台湾大学读书的陈柏伟，开始关注失业工人，毕业后，他积极参与到了这些活动中。
早在读书时，陈柏伟就爱好音乐，创作一些歌曲。1996年，在工委会工会组织者的协助下，陈柏伟组织起“黑手那卡西”乐队，取义“为劳动者而歌唱”。这时的黑手乐队成员，大概有30～40人左右，大多是来自工运组织者以及基层工会的工会干部。
当他们看到《福气啦！》广告播出，一群人都很气愤，一次讨论会后，他们花了大约2个小时，一起创作出这首戳破“福气”谎言的歌曲——《福气个屁》，这也是黑手那卡西成立来的第一首创作歌曲。
当这首歌出现在当年集会上，或在大型工人聚会中，即使《福气个屁》歌词有一些脏字，不过配合着一些粗鄙的动作，着实让这些压抑的工人一抒苦闷。
1996年12月，陈柏伟以“组织者”的身份参与到福昌关厂抗争中，四个多月的抗争，让他更加看到抗争歌曲在抗争行动中对工人发生的作用。他意识到，抗争歌曲本身就是抗争活动的一环。
1997年，专辑《福气个屁》出版，这是一张台湾草根工人歌曲集，把工人们唱过的歌曲翻唱再编曲。当时他们的工作方式主要是让工人和弱势者讲出自己的故事，写出自己的歌，“邀请劳工、弱势者，以及社会底层的人聚在一起，大家一起讲讲故事，讲讲自己生活的状况。”
渐渐的，他们开始觉得“不只是一个记录”，可以成立一个固定的乐团，或许可以写一些歌，于是“真正开始写歌”，组建固定的团队。
不只是做音乐
成立之初，黑手成员很多，但却不固定。主要是靠陈柏伟和同学杨友仁支撑。当时杨友仁是“无聊男子团结组织”的主唱，有自己的乐手和团员。在第一张专辑《福气个屁》中，杨友仁和其乐团参与这些歌曲中的编曲部分。
黑手那卡西跟很多工会的组织者认识，所以透过这些组织者，进入到这些工人的团体里去。他们并不是告诉工人，“我为你发声”，而是“我们是一起的，应该是我们一起来看看应该怎么发声”，因此，更多的时间，花在“勾引”工人谈出他们的想法。
听到刘自强用了“勾引”一词来描述，屋子里其他的那卡西成员都笑了起来，夸赞“用得好”。
陈柏伟发现，“音乐在散播的过程中可以软化某些人对某些事情的偏见。”于是，他希望乐队能以抗争的人为主题，“从他们的生命的经验、从他们的抗争出发”。
2000年开始，黑手那卡西乐队不断接触不同的社会团体如工作伤害人协会，和团体中的人一起说故事、讲故事，把歌曲做出来。
这些说出来的故事会增强工人们的认同感。“当他们的经验能够通过歌曲公开的演唱之后，他们会想他们的东西也并非没有价值，因为他们的故事比较真实，往往会感动到更多的人。这对工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赋能过程。”
不过，歌曲只是黑手工作方式的一种。他们更关心“音乐和底层的人的关系是什么？音乐对社会带来什么影响”，他们“不只是要做伟大的音乐”。
2003年，黑手出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台湾牛大战WTO》。它跟《福气个屁》最大的不同，就是“有工人自己的声音”。其中最后一首歌《幸福》，是在为性工作者赋权的日日春协会创作的。很多不支持社会运动的人听了这首歌，透过音乐了解到这些性工作者们的社会环境，转而会支持她们。
2009年的专辑比2004年的创作方式更多元，有更多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歌曲内容，很多歌曲出现不是为了现场抗争，而是通过音乐记录下这些人的生命历程、社会处境。“一首歌就是一个复杂完整的故事。”
集体创作
黑手那卡西乐队不仅是一个乐队，还年年举办工作坊，让普通工人有机会创作自己的歌。虽然他们没有经验，但可以去触发生命里的故事。陈柏伟很详细地讲述了他们的工作方法，“不是谱曲也不是写歌，我们就是聊，然后哼出来，然后修改，然后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工作坊要把事情讨论出来，不是说一个人很厉害，写出来一首歌，你们来唱，这样比较不民主。” 黑手在工作坊中，只是一个协作者，或是“教育者的角色”，但是“这个教育者不是说上下级，我来教你，而是我们示范一种方法，然后我们可以怎样去讨论。”
在现实中，往往越有能力的人越有发言权，黑手一直试图让弱势群体的人发声。刘自强说，他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平等地发言，“发言的权利更要关照到那些没有能力的人”。
这不仅是创作的过程，更是大家一起练习、学习民主的过程。“民主的规则怎样被讨论出来，民主的过程到底发生什么，民主不只是投票。”
2011年6月，走过了15年的黑手那卡西举办了一场演唱会，取名为“就这么办！边缘翻腾、人民力量 ”。与他们一起协作过的工会成员和劳工团体，都站到了台上，自己出来唱歌，唱彼此的歌。
“通过彼此唱对方的歌，了解到对方的社会处境，”陈柏伟举例，比如一个工伤者，他透过工作坊只看到自己被压迫，但是他看不到一个性工作者怎样被压迫，透过这个相互访问的过程，才互相了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有不同形式的压迫。他们也希望通过互唱互访的过程，将不同的抗争联系起来，“弱势者之间如果没有一个相互理解的过程，很容易被台湾当下的这种政党政治给绑架。”
“我们认为社会真正的问题是在阶级，而阶级的压迫是用各种形式存在的，所以让他们透着这样一个机会认识社会的本来面目。”